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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博弈局限及其论述

【摘要】:鉴于帕森斯的AGIL理论用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掩盖了人和行动,看来需要将人和行动重新放置在分析的中心,这一框架的合理成分才能得到继承。显然,在理论大师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合理成分的继承中,四个功能必备项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

二、结构功能论及其局限

如果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利益协调问题而是需要在利益协调之外增加不同的层次或系统,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层次或系统是什么(郑杭生关于理念层、规范层、组织层的区分显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们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帕森斯曾经提出一种系统界分和连接的方法,也就是多维交换理论,亦为AGIL理论。AGIL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需要满足四个基本功能项,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到(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潜在的模式维持与紧张处理),社会系统也不例外。一个社会的四个基本功能系统是经济体系统、政治体系统、整合子系统及文化—动机系统。它们如表0.1所示。

表0.1    帕森斯的社会功能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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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子系统都能够生产并向其他子系统输出某种一般化能力:经济体系统生产和输出的是财富;政治体系统生产和输出的是权力;整合子系统生产和输出的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团结”(也有说是“影响”的);文化—动机系统输出的是合法性或承诺。[3]每一个子系统都向其他子系统输出其特定的一般化能力,然后又输入其他子系统的一般化能力。

帕森斯特别强调:文化—动机系统包含的价值定向模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其功能的发挥与高一级或高数级的特定系统参照物有关;而它的功能一旦发挥,就会对同级的其他三个子系统的单位内状态与过程起到维持作用。对于一个系统而言,价值模式和模式维持可以通过“制度化”调节行动。这是L—I—G—A—L—……的过程。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可能的关系。在对帕森斯的解读过程中,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指出,帕森斯等能够建立的最佳近似过程是A—G—I—L—A—……而乔纳森·特纳(2001)则基于帕森斯的行动系统(在此AG I L对应的四个子系统分别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成了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强调四个系统中存在着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信息控制沿L—I—G—A的方向进行,而能量的提供沿A—G—I—L的方向进行。(www.chuimin.cn)

帕森斯的AGIL理论及其实际运用受到了一系列的批评(相关的综述可参见杰弗里·亚历山大,2000)[4],但仍有可取之处。

鉴于帕森斯的AGIL理论用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掩盖了人和行动,看来需要将人和行动重新放置在分析的中心,这一框架的合理成分才能得到继承。

新功能主义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正是这样做的。他通过融合行动与秩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方法,尝试进行一种多维度的综合:(1)行动是对外部环境的理性适应和对内部的主观理解共同塑造的,也就是说,可以将行动设想为包含解释和有策略的算计的运动;(2)在秩序问题上基本采取集体主义的立场,同时认为个体主义理论有利于从经验上洞察个体再生产及改变社会模式与结构的过程。(乔纳森·特纳,2001)

与杰弗里·亚历山大淡化帕森斯功能必备项的处理方式不同,卢曼沿袭帕森斯的功能方法,并强调系统层次的分析。不过,与帕森斯不同的是,卢曼抛弃了帕森斯四个功能必备项的说法,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系统的这样一种功能:对减少与某相关行动系统有关的环境复杂性的需求。这一功能过程是沿着三个维度发生作用的:时间、物质和符号。只要个体“有意义地相关和行动”,在这一功能过程的作用下,三种基本的社会系统类型便产生了:(1)互动系统;(2)组织系统;(3)社会系统。(乔纳森·特纳,2001)

哈贝马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界分成果,并认为它们是实际存在的行动内容,AGIL不过是切实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共同体和信用的结构性反映。哈贝马斯进而对这些行动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经济和政治属于制导机构,关注系统整合,并且按照策略行动的路线进行组织。而社会共同体和信用则分别是生活世界的公共部分和私人部分,关注社会整合,标志是沟通行动。”(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175页)哈贝马斯由此进入了有关内部殖民化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探讨。

显然,在理论大师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合理成分的继承中,四个功能必备项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关于人的行动特别是人际互动被重新带入理论框架,被赋予了比较核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