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中的层次制约:类新教伦理效应

三、不同层次博弈的彼此制约：“类新教伦理效应”

放松管制虽然以致富倡导和责任制等形式推进，但仍然容易将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变成“谋利型政府”，加上改革开放初期货币博弈层面的存款匿名制等信息分散机制，腐败会比较容易从中特别是从掌握实权的官员中滋生出来。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平稳增长需要有进一步的制约机制，这些制约机制仍然可以从“博弈—结构功能主义”中探求。

不过与前一节不同的是，本节更多地沿着不同层次博弈的彼此制约逻辑，围绕政府官员这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行为主体展开探讨。

（一）腐败的本质与刺激作用

就政府官员而言，腐败是公认的最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很好的探讨点。笔者在比较狭义^[2]的意义上使用“腐败”一词，将其界定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打破正常秩序或者规则，牟取过度的私利，满足过度的私欲的行为。我国《刑法》虽未界定“腐败”一词，但第八章有关“贪污贿赂罪”的内容能够较好地说明本定义的外延。《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无独有偶，《公务员法》亦未提到“腐败”一词，而是在第五十三条强调了一些相关的纪律，禁止了某些行为和活动，其中有与我们所要界定的“腐败”一词的外延相近者，包括：“（七）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八）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吴敬琏（2003）从经济的角度将腐败的来源归结为三类：（1）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2）利用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3）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吴敬琏这里所涉及的腐败主要限于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的理想过程中容易形成的腐败。事实上，权钱交易、侵吞公共财产、利用市场机制牟取暴利都意味着计划体制或行政权力掌控范围的收缩，市场体制掌控范围的扩展。但是，在笔者看来，导致相反路径的腐败仍然是存在的：（1）因为能够有权钱交易的机会，故意设租，增加不必要的干预；（2）因为官员掌控了设租而获利的特许权，掌控官员的官员进一步设租，买官卖官，推动前一种腐败大行其道；（3）因为可以在权利裁量中让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而充分盘剥，营造“军备竞赛”，“吃了原告吃被告”，在此过程中又容易屈从权力而助长前两种腐败。显然，上述所有腐败，除了权钱交易可能降低交易费用（当然也可能导致进一步设租），对于达成某些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收益有所帮助之外，腐败本身基本上并不会直接增加社会财富，更多的时候不过是转移社会财富。

笔者认为，腐败本质上是物资、货币层面的博弈掌控和主导了权力层面的博弈（权钱交易、掠夺公产、牟取暴利），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层面的博弈脱出了影响层面和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而不受后两者的掌控和主导（如故意设租、买官卖官、“吃了原告吃被告”）。

此外，笔者认为腐败具有一定的社会建构性，这不仅仅是相对法律规范而言，而且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制度文化而言的：在某一制度文化下被认为是腐败者，在另一制度文化下未必被认定为腐败者；随着制度文化发生改变，人们对于腐败的认知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先前被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如今未必会再被界定为腐败。至于在实践的操作之中，腐败的界定则更多地依赖于反腐败制度的具体执行状况，以及社会大众的认知。有些时候，如果正常秩序或者规则规定得过于严苛并与社会实践及认知严重脱节，那么若不充分利用制度实施和执行者的私欲和私利谋取动机，推动其利用公共权力打破这些所谓的“正常秩序或者规则”，则一些有社会价值与承诺的实践根本无法达成。这时候根据旧的规定，制度实施和执行者无疑存在“违规”的行为（如果谋利过度，甚至被大众界定为腐败；当然如果谋利适度而正当，则可能被视作变通或者变革），但对整体社会生活和实践状况的改进却是有益的。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某些腐败”至少是在改革的早期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方法进行购买，于是就形成了钱权交易。在这种一般的、共同的形式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交易，也有法律和政策不允许的交易，还有法律和政策尚未涉及的交易，界限很难分清……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和贿赂的风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改革中的很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先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制度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改革不仅易于诱发腐败和贿赂，而且还会产生腐败和贿赂；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改革还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张曙光，1996：214页）

张维迎认为：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经济学上讲的公共产品的腐败要坚决管住，但是现在管的大量是本该由市场管的经济学上称为私人产品的腐败。如果腐败不能从体制上根治，那么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转引自张问敏等，1997：269页）

张五常则说道：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87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转引自张问敏等，1997：268～269页）。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历来为社会大众所痛恨。以上被网络概括为“腐败三张论”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和一般大众的批评。这与“腐败三张论”所谈腐败仅为很小一部分腐败类型而与社会大众所理解之腐败极为宽泛不无关系。事实上，当张曙光说“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而且改革还要利用腐败和贿赂”时，前一腐败和后一腐败的内涵已经大不相同；张维迎所谓“官员索取剩余”可以是由致富倡导和责任制所带来的正当的剩余，也可以是社会大众所痛恨的不正当的剩余，虽然“剩余”这一概念可能包含腐败，但与“腐败”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张五常所谓“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那么谁代表国家来送呢？如果只能是高干自己送，则做官就是有高额利润的，聪明的他们又怎么可能被“诱导”“弃官从商”呢，即便“弃官从商”又怎么可能放弃权力所能带来的获取超额利润的影响力呢？

总体而言，笔者以为，“腐败三张论”对腐败的正面肯定应看作对腐败背后所依托的致富倡导及责任制（或者放松管制）的肯定。其中有些论述并不适于用“腐败”一词，但是他们却运用了，鉴于他们的言论对社会的影响较大，加上被断章取义甚至是被故意歪曲，事实上给公众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二）多层次博弈的制约

反过来说，包含腐败的改革行为，除了变通的部分值得肯定之外，腐败的部分虽然由于与变通混杂在一起，一时间难以剔除，而成为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却实在是不值得肯定，也不值得为之正名。笔者认为，不是腐败在给经济增长带来效率，而恰恰是基于多层次博弈的反腐败加上适度的改革变通在给经济带来效率和效益。

当代中国社会在反腐败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下面沿着不同的博弈层次进行分析。

首先，从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来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利于塑造清晰的民众、党和国家干部的反腐败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而有利于制约权力，减少腐败行为。

其次，从影响层面的博弈来看，信息社会网络给舆论监督带来极大的便利（虽然网络本身也受到了不少的约束），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让决策者（通常是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关注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自身行为的国际影响，这也有利于制约权力，减少腐败行为。

最后，从权力层面的博弈来看，当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选取方式毕竟不是在一个家族的血脉之中选择的，而是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禅让制，这也有利于将最优秀的人才推上领袖的位置。并且这种机制产生的国家领导人通常有基层生活经验，故不像帝王时代特别是一个朝代中后期的皇帝那样容易被蒙蔽。

事实上，反腐败历来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因而它们也更多地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发言和文章，进而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之中。(www.chuimin.cn)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34处出现“腐败”的字眼，除了两处分别指涉的是“历代反动政府”和“清王朝”的腐败之外，其余32处都涉及党和政府“反腐败”、“反对腐败”、“惩治腐败”等话题。他认为“三种人”是党内的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邓小平，1993：37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同上：143页），坚持社会主义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小平，1993：144页）。人民包括党员只有被教育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同上：290页），但我们在教育这方面的失误比较大。邓小平表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同上：145页）。在1989年之后的讲话中，邓小平更多更频繁地提到反腐败（达29次之多，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提及反腐败次数的90.6％；考虑到《邓小平文选》中，1989年之后的谈话所有页数仅占正文页数的26.1％，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1989年之后比之前提及反腐败的频次要高27.4倍），其中比较典型的几段话如下。

……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邓小平，1993：297页）

……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1993：313页）

在三卷近80万言的《陈云文选》中，仅出现了三次“腐败”一词，且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斥责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的。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陈云文选》再未使用“腐败”的字眼，当然他提到了“消极现象”的问题，并且也提出了用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的思路。

关于改革的决定中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大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一方面许多企业的产品要自销出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社队企业的原材料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指标，需要自己去找。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陈云，1995：338页）

以上这段讲话发表四个月之后，陈云又重提“消极现象”问题，并指出：“现在消极现象相当多，比那个时候（指四个月前——引者）多得多。总之，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合乎辩证法，死是为了活。”（陈云，1995：343页）由于这次谈话题目是“钞票发行权与外汇储备问题”，显然对于消极现象，除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之外，陈云认为还有一种控制途径就是运用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进行管制。

在《江泽民文选》中同样多次提到了反腐败问题，并且与精神文明建设并列，显然认为反腐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是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要战略方针。越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样才能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才能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江泽民，2006a：364页）

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向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我看至少有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三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但它不是孤立进行的。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2006b：102页）

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就是为了既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完整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江泽民，2006b：259页）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某些反腐败行为可能服从于政治利益，成为利益集团打击异己的一个重要工具，背后存在权力运作的逻辑，且这类权力运作并不遵循上述良好的价值或者承诺。但是这些只是枝节问题，并不影响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类新教伦理效应”

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与“类新教伦理效应”有关。新教伦理意味着世俗的经济成就对于一个人“罪业”的减缓并最终实现救赎有一定作用，在这一伦理指导下，人们挣钱是为了荣耀上帝，获得上帝的眷顾。于是，对于职业，他们有一种相应的天职观念，这是自身救赎必不可少的道具。

那么什么是“类新教伦理效应”呢？这是指推动人们产生与新教伦理指导下之行为类似行动的作用力的发挥，并且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和不良影响能够得以避免。要全面认清这一点，则不仅要从微观角度了解相关心理机制，更要从宏观层面辨析反腐败的社会背景在我们当前这个社会体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

显然，政府特别是官员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从微观层面来看，对官员的激励不仅来自荣耀、晋升机会，也来自其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市场才能让手中的权力得到沽价，有腐败机会来获取利益，且经济建设主导下官员也有早出政绩多出政绩的需要，故而官员有极大的动力主导、规划和协调经济建设。在多层次博弈形成的反腐败压力之下，腐败行为可能给某些官员带来一定的“兴奋感”和紧张感，腐败所得也提高了他们过于放肆、贪婪无度的机会成本。成天喊反腐自己却捞钱的言行不一致容易导致其负罪心理和补偿心理：他们得了“高薪”，所以时不时需要表现其执政为民的姿态。此外，晋升也成为他们逃避惩罚的重要出路：他们自认为只要官越做越大，就可能降低被查处的风险。于是他们有动力来推动政绩工程乃至民心工程的建设。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中国古代帝王时代，人们所使用的货币大多是金属货币，自然，这个时候腐败积累的货币也大多是金属货币，囤积的也必然倾向于金属货币。由于金属的开采并不容易，增长相对缓慢，所以总体上货币的供应量和供应的可能性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官员过于腐败，或者帝王过于贪婪，金属货币的集中程度就会过高，加上厚葬之风盛行也会消耗掉不少贵金属，国家就会非常容易陷入贫困。如果这个时候反腐败的力度加大，则虽然能够通过抄家获得一定的物资来充实国库，但是反腐败能够波及的对象毕竟有限，部分未暴露的腐败官员将更信奉不显富的道理，在生活上可能表现得更为简朴和吝啬，金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不进入流通领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在帝王时代，如果腐败比较盛行，而反腐败的力度也比较大，那么帝国经常会面临货币紧缩的危险和事实，老百姓手中没有钱就无法消费，社会生产和投资便会萎缩，于是倾向于出现该富不富的现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9）。特别是这个时候面临一个贪腐成风的体制，即便是比较英明的君主也总是难以施行将货币转移到穷困老百姓手中的技术性手段，农民只有起义才有活路，而一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过去的帝国体制就会逐渐无还手之力。

但是，对于一个非金属货币体系，特别是政府信用货币（纸币、代币不与金属货币挂钩）体系，同样是腐败，只要对之有足够的制约力，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减弱。在这里，由于政府具有较强和较为灵便的创造货币的能力（在货币数字化之后，该能力更是大为增强），所以官员腐败所累积的货币即便不进入流通之中，也不会导致市面中流通货币不足的后果。因为政府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增加货币投放量（在纸币特别是电子货币时代，这显得非常轻松、容易），而这样做每每带来的是通货膨胀的危险，腐败官员存钱而不敢花（往往需要具有一定反腐败的压力才能达到这一效果）恰恰存在抵消了这种通货膨胀危险的可能性。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比较放心地启动货币创造机制，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投资来带动消费、发展经济。当然，在生产力没有解放和逐步解放的时候，由于市面上的物资有限，过多的货币集中于某些腐败官员和少数人之手是危险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反腐败压力形成必要制约，那么他们手中的货币一旦进入市场往往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可能。

在中国，当经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之后，事实上不管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少，大规模的投资似乎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主题。中国经济30多年的增长过程中，每年的投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其货币投放数量也增长迅速。据统计，1998年全国货币净投放量为1026亿元（2005年为2563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为11204亿元（2005年为24031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60倍和52倍（以上两个数值2005年相对于1978年分别约为150倍和111.5倍）（国家统计局，2007）。从体制上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也有投资饥渴。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多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绩需要。而民间精英争当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的欲望则是民间社会投资饥渴的根源。投资饥渴和对投资饥渴的满足（银行的改革相对滞后，所以在改革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资金的软预算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出面担保）很容易带来通货膨胀；而腐败在政府信用货币体系下的危害也会通过通货膨胀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生产水平的提升不够快，那么货币因为通货膨胀贬值的可能性越大，在存款匿名制、反腐败放松的背景下，从腐败官员的手中涌向市场的货币就会越多，造成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价格飞涨，给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政治危机。

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除了抑制投资饥渴、经济过热（这已经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手段如进行银行体制改革、通过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之外，另外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反腐败，特别是反洗钱。反腐败特别反洗钱，使得腐败官员往往只能够或者是倾向于以现金的形式持有货币，特别是在2000年4月1日实施存款实名制之后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可以从一些腐败案中揭示出来的现象比较清楚地看到，腐败官员往往并不敢将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银行，甚至不会借他人名义存入银行，而是绞尽脑汁，考虑如何在家里或家的附近藏匿现金，这就容易造成小偷、小区保安成为“反腐先锋”的闹剧。

另外，反腐败的压力也使得腐败官员在日常生活中不敢过于进行奢侈消费，特别是周久耕案后，网民通过“人肉搜索”加大了反腐的舆论监督力度。简而言之，腐败官员手中的钱（纸币）只要因反腐败压力而不敢、因市面物资足够丰富而不会大规模地进入流通领域，其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一旦反腐败落实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腐败得来的货币就需要上缴国库，这相当于帮助国家回笼了货币，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危险，对政府的投资饥渴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机制。虽然，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官员并没有像新教徒那样获得“救赎”（而是被关了起来），因为毕竟在之前他们享受了不少原本不该获得的好处，但是这一机制制造了“类新教伦理效应”，也颇类似于奴隶“一次性赎买”的自赎机制。在巴泽尔看来，奴隶自赎机制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避免了大量的监督成本，同时让奴隶努力干活儿，保持其劳动效率。官员以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为工作中心，事项复杂，本身就难以被监督。基于致富倡导解放思想，基于责任制放松管制（节省了监督成本），基于多层次博弈制造压力、形成制约、反腐败，构筑“一次性赎买”，这一逻辑对于总体经济的增长来说有客观上的助益。

当然，在如今理财盛行的社会，这么巨额的资金可能会从部分腐败官员手中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中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地产热、股市暴涨等现象。与此同时，也可能意味着“类新教伦理效应”的作用力已经开始渐渐削弱。

简而言之，多层次博弈形成的致富倡导和责任制加上反腐败压力会形成一种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一方面，正如老百姓所说“能贪污腐败的官通常都是有一定能力的官”，腐败官员中往往有部分人可能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其政治生涯的上升期（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励精图治、有一定贡献的；另一方面，腐败所得来的资产毕竟不是正当资产，会让行为人产生一种类似偷盗的“兴奋感”，同时形成一种负罪带来的紧张感，为了逃罪和赎罪，他们会倾向于积极工作，至少表现出励精图治的姿态。而宏观层面上，纸币的时代背景使得即便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也主要是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不是像金属货币时代那样带来经济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