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六、“博弈—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病理诊断上文主要以医患关系为例展开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人们互动行为的“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特别涉及了对地位劣势方行动的关注，可以说是社会病理学的一个示例。本书所述“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可以说是社会病理学的一种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其功效在上文对医患纠纷的分析之中已经初步地展现了出来。

六、“博弈—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病理诊断

上文主要以医患关系为例展开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人们互动行为的“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特别涉及了对地位劣势方行动的关注，可以说是社会病理学的一个示例。

所谓社会病理学是从医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并非简单地将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社会比简单的生物有机体要复杂得多）。我们知道，病理学（pathology）的任务是运用各种方法研究疾病的原因（病因学，etiology）、在病因作用下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发病学，pathogenesis）以及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变（病变，pathological changes），阐明其本质，从而为认识和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社会病理学与此类似，主要任务也是运用各种方法捕捉社会病态（也就是狭义的社会问题）信息，发现社会病态现象，研究社会病态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作用下呈现社会病态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从而为认识和掌握社会病态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防治社会病态现象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显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和周期性，社会病理学包含异常丰富的理论内容（比如社会整合与解体理论、价值冲突理论、文化失调理论等都可以说是对社会病态原因的理论见解），与此相适应，社会病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一般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等，均可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待。本书所述“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可以说是社会病理学的一种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其功效在上文对医患纠纷的分析之中已经初步地展现了出来。我们试着再回过来总结这一博弈分析是如何捕捉社会病态信息、研究社会病态原因、呈现社会病态发展过程的。

通过实验法、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等社会观察法，研究者会发现一些社会冲突，此时博弈分析法就可以被引进来对这些冲突展开剖析。具体而言，当我们发现上文中呈现出来的患者家属与医生冲突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时，我们就有了着手展开分析的基础。从后往前，从果到因，从表层到深层，博弈分析法应当完成以下任务或者步骤。

第一，分析冲突的程度与性质及所在的博弈层面。是物资、货币、权力、影响、价值或者承诺层面，还是已经进入“其他变数”，是从哪个博弈层面进入的？冲突双方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肢体冲突行为，还是正在寻找第三方，抑或是正在协商谈判之中？据此判断双方互动行为所在的阶段。比如就前文北京天坛医院和积水潭医院的个案来看，冲突已经进入肢体接触、身体攻击阶段，这就是步入了“其他变数”之中。

第二，分析在此之前冲突双方的一系列行为。例如：冲突的主动发起者在此之前的态度与行为是怎样的？物资、货币、权力、影响、价值或者承诺各个层次的博弈是否已经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将这些行为与态度与现在的表现作对比，前后行为是否存在巨大的差异，前后态度是否存在合理性？

第三，着重分析冲突双方互动模式的本质、这一互动过程中包含的信息问题、互动本身对双方的身体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例如：这种互动模式维系的根本性条件有哪些？它与当前博弈双方实际表现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巨大差异？就前文个案而言，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有：医患信息不对称中谁是信息优势方，谁是信息劣势方？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对于病人和医生而言意义何在？医患互动的现实表现与理想的互动模式之间存在哪些差异？(www.chuimin.cn)

第四，分析互动双方的相对地位，从不同的地位维度（包括物资、货币、权力、影响、价值与承诺等层面的分布状况）来看待它们互动展开之中可能的制衡问题。看看在两者关系之上或之外是否存在有效的第三方来积极协调双方关系，并分析这种协调的成本。就前文个案而言，我们要看：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或医院有什么制约手段？有缓解他们之间直接冲突的有效手段吗？这些手段有什么样的正功能，又有什么样的负功能？

第五，分析互动双方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信息优劣结构与他们在其他社会地位维度上的相对位置是否一致。例如：信息优势方是否有外在压力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是否付诸实施？第三方是否有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能解决到何种程度？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手段之间的互相替代关系是怎样的？哪些手段的社会成本小，哪些手段的社会成本大？

第六，分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及克服机制。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否是自然导致的？是否存在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空间？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具体制度？不同层次的博弈如何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如何避免“其他变数”的出现？

以上六个步骤的社会博弈分析体现了对社会病态病因探索的步步推进。而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社会病态在不同层次上的呈现、社会病态的发展过程，乃至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改变等。

显然，在“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中，一个互动单元作为社会细胞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的变异被看作社会病态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正常的互动单元（作为社会细胞）在结构上应该是存在一系列的制衡架构的，哪怕这种架构只是隐含地存在于互动的背景之中。就互动双方而言，两者的相对地位在不同维度上形成的优劣结构应该是交错的，也就是前文所谓“优势交叉地位模式”。比如，在基于信息形成的地位结构中你占优势，但在基于社会声望形成的地位结构中则可能我占据优势。从相关主体来说，除了互动双方的制衡问题之外，一个相互制衡的架构意味着应该有一个稳妥的第三方（它可以是行为人，也可以是机构、组织或制度，甚至国家）。如果第三方不够稳妥，比如它不是推动市场形成更多的医院或者其他信息优势方，而是热衷于给医院评级、给医生评职称，那么最后只能让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

当然，单凭一个正常互动单元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很难说整个社会就是“病态”的，正如人体某些细胞坏死并不意味着整个人就“病”了一样。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也是增强我们这个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

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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