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成瘾、吸毒成瘾和农村地下六合彩迷狂的现实印证

三、现实印证：网络成瘾、吸毒成瘾和　农村地下六合彩迷狂

上文对成瘾问题进行了一般的生理性机制、环境性机制及其交互作用的理论探讨，其所涉及的成瘾类型包含受益性成瘾、遭损性成瘾等。下面将这种一般性的探讨贯穿到具体的成瘾案例之中展开分析，所观照的成瘾案例包括网络成瘾、吸毒成瘾及农村地下六合彩迷狂，这些成瘾更多地属于遭损性成瘾。我们相信上文的概念范畴以及“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同样适用于对受益性成瘾的分析。对于这方面的案例，本章没有涉及，主要因为：其一，该类案例通常较少被贴上“成瘾”标签；其二，相关的逻辑机制类似于遭损性成瘾，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其三，这方面本身尚不足以构成我们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网络成瘾

郭玉锦、王欢依据翟本瑞的文章，将网络成瘾界定为“网络过度使用以致沉迷于网络所造成的心理困扰”（郭玉锦、王欢，2005：343页）。他们还概括了网络成瘾的主要症状，其中包括“上网后精神极度亢奋并乐此不疲，长时间使用网络以获得心理满足，上网后行为不能自制，或通过上网来逃避现实，并时常出现焦虑、忧郁、人际关系淡漠、情绪波动、烦躁不安等现象”（同上）。当然，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一界定和症状描述更多的只是显在成瘾阶段的表现。而本章更多地强调成瘾的完整过程还包括上瘾物品触碰、陷入、蕴在成瘾等环节。从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讲述中，都不难看到这些环节。

个案一：我家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弟弟，爸妈是做生意的，所以当年也算超生了。我从小不爱学习，不管是每天的还是每个假期的作业，都是被打着做完的，在班里的成绩也没上过中等。可是我弟弟的学习很好，在学校里都是前几名，我爸爸妈妈对他期望特别高，但对我的学习早就没有了指望，只希望我能把高中念下来，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上高中。

学校里有一些朋友很爱上网，我们关系都特别好，刚开始没什么事干就跟着一起去，没想到上网玩游戏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好多学习比我好的同学，玩游戏都玩不过我，而且我最长一次可以坐下来玩10个小时，他们好多都顶不住的。后来爸爸妈妈发现我经常泡在网吧，怕我跟着社会上的人学坏，就给我买了个电脑放在家里，希望我就算光玩也不要跟着别人学坏。可是在家玩游戏的气氛很不好，而且又不能想玩多久就玩多久，所以我经常偷偷地跑出来玩，但告诉他们我在同学家。（转引自殷俊茹，2008：42页）

个案二：2006年升到高一的时候，我在班里忽然变成了差等生，就开始喜欢上了上网打游戏。那个时候班里喜欢上网的同学很多，他们的成绩大多不好。在学校住宿期间，我们就经常晚上外出上网，每次至少8小时，从那时候起，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假期的时候，我每天能上网打游戏打10个小时以上。2007年，也就是高二的时候，爸妈为了阻止我上网，给我转学了。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听话，努力学习，上网次数和时间也减少了很多，学习成绩也赶上了一些。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就控制不住了，又开始利用周末时间上网，有时通宵。有一次爸妈阻止我上网，我还生气地用碎碗片将妈妈扎伤。之后我上网的时间和次数开始增多，不想上学，不愿意写作业，情绪也不稳定，并开始以各种借口要钱或者偷拿父母的钱上网，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如果不上网，我就会很烦躁，而且手会不自主地敲击键盘。2007年12月，我向爸妈要钱上网被拒绝后，拿剪刀要挟过他们给钱。寒假的时候，我每天上网也会在10小时以上。（转引自殷俊茹，2008：44页）

从以上讲述中，可以看到行为者之所以陷入网络成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他们在既有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个案一是在家庭中学习不及弟弟，父母对其不作指望，在班上成绩未上过中等；个案二是上高中后在班里忽然变成差等生），感觉“没什么事干”，于是跟一些爱上网的朋友玩在了一起，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蕴在成瘾阶段。从蕴在成瘾到显在成瘾，个案一主要是因为发现好多学习比他好的同学都玩不过他，个案二则是因为学习成绩进一步下降，让他倾向于与班里喜欢上网的同学玩在一起。

以上两个案例都证明了社会性机制在网络成瘾中的重要性：个案一是父母给他买了个人电脑让其在家里玩，但是他感觉“在家玩游戏的气氛很不好”，于是偷偷跑出去玩。个案二是父母将其转了学，远离了原来一块玩游戏的关系网络。他刚开始情况好一点，但是心瘾难除，过了一段时间就控制不住了，开始利用周末时间上网，最后全面溃退。两个个案的网瘾难戒，除了所谓心瘾的表层原因之外，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即便脱离了原有小群体、小生境，亦未被大群体和可能推进其形成受益性成瘾的群体所接纳。

个案三：考上大学后，同班同学的程度都差不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并不比别人优秀。……专业课程进度很快，我跟起来很吃力，要花费大量的工夫，成绩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别的同学对我既不热情也不疏远，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在游戏里，我发现自己比同时玩的同学等级要高得多，而且生财有道，其他同学都管我要装备。一起玩游戏的同学都对我很恭敬，想要我带他们练级，这种态度靠学习成绩根本得不到。……我是游戏里的会长，掌管着几百会员的生杀大权，拥有几十亿工会财产的支配权，我一跺脚整个联盟（网络游戏中设定的阵营）都要颤三颤。……我根本不需要学业，只要有游戏就好。妈妈天天唠叨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烦死了。现在本科生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学习太辛苦了，还是游戏里好。

……现实中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学生，学习成绩差，被人不屑一顾，游戏里我是受人尊敬、腰缠万贯的大款，要什么有什么。每次离开游戏，我都很难受，心里落差太大了，我受不了。所以就经常逃课去网吧打游戏，只有在游戏里我才是真正的我。除了必不可少的睡觉，其他时间我都在打游戏，这样才不用想将来。……有时候我也很后悔，会不自觉地想如果能把我这个人像游戏里一样删掉，重新练级该多好，那我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不成。所以我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不要想改变我，我宁愿活在游戏里。（转引自宋强，2008：50页）

个案三与个案一和个案二相同，都存在其社会位置在既有社会结构体系中边缘化的问题。但个案三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网络成瘾社会性建构和推进机制的另外一个层面——网络游戏世界的社会性赞誉，以及这种赞誉在网外世界的延伸。个案三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个性比较好强的人，因此倾向于追求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尊敬，因为学习成绩并不占优势，花费大量工夫也只能达到中等，所以这一（现实）维度的满足感难以达成，行为者也就倾向于满足于在网络游戏世界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腰缠万贯的大款”。网络游戏公司、其他玩游戏的人和个案三的主人公本人构建了一个令后者欲罢不能的小群体和小生境（其实可能人数不少）。所以个案三倾向于回避来自现实世界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倾向于认为“我根本不需要学业，只要有游戏就好”。

（二）吸毒成瘾

关于吸毒成瘾，O.瑞和C.科塞（2001）引用了其他研究者的定义，认为毒品成瘾这种行为，以无法克制的毒品使用为特征，停止使用毒品后，如果毒品来源有保障，很快就会再次恢复使用。他们强调吸毒成瘾的定义应该根据吸毒成瘾的行为来确定。不过在我们看来，对过程的关注似乎更有意义。

韩丹的《吸毒人群调查》主要在南京戒毒所访谈了71个吸毒人员，了解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吸毒史。从这些个案访谈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到吸毒成瘾存在环境性机制和生理性机制的交互作用，而这也是在不改变整体性社会环境的条件下彻底戒毒异常困难的原因所在。

就上瘾物品触碰而言，生活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该书中个案31的主人公提到他的爱人于1993年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南京，1997和1998年开始经营餐饮和舞厅。“当时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餐饮以后都要去跳跳舞，三教九流的人都能接触到，我对朋友都很不错，她们就像回报一样的，给我一点，像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小包子吧……我呢，开舞厅，在舞厅里面也无聊，就接触到毒品这个东西了。”（韩丹，2007：103～104页）(www.chuimin.cn)

又如书中个案46的主人公，因为小的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母亲性格比较暴躁，经常打她，所以她小时候过得并不快乐。初中时成绩还可以，高中就不行了。“成绩不好，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和她们在一起学抽烟、喝酒啊这些东西，也跳跳舞。”1991年年底，她不到20岁就和身边几个女朋友去深圳工作。一开始，“看到身边的朋友抽啊……那时候，在深圳抽的人很多、很普遍。去的前半年，我都抗拒这个东西，没有抽。后来有一次，和朋友闹了一点不愉快，别的朋友就劝我，没事情，抽个一次两次没关系的。那个时候虽然害怕，晓得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害怕上瘾什么的，但是人家一劝，就尝试了”（韩丹，2007：127～129页）。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关蕴在成瘾向显在成瘾转化过程中的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在该书中的许多案例中也能够得到反映。同样以书中个案31的主人公为例，他第一次吸毒时感觉很难受（许多其他个案都表示如此），但是“后来呢，因为接触这方面的朋友，他们在抽，我又好奇，我又跟着抽，到了1998年就有点犯瘾，当时，抽是不想抽，但是瘾已经有了”（韩丹，2007：104页）。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的交互作用在新型毒品成瘾中更为明显。不少吸毒人员提到“嗨”^[5]和“溜冰”^[6]都要有一大帮人才有意思，正是因为这样，传播特别快。正如该书个案13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主要是嗨和溜冰传得太快了，南京这么多人玩呢，也是一种时尚。看到人家玩，自己心里也好奇。我在外面坐台，别的小姐和我吹牛聊天，就谈到在那边开房间溜冰，我又没玩过，就会去打听了，这个东西就晓得了。”（同上：65页）

吸毒人员中所谓心瘾是指吸毒者不能戒除的非生理性的毒瘾。这种瘾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性机制触发的心理作用。许多人在提到戒毒的时候，都认为如果不彻底离开那个圈子就没法戒掉。这无疑从戒毒环节表明了吸毒成瘾中环境性机制的重要性。我国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够彻底消除吸食鸦片等吸毒问题，是因为进行了彻底的社会改造。

（三）农村地下六合彩迷狂

我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解释在我国南方数省曾经一度造成巨大影响的地下六合彩迷狂活动。

20世纪90年代末，自广东、福建发轫的地下六合彩博彩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依托于香港六合彩的搅珠开奖，在中国南方数省迅速蔓延开来，并有进一步扩展之势。不过相比香港，地下六合彩的规则大大地简化了。普通彩民可从1～49这些数字中选择一个或数个数字，然后在每个数字押上一定的赌金（可以现场将赌金交给开单人，亦可电话委托朋友开单），如果押的数字和最后香港六合彩当期搅珠开出的特码一致即为中奖。奖金为在该数字上押的钱数的40倍，同时返还在该数字上的赌金。地下六合彩规则的简单化、中奖概率的较大提升、赌金兑现的及时性，令我国大批群众为之着迷，乐此不疲，一度呈现出集体性成瘾的态势。有报道称这导致了农村本来就有限的资金大量外流（李玉川，2003；许群、沈锡权、汪林义，2006），同时引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精神失常、跳楼求死（洪克非等，2003）。而公安机关的禁赌以至政府的专项整治活动却往往劳而无功。^[7]

上文对成瘾机制的探讨完全适用于对该问题的分析。首先，的确有部分村民呈现出成瘾症状：越来越倾向于对此投入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其次，随着上瘾物品触碰得越来越多，部分村民身上的确存在蕴在成瘾向显在成瘾转化的趋势；最后，基层政府部门的确对此贴上了赌博成瘾的标签，予以打击。

下面我们遵循上文的成瘾机制探讨，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普通农村彩民陷入地下六合彩博彩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虚拟的“高收益”和村民的贫困状况。参与这类博彩活动的机会成本很低，过低的机会成本会大大刺激行为者“考虑的非全面性”和“预期的非长远性”。

至于普通农村彩民，一旦陷入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由蕴在成瘾转为显在成瘾，这更多地需要从成瘾的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来剖析。

从生理性机制来看，与地下六合彩并行涌现的各式各样的“码报”可能推进人们生理上买码成瘾。在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看来，如果香港进行的摇奖过程没有人为操纵，那么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人们有着天生的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欲望，地下六合彩将这种欲望推向了极致。中国古代的一些所谓预测术在这里复苏了。为了简化预测，不知何人制作了码表，将1～49个数字在其中做了定位。在此，1～49个数字被划分为十二个生肖，除了当年的生肖是五个数字（1、13、25、37、49）之外，其余均为四个数字，且这些数字又被横向地赋以红、蓝、绿等特性，还能根据单双，金、木、水、火、土等分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归属，“码报”上便有了“今日出红”之类的话语、数字与十二生肖组合的图像、猜谜语之类的题目。也正是基于“码报”或明或暗的宣传，连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如《天线宝宝》、《天天饮食》都被彩民认为暗藏玄机，人们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根据其间出现的颜色和图形来确定特码。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往往会促使彩民在特码选择上琢磨半天。在此，仅仅依靠理性的推导是不行的，更多的是需要直觉，而这种直觉的捕捉在一定程度上让普通彩民获得了生理上的快感。从根本上说，人类是带有一定的挑战问题、破解玄机、预测未来的生理倾向的。在猜测地下六合彩特码的活动中，这种生理倾向被每周三次地重复着，往往使人形成心理依赖。

与生理性成瘾机制相辅相成的是环境性成瘾机制。周二、周四、周六的下单之夜实际上是比较熟络的村民们的聚首之夜，此前村民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探讨了他们对“码报”的理解，交流了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在热闹的下单过程中，人们仔细观察着、心中嘀咕着、手头跟进着。因为结果一般是晚上8：30出来，所以7：30左右，收单人就停止收单了。彩民们所押的码往“上头”（坐庄者或其委托人）报完，就是耐心等待的时间了。但是探讨并没有在等待的过程中停止。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则继续过来交流信息。话题之中还涉及农村生活其他方面的相关内容。到8：30之后，“上头”将特码反馈过来。有人兴奋，有人叹息。押错的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押这个特码，明明这个数字在自己的头脑之中已经出现过；押对的则在从收单人手中收钱的同时，信心十足地宣扬自己为什么能够押对这个数字。此前已经被反复揣摩的“码报”会在此刻被重新拿出来，原来云山雾罩的诗词、谜语、图案，现在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便显得豁然开朗起来。彩民们此刻多会轻易地放过整个“码报”中大量的错误，转而夸大其中存在的些微正确之处：“哎呀，这么明显都没有看出，这么明显都没有看出！”在此之前与特码相关的一些生活现象会被回想起来，大量没有想到特码的时刻则被忽略掉了。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活动，而现代农村已经很少有这种群体活动了。^[8]

地下六合彩以“人人有份”而又“自由自愿自觉”的形式让村民们聚到了一起，这样热闹的情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很少见到的，成瘾环境性机制中的社会性因素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凸显出来，并且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作用。

首先，围绕地下六合彩，围绕开单人，农村社会网络中特别重要的内部人、外部人，“自己人”、“陌生人”的运作逻辑开始展现出来。邓燕华（2006）在描述农村地下六合彩的运作逻辑时，就特别强调了其中关系和信任的作用。可以说，在农村对地下六合彩的参与正是一种表明自己小群体身份属性的方式。有时候，哪怕行为者没有投注的欲望，也仍然会借机串门，在周围人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下，难免心动，投入其中。

其次，在围绕地下六合彩而形成的小群体中，每个行为者都有了证明自己“智慧”（表面上是领悟玄机的能力，实际上是运气）的机会。这是一个相当公平的场合，每个人成功的机会是相当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失败者会被忽略，而成功者则会在一时之间从群体之中凸显出来，得到大家的至少是口头的追捧，由此带来的愉悦感甚至有甚于从奖金本身得到的愉悦感，当然这种社会性因素也就使得该活动更容易令人着迷。

最后，需要考虑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氛围。大多数下注的村民当然知道地下六合彩是非法的，当地政府也正在打击。但是在他们看来，政府不也在做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生意”吗？因此在从事地下六合彩活动的时候，行为者并不因“非法”二字而形成巨大压力。“码书”、“码报”在坊间随处可见，中奖消息在乡镇不胫而走，如此社会氛围或对更大范围内社会氛围的想象，让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失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