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与实务原理

第二节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

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与许多国家一样，源自早期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如果从我国古代的保息六政、荒政及社仓乡约算起，中国的慈善事业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祠堂等家族组织，以及各地都市的会馆、同乡会或宗教组织等，往往也担负着慈善救济的责位。毫无疑问，这些救济措施已为现代社会工作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过，由于经济的、科学的、政治的原因，我国早期的救济事业多以临时抢救的救荒事业为主，经常性的贫民救济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甚少，也未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制度。1949年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新中国时期，我国的社会工作概念大多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概念，并形成了行政型非专业的社会工作体制框架。如此，中国社会一直缺乏产生专业社会工作的土壤。以下我们主要参考王思斌教授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论述⁽¹⁸⁾，来简要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历史上缺乏专业社会工作

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看，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社会结构特征是以生活与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己”为出发点的“差序格局”交往为人际关系，以及以家族、亲友、邻里为生活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家族集团式结构。这样，在这种“生产家庭化而非社会化”及“家族集团结构”的农业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是间接的，而个人直接赖以生存与交往的群体则是家庭(或家族)而不是社会。此外，在文化价值方面，中国传统上又崇尚儒家思想，同时在现实中又深受道家、佛教思想影响，以此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释、道相杂合的生活文化。

因此，在上述条件下，传统中国人社会化的主要方式是在家庭与家族中进行的。比如，在以五伦为本位的家与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中国人社会化的传统始于家庭，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从而可以通达天下的美德。如此，这使得中国人在社会化或遭遇社会问题时，往往缺乏丰富的社会组织的陶冶与训练，只能囿于较为封闭的以“己”为中心、以人情为纽带的亲友圈子之中，并且，对他人也无多求助，由此就不可能产生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社会危机长期持续，严重威胁着人民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时处于危急状态。同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侵入以及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西方文化也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讲授社会学、社会服务等课程，一些大学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教学及开展服务实践活动。比如，1922年，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时分为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两个学科，注意培训社会服务专业人才。1925年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仍侧重于实际应用，以此为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培养社会福利工作者。又如，其他教会私立大专院校包括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苏州教育行政学院等，或成立社会福利行政系、社会事业行政系，或开设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一些院校附设有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基地。总之，中国大学开设社会服务与社会调查等课程，以及从事社会服务实践等活动，均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科学化、职业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些社会工作的早期教育及实践也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与救济事业向科学的社会工作过渡。

另外，一些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同时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也在从事农村发展活动。比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李景汉等一批教育学家，以社会教育工作为中心，改造乡村社区，开展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实验等，由此掀起了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晏阳初等在河北定县推行了华北平民教育运动，试图以实施经济、文化、政治、卫生等综合教育方案，以将农村中的“贫、愚、私、弱”四种病症转变为“富、智、公、强”;而陶行知等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主张以学校为中心，改造乡村社区;至于梁漱溟等则创立了山东邹平实验区等，并试图以复兴中华文化、恢复民族信心、重视农民教育及乡村自救运动等，来引发乡村社会的变迁。可见，上述乡村建设实验应是中国知识界施行的、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虽然因战争等原因，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们对联合国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工作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在世界社会工作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被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工作发展的先声。

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进步势力的压力，旧中国的社会事业在社会行政方面也有一些初步发展。比如，1938年成立了赈济委员会，接着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设立社会组织部。该部于1940年改名为社会部并改隶行政院，从而成为了民国以来政府设置最高社会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概括地说，社会部的职责范围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团组织、社会运动、社会服务、劳工及合作行政等。两年后，行政院当局于1942年又颁布了省社会处组织大纲，并规定各省政府设立社会处、县市设立社会科，至此，社会行政体系基本上已完整建立了。同时，1945年政府还颁布了四大社会政策纲要，乃表明社会政策及立法工作在旧中国已经展开。

三、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府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办自己的社会事业，并因地制宜地全面展开社会救济福利保障工作及各种社会改造工作。比如，建国初期的社会救济与社会改造工作，使得无数灾民与孤老残幼得到了救济与安置，使一大批游民、乞丐、小偷与妓女受到了收容改造，解决了大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建立与维护了新的社会秩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加速发展工业化与加强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与“单位体制”。与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依靠家庭、家族解决问题的思路相反，政府力图依靠正式组织的力量解决人们遇到的生活方面的问题。相应地，政府不仅成为全部社会资源的占有者，也成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责任人。因此，在“全能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福利工作开始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社会政策与立法方面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职工退休、公费医疗、救灾救济及其他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社会福利的范围十分广泛，体现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对其成员在物质帮助上分别承担的责任，而在内容与项目上，中国的社会福利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公共福利、劳动保护、医疗保健、生活补贴、特殊保障等。第三，在国务院的统一指挥下，各社会行政部门(如民政、劳动人事、卫生等部门)分工合作，并与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相互配合，保证了对社会事业的领导与社会行政工作的作用发挥。此外，因民政部门是中国社会福利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大部分社会福利工作包括在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之内，这样，“民政工作”往往被认为是等于“社会工作”的。第四，各部门与团体的有关工作人员，各福利机构的服务人员及广大的城镇、乡村基层干部与群众，开展了大量实际的社会工作。

总之，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工作看，我们可以说，此阶段的中国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主义原理，依靠全能政府或国家的概念，来解决与预防因人们缺乏、丧失适应社会生活能力、社会功能失调而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社会问题，以管理社会生活，进行社会服务，调整社会关系，完善社会制度的专门工作。而在此种社会工作体制与概念下，政府在城市往往通过其代表者——各种社会组织与单位，并通过国家干部、行政程序与手段向人们提供生存资源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从而形成了靠行政框架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加之，在这个时期，我国在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教育方面也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系与社会福利行政系，从此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课程在大学中消失了。这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排除了专业社会工作存在的必要性。不过，因我国的行政干部实际上已承担了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职能，因此，这种实际的社会工作又被称为“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

四、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实际上以政治运动作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所以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社会问题。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通过改革开放解决诸多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及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开放政策使我们发现了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差距。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学科建设，随之，社会工作课程作为应用社会学在一些大学开始恢复。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与其他一些普通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直属高校等，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讲座课程。同时，随着“政企分离”改革政策的推动，政府与群众团体的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民政部等部门对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要求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7年，国家民政部为了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特邀一批知名的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马甸举行了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认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1988年，国家教委首先批准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并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这样，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开始在中国起步。与此同时，民政部门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讲授了社会工作内容。1991年7月5日，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并于1992年正式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这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开端。之后，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央提出的干部专业化的要求，民政、劳动、卫生、人事、公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及专业团体的工作，均积极地朝专业化的方向迈进。而这些多方面的专业化，正在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大发展。比如，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底，中国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已经超过了100多所。仅仅十几年间，中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数量就扩大了30多倍，由此形成了“政府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教育率先发展、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同时并存、专业社会工作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新特点。

五、中国社会工作在未来的发展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的迅速变迁必将形成社会结构的失调，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社会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机制来应付这些问题，以保障社会稳定、有序与正常的运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过程的全面展开，随之出现了一些制度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在原有制度下，由单位包揽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老年服务、幼儿入托、婚姻冲突等生老病死的大部分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出现了一段空白地段，并由此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同时，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老龄问题、失业问题、人口流动加快、空巢家庭增多、青少年教育等社会问题也来势迅猛。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上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改革由于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调整过程，这种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社会出现了以下新问题：其一，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突出，并出现了一批新的弱势群体;其二，许多原有的社会问题和新生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渠道与办法;其三，人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与外部环境协调的问题;其四，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并更为注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如此，以上这些问题必须由现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去应付与解决。因此，当我国政府与社会意识到这些问题与承认或正视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时，社会工作无疑成为了一种可选的工具或手段，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深层基础就在于此。⁽¹⁹⁾以下我们通过简要分析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推力与阻力，来预测中国社会工作在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社会工作发展的推力分析

我们认为，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中国社会工作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的转折点上，其具体的推力分析如下⁽²⁰⁾。

助力之一：人们依靠亲属群体解困的手段日益削弱。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次级社会群体地位的上升，人们靠亲属群体来解困的“亲情支持系统”在逐渐削弱。这无疑为专业社会工作(仅从作为解困手段上分析)提供了助力。

助力之二：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力量在逐渐增加。中国历史积累下来的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尖锐化、深刻化，以及面临后工业社会的话语对话而形成的困境，致使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能力建构不足，因而迫切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与专业人员为之分忧解难。这样，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日益重视。比如，2006年10月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而这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如此，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正在与日俱增，它们不仅在各种工作场合发表了对社会工作有利的讲话，也尝试将社会工作手法运用于日常工作中，并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助力之三：体制改革带来社会服务的职能回归社会与社区。在30多年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揽了许多不该管或管不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事务，致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抛弃了政府包办一切的思路，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过渡，这样社会服务的职能被移交社会与回归社区。

助力之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某些社会层面的发育与发展。在社会服务职能回归于社会与社区的背景下，一大批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正在逐渐地发育成长。比如中国妇女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希望工程办公室、青年志愿者协会、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已经承接了政府与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促进了社会发展。

助力之五：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大发展。由于教育部在专业目录修订后正式承认了社会工作专业，并将它作为一个支持发展的应用性专业，解决了“户口”这一决定命运的大问题，加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者的组织，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也开始发挥其功能。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恢复、提倡以后，已经迈上了规范的道路。另外，上海已制定了地方性的社会工作师考试制度，而人事部与民政部于2008年6月首次举行了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与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以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这些合力正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大发展。

(二)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分析

从以上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条件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是在同原体制、同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的共生及互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它在发展中也遭遇了以下阻力⁽²¹⁾。

阻力之一：推进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经济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因素看，一些企业仍然在“办社会”，并实行“母爱主义”关怀，致使我国社会福利资源仍滞留在企业中。而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足够的资源，必然给社会工作相对独立地开展带来困难。同时，从政治因素分析看，尽管专业社会工作体系在福利资源发送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上都要优于行政体系，然而，因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庞大体系还未建立，加之，行政体系在最终效果方面有时可能会优于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仍会选择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的福利发送模式，由此阻碍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阻力之二：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同旧的体制、观念及工作方法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一是某些政府部门对一些社会工作事务的包办代替，客观抑制了各类社会服务组织的发育与成长;二是某些准政府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以非专业化手段涉足社会工作事务，并与专业社会工作争夺社会服务资源，故而客观上会抑制其他社会服务组织的发育与成长;二是绝大多数社会服务机构或中介组织，虽然已初步具备了社会工作机构的雏形，但它们在职业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阻力之三：专业社会工作水平低，已不能适应社会工作转型带来的挑战。其主要表现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素养的师资匮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实务训练不足;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十分薄弱等。

从以上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助力与阻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正面临着发展的契机、转折的困境及挑战。进一步，我们认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张力，即：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已有百年的社会工作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如何判断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要，从而进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创新。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工作将出现不同社会服务模式的并存与交融，以及不同专业水平的服务并存。如社区互助服务、政府的行政性和半专业化服务将继续存在。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将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而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也将发挥其重要的影响力，并将拉动整个社会服务朝向专业化的方向成长。

思考题

1.简述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

2.简述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

3.你认为21世纪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向是什么?

4.你如何理解“政府负责的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的作用?(www.chuimin.cn)

5.试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1］白秀雄.社会工作［M］．台北：三民书局，1982.

［2］李晓凤.社会工作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3］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

［4］林胜义.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

［5］秦炳杰，陈沃聪，钟剑华.社会工作实践基础理论［M］．香港：香港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6］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0.

［8］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同泰印刷局，1986.

［9］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10］Mayadas N.S.and Elliott D..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olicies and Practices.［M］．In Reisch M.＆Gambrill E．(eds)，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1997.

【注释】

(1)参见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20-21.

(2)参见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同泰印刷局，1986：37-40.

(3)参见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19-20.

(4)参见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20.

(5)参见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0：44-46.

(6)参见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23-24.

(7)参见白秀雄.社会工作［M］．台北：三民书局，1982：16-20;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同泰印刷局，1986：40-43.

(8)参见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25.

(9)参见白秀雄.社会工作［M］．台北：三民书局，1982：18-20;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同泰印刷局，1986：44-51;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0：49-51.

(10)参见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26.

(11)参见李增录.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27-28.

(12)参见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23-24.

(13)参见林胜利.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27-28.

(14)参见秦炳杰，陈沃聪，钟剑华.社会工作实践基础理论［M］．香港：香港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4-17.

(15)参见秦炳杰，陈沃聪，钟剑华.社会工作实践基础理论［M］．香港：香港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8-19.

(16)参见Mayadas N.S.＆Elliott D..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Policies and Practices.In Reisch M.＆Gambrill E.(eds)，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1997：175-185.

(17)参见Mayadas N.S.＆Elliott D..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Policies and Practices.In Reisch M.＆Gambrill E.(eds)，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1997：185-185.

(18)参见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8.

(19)参见李晓凤.社会工作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22.

(20)参见李晓凤.社会工作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22.

(21)参见李晓凤.社会工作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