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和环境在成瘾机制中的交互作用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样看来，贝克尔围绕机制对成瘾问题展开探讨无疑是高明的。而以上蕴在成瘾和显在成瘾的划分以及对“贴标签”的强调，表明成瘾行为的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对此有决定性影响。显然，这里贝克尔等人论述的增强效应和忍耐效应都根源于成瘾的生理性机制。

二、成瘾机制再探讨：生理性与环境性交互作用

社会学研究成瘾问题除了考察其维持机制，还关注其成因和影响：为什么在某些社会环境中比在其他社会环境更容易产生成瘾？成瘾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导致了哪些社会性破坏？参照图9.1，显然人们有理由触碰上瘾物品和陷入于可能的遭损性成瘾行为之中，因为在起始点和随后一段时间，同样单位的投入，遭损性上瘾物品比常规商品和受益性上瘾物品所能带来的效用都要高。相对而言，受益性成瘾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通常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耐心和坚持。形成人们更可能陷入遭损性成瘾的判定，需要假定人的选择行为具有“考虑的非全面性”和“预期的非长远性”特点。虽然这一假设对于多数个人而言都适用，但是对照现实生活，陷入遭损性成瘾的人毕竟只是少数，造成这样的矛盾，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假定忽略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中，由人类历史上有识之士创设的文化观念、价值或者承诺往往是长预期而考虑相对周全的。而且在新一代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和老师总是倾向于塑造良好的环境，确立高尚的价值，树立正确的影响，来培养孩子，令其（如果可能）形成受益性成瘾行为，而尽可能地避免遭损性成瘾行为。

我们知道，社会学对越轨的研究存在一个探讨取向的重要转向：从最开始力图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寻找犯罪的原因，转向探讨和研究越轨的过程。这个转向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文化可能由分析条件转化为分析对象。笔者以为这种过程论转向对成瘾研究也颇为适用。毕竟，成瘾本身是一个过程。莱莫特在越轨研究中区分了原初越轨和再次越轨，认为原初越轨就是未被当局任何人认出和未受惩罚的越轨，并且认为这种越轨是人人具有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教研室《社会学教程》编写组，1987）

单从当事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成瘾划分为蕴在成瘾和显在成瘾两个阶段，并且将蕴在成瘾界定为未被自身所感知、尚未形成自身心理、生理依赖及困扰的成瘾，这种成瘾是人人具有的。至于显在成瘾则与蕴在成瘾相对，在这里心理、生理的依赖乃至困扰凸显出来。比照图9.1遭损性成瘾的效用曲线，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点A对应时点之前的成瘾为蕴在成瘾，之后为显在成瘾。

但是，正如越轨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外界环境或者行为者所处文化的“贴标签”行为并非与行为者的成瘾问题毫不相关。套用贝克尔关于越轨的说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教研室《社会学教程》编写组，1987）：成瘾意味着有些社会集团创造一些规则，将之强加于某些人的身上，硬给他们贴上成瘾的标签，把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这个意义上的成瘾对遭损性成瘾而言更具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在陷入遭损性成瘾之后，无论是蕴在成瘾阶段还是显在成瘾阶段（当然，在显在成瘾阶段被“贴标签”的可能性更大），行为者一旦被贴上了“成瘾”的标签，就比较容易与一般人区分开来，一般人会或多或少地与之形成一定的距离，社会文化也倾向于警示人们与这些成瘾者（比如吸毒人员）减少接触，甚至不通往来。而对于受益性成瘾者（比如书呆子、画痴），“贴标签”以示区别的警示作用就小了许多。

从以上有关成瘾研究的过程论转向可以看到：（1）既然蕴在成瘾人人皆有，成瘾成因的重要性也就弱化了；（2）重要的是追问蕴在成瘾向显在成瘾转化的过程中，哪些因素产生了推进作用。这样看来，贝克尔围绕机制（而不是原因）对成瘾问题展开探讨无疑是高明的。问题现在正式转化为对整个成瘾过程特别是蕴在成瘾阶段向显在成瘾阶段转化过程的考察。

虽然贝克尔的机制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历史累积对当前行为效用的影响，以及当前行为可能给后继行为的效用带来的正反作用。但是，需求弹性的外在给定显然抹掉了对成瘾行为特别是遭损性成瘾行为至关重要的内外机制的实质内容。于是我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这种物品的需求弹性为什么大而对那种物品的需求弹性为什么小？而以上蕴在成瘾和显在成瘾的划分以及对“贴标签”的强调，表明成瘾行为的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这里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强调其被社会塑造的性质）对此有决定性影响。这两种共同作用于行为者心理的机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可分别概括如下。

（1）生理性机制。在“接触上瘾物品—蕴在成瘾—显在成瘾”这个过程中，行为者的身心状况会逐步改变，并形成生理上特定的愉悦感，这会造成行为者对这种愉悦感产生依赖的心理架构，不仅影响行为者对行为方案的评价，还会使得后继的行为备选方案集合发生变化。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行为者倾向于增强对该行为的生理性重复。如果不如此，则可能产生若有所失和烦躁的情绪，甚至伴随一定的生理现象。随着成瘾程度增加，这种情绪会增强。

贝克尔对成瘾的生理机制也做了一定的概念化努力。他指出：“我们通常假定成瘾性行为包含‘增强效应’和‘忍耐效应’。增强效应是指过去对毒品或香烟这样的成瘾性商品的更大消费，会增强当前的消费欲望。但忍耐效应则意味着过去的消费越大，从某一给定数量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就越低。”（Gary S.Becker，Michael Grossman ＆ Kevin M.Murphy，1994；Gary S.Becker，1996：p.100）。显然，这里贝克尔等人论述的增强效应和忍耐效应都根源于成瘾的生理性机制。正是这种生理性机制导致了这种情况：即便行为者对自己的成瘾行为持有负面的评价，认为相关产品的相对影子价格过高，也难以使自己对该产品的需求变得富有弹性而降低相关需求，从而难以从对其进行消费或生产的局势中摆脱出来。

（2）环境性机制。在“接触上瘾物品—蕴在成瘾—显在成瘾”这个过程中，存在行为者对自己周围人群和环境选择及倾向的变动。行为者对自己此类行为的社会性感知来源于周围人群。同等生理依赖的条件下，面对周围人群的赞同，行为者会增加投入（这通常会形成受益性成瘾）。而面对周围人群的反对（这通常是因为该行为被认为是遭损性的），行为者可能采纳所在人群的取向，减少此类投入；也可能渐渐脱离原有群体，减少相关群体参与。同时逐步为自己的成瘾行为选择乃至构建赞同性小群体、小生境，于是很难避免被“贴标签”的命运；也可能根本性地脱离群体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转而基于成瘾行为参与一些既有的已经被“贴标签”的小群体、小生境。第一种可能导致行为者及时地停留在蕴在成瘾之前的阶段；后两种可能导致成瘾行为的进一步深入，促使蕴在成瘾向显在成瘾转化，行为者先前认同和所在的群体可能在此时给行为者“贴标签”，或者行为者也可能根据自己生理上显在成瘾的程度，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而这一标签可能反过来又推进行为者对先前所在群体的偏离，最终接纳基于成瘾行为而形成的小群体、小生境。(www.chuimin.cn)

对社会学而言，环境性机制特别是其中存在的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每每被人强调；不过其与生理性机制的交互作用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而这恰恰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环境性机制所包含的社会性因素可能推进生理性机制中贝克尔等人所谓的增强效应。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人的许多活动都是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包括大范围的社会评价体系，也包括周围小规模人群对这些活动的看法、态度以及参与度。提供正面评价的群体人员数量越多和评价的热切程度越高，则越可能促发生理性机制中的增强效应。这通常是就受益性成瘾而言的，当然该说法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小群体构成的小生境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并不矛盾。

其次，需要注意不同的成瘾阶段起作用的机制会有所不同，如果成瘾最终达致显在成瘾阶段，两种机制往往贯穿整个过程，并存在一定的衔接性。我们已经提到，环境性机制中一个小群体构成的小生境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的行为取向可能是矛盾的。上瘾物品触碰阶段行为者极有可能因为在社会大群体中处于边缘位置，经小群体或其成员的一次小小的怂恿，便会去尝试，由此扣动了生理性成瘾的扳机。在蕴在成瘾阶段，一种情况是：行为者可能因为大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负面评价，而在蕴在成瘾演化为显在成瘾之前放弃自己对上瘾物品进行消费或生产的生理性重复，这是环境性机制中的社会性因素抵制住了生理性机制的进一步蔓延。另一种情况则是：行为者基于生理的需要或者特别的偏好，依然屈从于对上瘾物品的消费或生产。这会导致环境性机制中社会性因素的剧烈变化：行为者要么通过调整自己的接触范围（比如缩小自己的交往范围，只与有消费或生产上瘾物品之个性倾向的人接触，形成秘密的小群体）来调整自己的小生境（环境性机制中的整体社会性因素被压缩，但是小群体被强化）；要么断绝与他人的交往，或者至少是在消费或生产上瘾物品的时候不让自己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脱离社会群体偷偷摸摸地进行（没有他人的环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环境，在此环境性机制中的社会性因素甚至为零）。^[4]后面这些情况会强化行为者对生理性快感的诉求，推进生理性机制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的交互作用，在成瘾行为受到社会性的排斥和谴责（至少是有贝克尔所谓“贴标签”机制）的情况下，可能推动蕴在成瘾向显在成瘾转化，触发和强化生理性机制，并使之逐步成为维持成瘾行为的主导机制，甚至促使行为者将环境性机制中的社会性因素屏蔽掉，或者另组小群体，形成小生境。在成瘾行为受到社会性赞誉的情况下，环境性机制中的社会性因素可能成为主导并被不断放大，且可能培植起原来并不存在的生理性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蕴在成瘾和显在成瘾、生理性机制和环境性机制等概念范畴，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贝克尔所谓受益性成瘾与遭损性成瘾的本质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对上瘾物品的消费或生产带来的愉悦度是双重的，包括生理性和环境性的，所以人力资本也就相应地受到双重影响，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有生理性的一面，也有环境性（主要是社会性）的一面。对某些产品的消费或生产不仅能增进人力资本的生理性层面，还能增进人力资本的社会性层面，此即贝克尔所谓受益性成瘾；与之相对，对某些产品的消费或生产不仅减损人力资本的生理性层面，更减损人力资本的社会性层面，此即贝克尔所谓遭损性成瘾。

还有可能的成瘾类型是，随着对某些产品的消费或生产，人力资本生理性层面与社会性层面的变动方向是不一致的，可能对生理性层面有减损而对社会性层面有增益（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但可能是增进社交的方式），也可能反过来（比如过度的权力欲对社会是不利的，但是对个人的生理性层面而言则如同注入了兴奋剂，可能有利于生理机能的优化）。当然，无论是遭损性成瘾还是受益性成瘾，就其显在成瘾的阶段而言都有程度或者烈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依据成瘾的烈度，也可以对成瘾设置一个区分标准。不过无论何种成瘾，烈度过高，人过度地役于物、役于外界的毁誉，总不是件好的事情。

如上所述，成瘾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选择具有“考虑的非全面性”和“预期的非长远性”特点。不过，笔者认为，对成瘾问题的探讨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其过程，贝克尔的探讨定位于成瘾机制是高明的，但是其成瘾机制模型并没有很好地挖掘成瘾环境性机制中的实质性内容，进而也没有仔细地探讨环境性机制和生理性机制的交互作用。本节的考察以图9.1展现的过程为基础，在生理性层面区分了蕴在成瘾和显在成瘾，并基于成瘾环境性和生理性这两种机制及其交互作用对成瘾过程展开了初步分析，特别强调了其中“贴标签”的重要性。遵循以上概念范畴，我们对何谓遭损性成瘾、何谓受益性成瘾都进行了分析。

从成瘾的角度，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影响层次和价值或者承诺层次的博弈对社会群体分化的影响。行为者（特别是遭损性成瘾者）一旦被贴上成瘾的标签，如果他们对上瘾物品有非常刚性的需求，那么为了避免社会主流价值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力，他们就会倾向于形成小生境，以缓冲主流价值或者承诺的冲击。

生理和环境在成瘾机制中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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