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小结与章节内容安排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六、小结与章节内容安排本书的目的是用博弈论来厘清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但是，即便是利益协调问题，仍然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通过比较《三十六计》思想和经典博弈论，一系列经典博弈论所忽略或者淡化处理的内容特别是结构问题，如身体、相对地位、效用维度、注意力等博弈活动中存在的结构性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

六、小结与章节内容安排

本书的目的是用博弈论来厘清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的提出为实现这一理论目的迈出了第一步，也是非常基础性的一步。后面我们将继续秉承如下原则，更具体更细致地贯彻和推进“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结合理论和经验分析，进一步厘清和呈现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

（1）站在经典博弈论的基础之上累积知识，不仅要运用其中的博弈模型，而且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封闭性和脱离经验的缺陷。由于研究的是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而不是求解出简单结果或达到均衡，所以在博弈论的潜在假设上可以进一步让其贴近现实。这样，无论是在人的性质、信息结构、行动顺序、结果影响、博弈空间等方面，都可以作社会学的想象，放宽假设要求，引入一些社会性因素包括制度文化与先在经验。此外，也可以将各种现实可能性放入博弈模型求解的某些特定环节之中，中断某一层次博弈的分析而接上另一层次的博弈分析，关注其中的一些连接机制。

（2）要综合性看待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同时要将一些核心环节分解开来。社会和谐基本功能机制牵涉面甚广，最核心的当是利益协调问题。但是，即便是利益协调问题，仍然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一个层次的博弈困局并不意味着社会的不和谐，如果博弈能够在新的博弈空间中“软着陆”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博弈空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资源。而在分析中，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各个方面的内容是如何动态地贯穿成一个整体的；另一方面，虽然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的实践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是绵延的，但一些核心环节总是需要分解开来，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发现更多新的内容。

（3）要将“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应用于社会事件和实践的分析中，在具体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实证性和规范性分析中，呈现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目前我国仍然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这种构建是奠基于社会现状之上的，所以我们针对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的分析不能缺乏实然性、实证性、经验性的部分。同时，和谐社会毕竟是一种社会建设蓝图，所以我们的分析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凸显其应然性、规范性、理论性的一面。

基于以上原则，除导论外，本书共分5个部分14章，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及两者的结合中贯彻“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最后融合提炼和谐社会基本功能机制。

第1章和第2章属于第一部分，从博弈论出发，遵循理论的逻辑，考察博弈论如何贴近社会生活的问题。通过梳理博弈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践形态，通过具体比较经典博弈论与我国传统兵书《三十六计》所包含的博弈论旨趣的差异，来对博弈论的理论脉络进行定位，并对相关博弈模型加以扩充。

在这一部分，我们指出，博弈论是对博弈实践的理论表述，同故事的讲述与故事的实践状态之间势必存在张力一样，博弈论和博弈实践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距离。在保持博弈论作为理论的必要的简洁魅力的同时，缩短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成为部分博弈论者追求的目标。具有这种理论取向的博弈论者要么从内部逻辑或外部环境对博弈均衡进行求索，要么遵循实验法的路径探讨更切合实际的博弈论。本书提出社会学的博弈论，在理论层面上试图将社会学的实质性理论与具有高度形式化和极强分析力的博弈论结合起来，在方法层面上强调模型加个案的思想路径。“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可以看作社会学的博弈论的一种。通过比较《三十六计》思想和经典博弈论，一系列经典博弈论所忽略或者淡化处理的内容特别是结构问题，如身体、相对地位、效用维度、注意力等博弈活动中存在的结构性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些结构主要还是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结构，是可以归属于微观、中观、宏观，可变、不可变的类型范畴之中的。从“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看《三十六计》博弈思想，我们会发现后者在潜在理论预设、“其他变数”等层面上对前者构成补白。

第3章到第8章属于第二部分，遵循一个个体的生命和生活逻辑，沿着生育、医疗、教育、求职、公共品、捐赠等经验性问题，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向博弈论中逐步引入身体、相对地位、效用维度、注意力等结构性关系，探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博弈与结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贯穿“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

生育意味着社会个体生命的获得，生育控制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生育问题因此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可以被看作物资问题。第3章主要探讨生育决策和计划生育中存在的博弈与结构问题，指出生育作为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在产权结构基础上的人类博弈活动，而产权结构本身又受到权力、影响、价值或承诺等因素影响。

医疗是社会个体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之一。第4章并不打算全面剖析医疗体制，而是将信息不对称、权力地位和价值或者承诺等因素引入博弈模型，以医患关系为例探讨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可能的解决途径。笔者认为矛盾的形成与货币、权力的分布状况甚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文化协调，考虑影响、价值与承诺等层面的博弈问题。

教育与求职都是社会个体发展的重要过程和环节，它们同样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第5章和第6章集中探讨教育、求职过程中相对地位和效用维度特别是机会集合对人们选择行为及博弈活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效应，带来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发展路径的封闭现象，以及弱势群体的“不合作”（不参与博弈）行为。

第7章和第8章分别通过农村饮水和企业捐赠的分析，着眼于农村和整个社会公共品提供的难题。一方面，凸显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镶嵌式博弈机制及其在我国当前农村所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强调注意力机制及其均衡在信息时代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所发挥的制衡作用，及其对和谐社会建构的贡献。

第二部分虽然涉及制度和组织，但主要还是定位在微观层面，着眼于社会个体，探讨的是社会个体的出生、医疗、教育、求职、公共品的创造和享有，以及在遭遇困难和灾害时所能够诉诸的救援机制。从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尝试从个体层面了解和谐社会功能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发挥，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第三部分包括第9章和第10章，是从个体出发，探讨结构如何遵循“博弈—结构功能主义”逻辑，从微观层面向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过渡，着重探讨群体分化和结构维持的机制。如果说第二部分主要着重于结构对博弈的影响，那么第三部分则主要着眼于博弈对结构的影响。(www.chuimin.cn)

第9章以成瘾行为为例，探讨人群的区隔和聚合问题。这里将成瘾一般性地理解为：某项活动在前一时间的进行会影响后一时间人们进行该活动时的感受，促使人们在一定的时间里总是倾向于重复地进行该活动。我们以成瘾机制的社会建构过程为经验对象，探讨人们偏好的改变是如何伴随着社会性因素以及博弈过程逐步实现的，这一偏好的改变反过来也带来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群体的分化。

第10章遵循“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通过分析直销制度，探讨组织分化与社会认同机制，试图说明即便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结构体系之中，只要行为者在其中的坚持能够避免（通常是最初）更大的损失或带来（通常是随后）更多的收益，就会造成行为者立场的“关键转向”，导致其立场乃至地位的改变，进而倾向于维持不平等的结构，维护“不公平”的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和结构在“和谐”中固化的同时也潜藏着极大的风险。

第三部分简而言之是试图沿着“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路线，探讨更大规模人群中社会分化的内外机制问题。和谐社会功能机制必须重视和正视这些社会分化的内外机制，及由此产生的博弈主体、社会结构和其他社会结果。

第11章至第13章构成第四部分，主要着眼于“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中观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与社会经验的层面来考察结构刚性与矛盾的形成和化解问题。这里所探讨的博弈的层次也更多地进入了权力、影响、价值或承诺等层面。

第11章主要通过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多年物资、货币、权力、影响、价值或承诺等层面的博弈对比分析，阐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就的社会成因，并指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第12章探讨的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中潜藏着的经济失衡危机，指出结构刚性将影响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强调转移支付制度和转移支付技术的创新对解决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宏观结构的重要性。

第13章主要基于我国流浪儿童救助组织的运作，探讨深层文化结构（价值与承诺）和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现象，强调挖掘“身后想象力”作为一种文化激励机制，以及建构价值或者承诺层面博弈的恰当规则和条件的重要性。

第14章就是第五部分，是对本书进行总结和进一步讨论。在总结前面章节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围绕“博弈—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全面总结和提炼和谐社会功能机制的内涵。

【注释】

[1]在另外的场合，郑杭生则指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四个方面的更新或者说变化：“首先就是一种深层理念的更新，这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共赢互利的思想，还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思想以及社会治理和善治的思想。这些在中国社会并不都是抽象的，比如说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前中国矛盾多发期和活跃期就要把落实以人为本重点放在让弱势群体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上。这就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这个问题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一个社会不解决好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也是不可能和谐的。其次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里最主要是两个结构：一个是社会三大部门的结构，这就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之间要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一种整合关系；另外一个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我们要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再次，还要进行功能的调整，功能调整当中尤其是政府组织不能缺位、错位、越位，其要把重点放在治理正确的社会政策上面来很好地调剂社会利益。最后，要重建社会信任，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社会结构调整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最好的结构最好的政策也是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郑杭生，2006）

[2]这与郑杭生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郑杭生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十分明显的四大特点是：（1）矛盾的主体越来越以利益群体的面目出现，具有利益群体冲突博弈的性质；（2）矛盾的焦点往往直接间接地集中于政府，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往往首当其冲，不得不站在第一线；（3）矛盾的表达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样化的维权形式，而维权的目标和手段常常脱节；（4）矛盾的互动往往采取激化甚至尖锐、恶性冲突的方式，具有诉诸冲突的激化趋势。

[3]遵照乔纳森·特纳（2001）的说法，社会系统的AGIL四个功能子系统输出的分别是：货币、权力（导致他人服从的能力）、影响（说服他人的能力）和义务（尤其是人们忠诚的能力）。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4]在对帕森斯的观点进行介绍的过程中，批评性态度随处可见。比如，乔纳森·特纳认为，帕森斯的AGIL分析“最终结果是一种庞大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且有别于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这种分析不再是社会学而是哲学，或充其量是一种巨型思辨的设想。自从1937年提出单位行动以来，帕森斯走得的确太远了”（乔纳森·特纳，2001：42页）。又如，刘易斯·A·科瑟认为，“帕森斯在一系列有关的论文中，通过社会控制层次这样一种信息论（或控制论）概念，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那个完全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刘易斯·A·科瑟，1990：646～647页）。他还提到：“帕森斯的学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成了一些人的攻击对象。批评者们抱怨他对符合规范有一种内在的偏爱，缺乏对社会冲突的关心，对物质利益在人类事务中占有的中心地位缺乏理解，一味坚持乐观主义，只关心整合和一致，却对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不稳定状况无动于衷”（同上：647～648页）。

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小结与章节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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