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机会集合与层次探讨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显然，格兰诺维特对此所持的态度是：非市场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镶嵌性要比实质主义学派所认为的小一些；而在现代社会，情况要比前述三类学者所设想的更多一些。

五、结论与讨论：机会集合与博弈层次

当理论涉及人际互动的时候，无论是从信息传递还是从实利互惠的角度上看，都应该从互动者双方的角度，遵循博弈的模型来思考。正是因为从这样的基本框架出发，本章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关系网络在人类社会行为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本章的主要理论企图是通过机会集合这一中间变量的加入，串联起信息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人力资本及其信号的作用）和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涉及关系网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我们尝试提出并验证这样一个命题：人们所面对的可供选择的机会集合，会影响人们对于关系的利用。具体而言，一个人的机会集合越大，这个人实施行为和做出决定时越倾向于不使用关系。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最开始从理论层面上看是因为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关系网络的副作用，对于一个有利有弊的对象，人们极有可能对此有所选择，从经验层面上看则是因为有学者从企业家身上比较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本章尝试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社会成员在1947年以来的求职活动——中验证上述假设。

我们从求职者的角度和拟聘单位的角度对本章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操作化，并且基本上验证了由核心命题引申出来的以下两个假设：（1）“其他条件一定，求职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低，他/她越倾向于主动选择通过关系来求职。”（2）“求职者相对拟聘单位的其他条件一定，拟聘单位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求职者主动利用的关系对其获取职位发挥的作用越小。”当然，在验证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假设就本章所能依靠的资料而言是无法很好被验证的，比如原来的假设2b“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职者相对拟聘单位的其他条件一定，拟聘单位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激烈，求职者主动利用的关系在其获取职位中发挥的作用越小”。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很有效地控制求职者相对拟聘单位的其他条件，比如谈判地位问题。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待后人的继续努力。

经验证据得出的最后结论似乎很容易让我们回到理性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关系的主动和被动利用可以说是选择的结果。显然，一方面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断言人类选择行为的独立性诚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轻易断言人类经济行为在关系网络中的单向镶嵌性可能也存在较大的不妥之处——更确切地说这种镶嵌性可能是双向的。格兰诺维特（1985）在其《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引言部分明确表述了不同学者对待经济行动镶嵌性的不同态度：人类学中的实质主义学派强调前现代社会经济行动在关系网络中浓厚的镶嵌性和现代社会对此所的反动；而人类学形式主义学派及经济学家则强调原始社会人类行为的镶嵌性程度未必比现代社会的低镶嵌性高多少。显然，格兰诺维特对此所持的态度是：非市场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镶嵌性要比实质主义学派所认为的小一些；而在现代社会，情况要比前述三类学者所设想的更多一些。为何如此，格氏语焉不详。本项研究虽然不能推翻格兰诺维特的论断，却有助于人们看到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经济行为镶嵌性变动的根源——可供选择的机会集合。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通信、交通等渠道的发达，人员流动性的增加，人们可选择的机会集合会有所增大，人们经济行为的镶嵌性程度会有所下降。当然，如果像格兰诺维特那样将关系理解为一个从强到弱的序列，那么只要是人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出某类经济行为，就几乎不可能摆脱社会关系。

为什么机会集合能够如此这般影响人们的行为？我们认为其大前提是，人类行为的效用取向是多维度的。关系网络及其背后的亲情、友情、爱情等都能给人带来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会有一种追求经济利润和自由发展的倾向，追求出人头地给自己带来的荣耀。这两种取向有时候是互相促进的——在弱关系的意义上更是如此，有些时候则可能出现矛盾。关系网络特别是封闭性关系网络很可能束缚一个人经济利润获取的自由，并且影响其发展。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关系网络的选择——在根据做什么样的事情利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关系上——就会非常慎重。在求职问题上，关系利用的阻力更多地来自雇主一方，在总体资源不多而且也不会因为人员增多而获取更多资源的情况下，雇主对求职中关系运作的排斥性倾向可能会更大一些。

必须看到，个人求职过程中关系网络的作用性受到职位及相关组织所镶嵌于其中的博弈层次的影响。如果组织围绕权力进行博弈，那么组织成员的忠诚非常重要，于是强关系会更多地被看重就不足为奇了。而如果组织围绕物资、货币等经济利益进行博弈，那么组织成员的人力资本、经济能力就会更多地被看重。至于影响、价值或者承诺层面的博弈对求职中关系网络效用的影响，就显得更具基础性了。如果“一切向钱看”成为主导性价值观念，那么，只要忽视关系的影响能够让人获得足够大的利得，关系就会被放置在一旁；而关系如果能够带来足够大的利得，就会被无比重视。

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虽然从讨论网、拜年网的角度上看，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高的人更倾向于拥有较大的关系网络，特别是弱性质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些人也更倾向于与自己的关系网络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低的人却更倾向于认为关系在其职位获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对于这种表面看来有点自相矛盾的情况，该如何进行恰当的解释呢？

首先来看为何那些收入在本省份相对位置较高的人倾向于拥有较大的讨论网和拜年网。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维持较大的讨论网和拜年网是需要花费经济代价的——在我国城乡过年过节盛行请客送礼，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封红包也越来越普遍，那些收入在本省份相对位置较低的人群较难支付这一庞大的开支，自然就倾向于通过一些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缩小自己的关系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拜金风气日盛，甚至嫌贫爱富成为人之常情，一些收入在本省相对位置较低的人，很可能在自己没有采取行动退出某类关系网之前，就已经被别人淘汰出去了。

其次来看为何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低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关系在其职位获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由于收入相对位置的形成在时间上要后于人们的职位获取，所以这句话可以倒过来说：那些通过关系获取职位的人，其收入在本省份中的相对位置倾向于更低一些。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被迫依赖关系获取职位的人本身可选择的工作范围可能就较为狭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托人介绍推荐”等通过关系获取的职位，可能是竞争性并不大的，也就是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并不怎么占据优势地位的——好职位大家都在争，就介绍推荐而言，好职位人家自己为什么不要，或者为什么不将其放在“市场”中套现？为什么推荐给你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事物都能通过货币来计量，何况一个好职位？职位提供者照顾一个关系，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一笔金钱。

求职利用关系网络带来收入相对位置较低的事实，与我们平时的一些观察有较大反差——根据我们平时的感受，那些出身豪门或者善于拉关系的人往往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相对位置。笔者认为这一反差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的调查反映的是总体情况，而不是个体情况——从个体情况来看也许我们平时的观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日常的观察也许夸大了事实——一些报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形成错误的成见。另一方面在于那些出身豪门或善于拉关系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获取某个职位乃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事实上这个职位的获得不过是一个“交易圈”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关系网络的利用在那些收入在省份内相对位置较高的人身上是以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呈现的，有时候当事者不能察觉，有时候则讳莫如深。

如果上述解释说得过去，则以上事实提供给我们的启示从微观层面看包括：（1）人们是倾向于在关系网络中保持相对自由的地位的。由于关系对人的束缚作用，在机会集合较大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不利用关系，特别是不利用强关系。（2）人们对关系网络的维持和利用，会受到人们的紧约束的影响。在其他资本比如物资、货币短缺的时候，人们所拥有和能够维持的关系网络的规模和性质会发生改变，总体而言可能向不利于该行动者的方向发展。（3）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群对关系的利用形式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贫困群体对关系的利用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从关系的另一端分割一部分利润或好处，这对改变贫困群体的相对劣势地位是没有帮助的，甚至会加剧这一劣势；而那些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的人群，利用关系的同时总是试图创造一部分利润，并彼此分享。(www.chuimin.cn)

从宏观层面看，关系网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起绝对主导作用，整体的社会格局以权力层次的博弈为主导，价值观念层面也不怎么强调生产效率，那么关系网络会被重视，并能够在局部缩小社会差距——因为通过所谓的“庇护主义”，一部分社会收益会通过关系网络“分割”到社会下层中去。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绝对主导作用，价值观念层面强调生产和交易效率，那么关系网络会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由于打破了裙带关系，这样的社会也能够在局部缩小社会差距。如果这个社会中政府、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渠道共同起主导作用，且物资、货币层面的博弈被镶嵌在权力博弈之中，那么关系网络会出现明显分化：事关权力的关系网络沽价甚高，被无比珍视；与权力无关的关系网络则一钱不值，被弃如敝屣。市场性资源和政府性资源借由高价关系相互贯穿，两个不同的领域集聚的势能相互“兑现”，让这两种渠道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在同一方向使劲，全面拉大社会差距，加快社会断裂（孙立平，2004）。这说明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至少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具有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可能性。

本章数据分析中一些具体结论也值得特别关注。在求职中利用关系等，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倾向：自1984年以来，人们在求职上，比起之前更多地存在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人力资本与关系利用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就是说两头低中间高。人力资本和机会集合越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越倾向于利用关系找到工作，位于两头的人则不明显，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人力资本和机会集合大的求职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提供职位者，于是求职者处在主动选择的地位，所以他们不认为利用关系在找到这份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与之相反，那些人力资本和机会集合小的人，则似乎找不到在求职过程中值得利用的关系。

【注释】

[1]应该看到在这里银行利润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是软风险约束（刘世定，2005），那么情况可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2]即便行为者不涉及关系，也应该区别对待：一种情况是其机会集合非常小，基本无恰当的关系可用；另一种情况是其机会集合非常大，行为者出于理性选择，不倾向于使用关系。

[3]这决定了我们选择1947—2003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来验证我们的假说。

[4]为了寻租，职位提供者也可能刻意不让其关系“逾越”“市场逻辑”。

[5]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孙立平教授2005年10月25日在上海“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发言的启示。

[6]有些人会说，这个说法不对，我读书读到了博士，可是觉得可选择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其实不然，最关键的是行为者自己束缚了自己的眼界。因为我们只听说招聘信息规定需要××学位以上的，从来没有听说招聘信息规定需要××学位以下的。何况即便如此，那些高出××学位的人也完全可以应聘嘛！

[7]因为在此情况下，相对于拟聘单位求职者的谈判地位更低，求职问题会被拟聘单位有权力的主管嵌入更庞大的影响博弈层面，促使权力与情感的影响力构成交换。主管动用手中的权力提供求职者以职位，相当于给了求职者恩典。求职者如果不能回报就只能欠对方人情。主管的一次权力运用兑换成了未来对求职者的一份情感影响力。边燕杰等看到的强关系逻辑在这一意义上成立。

[8]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并不必然意味着被调查者会选择“托人介绍推荐”。事实上，选择了“国家分配/组织调动”、“个人直接申请”等的人也大量地对“是否有人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作了肯定回答。

博弈：机会集合与层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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