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与假设验证—博弈解释

四、统计数据、假设验证与解释

本章首先尝试用自变量对因变量集1进行解释，然后再集中解释因变量2。

前一层面，可以通过自变量集1和2对因变量集1的影响看到；后一层面，则主要根据自变量集1、2和因变量集1对因变量集2的影响判断。

（一）基本情况所构成的机会集合对求职过程中渠道利用和关系选择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集1存在两个方面，所以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部分讨论基本情况对行为者是否倾向于使用关系来求职的解释，第二部分讨论基本情况、市场化进程对求职过程中何种求职渠道发挥关键作用的解释。第一部分的目的是验证假设1，第二部分的目的是验证假设2。

倾向于使用何种求职渠道和何种求职渠道发挥关键性作用，彼此之间虽有联系，在本质上却显然是两回事——前者是求职者单方面的诉求，起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求职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一些基本特性；后者直观地看则至少一半以上依赖于用人单位的倾向性，这里周遭环境会起一定的作用。

1.基本情况对求职者倾向于使用关系的解释

对于不同类型的求职者在求职时“托人介绍推荐”的倾向性，表6.1通过前三个模型给出了说明。在总样本中有5180人对此做出了选择，其中893人对此进行了肯定回答，占做出选择者的17.2％。表6.1的第四个模型针对的是“求职者是否认定有关系作用”的解释。该项目有5217人做出了回答，其中1461人持肯定态度，占做出回答者的28％。

表6.1　　　　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托人介绍推荐”的倾向性

说明：（1）表格中的数值是相应的E x p（B）。它表示的是，模型其他条件一定，相对于本选项所在自变量的最后一个选项而言，拥有本选项情况的被调查者更可能做出待解释项之选择的发生比。（2）显著性水平：^！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5（双尾检验）。

表6.1给出的情况能够比较好地验证假设1。

第一，来看假设1a。显然，求职时行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以此为人力资本的指标，从表6.1中可以看到，比起求职时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凭的被调查者来说，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以及大专等文凭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托人介绍推荐”这一渠道（根据我们的操作化定义，这是主动利用关系来获取职业地位）。与之相关的模型（3）和模型（2）都能够很好地验证假设1a——模型（3）和模型（2）的区别在于模型（2）控制了求职者此前工作的年限，而模型（3）没有控制。

各级资格证书的获取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力资本，并且是一种较好的人力资本信号传递方式，所以能较好地反映求职者的机会集合：获得的资格证书越高级，越能够传递人力资本高的信息；反之亦然。当用模型（1）的资格证书获取情况替代模型（3）中的求职者学历后，仍然可以看到没有获得资格证书、获得初级资格证书和获得中级资格证书的求职者相对于获得高级资格证书的求职者来说，更倾向于主动地利用关系来求职。

第二，来看假设1b。从表6.1的模型（1）和模型（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是否党员”、“工作获取时间”/“资格证书获取情况”、“求职者学历”等变量之后，相对于城镇非常住人口而言，城镇常住人口更不倾向于［发生比率在模型（1）中是前者的0.672，或在模型（3）中是前者的0.679］“托人介绍推荐”这一求职渠道（也就是主动利用关系）。当然，在模型（2）中，上述关系的显著性削弱了一些，大概是因为此前工作时间的长短与求职者是否有城镇常住户口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相对于求职时已经是党员的求职者而言，那些还不是党员的求职者更倾向于“托人介绍推荐”（主动利用关系）这一求职渠道，这一关系在三个模型中都是具有显著性的。所以，可以说假设1b也能够被数据比较好地证明。

第三，来看假设1c。表6.1模型（2）对假设1c进行了验证。模型（2）表明，在获得“目前这份工作”之前求职者工作的年数越短，求职者越倾向于主动地利用关系来求职。

第四，来看假设1d。从工作获取的时间因素来看，越是在近些年来（1994年以后），人们越是倾向于“托人介绍推荐”这样的求职渠道。这与假设1中隐含的机会集合的逻辑是一致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之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下岗，各种职位相对于求职者的谈判地位大大上升，而求职者的机会集合自然会相对变小。如此一来，人们在求职的过程中越来越诉诸关系和或多或少地涉及关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最后一个模型淡化了关系究竟是求职者主动利用还是自然呈现的，用“求职者是否认定有关系作用”的综合值来替代模型（2）中的因变量，发现无论是求职者的学历、求职者此前工作的年限，还是工作获取的时间，都表现出了与模型（2）相同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是能够验证假设1a、1c、1d的，并且可以进一步表明，那些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处于劣势的人更倾向于认定他们在获取当前职位的过程中存在关系的作用。当用“求职者是否认定有关系作用”的综合值来替代模型（2）中的因变量时，发现虽然是否党员的作用依然是显著的，但户口的作用进一步变得不明显了。这也许是因为城镇常住户口的求职者虽然不怎么主动去利用关系渠道获取职位，但是在整个求职的过程中，他们还是能够被动地得到一些亲友的帮助。从关系网络的角度看，这恰恰说明城镇常住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可能受到帮助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总之，通过表6.1给出的数据信息，可以较好地验证假设1，即“其他条件一定，求职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低，他/她越倾向于主动选择通过关系来求职”。

2.拟聘单位外部压力的影响及其解释

下面尝试验证假设2。对于假设2而言，拟聘单位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如何量化度量成为问题的关键。

我们分时段来考虑表6.1所涉及的问题，将被调查者获取最近一份工作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84年及以前、1985—1995年、1996—2001年、2002年及以后（2003年止）。将“托人推荐介绍”、“有人起过关键性作用”、“求职者是否认定有关系作用”的综合值作为因变量，将自变量集1作为自变量。

站在组织的层面看，求职者职位所在地收入水平、竞争度、贫富差等无疑都是拟聘单位经济环境的重要指标，能够一定程度地衡量其周遭环境的景气度和市场竞争激烈度。具体的操作化见下文相关注释。

站在组织的层面看，拟聘单位的类型不同，同等时空条件下其受到的外部压力也不尽相同，所以，对求职者所得职业类型必须予以考虑。（见表6.2）

表6.2　　　　对拟聘单位压力影响关系利用的考察

续前表

说明：（1）表格中的数值是相应的Exp（B）。它表示的是，相对于本选项所在变量的最后一个选项而言，本选项更可能做出待解释项选择的发生比。（2）显著性水平同表6.1。a根据我们的样本，人均年收入较低的8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吉林、黑龙江、新疆、山西、辽宁、河南、重庆、贵州；人均年收入居中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海南、云南、甘肃、湖北、陕西、江西、四川、广西、天津、安徽；人均年收入较高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河北、内蒙古、山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北京、上海。b根据我们的样本，竞争度（各省份人均年收入的标准差/年收入的平均值）较低的8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重庆、贵州、陕西、云南、河南、山西、海南、江西；竞争度居中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安徽、辽宁、湖北、上海、浙江、江苏、甘肃、福建、广西、北京；竞争度较高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天津、湖南、黑龙江、四川、山东、广东、新疆、内蒙古、吉林、河北。c根据我们的样本，贫富差距（用各省份人均年收入的标准差来度量）较小的8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山西、吉林、重庆、贵州、河南、云南、黑龙江、辽宁；贫富差居中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海南、陕西、江西、湖北、甘肃、新疆、安徽、广西、天津、四川；贫富差较大的10个省份依次（按升序排列）为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湖南、上海、北京、内蒙古、广东、河北。(www.chuimin.cn)

假设2主要是从外部环境压力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机会集合内容的，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对一些内部变量进行控制，比如说求职者求职时的受教育程度、工作获取时间等。

需要交代的是，我们还发现求职者所在省份依据贫富差距的分类与依据其年平均收入的分类是相似的，所以在模型中我们有意识地回避同时使用这两个自变量。

首先，来看假设2a。因为没有求职者获取工作时当地经济环境的相关指标，所以我们将被调查者所在地2002年平均收入看成反映经济环境景气程度的指标，年平均收入越高，表明求职者所在的地区经济环境越景气。这样，我们来看表6.2模型（2）、（3）给出的数据，不难发现，就关系作用而言，求职者所在地是在人均年收入较低的8个省份，还是在人均年收入较高的10个省份，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别。倒是那些处于人均年收入居中10个省份的求职者，相对于人均年收入较高的10个省份更多地倾向于认定“找这份工作中有人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模型（2），前者是后者的1.505倍，显著性水平为0.005］和“认定在找这份工作中有关系存在”［模型（3），前者是后者的1.366倍，显著性水平为0.005］。这样的事实似乎表明，求职者所在的经济环境非常景气和经济环境非常不景气，关系在求职中的有效性似乎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假设2a，但是假设2a并未很好地表述事实的另一半，即求职者周遭的经济环境越不景气，关系在获取职位中发挥的作用越小。顺便说一句，鉴于在本调查中天津恰恰是位于经济景气程度居中的10个省份之一，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边燕杰在《找回强关系》的基于天津的调查中得出的找工作诉诸关系的人数会大大高于我们本次调查的结果。（Yanjie Bian，1997）

其次，来看假设2b。我们用调查本身提供的当前数据来测算被调查者求职时所在地的市场竞争程度。衡量的指标如下：一个是贫富差距，我们用各省份人均年收入的标准差来测算。贫富差距与市场竞争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贫富差距过大或者过小都可能意味着市场竞争性的削弱——无论过大还是过小的贫富差距都会让贫困者无意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另一个我们直接称为竞争度，它是通过各省份人均年收入的标准差除以其各自的平均数得出的。根据这两个指标，我们对被调查者所在的28个省份分别进行了分类：贫富差距较小/竞争度较低的8个省份、贫富差距和竞争度居中的10个省份、贫富差距较大/竞争度较高的10个省份。

从表6.2的模型（1）和模型（4）来看，求职者所在地的贫富差距对求职中关系作用的影响是细微的。就“托人介绍推荐”［模型（1）］这一求职渠道而言，相对于处在贫富差距较大的10个省份的求职者，贫富差距较小和居中的18个省份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认为该渠道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意味着贫富差距越大的地区，求职者利用关系求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与假设2b的预期相反。不过，如果更换因变量，就求职者是否“认定在找这份工作中有关系存在”［模型（4）］展开探讨，那么贫富差距较小的8个省份的求职者，比贫富差距较大的10个省份的求职者更倾向于少做肯定的选择，而贫富差距居中的10个省份的求职者则比贫富差距较大的10个省份的求职者更倾向于多做肯定的选择。显然，如果以模型（4）为基准（考虑到被调查者可能隐瞒利用关系求职的事实，以该模型为基准是具有合理性的），并且认定贫富差距居中为竞争度高，则假设2b是能够得到印证的。

进一步观照自变量“所在地竞争度”对因变量的影响，除了模型（1）的作用不显著之外，其他三个模型都有显著性的影响。模型（3）、（4）表明，求职者越是处在竞争度较高的省份归类中，越可能更多地在求职中诉诸关系，这与假设2b是相悖的。而模型（2）则表明求职者越是处在竞争度居中的10个省份中，越可能倾向于肯定“找这份工作中有人起过关键性的作用”，这与假设2b又是在一定程度上相符的。

具体到职业类型，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其他”类型的职业为基准，在获取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个体经济单位的职位时，关系的作用更为显著性地低一些；而在获取私/民营企事业单位及三资企业的职位时，关系的作用则更为显著性地要高一些。如果我们假定私/民营企事业单位及三资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竞争度，要比国有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个体经济单位所面对的更高一些，那么以上事实似乎与假设2b所提供的预测相矛盾。

造成上述矛盾现象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市场竞争度的提高不仅加大了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外部压力，也压缩了求职者的机会集合，而且竞争度对后者的作用力度有些时候甚至高于前者。这样的解释逻辑从表6.2不同时段条件下关系起作用的差异也能够得到印证。四个模型都或多或少地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推进，越到近期，关系在人们求职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有日益增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就业压力实际上越来越大。在求职过程中，人们在正式的渠道之外辅以关系的运作，实际上也是在这种压力之下提高自己谈判地位的一种方式——如果以上论述成立，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工人相对于雇主的谈判地位大大地下降了。由于我们的数据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市场化带来的双重影响，同时还是以现在的情况测度当时的经济环境，所以数据与假设2b之间多少隔了一层，这一点可能需要我们将来做更多的工作。

（二）收入的相对位置与关系的利用

进一步考察关系的利用是否会给相关人员带来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提升，以此来印证我们上文有关结构效应的猜想。

下面以收入的相对位置来判定行为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在收入相对位置的判定上，我们依据被调查者的年收入与本省份人均年收入的差来测算。对于测度其收入的相对位置，这里存在几种情况。有时候直接利用这个差值作为变量。有时候将其划分为两类：高于本省份年收入平均值和低于本省份年收入平均值。有时候又将被调查者划分为四类：（1）收入比本省份人均年收入低10001元及以上的被调查者；（2）收入比本省份人均年收入低10000元及以下的被调查者；（3）收入比本省份人均年收入高10000元及以下的被调查者；（4）收入比本省份人均年收入高10001元及以上的被调查者。

1.关系利用对收入相对位置的解释

下面我们将收入相对位置粗略地划分为高于本省份年收入平均值、低于本省份年收入平均值两类，作为因变量，来看看在控制行为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收入相对位置与关系利用之间的关系。（见表6.3）

表6.3　　　　对收入相对位置的回归模型解释

续前表

说明：（1）表格中的数值是相应的E x p（B）。它表示的是，相对于本选项所在变量的最后一个选项而言，本选项更可能做出待解释项选择的发生比。（2）显著性水平同表6.1。

表6.3的三个模型都是在控制了求职者的性别、户口、求职时的受教育水平、时间分段之后进行的，分别考察了求职者“是否认为托人介绍推荐在求职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有没有人起过关键性作用”、“是否在找这份工作中主动或被动地使用了关系”，对行为者当前收入相对位置的作用。不难发现，三个模型中其作用都是显著的，都一致地说明了在求职中使用过关系的人，其收入的相对位置更倾向于落入在各省份平均年收入水平线之下。基于此，我们虽然不能说关系的利用并未给求职者带来什么好处——毕竟，有一份工作总比没有好；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求职中关系的诉求对于他们在社会收入中相对位置的提升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值得一提的是，表6.3所揭示出来的其他一些事实也很值得关注。比如：男性收入的相对位置一般比女性的要高；获取职位的时间越长，收入的相对位置越高等。

2.关系网络规模与收入相对位置

有趣的是，那些收入相对位置更高的人，其关系网络规模相对更大。

从下面一个简单的讨论网、拜年网表格（表6.4）不难看出，行为者收入在本省份中的相对位置与他们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高的人，更倾向于拥有较大规模的关系网络，在朋友和其他人这两类性质的关系网络中更是明显（其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148和0.118，而且显著性水平达到0.05）。

表6.4　　　　从讨论网、拜年网看不同收入人群关系网络的规模

说明：表格主体每个单元格中第一个数值是相应的平均值，第二个数值为相应的有效应答数量，第三个数值为标准差。

类似的简单等级相关分析表明，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高的人似乎更倾向于经常地与上级领导和上级单位互动（其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231和0.274，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01以上）。而从与亲人、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情况来看，那些收入在本省份中相对位置较高的人，也倾向于更密切一些（其等级相关系数为0.181，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01以上）。

表6.4所呈现的事实与表6.3所呈现的合并在一起考虑，恰恰能够说明本章的主旨：如果我们将关系网络的规模看作一种机会集合的测度的话，那么关系网络大（那些收入相对位置较高）的人似乎更不倾向于利用关系网络的渠道去求职，或者至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他们利用关系做些什么呢？更大的可能性是从事广义上的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