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解读《博弈—结构功能主义》

二、“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的初步解释

笔者同意，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提高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相当重要。不过，中央政府的解除管制、分权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现象。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过解除管制和分权的现象，但是最后往往出现“一放就乱”，最后不可避免地以“一收就死”而告终。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恶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并且还促进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迅速、有序增长。笔者认为，这很重要地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或者承诺、影响、权力、货币、物资等博弈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一）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致富倡导的胜出

致富是个人和家庭所希望的，因而致富倡导与世俗的生活理念是一致的。它对于世俗排序体系并不构成冲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算不上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论。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致富倡导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并非没有致富倡导，但是这个时候的致富倡导强调的是国家层面的富强问题，而不是个体层面的富裕问题。国家层面的富强是目的，个体层面的富裕只是手段或者兼顾的对象，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后者甚至可以暂时被放弃。

这一思路在李富春1955年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之中已经初现端倪，在“大跃进”中达到极致。“一五”计划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报告特别强调，新中国成立前严重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二十多年，极大地加深了我国这种落后的状况。他们只顾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没有建立起什么工业。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曾经大肆吹嘘要建立一个什么年产十万吨的钢铁厂，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他们的家族越来越惊人地富了，但是结果连一个这样小规模的钢铁厂也建立不起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五”计划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乃至建国方略总体而言是理性的。但是，其所确定的工业投资比例过高，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已经让人多少感受到一些饿着肚皮搞大工业的意味。

正如杨奎松（2008）所说，从1955年起，毛泽东就憋着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原来毛泽东的指示还是：“我们经过十五年左右的紧张工作和刻苦建设，可能在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譬如说，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转引自李富春，1955）也许正是因为憋着这口气，1956年，中国即宣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结果，促使毛泽东相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像中国的革命战争一样可以创造奇迹。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还反映出对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有着辩证思维的毛泽东逐步滋生了一股豪情，1958年他公开放言：“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转引自杨奎松，2008）“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在1958年夏粮产量到处大放“卫星”的鼓舞下，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工业上创造奇迹，可以说其对国家致富的倡导是不遗余力的。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为参照，强调自己与之不同的两者兼顾的政策优势：“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毛泽东，1999：30页）不过，一旦追求在工业上创造奇迹，这一政策就容易被突破，剪刀差也容易增大，个人和家庭也就势必易遭受短缺经济的冲击，在意识形态上也就会倾向于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上：28页）。这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喊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口号。显然，在那种“政治挂帅”的时代里，有关致富的问题，特别是个人和家庭的致富问题，自然要靠边站。

简而言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很少见到藏富于民的思路，致富倡导就更少提及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去世之后，原本被权力和影响所封闭的价值或者承诺的博弈空间开始出现并且逐步扩大。仔细看《邓小平文选》中作于这段时间的文章，可以初步地发现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展开的脉络。

在这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论断。这些论断虽然本身算不上意识形态的创新，但是在恰当的时机被提出，无疑具有思想革命性的历史意义，在价值或者承诺层次的博弈上也占据了制高点。在当时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断，表明了我国意识形态、价值或者承诺等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1993：63～64页）

显然，在这段论述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落脚点已经大部分被放置在了“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层次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先富的倡导，明确地将致富倡导落实于个人身上。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1994：152页）

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149页）

邓小平上面的论述加上其在具体行为上对诸如傻子瓜子^[1]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更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致富倡导落实于个人层次的事实。这些显然不是一句“解除管制”就可以办得到的。

致富倡导特别是先富倡导的意义需要结合其提出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看，在那个年代将意识形态扭转过来，让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相一致是了不起的贡献。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关注个人利益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思维模式，致富倡导作为意识形态的意义在现在就需要逐步打些折扣了。

（二）影响、权力层面的博弈：责任制的坚持

如果不能主导影响层次的博弈最终统摄权力博弈，那么无论多么好的价值或者承诺在其所在的博弈空间中胜出，其对物资、货币层次博弈的作用都势必有限。事实上，这意味着权力、影响及价值或者承诺层次的博弈未能滋生出良好的价值或者承诺来主导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良好的价值或者承诺即便存在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反过来说，即便某些具体配置物资和货币的制度体现了比较好的价值或者承诺，但如果相应的价值或者承诺未能主导影响层次的博弈最终统摄权力博弈，那么这样的具体制度也只能是无根的浮萍，无法长久和稳定。

比如，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即1956到1966年期间，刘少奇就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过不少设想，强调市场的作用，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但是，这些设想对应的价值或者承诺并没有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来，也就是说，未能主导影响层次的博弈，最终统摄权力博弈。

又如，毛泽东于1958年即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但是，这些设想及其包含的价值或者承诺最终都屈从于权力博弈，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而存废，因而缺乏稳定性，难以主导影响层次的博弈最终统摄权力博弈。

简单的放松管制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前面关于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强调了致富倡导，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强调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重要性。但是如何有序地致富，则需要透过影响、权力层面的博弈空间，落实为更为长久和稳定的制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致富倡导之后，如果没有正确、具有广泛影响和巨大权力的制度安排，那要么可能导致致富成为空洞的口号，要么可能导致致富的无序状态。

自毛泽东去世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逐步通过价值或者承诺层面博弈中占据的优势，在影响和权力层面的博弈中胜出。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还逐步确立了今后政治生活中影响和权力层面博弈的一些基本规则，包括去个人崇拜化、首脑任期制、干部年轻化等，而其中最值得强调的则是责任制。从邓小平对责任制的一系列论述可见其核心地位。

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邓小平，1993：81页）(www.chuimin.cn)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1993：117页）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1993：355页）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邓小平，1993：371页）

邓小平不仅强调责任制在农村推行所带来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而且将其当作非常值得推广的经验，认为它应该可以在其他领域中推行。

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邓小平，1993：29页）

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邓小平，1993：166页）

事实上，责任制的推广和深化远不限于工业、基础建设等生产领域。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包干政策、集体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责任制逻辑的推广和深化。这些对社会生产力的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制意味着在影响和权力博弈的层次上形成一定的规则：中央的影响和权力适度下放给地方，干部的影响和权力适度让渡给群众，管理部门的影响和权力适度让渡给工厂和车间，如此等等。但是，地方、群众、工厂和车间等需要承当起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权力和权利完全分散到了个人的身上。简而言之，作为一个层级系统，在多个领域中实行和推进责任制意味着建构利益主体，并为之提供影响和权力层面的博弈规则。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相对有序，有赖于责任制在影响和权力等博弈空间的胜出、推行和在多个层次及领域的推进。显然是因为有了责任制这种影响和权力层次的博弈规则，才催生促发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行为主体及其自主意识，才保证了即便解除管制也不会导致混乱和无序。只有如此，决策者才可能放心地解除管制，进而确保“解除管制”状态的稳定性、恒常性、长久性。

（三）货币、物资层面的博弈：作为生产要素的权利

关于货币、物资层面的博弈，国家、集体、个人是三个重要的主体。计划经济时代相关的博弈规则严重忽视了个人这一主体的重要性。我们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一个涉及“藏富于民”的批示中可见一斑。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周恩来，1984：459页）

在那个年代，农民手里不过是藏了些粮食，官僚体系就感觉受不了，甚至要报告周总理。可以想象，如果老百姓手里积蓄了更多的货币，官僚体系岂不是更受不了？也难怪那个年代工资低，许多家庭哪怕是再精打细算，也都是“月光族”，可能还要借钱度日。为了积聚资金办大事，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控制人际金钱往来关系（比如私人间的买卖和雇用），政府在实施金融压抑的同时，甚至还使用诸如卖高价点心之类的手段回笼货币。

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净投放连续多年的扩大（见图11.1）意味着在我国人民手里掌握了大量现金，更遑论其在银行中构成总回笼资金的一部分的存款。由此看国家与个人就货币层面展开的博弈，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异常明显的倾向是允许民众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由此调动人们挣取更多钱的欲望，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图11.1　　　　1957—2009年金融机构货币净投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整理。

不过，这只是货币博弈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长期实行金融压抑政策，主导全国的银行业务，禁止集体和个人对货币的过度经营，压制民间金融活动。这些博弈规则无疑有利于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此外，在国际货币博弈中，国家对汇率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和限制，由此也有意识地压低了国际贸易中中国产品的成本，有利于刺激出口，利用外部需求，搞活内部经济。

就物资层面的博弈来看，农村单干承包、城市单位制转变的过程，都值得分析，而且一定要将其放在计划体制逐步改变的背景中看待。计划体制的逐步改变导致了人们对于权利认知和控制能力的巨大差异。而权利利用及权利交换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作用非常巨大。

科斯很早就注意到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其实不是物、人或资金，而是对这些事物的权利。当事人对某项权利（也可能就是生产要素）的使用，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在科斯看来，制止这种损害会带来一定的相互性：禁止某人使用某项权利，无疑增加了该人的成本，对该人同样构成损害，并且相当于限制了生产要素发挥其相关的作用。在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上，更有效率的思考方式是考察如何避免更大的损害，而让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是“避免更大的损害”的一个重要保证。在科斯看来，如果这一交易的成本为零，一切都好说，经济效率能够得到良好的保证。不过，科斯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市场交易往往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和成本。于是比较各种交易组织方式的成本便成了考察的对象。科斯指出，除了企业命令之外，政府直接管制也是可能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替代性组织形式。（罗纳德·H·科斯，1994）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民已经习惯了服从单位和机构权力，所以即便时代背景已经被置换成了改革开放，不少民众对自身权利遭受损害的情况可能仍然浑然不觉，而一些头脑灵活的先行者则拼命地、充分地利用这些权利，发挥其生产要素的功能。于是，责任制挟持着计划经济的权力余威，让许多原本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构成侵害的“生产要素”使用行为，或者逃避了相关的责任惩罚，或者降低了交易成本。总而言之，这保证了较好的经济效率，虽然其代价极可能是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