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逻辑也可用来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不同的社会阶层展开博弈活动的微观结构会不一样。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即便是针对物资、货币等的博弈,相对遵纪守法也是其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样,微观的博弈活动就基本上有章可循。......
2023-12-02
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先看宏观层次中非正式的博弈结构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
一位教人口学的教师参加扶贫工作,来到一个西部的小乡村,看到这个村庄虽穷,每家每户孩子却很多。他找到其中一家,开始做这家男人的思想工作,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你看,你之所以这么穷,都是因为生养的孩子太多了。每个孩子都要花钱、吃饭,这样你自己花的钱、吃的饭就少了。你这么年轻,看起来却像年纪一大把的人,究其原因也是照看孩子,费尽心力所致。而且将来家产一分,每个孩子能够分得的数量也少,他们会变得更穷。”那男人沉默不语,一直听着,到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老师,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留下孩子才是真的。”
显然,在这个故事里,一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留下孩子才是真的”非常深切地表现了一种宏观层次的超出行为者现有生命之外看待世界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说,这是自然法,是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生命法则。在此,它具体化成了一种习惯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理念。中国的那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亦属由此衍生的习惯法之一种。该类制度所指涉的产权主体事实上超出了个人的局限,站在家、族的基础上看其延续及对于外在世界的占有与同他人的博弈问题。显然,这样的博弈主体观念所包含的产权理念非常有利于直接鼓励多生孩子,让人们保持高昂的生育热情;而且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它往往能够率先作用于人们的生育思想和观念。难怪最后故事中的这位人口学教师感叹:“这位男子的思想观念已经超出个体功利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了,而我却试图用功利层面的话语去说服他。我的层面可能比他的层面还要低,或者至少是不怎么搭界的,所以我显然是很难说服他的。”
正式宪法层次的产权制度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可以在确定博弈主体上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规定,任何家庭所生的孩子都属于国家所有,他们将从一出生就被国家集中抚养,那么也就是用宪法来确定孩子的产权主体是国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人们的生育行为自然会和在孩子归属家庭的宪法制度下的生育行为大不相同。相对于后者,前者会使人们的生育热情大大降低——因为孩子出生之后,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www.chuimin.cn)
在中国,如果我们将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话“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转引自吴跃农,2002:23页)也算作正式宪法层次的产权制度的话,那么该制度事实上是站在国家和革命的层次上,以国家或者革命者为博弈主体,明确了孩子对国家或者革命事业的归属。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或人群以及反革命队伍而言的,其基础追根究底是那个年代的博弈形态为战争、反抗和革命,而不是和平、发展和建设。毛泽东的这一博弈主体观念(注意他当时在价值或者承诺、影响以及权力等层面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地位)与当时一些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相结合,对于人们生育意愿的鼓励作用是巨大的。
正式宪法层次的产权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来发挥作用。比如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一旦作为正式宪法层次的产权制度在我国明确下来,并且发展为“一大二公”等中观层面的制度,就会或多或少地推进根据人头核算的平均主义。这不仅会导致生产行为中的“磨洋工”和偷懒行为(因为劳动力毕竟是在私人身上的),而且也会间接地刺激人们通过多生孩子来“合法”地多吃、多拿、多占公家资源(在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是个典型例子,所以公社食堂不能长久也是必然的),毕竟当时家庭还没有彻底地被“计划”掉,配偶、孩子以及个体身上的劳动能力是归私人所有的。在博弈结构中,其他资源都被“计划”住了,唯独配偶、孩子、劳动力未能被“计划”住,由此带来的问题可想而知。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安排格局构造了一个典型的过度放牧的“公地悲剧”博弈模型:公共资源是公地,生养孩子的家庭以及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者相当于放牧者。笔者甚至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为了根治此前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计划经济不完全(比如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与之配套)而留下的后遗症。(王水雄,2002)
相反,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者至少存在较为明确的私有制之类的正式宪法层次的产权制度,加之在习惯法层面上孩子是归家庭所有(社会风俗通常如此)的,那么这样的博弈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起到抑制过度生育的作用(当然也势必带来生育上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当然,这是通过一系列中观层次博弈结构安排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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