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读书无用论’的建构逻辑和成因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这里“读书无用论”的所谓“读书”，通常指的是接受现行教育体系所包括的从小学到大学的知识训练和服务。首先，从物资、货币层面的博弈来看，对于“读书无用论”的成因可以作如下解释。“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势必流行，成为一股潮流或者至少是潜流。

二、“读书无用论”建构逻辑和成因的博弈分析

为了更好地辨析“读书无用论”，我们需要简要地探析所谓“读书有用论”的含义。

“读书有用论”的“有用”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层面的博弈呢？是在物资、货币、权力层面，还是在影响、价值或者承诺层面？以前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这似乎意味着读书就物资、货币、权力等层面的博弈而言，对读书人是有用的。以前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这又似乎表明读书就影响、价值或者承诺等层面的博弈而言，对读书人是有用的。这里暗示：读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价值，读书这一行为可以让读书人遵循人类思维的脉络和成果，获得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愉悦感，让人的心智更为成熟，从而有效地适应相关的社会生活。在影响、价值或者承诺这个层面上说“读书有用”，“有用”一词也许本身显得稍嫌功利了。

“读书有用论”中的“读书”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用”指的是使读书人获得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愉悦感”、一种“读书”本身具有的“价值”，那么“读书有用论”的“读书”更多指的是“开卷有益”的“开卷”，至于具体读哪些书，则要看这些书是否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脉络和成果”。但是，如果“有用”指的是读书人在物资、货币、权力层面的博弈中获得好处，那么“读书”就不是泛指“开卷”了，而是有特定的内涵。在科举时代，这个层面的“有用”的“读书”，应该是指读四书五经，是指接受八股文的训练和教育；现在，这个层面的“有用”的“读书”，应该是指接受职业培训，学习诸如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的配套教材。于是，所谓“书”所包含的外延也受到了特定的限制。

由于“读书有用论”的“读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含义，所以我们很难在影响、价值或者承诺这两个层面上说“读书无用”。无论一个人怎么说“读书无用”，其实“读书”在特定层面上都有着“有用”的内涵。事实上，当我们提到“读书无用论”的时候，所谓“无用”多是指，在物资、货币、权力等层面的博弈活动中，“读书”没有给读书人带来好处，或者其所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至少在其预期中成本大于收益。而这里“读书无用论”的所谓“读书”，通常指的是接受现行教育体系所包括的从小学到大学的知识训练和服务。

当我们将“读书无用论”的内涵和外延在物资、货币、权力等层面界定清楚之后，当前“读书无用论”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也就逐步浮出水面了，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反思现行教育体系。

首先，从物资、货币层面的博弈来看，对于“读书无用论”的成因可以作如下解释。

（1）大学生就业难及工资水平不尽如人意，让农村家庭或其他弱势群体家庭感到供孩子念书收益甚小。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就读学校并非名校或重点高校的情况下，大学生想找一个较好的工作，通常需要一定程度地借助家庭和亲属方面的有影响力的关系网络，但是弱势群体家庭一般缺乏这类关系网络，或者即便有也局限于非常小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家庭的孩子们会面临毕业就须返乡就业甚至失业的危险，这会让人们觉得大学生还不如不念大学的人，进而造成大学生父母在邻里乡亲面前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类情况的示范效应导致弱势群体家庭越来越感到读书已不能带来经济上直接的、明显的实惠，也难以改变自身及子女的社会地位。

（2）经济上的城乡差距及教育收费过高，凸显农村家庭和其他弱势群体家庭在面对孩子教育收费时的经济困难。就笔者所了解的湖南郴州情况来看，如果一个孩子考上公费高中，那么一年学费至少要1000元，加上其他花销，一年大约3000元，三年下来也得约10000元。如果是择校生，三年下来则至少得40000多元。如果孩子考上大学，即使花钱再节省，四年至少也得50000元。这样巨额的花销，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担不起。一些家庭“读书致贫”、“读书返贫”的现象，导致有些农民把送孩子上大学看成“一场赌博”，或把送孩子上高中看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很多家长为了避免将来被孩子埋怨，才咬着牙勉强扛起压在身上的这座“大山”。(www.chuimin.cn)

（3）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某些地区经济带来了发展契机，也增加了学生继续上学的机会成本。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渠道的畅通给孩子们带来了开阔的眼界。一些其实比较聪明的孩子们在应试教育中受挫，必然尝试寻求其他证明自身价值的渠道。一方面是花钱上距离现实较远的“无所谓”的学，另一方面是打工挣可以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独立的钱。一些学生眼看自己进大学无门，而进了大学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过就在自己身边的挣钱机会。

（4）应试教育及其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教育质量下降，同时教师忙着挣“外快”，学生忙着做兼职，导致教育陷于“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国家强调素质教育，但至少在中学阶段，切实运行的仍然是应试教育，一些民办学校也正是因为狠抓应试教育，挖取他校的优秀生源，才有了滚滚而来的办学利润。一方面优秀生源往城里跑，另一方面优秀教师也往城里跑。在这场应试教育的马拉松赛跑中，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教育机构被越来越远地抛在了后面。高校扩招，让广大学子更容易上大学，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随着自己身边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做兼职的劲头日益增强，教师也忙着在外面挣钱。“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势必流行，成为一股潮流或者至少是潜流。

其次，从权力层面的博弈来看，对于“读书无用论”的成因可以作如下解释。

（1）现行教育体系提供的服务一直在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摇摆。目前我国社会仍然留存官本位色彩，教育却已经先行一步变成现代教育体系。但与过去的科举制教育模式非常不同的是，现代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培养的人并不直接地在权力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即便是通过所谓公务员考试的人，最初也多是步入各个部门的底层，既无缘像进士那样得见天颜，成为“天子门生”，一步登天，将来晋升所受的制约也颇多，而且还得看个人际遇，特别是社会关系。显然，读书人相对于过去，迅速打个翻身仗来获得较高权力地位的可能性已经大大下降。在权力系统中通过读书获得更好“垂直向上”的流动机会之制度优势已经不明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行教育体系有颇多值得改革之处，但问题更多地出在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机制之中，比如官本位、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程度较低等问题就非常值得重视。

（2）教育体系中的级别和美誉序列导致低端教育服务难以达到家长及学生的预期，逐步形成逆淘汰，同时，新教育机构设立和发展的门槛过高。前面已经说过，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学校的美誉度又较多地依赖于政府（权力机构）的评级，人才（主要是教师）往评级较高的教育机构（往往是一流学校）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二三流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势必因此迅速下降。而如果一流学校此时再扩大招生，二三流学校的生源就会越来越差，这样，很快就会导致学校的美誉度进一步降低。“读书无用论”部分地意指，如果进入二三流学校学习，就接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再反观一流学校，扩大招生之后，生源的平均质量会下降，其毕业生录用单位或者招聘单位会根据面试对象的平均水平评判这些一流学校的教育质量，因此会导致一流教育机构美誉度下降。当不少生源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机构并预期它们提供的服务比国内更好的时候，国内一流教育机构美誉度的下降速度会更快。在这样的环境下，新教育机构在政府评级中再难占一席之地，其设立和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也显而易见。

由以上分析可见，“读书无用论”并非简单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作祟，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成因。不难发现，事实上人们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但在上述一系列社会因素作用下，特别是在市场主导的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家庭及其他弱势群体在价值观念层面滋生的“读书无用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在教育负担的重压下进行自我解脱，以维护家庭的最基本利益。这可以说是物资、货币、权力等层面的博弈对影响、价值或者承诺等层面的博弈所发挥的作用。

一旦大量的农村家庭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信奉这种“读书无用论”观念，他们在面对可望而不可即的教育体系的时候，就会或多或少地带有“非暴力不合作”的味道，在孩子进入初中不久即尝试尽可能早地使其退出教育体系。这对于整个教育体系都将是沉重的打击，并且随着将来知识经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禁止劳动力转移，那么最迟到2009年，全国城市就会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知识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势必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伟大构想的实现。所以，有必要站在挽救整个教育体系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真应对“读书无用论”。

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读书无用论’的建构逻辑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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