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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与村庄的影响及价值资源的分析:博弈的结构功能主义

【摘要】:不交水井水塔工程集资款的问题一目了然,比较容易利用镶嵌式博弈、利用在村庄中形成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价值或者承诺压力加以谴责和制约。

四、饮水与村庄的影响及价值资源:镶嵌式博弈的分析

下面我们主要围绕自改革开放以来王村的饮水困境,利用镶嵌式博弈主要从影响、价值或者承诺两个层面来展开对村庄公共品提供问题的分析,以更好地呈现村庄结构性资源的变动情况。

曾经担任大队支委秘书的一位老人,向笔者呈现了王村饮水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发展脉络。

从七几年开始,饮用水就主要基于田洞里面的水井了,这是从王家坝(一座山的山名)蒙过来的水[将某处水源通过较长的地下管道(多以大量中空的瓦罐首尾连接而成)引入另一处形成新水源]。用的是很短的瓦罐,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后来因为蒙水的瓦罐某些地方断了,水也就越来越不能喝了。

建设西河边水井、水塔就是因为有好几百口的大村庄没有水喝,喝水的问题要解决。这大部分是国家投资,村里面每个人派8元还是6元(记不清了)。当时集资的钱是让每个小组去收的,很好收,毕竟是自己喝水。因为学措他们没有交钱,大家就骂他们不顾大局!

水井、水塔建设的时间大概是在1980至1981年。

水管是无缝钢管,是从当时在栖枫渡(地名)的128队那儿拿的。那个时候田道是大队长。水塔是建桥之后开始建的,先桥后水塔。当时我们还从408队那里拿了许多钢丝、钢筋、螺丝扣之类的东西,用这些东西来扎架子,这样才能够巩固混凝土。

…………

当时408队有一个需要3000多立方水泥的工程,水泥不够,柴采购员很着急,我搞了一车的水泥给他——当然钱他还是给了我的。这128队和408队都是国家钻煤的,都是一个系统的。……我的那一车水泥是怎么来的呢?红旗造纸厂有一个王开源,秦七介绍的,说他那里有水泥。我去找他……通过县里水利局的介绍信,搞到了指标。

…………

当时还有个309队是钻矿的,在西冲、南冲一带,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从这一段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1)国家在村庄饮水工程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国家的勘探队309队、128队和408队虽然在钻矿、钻煤方面没有什么成效,但是在与当地附近村庄建立联系、形成交换、提供技术、推进基础设施工程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2)哪怕只是出一小部分钱,村民中仍然有人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不过村民中说闲话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惩罚的效果,比如学措一家在村庄中——根据一些老人的说法——一定程度地被孤立了。这意味着在共用资源域中不愿掏钱的过错被镶嵌进社会交换域中遭到了谴责(社会交换和交往体系中被孤立),这与村庄当时存在讲究“顾大局”的价值观念不无关系。

不交水井水塔工程集资款的问题一目了然,比较容易利用镶嵌式博弈、利用在村庄中形成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价值或者承诺压力加以谴责和制约。相对而言,水资源浪费造成的囚徒困境则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隐蔽性,往往使得谴责的成效大减。访谈中,这位前支委秘书告诉笔者下面的话。

抽水的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是由王方丙负责的。他们就夫妻两个,没有孩子。集体考虑他们的情况,让他们抽水,让他老婆扫伙行(村中的道路)。每年每户人家给他们几斤谷,这样一年有个上千斤的稻谷。后来抽水就不行了,乱套了。原来一天两次的水,后来一天四次也不够了,电费太多。……方丙他两口子现在都不在了。

……不能抽水大概是细来做大队长的时候。大家都不节省水,在这个地方洗衣、洗萝卜小菜。……每家每户都贪小便宜,抽水所花费的电费,让他们出钱,他们不出。当时抽水的钱收不上来。原来每天抽两次水就可以了,后来要抽四次。

方丙两口子之后,抽水就大家轮着来了,庚毛、成贵他们都是抽过水的。一般来说,抽水都是先开一个(四个村民小组组成的)联队会议,由党员、组长他们来决定由谁来做抽水的工作。

原来是组上收钱,后来装了水表,就按表收钱了——收钱也成了抽水人自己的事。元毛也抽过水,收钱的时候,还与光善的儿子打过一架。水元也抽过,现在这钱越来越难收了。有许多人都讲弯(歪)道理。抽水的事就停了下来。

……这井里的水是非常好的,烧出来的开水都没有脚(水垢)。很可惜啊!……

水表是一种将用水的权利和义务落实到个人的技术,它通过明晰经济资源的产权关系,增进了村民节约用水的意识,试图以此推进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其不好的地方是先用水再缴费[15],而且一旦不缴费也没有很好的手段在不停止对其他村民供水的条件下对这户人家进行制约——断他的水。如果村民中有一户人家不愿意缴纳水费,那么抽水人往往下不来台——抽水人有理由担心短板效应,也就是在以后向其他村民收费时,其他村民会说:“他都不缴水费,我为什么要缴?”

与元毛的访谈,特别是对他作为抽水人与光善儿子的那场打架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抽水人的困境。

抽水每天大概需要两三度电。水每一个字是0.5元。以前电费是0.548元的样子。……抽水照说是能够有所盈利的,但是因为那次打架动手伤了人,而对方也不愿意支付医药费,我赔了几千块钱,这样算下来反倒亏本了。

与小林(光善的儿子)打架的事情,也不是我叫自己这边的人去的。因为打伤了自己这边的人(查田的儿子),所以给他赔了几千块钱医疗费。

打架是因为小林他们欠了我两三块钱的水费。……小林之所以不愿意交水费,是因为水很难进入他安装的热水系统中去(可能他的热水系统安装的位置太高)。他说:“你抽的什么水啊?”后来我这边的人去他家跟他那边的人讲道理,讲着讲着就吵,然后就动手了。

…………

抽水也就是抽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村子大了,许多事情很难办。

(问:将来是不是能够再抽水呢?)不大可能,因为有些人已经打了水井,有些人则通了自来水。

就元毛个人而言,抽水亏本跟他忍受不了极个别人的赖账有关——事实上大部分村民缴水费都很积极,也不用他多说,如果他能够对小林的那几块钱隐忍下来,也不会导致后来倒贴钱的局面[16]。此外,双方的肢体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双方之间没有能够找到彼此认同的结构。(www.chuimin.cn)

不过,站在村庄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村庄可资利用的进入镶嵌式博弈之中的社会结构和虚拟结构资源的日益薄弱和消解。随着抽水成为一件可以盈利的事情,收水费等也渐渐成了个人行为或者某个家庭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王氏宗祠的西面就被搭上了一排社队的猪圈房,“王氏宗祠”四个大字都被罩在了这个拼接的简易房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简易房破损倒塌,这四个字才得以重见天日。东北侧的戏台背景在“人民公社”时期则被改成天安门城楼的巨幅图画。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地方过年过节还恢复上演一些村民所谓的“老戏”。村民日渐有了电视之后,王氏宗祠基本被废弃:戏台成为村民堆放柴火的所在,二楼被用来停放为老人预备好的寿材,一楼则成了某些村民的牛圈。到了最近,王氏宗祠越来越彻底地被废弃了。其北侧的大柏树也因为根部长期堆放牛粪草枯萎了一半,西面的两眼方塘也成了垃圾堆,不复当年的景象。

根据上述访谈来看,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公共品的提供基本对应着智猪博弈模型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间,公共品的提供基本对应着慈父主义模型;而如今它应该较多地对应着关联博弈模型。但是毫无疑问,每一种模型的背后必然需要能够引入博弈之中的、对村民行为产生规制作用的社会结构、影响力、价值或者承诺。新中国成立前围绕王氏宗祠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宗祠北面平地甚至还部分地保留着举行葬礼时临时召开追悼会的习俗),被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社队组织和生产队组织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权力形式所替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相对弱化,单干等制度和电视等技术导致村民集体活动圈的相对缩小,村民公共生活空间日益缺失,互动中可资利用的社会结构或虚拟结构或者说权力、影响、价值或者承诺等方面的资源也日益减少。正如赤胆老人所说的那样:“现在全村的许多事情很难统一起来,以前搞集体,情形好许多。”

元毛与小林的冲突是致使村庄抽水后继无人的导火索,村民背地里对小林的指责是:“他还是一个党员!”但是,这样的指责小林连听都不一定能听到,更不会影响到他在村庄的日常生活。可见能够被镶嵌进博弈之中的村庄社会结构资源的匮乏。

与公共品提供中镶嵌式博弈的社会学解决方案(包括慈父主义模型、智猪博弈模型、关联博弈模型,也就是制度逻辑)相对,另一种思路是发展将公共品私人化的技术,并从中谋利,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可能生成公司或企业,这是技术逻辑。但是,王村的技术逻辑遭遇了失败,这与技术不彻底有关系,如果能够采纳针对个别人断水的技术,元毛也不会那么被动。当然,村民们并不富裕且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技术逻辑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度逻辑和支撑没有跟上。抽水事实上在后来由个人承包了,所以居民小组(原来的生产队)不再介入水费的收取问题。抽水人收水费也就越难以得到制度性保障。而动用武力意味着“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中“其他变数”的出现,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导致“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均衡路径的瓦解。

商业化的逻辑在上文所述34户人家联合组建自来水系统的运作中有所体现。34户人家主要分布在村庄的东面,不少人最初想自己家打水井,其中几家甚至花费了很多工夫,在家门口挖了十多米深的一口大井,无奈水质不好,所以才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因为住得比较集中,大家彼此间的联系是比较多的,这意味着有较多的可能性进行关联博弈。但是,明文制度还是被制定了出来,并人手一份。该责任书对于考察村民组织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照录于下。

责任书

尊敬的各位用户:

大干丘自来水已进入各户,在这激动的时刻里,我代表管理组[17]感谢大家在一个多月里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工作。我们可不要忘记大家劳动的丰功伟绩和汗水换来的果实,也感谢大家奋力拼搏的精神,把一项造福于子孙后代的重要工程顺利完工,还要感谢上级部门各位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为了保证自来水后期的正常运行,决定成立由10人组成的自来水管理组,保证自来水的管理秩序和用水工作,经管理组协商条款如下:

1.管理组成员:

主管:王红旗。会计:王文书。出纳:王新华。成员:王文书、王红军,负责一路水管;王青龙、王红兵,负责二路水管;王华军、王文林,负责三路水管;王腊生、王文银,负责四路水管。四条水管负责人管理各条管的收钱、付款及维修的上报。上报以后,经管理组商议决定。

2.水管安装问题:现有34户,但每户必须按水管安装分布图安装,每户以户主为准,分主管出的用户一律是φ15水管,如若违反安装图,由管理组核查,重新安装。放水之前,经管理组核查后,符合安装图规定,统一放水。

3.增加用户问题:如以后增加用户,按工程完工即日起,凡是34户户主的子女分家立户的一律不接头,只允许34户户主未成家立户的子女接头。如要接头,需经管理组同意,才能开口,但先交钱后开口,只能从分主管开口,不能从主管开口,开口必须留φ25×φ15的三通。新开口的用户接头费为1300元[18]。新增的用户,本次不能分红,如有再增加用户才能分红。老用户如有建房,如需水龙头跟户口走,老龙头需停止使用,如不停用,按新加用户收费。

4.水管管理及维修问题:保证用户用水,如后源没有水,可在前面主管增加φ25出φ15水管,增加在四路主管之内水管改动,由内部帐(账)务负责。如水管维修,但帐(账)务没有资金,可按每户收维修费。私人水管由自己负责。

5.外来因素:如水井、水池、水管遭到外来侵犯,用户必须出钱出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不参加者,由大家封死不参与用户的水龙头。

6.内部用户做红白喜事,各路分主管的用户,必须保证他人做喜事的用水,请各用户暂时节约用水。

7.各用户的水龙头不能转让和买卖。

8.水井、水池、水管都属于公共财产,34户人员带有义务性、责任性地进行维护,一旦发现有破坏、偷盗的行为,立即制止、检举,交由大家处罚。

9.父子分家同住一栋楼,但上下两层同时用水的,必须按新增加户交费。

10.此责任书,各户不得违约,违约者后果自负。

全体用户签名生效:

王红旗(等34人,具体人名略)

W大干丘(湾里)自来水管理组[19]

以上这份责任书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化倾向或者说技术逻辑。“用户”、“分红”、“管理组”等字眼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佐证。在初步运用技术确立排他性的同时,34户人家事实上试图通过这份责任书确立一种制度,来应对饮水系统可能面对的一系列外部和内部问题。比如:第5条,在外来因素应对的问题上,要求34户人家一致行动,对不参与者实施内部惩罚;第3条,对新增用户实施较高的收费制度,原成员进行分红;第8条,强调内部成员的义务、责任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难看出技术逻辑主导下的不公平和推测村民分化的可能性:这套自来水系统及其带来的自来水的公共品属性是不完全的。虽然水源来自集体所有的山林,建设资金包含来自上级政府水利部门的项目经费[20],但是在被纳入34个家庭的资金之中后,该套系统及其产品仍然设置门槛排斥了村庄内部的其他家庭[21]。可以设想,如果这套自来水系统成为村内唯一的水源,则34户人家的联合体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公司,进而造成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