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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史(下):反法同盟国的战时政体

【摘要】:法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了崭新的作战方法,而同盟诸国却在长期内丝毫没有变更其统治方法。同盟诸国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征兵方法。德意志诸国在1794年有过全民武装的主张,但未付诸实施。普鲁士本是个穷国,又因波兰市场的关闭而受到很大损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七、反法同盟诸国的战时政体

反法同盟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互相缺乏配合,以及外交官们不能打破陈规陋习,但根本的原因却在旧制度本身。法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了崭新的作战方法,而同盟诸国却在长期内丝毫没有变更其统治方法。

君主和贵族被世袭、特权和偏见捆住了手脚,不懂得调动和发挥新生力量的作用。大陆各国政府没有进行革新,这是不足为奇的:除了口头上起劲地叫喊反对革命的叶卡特琳娜以外,各国的王公碰巧都是些低能儿,比较能干的还是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前者弗朗斯瓦二世受皇后(那不勒斯费迪南大公的女儿)和他的副官洛林人洛兰将军的操纵,他们二人同图古特一起,任意干预军事决策,极力排斥马克。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瓦尔米战役以后,是唯一主张继续对法作战的普鲁士人;他的大臣在王太子昂利的支持下,不断向他劝驾;普国军队几乎成为国中之国,其统帅莫伦道夫竟敢自作主张同法军举行谈判。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英国虽然不存在同样的无政府状态,却没有及早觉悟到应该顺应战争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

皮特改组了内阁,但这仅是议会的策略需要。战争使辉格党终于彻底分裂,福克斯、谢里丹、兰斯多恩经常提出和平动议,温德海姆准备同意加入政府。皮特很愿意让温德海姆当他的副手,但遭到了邓达斯的反对;掌管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爱尔兰事务部的邓达斯坚决拒绝减少其众多的兼职。邓达斯在陆军部其实只是挂名,他对军队一无所知,把陆军部事务完全交给不参加内阁的该部首席书记官荣吉。皮特和格伦维尔负责实际的军事指挥。可是,即使在外交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并不始终一致。两人都无指挥才能。乔治三世趁机为所欲为:他强行决定围攻敦刻尔克,随意把莫伦道夫于1794年调往尼德兰,阻止召回约克公爵达一年之久,尽管后者在军中遭人耻笑。海军主帅也任用不当:在两名行政长官中,皮特的兄弟查塔姆爵士平庸得令人可怜,里士满公爵的懒散和无能也堪称一绝。英国舰队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敦刻尔克的围城战;正当土伦急需增援时,莫瓦拉爵士却在朴次茅斯按兵不动,驻守英吉利海峡诸岛的四营军队无所事事;当爱尔兰部队整装待发时,竟没有运输工具协助登陆。一直等到弗勒留斯战役失败和比利时陷落后,皮特才决心改变这个局面。邓达斯终于放弃了陆军部的行政职务,改由温德海姆任陆军部的国务秘书;约克公爵不久被召回;斯宾塞和康沃利斯接替了查塔姆和里士满。事实证明,斯宾塞和康沃利斯堪当重任,而温德海姆却是个很不高明的大臣。他根据自己的一贯主张,仓促地组织了旺代的远征,结果导致了基勃隆的惨败。

同盟诸国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征兵方法。德意志诸国在1794年有过全民武装的主张,但未付诸实施。志愿兵越来越少,抽签征兵日益频繁。征兵的困难部分地说明了兵员的严重不足和派遣援军的迟缓。直到1794年,英国仍满足于招募志愿兵和由购买官职的贵族充当军官;它共新建了三十四个联队。爱尔兰的新教徒表现了忠君爱国精神,提供了二万五千名士兵。还有三万名民兵在绅士的领导下担负地方防务;居民们自发组织营队,配合民兵维持秩序。海军除了不分国籍地广泛接收志愿兵以外,还违背法律对海员和非海员,甚至不顾美国的抗议,用“拉伕”的办法强迫外国人入伍。海军还把犯人送到舰上服役,在暂停实行“人身保护令”后,更派政治嫌疑分子充当水兵。英国终于被迫推行了抽签征兵制:最初在1794年征召民兵已激起了多起反抗事件,接着在1795年征集三万水兵,最后在1796年推广到正规陆军。抽签征兵势必产生在大陆诸国业已出现的营私舞弊,沉重的负担压在穷人头上。新兵由于缺乏训练,往往被派往殖民地换回训练有素的职业兵。他们因水土不服而大批减员。不习海上生活的水兵受苦更大:军饷被层层克扣,食物不堪下咽,既无医务设施,又无假日。兵变在英国舰队中如疫病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www.chuimin.cn)

虽然同盟诸国的征兵人数远不能同法国相比,各国却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它们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装备军队,甚至养活士兵也很不容易。这些国家没有发动人民,人民对战争也漠不关心,到处都在消极抵抗,奥军在尼德兰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军粮。人们发现,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几乎都在于财力不足。普鲁士本是个穷国,又因波兰市场的关闭而受到很大损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由于普鲁士每年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塔勒向外国购买军需,它不久就处于货币危机之中。此外,财政大臣施特伦泽在财务管理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唯一真正能提供财政收入的西里西亚省划为国王私人产业,设立没有正常用途也可动用资金的特支金库,从而削弱了其父亲(士兵王)好不容易才实现的中央集权。施特伦泽实际上只能支配军队和领地的经费;由于这笔经费十分有限和早已超支,需要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特别金库取得补充,而国王的特别金库却由沃尔纳经管。施特伦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缩减了王室的奢侈费用。他不得不把1792年末剩下的一千九百万塔勒的军费全部花光,并先后于1793年和1794年向荷兰和法兰克福借贷五百万和八百万盾,短期贷款尚不算在内。1795年发行的国内公债遭到了失败。普鲁士全靠英国的军费补贴才能勉强维持。1794年10月补贴被取消后,施特伦泽除了废除特权外已别无出路:战争迫使他采取革命措施,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停战求和。

需要兼顾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奥国皇帝也同样捉襟见肘。财政赤字从1793年的三千万盾上升到1795年的六千六百万盾。自1793年起,不断向国内和国外借款:债务从1789年的三亿六千二百万盾上升到1796年的四亿七千七百万盾。然而,奥地利仍只能依靠发行纸币过日子,纸币流通量从1789年的二千三百万增加到1796年的三千五百万。假如图古特在巴塞尔协定后得不到英国的军费补贴,奥地利也将不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西班牙大笔动用圣卡洛斯银行的“现金”,当局于1794年没收教会的部分银器;在教皇的同意下,国王于1795年将空缺教职的收入据为己有,并决定在一年内不再任命新的教职。总之,西班牙逐步开始变卖教会的产业。西班牙人曾责备法国人不该采用这项权宜之计,如今在形势逼迫下,终于向法国人学习了。

人们可能会认为,支持宣战并从战争中获利的英国富裕阶级一定会同意负担军费开支的,但皮特却通过借款来弥补赤字,尽可能长久地使富裕阶级免于承担这一义务。国库收入不但没有增加——1792年为一千四百二十八万四千英镑,1795年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七千英镑——,同期的海军支出却从一百九十八万五千英镑提高到六百三十一万五千英镑,陆军支出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英镑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一万英镑。借款总额1793年为四百五十万,1794年为一千三百万,1795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万。皮特用新的借款分期偿还原有借款,利率越提越高,现有的资金即将告罄。与此同时,伦敦银行同意发放贷款和接受“财政证券”,总数在1793年达一千八百万。英国也朝着货币危机的方向前进,皮特理财家的名声将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