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博弈间的关系及结论讨论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必须全面地考察价值或者承诺、影响、权力、货币、物资五个层面的博弈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乃至博弈均衡路径之外的“其他变数”。多层次博弈之间的制衡关系，形成了政府官员的“类新教伦理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客观上起到一定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多层次博弈间的关系

本章遵循“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尝试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就提供一个解释逻辑。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地凭借资源配置、制度安排，或者管制放松就能解释得了的。必须全面地考察价值或者承诺、影响、权力、货币、物资五个层面的博弈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乃至博弈均衡路径之外的“其他变数”。

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致富倡导等观念在价值或者承诺层面博弈中的胜出，大大推进了人们摆脱人性压抑，提高了人们为自己或者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正确的价值主导了影响和权力层面的博弈，分权让利、责任制等关涉权力的安排，使得不同层级的主体意识得以萌发、成长；权力挟持计划经济体制的余威，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也推进了经济建设的效率。此外，腐败反腐败在货币、物资博弈层面带来的对宏观经济的停滞危害，因为政府信用货币的使用而缓解。多层次博弈之间的制衡关系，形成了政府官员的“类新教伦理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客观上起到一定作用。以上逻辑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它是价值或者承诺、影响、权力、货币、物资一系列社会博弈的结果。

“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实事求是、致富倡导、责任制等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油门”；另一条则是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反腐败等形成了制动和平衡机制。这两条线索之间形成的张力对经济的平稳增长有一定的助益。当然，随着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腐败压力这条线索的弱化趋势日益明显，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也出现日益严重的问题。

投资的扩张和内需的萎缩同时又遭遇出口障碍，容易引发我国的经济危机；同时，在我国如果出现社会动荡，则极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原因是腐败官员手中的金融资产容易在局势动荡之时出手，以争抢市面中的基本生活物资，造成通货膨胀，经济恶化；此外，这些金融资产的外逃也非常容易带来国家的信用危机。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反腐败实在是不容丝毫忽视的工具。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反腐败等仍然不过是表层的主张，深层的倡导是我们需要构造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www.chuimin.cn)

本章的探讨对利用“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来分析社会变迁也不无启发。虽然价值或者承诺、影响、权力、货币、物资这些不同的层次或者层面之间总体上存在前者操纵、影响后者的可能性，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后者操纵、影响前者的可能性也是同样存在的。所以，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每一个层面都看作博弈的场域，在这一层博弈中，可以调用另一层或几层的资源。各层之间可能有一定的交换关系，而“其他变数”则是同样存在的。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经两次提到“傻子瓜子”：一次是在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次是在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两段相关的文字分别如下：“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1993：91页）“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同上：371页）

[2]单单在社会科学的层面上，“腐败”一词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1）公共权力的滥用；（2）社会不良现象；（3）制度的腐朽。在社会用语中，“腐败”一词有被泛化的倾向。例如，把出租车司机绕行称为“交通腐败”，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称为“学术腐败”，把小学生班干部接受同学礼物称为“低龄腐败”，网民甚至把自己掏钱到饭店吃一顿丰盛的饭菜也叫作“腐败一把”。

多层次博弈间的关系及结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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