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求和供给平衡与宏观调节理论的发展

附录：我国需求和供给平衡与宏观调节理论的发展

第一部分　前30年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先后开展多次讨论。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四大平衡为主要内容，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还没有全面引入需求、供给和宏观调节等基本概念。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全局性问题。这些讨论，实际上持续到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尤其是有关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研讨相衔接。为此，我们以《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田江海、钟华整理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一篇为依据，摘其要点，作为本附录的第一部分，作为近10年来以需求和供给平衡为中心的宏观调节理论发展的先声。

一、综合平衡的概念

（一）综合平衡的含义

在我国较早提出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是罗仲言。他说：“国民经济综合概念有二：首为完全的概念，次为均衡的概念；两者结合为辩证发展的运动。”“社会主义全部均衡就意味着：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手段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物资生产和交通发展之间，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自觉地确立一定的均衡关系。”［1］

较早明确提出“综合平衡”的概念及“综合平衡理论”观点的是马寅初。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计划是建筑在按比例发展规律之上的（同时也利用价值规律），依据按比例发展规律并且可以做出一个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2］

何谓综合平衡？有几种不同意见：①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国民经济的基本方法。”［3］②有些同志认为：“综合平衡，全面安排，是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方针。”［4］③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我们计划工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方针，也是我们做好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5］④有的同志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灵魂，综合平衡和计划差不多是同义语，我们做计划工作，实际上多是做的综合平衡。”［6］“综合平衡是我们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7］“综合平衡就是党与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计划领导的一种表现。”［8］⑤有的同志认为：“综合平衡就是对全社会再生产总体所实行的计划调节。”“我们把‘综合平衡’和‘计划调节’看做是同义语。”［9］⑥有的同志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管理的系统工程。它在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生产和生活的质的方面，从量的比例关系上来研究、协调国民经济有规律的活动。”［10］

（二）综合平衡的范围

1.认为综合平衡是指具有“综合”性质的平衡，而没有限定它的范围。杨英杰说：“对于地方来说……其计划草案包括地区经济的各个方面，因而需要全面综合平衡。”“对于一个生产单位来说，以一个工业企业为例，同样必须做好综合平衡工作。”［11］沈立人认为：“综合平衡的范围应当是广义的。把综合平衡和所谓一般的平衡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是对综合平衡的一种误解。”［12］乌家培也认为：“综合平衡，有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与地区的、部门的、企业的综合平衡之分。”［13］

2.多数同志认为“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14］“是指从总体考察的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各方面的平衡，而并非指某一个别产品，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范围内的平衡。”［15］“虽然地区的平衡……也带有综合的性质，但它对全国来说，终究是局部性的平衡。”综合平衡，指的不是这种局部性质的平衡，而是国民经济全局的、整体的平衡”。“这种综合平衡的范围和内容远比一个企业、一个建设项目、一个部门广泛而复杂。”［16］

3.杨坚白提出：“把‘综合平衡’作为国民经济的平衡来理解，可能是比较科学的。”但是，“既然存在着不同理解，我看，就不如在综合平衡的前边加上个限定词（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引者注）好一些。至于不加限定词的所谓综合平衡，究竟应如何理解，那尽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17］钱伯海也提出：“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简称为综合平衡是未始不可，但作为经济范畴的科学含义来说，应该把二者区别开来。”［18］

4.也有同志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计划综合平衡的范围不宜局限于国营经济，或局限于国营经济或集体经济，而应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例如，在资金方面，编制全社会的资金计划，对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国内资金和引进国外资金等所有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机制进行统一平衡。”［19］

二、综合平衡的任务

大多数同志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在于解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20］有的同志强调：“综合平衡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21］

1959年后，有的同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提出：国民经济平衡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社会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进行分配以及劳动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上的节约”，“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比例，节约地利用这些资源”，“以达到国民经济的最大的经济效果和最高的发展速度”。［22］“综合平衡的任务不仅是求得平衡，并且是求得最大的经济效果。”［23］

也有同志认为，“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不仅要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安排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合理平衡，实现扩大再生产；最首要的还需正确的处理生产关系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24］“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就其根本意义来说，首先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25］

1979年以后，有的同志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不同的论述。一种观点认为，“把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关系，说成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后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作为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妥当的。”“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象，不能只以社会再生产的比例为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对比关系，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等等，不能说就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表现形态”。［26］

另一种观点，认为“各类产品在社会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或者说，各个阶段生产的比例，称为社会生产的序列结构。合理的序列结构，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序列结构进行自觉调节，不断使之合理化，就是综合平衡的一项重要任务”。［27］

三、平衡与不平衡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讨论中，所有的同志都赞成“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命题，但是实际的倾向是不同的。强调不平衡的同志认为，不少计划人员“在思想上片面地存在着机械的、静止的平衡观点”，“认为‘非平衡不行，不平衡就会出毛病’，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平衡是客观的规律，要求常常平衡、样样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28］强调平衡的同志认为，“决不能以不平衡的绝对性作为根据，来否定保持相对平衡的重要性，甚至把‘平衡’和‘保守’混同起来。更不能把由于扩大主观能动性，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造成的不平衡，当作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平衡。”“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平衡虽然是不平衡运动中的暂时现象，但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客观上便产生了相对平衡的要求。”［29］

1979年以后，主流是强调平衡的必要性，指出“不能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30］“通过国家计划去组织相对的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不是什么‘机械平衡’”。［31］孙冶方尖锐地批评了所谓“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观点，将其概括为“左”的路线的两大表现之一，指出过去的做法是“以‘平衡是相对的’这句哲学格言代替了客观经济规律，否定了搞经济计划必须遵守的综合平衡原则，搞了一个‘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大灾难。”［32］

徐雪寒等还提出了综合平衡的“动态”、“静态”观点，指出：“我们所说的综合平衡，并不是指短期内僵死的静态平衡。在一个短时期内，或在某个方面，允许有一定的不平衡。但是，重要的是应该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发展而去实现动态上的平衡，特别是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要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瞻前顾后，通过宏观的综合平衡，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33］

四、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

较早提出这一对概念的是1958年2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其中说：“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34］

有的同志认为，“以少数最先进部门的定额作为依据来制定平衡计划，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把较长时间内才可以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硬要作为在短时间内要求实现的计划内容”，“这样的综合平衡不能认为是积极的正确的”，“它恰恰是违反了综合平衡的原则”。［35］认为真正的积极平衡，应当“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使它们适应起来”。［36］

周叔莲认为：“所谓‘积极平衡’就是为了把高速度放在第一位而提出的一种错误方针。”“名曰按长线平衡，实际上是不搞综合平衡，并且把综合平衡贬为‘消极平衡’。”“实行所谓‘积极平衡’，必然加剧国民经济的不平衡，从而绝不可能带来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持久的、稳定的、有最佳经济效果的高速度。”［37］

五、“在高速度中求平衡”

强调要“在平衡中求高速度”的同志认为：“所谓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和谐、均衡的条件下发展而取得的一个综合的集中的结果。”“说‘高速度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目的’的提法也是不确切的。”［38］

强调要“在高速度中求平衡”的同志认为：“高速度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目的，按比例是高速度发展的手段。”“在选择比例关系时，必须选择那种最适合于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比例。不如此，比例关系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可见，按比例必须服从于高速度的要求”。“高速度与平衡是矛盾的，速度代表事物的运动状态，反映不平衡，平衡却代表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发展速度越快，就越难保持平衡。”［39］

董辅　衬乃说：“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在国民经济保持平衡中实现的，或者说，要以国民经济的平衡为前提和条件；离开了国民经济平衡这个前提和条件，国民经济是不可能高速度发展的，至少是不可能持续地高速度发展的，即使一时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接着也要急剧地降下来。因为这种一时的高速度的取得正是以造成国民经济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40］

刘国光也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单纯决定于需要，更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要决定于我们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潜力，取决于需要和可能的综合平衡。”他一方面提出“不能因为过去经济计划工作的失误而否定速度问题在经济计划中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出“计划规定的速度，不应作为指令性指标下达，而只应作为国家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尺度，作为微观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决策和行动的参考，并且受到微观经济活动的检验和校正”。［41］

六、综合平衡的依据

一种意见，强调以价值规律为依据。这里最为人熟知的是孙冶方关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观点。他说：“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42］

另一种意见，强调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依据。漆琪生说：“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平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原理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体系，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基本因素的内在联系，具体地反映为平衡表上的各种比例关系。”［43］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因而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有可能通过国家计划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种直接联系，为综合平衡提供了客观前提，使之成为可能。”［44］

再一种意见，主张综合平衡要遵循几种经济规律的共同要求。认为综合平衡“不仅要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而且要符合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价值规律等的要求”。［45］

1979年后对综合平衡依据的讨论，还提出了新的认识。孙冶方重申自己50年代的看法，他说：“综合平衡，归根到底是价值的平衡，而不是使用价值的平衡。”“过去有的同志主张综合平衡是使用价值的平衡，这就是说，发一度电要消耗多少煤，炼一吨铁要消耗多少焦炭……以及建立在以上各种技术定额基础上的煤、电、钢铁、机械等生产部门之间的实物比例”，“这是地地道道的技术经济学”。并且指出，“价格不平，综合平衡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实际上取消了综合平衡”，“在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搞综合平衡，实际上等于在哈哈镜里照相，真面目会完全给歪曲了的。”［46］董辅　衬乃也认为：“价值的平衡虽然要以实物的平衡为基础，而价值的平衡又有其独立的意义。价值的平衡是实现实物的平衡的保证。”“通过价值形态上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作出适当的安排，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建立各种平衡关系，是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实物形态上保持适当比例和建立各种平衡关系的前提。”［47］

有些同志则比较强调“不要把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在计划综合平衡中，对物价的作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充分运用、尊重价值规律，通过有计划地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劳动量的分配。”［48］“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统一起来。”［49］

七、综合平衡的出发点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讨论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由对“以钢为纲”方针的不同认识引出的对综合平衡中“重点与一般”关系的讨论；二是对“以农轻重为序”和对“从需要还是从可能出发”的讨论。

关于重点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在理论上赞成“以钢为纲”的方针，并强调“重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如认为“在许多矛盾中，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矛盾是主要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决定着重工业以至整个工业的发展。这是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和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性，采取以钢为纲的方针，我们就抓住了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钥匙’。”［50］

另一部分同志不赞成这种认识。马寅初1956年在谈综合平衡理论时就已指出：“只顾重点，忽视其他的孤立主义思想是错误的；强调若干方面，若干地区，忽视其他方面，其他地区也是错误的，是违反按比例发展规律的。”［51］

鉴于50年代末“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些同志对出发点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一是主张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罗季荣说：“我们认为应该从保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出发，来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就是我们对综合平衡的方法论。”［52］杨坚白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就是遵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个客观要求”。［53］

二是认为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应当突出政治要求。“国民经济平衡工作要不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即要不要为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服务，是计划工作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54］

三是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性质，规定了必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在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时，既要看到长远的社会需要，又要脚踏实地地从当前实际水平出发，来规定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数量界限。”［55］

四是认为“从长期看，旧的需要满足，新的需要产生，这并不错。但是综合平衡则是要处理一定时期，一个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从这个具体时期来说，则可能是有限的，所以要从可能出发。否则，这种需要就不是现实的需要，而仅是理想的需要”。［56］

1979年以后又开展了一次大讨论。1979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以钢为纲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的客观规律。”“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提出任何一个部门或一项产品为‘纲’，作为长期指导方针都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57］

这一时期还有同志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一是主张从最终产品出发。有的同志说：“从最终产品出发来组织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的。”［58］按这种出发点组织综合平衡“能够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使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59］

二是主张从消费资料出发。有的同志认为：“从消费资料生产出发来组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就是说，首先安排消费资料的生产，并按照实际可能确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根据消费资料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相应地安排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根据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相应地安排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然后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其他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60］

三是主张从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有的同志认为“从国民收入分配出发，结合生活消费安排为好。首先要研究积累利用系数，建设和生活安排的方针，确定消费水平；然后在这个水平下研究消费构成（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构成），以消费的需求决定生产的结构，决定积累的分配。”这种做法“既从消费出发，又不脱离总的可能，这样生产资料根据消费资料的需要来安排，结果生产资料还会优先增长，也容易平衡，产需结合得好”。［61］

八、综合平衡与经济结构、经济效果、经济体制的关系

关于综合平衡与经济结构，有的同志提出：“过去，我们对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很少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而是较多地离开经济结构着眼于一些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一些产品的供求之间、财政收支之间、信贷之间、现金收支之间、劳动力供求之间等方面的平衡。这种种方面的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失调的，那么，这种种方面的平衡就很难长期保持。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经济上的严重不平衡，归根到底都同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分不开。”［62］

有的同志提出，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综合平衡的任务之一，“合理的产业结构，使社会生产能够稳定而协调地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反之，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会使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两受其害，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63］

关于综合平衡与经济效果有以下一些意见：

1.平衡与效果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注意了综合平衡，经济发展比例就比较协调，经济结构就趋于合理，经济效果就比较显著……相反，当我们忽视或否定综合平衡时，就会发生严重的比例失调，经济结构也会逐渐趋向不合理，经济效果就明显下降……同样，在讲求经济效果上出现的摇摆，也直接影响到综合平衡工作的顺利进行。”［64］

2.提高经济效果是综合平衡的重要问题，是衡量综合平衡的标志。有的同志认为：“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顺利发展，是衡量综合平衡工作做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它还不是最终的标准。综合平衡工作的好坏，最终只能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后取得的经济效果的大小进行鉴别。”［65］

3.如何通过综合平衡达到最大经济效果。有的同志认为，“提高国民经济效果是节约时间的要求”，搞好综合平衡“是有计划地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劳动时间的需要”，“因而，搞好综合平衡，提高经济效果，就能达到节约时间和按比例分配时间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66］还有同志认为，“平衡协调本身还不等于好的经济效果，因为这里社会需要的满足还没有同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进行比较”，而“满足同样的社会需要可能有种种不同的途径、方案”。“在计划工作中把综合平衡的方法同优选的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找到较优的比例和速度，从而达到较好的宏观经济效果。”［67］

关于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许多同志感到，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是搞好国民经济平衡的必要条件。“只有采取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才能搞好综合平衡。否则，即使采取经济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科学技术，也不一定能搞好综合平衡。”［68］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综合平衡的要求，“它一方面鼓励社会需求的膨胀，一方面又妨碍社会资源的增长”，“要搞好综合平衡，就必须改革这种体制”。［69］也有同志说：“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也是“经济体制能够顺利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对现行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说，如果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那么有益的改革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社会效果。”［70］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中那种“不负责的行政管理方法，铁饭碗式的好坏不分，赏罚不明的平均主义方法”，“是封建主义和小生产影响的产物”，“不对此进行深入彻底的思想整顿，坚决有组织的体制改革”，那么科学的综合平衡方法是难以实现的。［71］“要搞好综合平衡，就必须改革这种体制，把高度集权的、忽视利用市场机制的，以行政组织、行政办法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经济组织和经济办法为主的管理体制。”［72］

有的同志认为，“现行计划方法，一般只是算大账的方法，它已经与经济联系日趋复杂、对外联系日益增加的状况不相适应。特别是不能适应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全面地进行综合平衡的要求”。“要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要使计划方法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要求，就必须改进计划方法”。“在这方面，比较有成效的是在计划方法中采用投入产出法（部门联系平衡法），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其他一些数学方法和预测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使我们有可能从方法论上解决高指标的问题”。［73］

有的同志还谈到体制改革会引起综合平衡工作条件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就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措施和办法。”［74］进行体制改革，“不但不应削弱综合平衡，而且必须加强综合平衡。”［75］

第二部分　近10年的需求、供给平衡和宏观调节理论

近10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既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也由此推出了一个色彩纷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崭新格局。在此，就我们视野所及范围（理论修养和理论素材），对需求、供给平衡和宏观经济的调节理论作一概括性的述评。本书所述评的理论观点和资料，以见之于国内报纸杂志的论文、研究报告为主，所收录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资料难免有遗漏。由于近10年宏观经济理论与对策探索的学术争鸣之热烈，理论观点之繁多，均是我国经济学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在容量有限的述评里，我们不得不将各种理论观点依照原文和原意，摘其要点编排于本篇述评之中。

一、宏观经济理论探索的新发展

（一）两个阶段和两条思路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启动—展开阶段）与发展双重轨迹交织运行的起步阶段。然而，面对“十年动乱”所殃及的我国经济千疮百孔的窘况和困境，我国政府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时期理论界围绕着“八字”方针，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探索。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四大平衡）为基本内容，以“八字”方针为根本对策选择展开的。［76］

2.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步入新阶段之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和经济过热，出现了持续的超出“温和”界限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中的总量与结构失衡的双重压力日趋严重。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手段也出现了时紧时松的循环交替。这种经济状况把许多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问题上。围绕着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择定怎样的宏观政策，理论界运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展开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论战。《经济研究》编辑部1985年7月在北京和1988年5月在天津组织召开的两次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会，把这一理论领域的研究和争鸣推向了高潮。至此，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探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和相应的理论雏形（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崛起于1984年之后。它的直接现实诱因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1985年的紧缩效应。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政策的探索，其主流是以作为宏观经济基本范畴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为核心，以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相应的理论范畴为工具（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对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及对策问题的研究，都产生了两次大的冲击。［77］）显然，这一时期的讨论与前一阶段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讨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讨论者中间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居多，而且首先表现在理论渊源、分析方法、视角选择、逻辑思路、政策取舍等若干重大问题方面的质的区别。就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而言，这一时期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显然，如果说1984年以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尚基本上囿于传统的综合平衡理论，那么，尔后的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则基于我国经济现实，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并反思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色彩纷呈的理论格局。

（二）对综合平衡理论的反思

对传统综合平衡理论的反思，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起源。其理论反思举要四点。

1.虽然综合平衡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长期坚持并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但是传统的综合平衡思想比较重视对总需求的控制和管理，并试图以此达到与总供给之间的相互平衡。在思想方法上比较重视短期的年度平衡；在运用手段上较多地采用压缩投资、紧缩银根、严控消费性支出等需求控制措施。这样的综合平衡在各个历史时期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和经济运行机制逐渐转换的形势下，综合平衡思想应具有新的特点，并赋予新的内容。［78］

2.综合平衡虽然是我们的计划工作方针和实际方法，但是一旦计划与行政等级或管理体制融为一体，综合平衡很难成为一种直接实现的方法。为此，我们需要锻造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以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79］

3.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我国总量失控实际上源于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贷款和职工工资性支出三大闸门。传统的综合平衡理论总是把失控的根源归结于财政赤字和货币超经济发行两个方面，忽视了银行机构的信用创造，因而抑制膨胀的着眼点只放在堵塞货币发行的口子上。这在金融体系不发达、信用手段匮乏的传统体制下往往生效，但1984年以来需求膨胀绝不仅仅导致于年均增加230亿元的货币发行额。在金融体系日益拓展、金融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环境下，抑制需求膨胀、平衡财政信贷的重点应分层次展开，而不能继续沿用传统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控制手段。［80］

4.从发展趋势上看，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国民经济总体性平衡主要是价值的总体性平衡，以货币为统一核算标准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而以往物质产品、财政和信贷三种收支平衡核算构成“三平”的三种专业核算，不可能完全地反映国民经济总体性平衡。［81］

不过，对传统的综合平衡理论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它的逻辑前提和现实基础是原有的经济体制。就此而论，传统的综合平衡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据此设计的一套宏观控制数量指标和体制，是与旧的计划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和投资控制体制、财政金融体制相适应的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82］显然，这种认识是把传统体制模式作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前提假定的。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改革之后的这种合理理论假定已经破坏了。相应地，随着宏观管理体制模式的转换，传统综合平衡理论也就有一个转换和创新的任务。在这种转换处于游离和相持阶段时，原有的综合平衡理论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存在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

（三）色彩纷呈的理论格局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近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经济状况，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探索推出了各种观点相互交锋、理论价值色彩纷呈的基本理论格局：从以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相互关系的总量分析，到以作为我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为支点的结构分析；从以对凯恩斯学派需求分析理论缺陷的反思为背景的供给分析，到以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动为变量的制度分析；从立足于宏观经济分析，到结合微观经济基础的具体考察；从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到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从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到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从宏观经济理论的演绎归纳，到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筹择取；从对宏观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探索，几乎中国宏观经济范畴中的每一个理论空间和现实领域，都留下了探索者的探求足迹，洋溢着许多真知灼见，展示了探索者执著追求的良好学术道德和不拘一格的科学求实精神。［83］

（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体系雏形

1.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量与存量达到一般均衡的条件；在研究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价值补偿与物质替换关系中，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状态，进而把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建立在结构平衡的基础上，并由此而提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戴园晨撰写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财政出版社1986年版）的基本框架和结构体系。［84］

2.以国民经济系统进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经济主体的行为假定和心理假定为宏观经济学分析出发点，以宏观经济结构特征、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短期均衡实现的一般条件、总量运行和结构进化的机制、非均衡成因的意义、均衡与非均衡统一过程的经济增长周期分析、外部环境对经济系统进化的影响与调整、经济发展目标等为研究内容，是杨仲伟构想和描述的“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构架。［85］

3.以宏观经济方法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论、宏观经济运行论为三大骨骼，是罗季荣构想和设计的两套方案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大纲）的体系结构。［86］

4.青年学者胡汝银多次撰文陈述己见，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独到见解。起初，他循着总需求过度的主线来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尔后，他在对凯恩斯学派过分倚重需求分析的重大理论缺陷的反思中，提出了以供给分析为支点的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将涵盖结构分析、供给分析、制度分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和微观经济理论基础。［87］

总的来看，近年来探索中推出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体系结构，既有共同点，表现出学者们的共识；又有差异处，反映了各自的理论特色。一方面，学者们莫不把研究的立足点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我国经济的现实基础沃土之上，进而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为最高目标，［88］从而使这一理论在短短几年里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可喜的突破，并由此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等原有理论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巨大理论指导作用和发展生命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既缺乏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又缺乏对西方当代各经济学流派的细心考察；由于受传统经济理论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又由于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生吞活剥和良莠不齐；加之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运行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并且格外纷繁复杂和难以未雨绸缪，因而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构想及具体内容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成分的稚气和不完善。确切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或理论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事实上，对于处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双重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如何确立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点，面临着两种根本性的选择：一种是在保持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前提、方法和范畴的基础上，装进我国特定条件下的理论内涵；另一种是以包含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经济体制改革内容的我国现实经济过程作为理论坐标，以此建立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大厦，并由此在质的变化基础上把握量的均衡状态，在发展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理论内容。因此，尽管我们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但是在建造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大厦时，我们不必将保持宏观经济分析的某种总量分析的纯洁性、系统性作为前提和框子，而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实际运行过程，以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为目标来探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89］

二、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范畴

（一）研究方法的探索

1.基本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并由此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这几乎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取得了普遍的共识。基于这种认识，或者主张宏观经济体制研究方法与宏观经济运行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90］或者在强调系统观的基础上，缕述总量分析、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组织制度分析、周期分析和主观分析诸方法的具体结合；［91］或者以供给分析为基础出发点，将结构分析、制度分析、供给分析等方法融于一体；［92］或者着重于制度分析和运行分析、中长期趋势分析和短期波动分析、综合评价与局部评价的区别与关系；［93］或者浓墨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94］而其中有关总量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和争鸣颇多。研究方法的差异，直接关系到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思路的选取，并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以及由此而提出的对策结论和政策主张。［95］

2.研究坐标的确立：价值观与历史观。［96］从经济学说史上看，近现代经济学与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尤为突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分歧，最终可归结为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别。对超高速增长是主张自然收敛还是主张强行抑制，把宽松经济环境作为改革结果还是改革前提，供需失衡状况下是着眼于供给一方还是需求一方，这些都无不归结于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不同。鉴于我国现代经济学是舶来品，没有现成的前提，致使现代经济学方法可能为传统思想服务，甚至为经济衰退而叫好；又鉴于我国经济学界在争论或著述时带有模糊或淡化自己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之举，强调价值观的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学要发展，要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就必须首先从价值观上革命，即以“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为前提，以发展为旗帜。

历史观同样隐含于宏观经济分析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批评近年来流行于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简单类比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历史没有绝对的参照系，在历史比较中，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与过程。因此，我们只能用“好些”或“坏些”去描述历史进步或退步，而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历史。所以，在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应适当减少截然对立的历史评断。

现在看来，这种置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尝试，应当说是一种更为冷静、更为历史和更为深邃的探索。然而，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历史观都难以替代具体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它的作用只在于确立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坐标。事实上，这种带有较浓的“经济哲学”或“哲学经济”的方法论，本身就隐含着作者潜在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更何况，能否把“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97］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提，尚值得商榷。

3.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辨析。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相当多地借鉴西方经济学这一事实，有必要区分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差异。就前者而言，它一般以制度假定（这种制度存在是合理的）和个量假定为前提而采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因而这种分析通常具有静态性质。就后者而言，它远广于前者，在其分析中既有结构、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又有长波或经济周期和货币数量分析。相比之下，这种分析更具有动态性质。它在以成熟态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下，常常把制度变革和创新视为重要的经济变量。由于这两类分析方法各有不同的前提和特征，因而在运用时要严加区别。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常常把两者混一，以至把前者视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表现为人们不知不觉地把现有制度或体制理想化，把现存经济结构成熟化，把现有经济机制作用绝对化。其后果是简单套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方法来说明我国某些经济现象。就近年来我国的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谁优谁劣、谁重谁轻问题之争来看，其实两者理论渊源不同。前者主要以一般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方法为依据，而后者则侧重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结构分析方法。从我国现实看，这两种方法各有所短，而更接近我国实际的方法应当是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制度分析相结合。［98］

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首先要有假定前提，其次看假定前提是否合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区分上述两类研究方法是有意义的。事实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静态分析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学派的崛起，已在相当程度上矫正了西方宏观经济研究的视角和思路。对于我们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融总量与结构、静态与动态、均衡与非均衡、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波动与周期、历史与现实、质态与量态、制度假定与制度创新、改革与发展诸研究方法于一体，在学习中求进步，在扬弃中求发展，从而创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研究的坚实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4.对归纳法和归纳主义的批评。［99］以前述价值观和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学者，对归纳法和归纳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理论上，归纳法难以概括经济活动的发展和未来；在后果上，简单而庸俗地使用归纳法是使宏观政策摇摆不定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归纳法并非真的没有理论前提，实际上这类研究总是隐含着某种理论依据，其结果貌似归纳事物，其实结论早已隐含其中。这种方法论决定了这类研究不可能跳出已有的理论框架，对已有理论缺乏鉴别和批判能力，更无须说开拓新的理论了。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因此，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摆脱归纳主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探寻诸如波普尔“证伪主义”一样的新的方法论。

5.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虽然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有着不相同的研究领域、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但是，宏观经济必须具备自己的微观基础。实际上，将宏观和微观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热点。［100］就需求管理而言，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按照不同力度、方向传递到相应的部门，并借此相应地实现结构调整，其重要条件就是它们有与此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内部构造。［101］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同样不能撇开其微观基础和内部构造，去孤立地研究“纯”宏观经济问题，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在改革时代尤其如此。

6.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问题。有的学者强调，在依托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应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因为无论是总量分析还是结构分析，都离不开定量分析方法。对经济进行定量分析是保证经济研究的精确性、严密性、科学性和提高经济研究水平的有效方法。［102］而另有学者认为，过分迷信数学方法，会窒息理论上的开拓。在我国，当经济学领域还远未被开拓时，我们不能被形式化数学化束缚住手脚。为此，他们呼吁：“现在到了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要慎重使用数学模型的时候了。否则，什么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设计、宏观经济的最佳调控，等等，都不过是苍白无力的数学游戏。”［103］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关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中，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这两种方法。针对传统经济理论缺乏必要的数量分析，而使理论显得枯燥乏力的弊端，积极倡导、研究和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针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首先在研究方向、内容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定性分析，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历史羁绊，这更是重要的。因此，缺乏定性分析的经济理论和缺乏定量分析的经济理论，同样都是不完整的和苍白无力的。片面强调和运用任何一方面的做法，这本身就不是科学方法论。

7.学习借鉴和扬弃创新。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和科尔内学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有关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和对策选择方面的一系列分歧和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以货币主义理论为依据，来论证1985年后采取的紧缩方案的合理性；而另有同志认为，这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缺陷，因为货币主义推崇的是私有权、经济自由主义和竞争效率，其微观基础远异于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我国一些学者推崇的紧缩总需求措施，与其说是货币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更像传统凯恩斯主义性质。在这种观点看来，对货币主义和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分析逻辑缺乏全面了解及其忽视压力经济形成的微观基础，是紧缩措施建议者对这一措施所抱期望过高的原因之一。［104］再如，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采用需求管理政策，这需要对凯恩斯学派作具体分析。从凯恩斯学派发展而来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方法，只限于流通过程，旨在说明的不过是流通中的数量关系。需求管理政策强调的是调节需求水平，它是一种流通领域的数量管理政策。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却并存着资源闲置和通货膨胀的复杂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现象可分别看成是“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膨胀”造成的，实质上这种需求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原因。基于这种认识的同志，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我国，提出了质疑。［104］再如，虽然大家承认科尔内是东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严肃面对短缺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的短缺分析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新异之处和理论魅力，但是，不可否认，科尔内短缺分析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在方法论上，他很大程度上受到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总量分析方法和理论逻辑的影响；在逻辑上，他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对经济压力形成的微观基础（企业运行机制）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通过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来把握社会经济运行趋势的方法，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的整体方法，将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楷模。［105］在性质上，有的学者认为，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基本上是制度比较经济学。它旨在说明传统的以企业预算软约束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正常状态是怎样的，它如何引起效率损失的。若照本宣科地研究短缺问题，有时会引起一些误解。以承认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基本特征是总需求过度，进而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以控制总需求为基本目标，把体制问题与管理操作问题混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06］即使在完全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也是由数量（命令型）和价格（反应型）双重控制的；即使以“软预算”假定前提推论出的价格无用论能够成立，在我国也仍需要修正。［107］从概念上讲，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因对“短缺”概念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或释为制度因素造成的体制运行常态；或说成是实际需求规模超过这种常态的幅度；或等同于西方经济学短期分析中的总需求膨胀；或把“短缺”与“稀缺”等量齐观［108］），从而引致经济运行状态的分析、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政策主张的差异和分歧。

（二）基本理论范畴的探索

1.理论范畴之争的原因。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把握两点：一是作为一般经济分析应当确立的基本概念和前提，由此出发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应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特征，从而在一般经济范畴和基础上根据实际状况进一步提炼、加工和发展，确立新的理论范畴和关系。［109］近年来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探索，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轨道展开的。总的说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源于两条理论源流：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如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综合平衡理论等，始终在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分析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探索中所运用的大量理论范畴和概念，属于后一领域。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变异性，又由于这一时期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使得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将两条理论源流共同注入现实的我国经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发生概念模糊、范畴混用的理论现象。特别在经过前已述及的两次国外理论冲击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诸如供求、均衡、短缺、滞存、流量、存量、波动、周期等）已被理论界所广泛采用，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这无疑推进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理论体系中的范畴相互借用、逻辑明显跳跃、概念含混不清的新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策研究的准确性。为此，有的学者呼吁，重新清理和认识已有的分析工具，明确范畴，澄清概念，求得共同研究和相互对话的通用标尺，是我国宏观经济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110］

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的一对基本理论范畴，也是这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争论和分歧最大的一对理论范畴。

2.层次分析的供给与需求概念。［111］在扬弃传统的供给与需求概念的含义中，有的学者指出，从传统的意愿供求理论到现代的非均衡学派的有效供给理论，既反映了历史性发展和理论进步，同时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新的供求范畴，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系，进而从实际经济过程的层次分析入手，来确立这一对范畴的涵义和关系。由此形成了第一层次的供给和需求—意愿需求（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形成强烈的消费和投资愿望，但对它们的约束相当软弱，在这种软约条件下形成的需求可谓意愿需求）和意愿供给（在既定的经济体制、政策、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企业的供给弹性很小，供给的膨胀度远小于需求，由此形成的供给谓之意愿供给），它们是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寻求实际供求额的近似值的重要依据。第二层次的供给和需求—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社会主义经济交易过程中的数量限制进一步有效地约束了意愿的供给和需求，并扣除了供给中的积压滞存和需求中的短缺，由此而形成的便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在现阶段，这一对范畴还只能作为一种类似于影子价格那样的概念而存在。如果说意愿的供给和需求是在交易过程之前就已形成的第一层次的供求，那么有效供给和需求就是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第二层次的供求，第三层次便是已实现的供给和已实现的需求。因此，只有从上述诸层次供求范畴的不同组合分析中，才能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而单纯用供大于求或求大于供的关系则无法说清楚这一问题。

3.比较分析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112］针对理论界常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同国民收入使用与国民收入生产之间的平衡，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同国民收入超分配并行提出、等价使用的问题，有的学者从比较分析入手，确立诸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首先，总供给是指现有生产能力在一年内最多能够提供的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和劳务，它是生产要素能力在优化组合后所能生产出的“最大人民福利”，并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度量标尺。国民收入生产额是满足两个定义条件（以不变价格核算净进口同外资净流入之和为零）的年度净产值。其次，总需求是指全社会当年发生的有效购买力，最终体现为广义货币供应量（但广义货币供应量不一定是有效购买力）。国民收入使用额是以当年价格分配的国民净产值，其中包括净进口和外资净流入。再次，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并不等价于国民收入使用额与生产额的平衡。一般说来，在超需求发生时，通常出现超分配，但在超分配发生时不一定出现超需求；当已经判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国际收入逆差以后，对超分配分析有助于认识超需求的结构，但也需做重大修正；前一平衡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并不因体制性质差异而降低其重要性，其平衡作为年度政策的重要目标，比较准确地体现了短期经济控制的目的；而追求后一平衡是相当含糊的政策目标，特别不适于对开放经济的管理，有可能因此而压抑生产能力，错过利用国际市场有利条件的机会。

4.模糊分析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由于介之于总需求不足（或总供给过大）和总需求过大（或总供给不足）两种清晰状态之间，有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状态（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常表现为这种状态），因此不进行具体深入的结构分析，就无法认识这种状态。由于发达国家的微观经济自调节能力很强，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短期分析时，在最粗略的层次上使用总需求或总供给概念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近似。然而，由于我国现阶段缺乏对新增投资和存量调整的有效手段和机制，并以有效供给不足为经济常态，因此，总量分析有极大局限性。据此，就供给概念可区分为广义供给和有效供给。两者之差源于完全无用的东西：互补资源中因“短线”制约而使其中的“长线”无法利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互替资源中的“长线”；各种资源的低效率。据此判断，“潜在生产水平”是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概念。［113］

5.辩证分析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只有从社会供求辩证制约关系分析中，才能确切理解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狭义总供给概念，实际上运用的是静态考察方法，并把眼光停留在流通领域供出售的最终物质产品上。为此，要运用市场上现实可以购买的商品和一定时期内现实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的广义供给概念来考察总供求关系。而总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已经用于和预定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支出形成的对社会最终物质产品、劳务和生产规模扩张的全部需求总量。［114］另有学者从动态分析角度指出，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最少是一年或一两年内的基本平衡以及两者趋于平衡。总供给稍大于总需求是无法下定义的，所以这种提法没有确切的政策指导意义。总供给指的是“潜在生产能力”（指存在着闲置未用的发展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能够在1～3年内提供出对付总需求的产品），在西方国家可以用一个国家正常情况下一个经济周期（如10年）具有的平均发展速度来掌握，而我国短期内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在政策指导上很难把握（紧缩论者更请注意），切勿以上一年为标准，更不宜以个别年代的发展速度为标准。总需求要具体分解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相应地考察生产资料供给和消费资料供给，进而进一步分层分类地具体到产品上，切勿笼统地谈论总需求与总供给。［115］

6.平衡分析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是努力实现总需求和生产资源充分利用时的总供给相均衡。这意味着总需求等于潜在的总供给（该国现有生产资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产出水平达到现有资源和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最大值，即总需求=潜在总供给＞现实总供给。相反，一般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不应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为这种均衡状况并不表明经济社会生产资源的利用状况，不能说明这种均衡是低水平的还是高水平的均衡。“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也不应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为在总需求等于潜在总供给的生产资源利用时，如果减少总需求，使总需求略小于潜在总供给，就会导致生产减缩和生产资源利用水平的下降，进而不能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就我国宏观经济状况看，一方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小于我国的潜在总供给；另一方面，总供给与总需求变化方向相同（总需求增长的加速会导致总供给增长的加速，而总需求增长率的下降，则会导致总供给增长速度的变慢），因此，一方面我国总供给还没有达到现有资源所决定的潜在总供给水平，我国生产和供给的增长具有巨大潜力，总需求增长对其实际产出和总供给的增长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过度紧缩措施，既抑制了总需求也抑制了总供给，因此必须防止总需求增长率的急剧下跌。即使对于目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只要总需求仍小于潜在的总供给，我们就不应消极地紧缩总需求，而应积极地促进总供给增加，用总需求的适度增长来推动总供给的增长使两者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均衡，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116］而持反对意见者指出，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分析，既需要当年平衡的静态分析，又需要长期平衡的动态分析。从当年平衡角度看，“总需求=潜在总供给＞现实总供给”公式不成立，因为能够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东西，只能是现实存在着的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总供给。总需求老是大于现实总供给，那就是说，将年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卖方市场将永远存在。这种格局虽然有刺激生产的作用，但必然引起物价总水平上涨，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从长期平衡看，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提出潜在总供给、潜在总产出、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等范畴，并把充分就业作为潜在总供给实现的标志，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着群众性失业。而把这一范畴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宏观经济平衡问题，却是不适当的，因为迄今社会主义经济都表现为需求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套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总供给总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要把总需求安排大于现实总供给，势必会使本来已经膨胀的总需求进一步扩大，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117］

7.定量分析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从定量分析角度看，由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核算体系（SNA）完全不同于东方核算体系（MPS），因此，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研究中，需要审慎地使用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目前，我国采用的测算方法有三种：以社会总产品（总产值）作为供给总量，相应地以补偿需求+积累需求+消费需求作为需求总量；以国民收入作为总量指标来测算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状况；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测算两者的总量指标。比较起来，第三种测算方法趋于合理。［118］

三、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制度分析

（一）基本理论格局［119］

针对1984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经济理论界围绕着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和对策选择主题，形成了以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格局。有些学者强调总量分析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为目标，而结构问题不过是总量分析的一个约束条件。在总量分析中，有的坚持以总需求分析为主；而有的则以供给分析为重。坚持结构分析的学者认为，短期总量分析总量政策要服从于结构调整的长期发展目标，总量分析有极大局限性，总量分析要以结构分析为依托。有的学者则认为结构分析是总量分析的具体化，总量分析是结构分析的抽象。还有学者认为，结构分析固然可以揭示总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是某些总量现象可能与结构因素无关，而总量因素也可能会引起结构问题。又有的学者则指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源于两条理论源流，对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来说，都有其局限性。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对于制定政策来说，不是互相代替，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把结构分析引入宏观经济研究，揭示总量分析的局限性，有助于提高经济分析水平和对策选择水平，但总量分析并不因此而失去本身的价值。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主要解决国民经济短期波动问题，结构分析和结构政策则主要解决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问题。经济的扩张政策或紧缩政策源于总量分析，而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则归于结构分析。在制度分析者看来，总量关系的确定性，只有在组织制度同质和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体制改革使我国目前不存在这样的假定前提。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现状比较而言，总需求分析和总供给分析及相应的需求管理政策，在我国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和前提。因此，制度分析应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分析方法和理论范畴。

（二）总量分析

1.总量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侧重总量分析的学者指出，贯穿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一主线把反映现实运行的各种关系和变量揭示出来。总量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最高层次和基本内容。［120］为此，我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不应以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基础，而应该以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为基础；不应泛泛应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单纯的比较，而应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特征，在一般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炼、加工和发展，确立新的宏观经济范畴和宏观变量关系。针对“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局限性”及由此而提出的种种质疑，坚持总量分析的学者认为，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任何一个国家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不能因为中国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就否定总量分析的重要性和意义。重要的是，总量分析要以结构问题为一个约束条件。［121］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看，总量分析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当前我国正处在转轨条件下，政府无论确定其经济目标、社会目标，还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都需要对就业、投资、消费、储蓄、货币供应、国际贸易、财政收入和市场物价水平等总量指标进行分析，并借此对国民经济的总态势作出宏观判断。正如个量分析是厂商决策的基础一样，总量分析是政府决策的基础。［122］不过，从动态过程看，短期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要服从于长期发展目标，甚至必要时要为此而支付一定的成本。［123］

2.假定前提下的总量分析。在理论上，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某些缺陷，还在于缺少必需的假定前提。为此，有的学者指出，总量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例需要做以下具体假定前提：组织制度因素在短期内既定，舍象掉产业结构之间的均衡机制；时间因素对总量因素关系不产生影响；私有制下的“经济人”行为假定或公有制下的共同利益行为假设；系统是封闭的。在此假定前提下，人们对总量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总量均衡实现的一般条件进行分析，并建立起各自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预测体系。只要国民经济在总量上满足了均衡实现的一般条件，那么国民经济便能顺利发展。从宏观管理角度来看，均衡条件和总量指标便成了经济增长是否正常的指示器和进行宏观管理的控制变量或目标。［124］

3.供给分析。不少学者针对以往过分倚重总量分析中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政策的缺陷，主张应加强供给分析和供给研究。首先，在理论史上，需求分析既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的枢纽（因而凯恩斯学派又被称为需求学派），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的重大缺陷之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说的缺陷也源于此。而60年代以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对凯恩斯学派的挑战表明，要避免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陷入凯恩斯主义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引入并强化供给分析。在经济史上，忽略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问题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战后主要为美国政府所采用；相反，日本和联邦德国一直注重经济结构问题和发展问题，两种宏观政策的效应显然是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政策的批判。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管理重心往往放在总需求管理上，而不大注重调整供给结构和改善供给效能，不大注重改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增加系统的结构变革能力，计划效率和国民经济的管理质量很低。［125］从中介环节上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运动是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总需求的大小是相对于总供给而言的。这一命题意味着宏观经济研究及政策制定要从两者统一的角度展开，而把总供给与总需求联结起来的中介环节是投入产出率。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全部问题几乎都是投入产出率的下降所致。这也是几次紧缩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加强供给分析也就成了势所必然。［126］从总量控制的角度看，加强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是使国民经济趋向均衡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刚性就业制度和工资奖金制度使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得到有效抑制，而过度地抑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又会加剧结构矛盾，使有效供给更加滞后，单纯依靠需求管理难以解决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127］因此，应首先在认识上澄清一个模糊观点：抽象地认为供给和需求在决定经济活动水平时犹如一把剪刀的两个刀刃那样同时起作用。而事实上，把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的重心究竟放在需求一方，还是放在供给一方，将导致差异极大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措施，与此相联系的将是不同的理论结论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因此，加强供给分析，既可帮助我们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困境，也可帮助我们循着新的思路自觉地转换宏观经济管理重心。在对策上，将奉行“供给推进论”，［128］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政策为主要的宏观管理政策，而不宜以控制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短期均衡为目标的控制政策。

4.均衡与非均衡分析。关于目标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体平衡是商品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过多，或者相反，都会破坏再生产正常秩序。［129］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首先表现为价值总量的控制，即控制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及其主要构成之间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130］另有学者从均衡、非均衡与发展关系的角度认为，总量分析揭示的静态因果关系的规律不能解释进化现象和过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创新问题。近代经济增长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结构变迁及其改组，都是与创新这一自组织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新会引起无序性和非均衡。在非均衡是由创新作为推进器的场合，它不仅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代表着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结构重组的方向。一般来说，只要结构非均衡不在同一方向上产生累积性效果以致破坏总体的稳定和基本秩序，它便是可以容忍的或者是无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均衡和非均衡的关系不是对抗性，而是互补的，它们都为经济发展所需要。［131］还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平衡只是分析的出发点，平衡本身不是目标，不是必然或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从动态的、相对的平衡目标的角度来考察，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不一定要完全相等，部门之间的结构不一定要完全适应，财政即使存在一些赤字，但只要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那就无可非议。［132］绝对的均衡是一种自我循环的过程，经济就会停滞。所以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运动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133］还有的学者从宏观管理的角度认为，在非均衡经济中，既应注意总需求管理，也应重视总供给管理，舒缓“瓶颈”制约，从而使总供给得到提高，也就可以安排更高的总需求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年度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有弹性。其次，在非均衡经济中做出上述调整，需要足够的信息，而且调整难度极大。因此，年度总规模的弹性并非很大，不可以忽略总需求控制而集中调整供给结构。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以“全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所有活动者只需付出最小的代价，就能获取信息，采取行动，从而达到人民福利最大化”为条件，因此，建议千万不要拖延价格改革、税收改革等最有利于信息灵敏、规则明朗、流动通畅的改革步骤。［134］还有的同志认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与失衡是由千差万别的个量供给和个量需求不断组合和变化造成的，一个高水平的供求均衡状态也一定要以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大体适应为基本前提。［135］

关于瓦尔拉斯均衡和非瓦尔拉斯均衡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均衡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任何宏观经济模型都是以建立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但瓦尔拉斯均衡是以价格调整实现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简称非均衡）是以非价格调整来实现的。宏观均衡固然表明供求总量的相等，但这决不意味着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的那种同义反复的相等关系，而是意味着某种趋势和倾向，意味着两种相反的力量必然导致某种势力相抵的结果，意味着一旦达到这种相等之后便具有了不再变动的稳定状态。因此，研究均衡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从实际均衡到想要实现的均衡之间的动态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宏观模型来说，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往往具有更典型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达到均衡，构成均衡最基本关系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关系表现为根据供求差额不断地进行数量调整。然而，这种供求差额的调整表现为“计划供给与实际供给之间的偏离”与“实际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两重性。两重性的数量调整根源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种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和不同作用。这三种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社会主义宏观均衡模型的微观基础，也是构成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的决定因素。［136］有的同志则认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狭义均衡，在该均衡状态，整个市场体系有一组均衡价格，保证所有市场的供求相等，微观经济行为者都只是根据价格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假定这种过程是瞬时完成的，因而是静态的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广义均衡。按照非均衡概念，不管市场处于什么状态，只要经过各种变量的数值的调整不断地向某一点收敛，在这一点，由于经济行为人考虑到各种信号，使各自的行为得到相互的协调，经济不再变动，这就是均衡。［137］

（三）结构分析

1.总量分析的局限性和结构分析的重要性。有的同志认为，随着1985年后中央结构调节能力的下降，希图通过总量管理下的调节货币发行、信贷规模和需求来达到调整发展过程目的的对策，是有限的。在缺乏结构分析和结构政策的条件下，实行简单的总量控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①在近期内如果我们不能找到结构调节的替代手段，那么投资结构和资产存量失调的加剧就绝不可能通过总量管理以及总投资需求的调节来消除。这样，在西方国家占据重要地位的总量政策在我国只能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②从经济状态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状态处于一种供求状态难以描述的状态。即使供求状况明晰，那么怎样计量需求不足或过大？根据什么尺度来确定总需求扩张或收缩的程度？显然，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结构分析。忽视资源之间的互补性、互替性、独立性及其程度和变化等问题，大而化之地谈总需求不足或过大，往往会误入歧途。③从经济发展过程看，自“六五”（或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成长阶段转折时期，由于新成长阶段的到来、原有的惯性和改革的长期性这三种基本因素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投资结构严重失调、资产存量调整乏力，使得持续性的长期宏观结构矛盾日益加剧。只要这种基本格局不变，企图依靠宏观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来解决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不可能的。简单的总量政策很难改变有效供给不足这个我国经济经常状态和基本特征。因此，脱离对我国经济所处的新成长阶段、体制改革的可能进展和原有的惯性这三个基本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的正确判断，总量管理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问题，而且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可能会造成不利的累积性影响。这样，结构性政策和手段不仅对于有效的收缩或调整必不可少，而且对于有效的扩张更是至关重要的。［138］

有的同志认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并存着资源闲置和通货膨胀的复杂现象，表面上看这两种现象可分别看成是“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膨胀”造成的，实质上这种需求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原因。上述结构分析虽然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方法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分析领域，但是这种分析对于结构失衡和总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具体深入的说明。而我国总量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失衡引起的，这就需要从需求现象的生成机制上作深入分析。［139］另有同志则认为，从资产制度中寻找投资结构扭曲原因的结构分析虽然新颖和深刻，但是原有资产存量调整的障碍并不是阻碍投资结构扭曲的原因。因为虽然微观层次上企业资产的转让可能意味着结构调整的同时实现，但宏观层次上却不尽然。原有资产的产业性质和技术结构，决定了即便原有资产能够转让，也只有不断复制原有的投资结构。实际上引致投资结构变动的基本力量不是原有资产的重组、调整，而是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我国投资结构扭曲的原因也在于新增投资往往出现结构偏差，结果使产业结构的演化、调整相当困难。［140］

还有的同志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指出，虽然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不能互相替代，但总量分析必须依赖结构分析。这是因为：①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急剧变革时期，进行总量分析时，如何认识“短线”产品与“长线”产品并存、紧缺要素与闲置要素并存的供求两方面的作用程度，往往决定着我们的分析质量，总量分析要靠结构分析深化。②制定总量政策时，如何推动经济流量引起各种存量作出适应性调整，往往决定着下一轮经济运行的质量。总量政策要靠结构政策补充。③实施总量政策时，如何以最小的短期非均衡成本，换取一定时期内的总量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偏差协调”，往往决定着未来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质量，总量政策要以结构政策为依托。［141］因此，一些学者主张，沿着结构分析的思路探讨我国经济中的货币化经济和非货币化经济的结构、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不同的物质部门和非物质部门的结构、商品经济现象与体制经济现象的结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结构，以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利益行为差别的区域结构等对总量运动的关系。［142］

2.主要矛盾下的结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在总量上更多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1985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经济控制政策基本上采取了抑制总需求的方式。虽然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宏观控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供需矛盾，紧缩需求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对预算外的需求的紧缩也收效甚微，单纯地控制需求仍不能有效地使供需结构上相互适应，［142］致使经济增长速度滑坡，经济效益下降。这表明，如果认为我国需求偏大，供给不足，就单纯从总量上采取消极的紧缩政策，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供给下降，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反过来说，单纯在总量上增加信贷、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则会使消费和投资进一步膨胀，国力财力难以承受，通货膨胀将日益加剧。显然，我国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单纯地用总量概念难以说明，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才是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这也是我国宏观控制政策在客观上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理论上加强结构分析，在实践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调整，才能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144］

（四）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统一论

1.关于争论的意义问题。在有的同志看来，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争论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至于究竟以控制总量为主，还是以控制结构为主，它们二者谁重谁轻、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以及它们是否属于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争论，还需要从总量与结构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得以说明。［145］还有的同志指出，这几年总量膨胀和结构失衡，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预算外自筹投资规模过大而且几乎全都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是总量膨胀和结构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所以，争论什么“应以控制总量为主”还是“应以改善结构为主”，是没有意义的。［146］

2.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有的同志指出，就变化而言，总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比较均衡的产业结构是总量持续增长的保证；反之，总量增长必然是缓慢和不稳定的。从长期来看，总量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同时，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循序变动和转换。进而，总量增长越迅速，结构变换率也就越高。就地位而言，在初步工业化之前，总量矛盾往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而在尔后的阶段里，结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总量与结构矛盾又表现为总量增长与结构超稳态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矛盾根源于经济运行中缺乏产业结构的自组织功能和自调节机制。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上还存在着重总量增长，轻结构均衡及其转换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有客观上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又有理论上片面认识总量与结构相互关系以及忽视结构研究的重要原因。［147］

3.总量与结构相统一的状态分析。持状态分析观点的同志认为，对于总量与结构及相应宏观政策的探讨，需要从二者的关系入手，从二者相互组合的不同平衡态的状态分析中把握。这种分析表明，总量平衡是结构平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总量平衡结构不一定平衡；总量不平衡结构一定不平衡；结构平衡总量一定平衡。由此形成三种形式六种状态：①总量与结构各自都平衡的“双重对称状态”。②总量平衡而结构不平衡的“结构不对称状态”。③名义总供给大于名义总需求，并且各个部门的供给都大于需求的“同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④名义总供给大于名义总需求，但各个部门的供求状况参差不齐的“异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⑤名义总需求大于名义总供给，并且各个部门的需求都大于供给的“同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⑥名义总需求大于名义总供给，但结构异向不平衡的“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由此看来，总量状态与结构状态既不可割裂，也不能替代，更不能简单地把二者视为同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而应就二者结合的不同状态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结构失衡是存量失衡，靠总量调整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总量失衡属流量问题，较易通过需求管理来消除。我国近期还只能是结构不对称状态，并且在总量上往往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需配合采用总量控制和产业政策来缓解其矛盾。［148］

（五）制度分析

1.总需求与总供给分析对我国经济的局限性。针对经济理论界对同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却作出“需求膨胀论”和“需求不足论”两种相对立判断的情况有些学者指出，其问题的要害不再是这两种观点谁对谁错，而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能否作为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依据，以及能否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制定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要从这二者的数量关系上判断需求膨胀或需求不足是十分困难的。仅仅用实际材料来检验双方的结论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对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评价，一方面要看它的结论是否能找到证实的资料；另一方面要看它的理论分析的前提能否成立。就后者而言，无论是需求膨胀论还是需求不足论，都属于总量需求分析的理论范畴，其理论源于凯恩斯通论。然而，要对一个经济社会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并成功地实行需求管理政策，那就需要这个经济社会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价格能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并能引导经济资源流入各个产业部门，资源在各个部门的边际效率趋于相等，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大致均衡；二是有一个对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作出迅速有效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需要真正意义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及灵活机动的市场体系。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显然，运用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其合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方法来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且企图从需求方面来实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与管理，这不免忽视了我国经济的现实结构和实际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需求管理政策时，应首先考虑它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和基础。从实际情况看，在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前，“需求膨胀”将和部分资源闲置一起成为我国经济的经常现象。要治愈这种并发症，必须从政府行为机制的改造中去寻找出路。总之，我国的经济问题不可能依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来分析清楚，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需求管理政策来解决。要对我国经济机体进行清晰的判析，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入手，要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本出路是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149］

2.经济状态与制度分析。围绕着宏观经济分析中是否应包括组织制度分析问题，形成了两种理论观点。肯定者认为，流行的“组织制度因素只影响变量的状态，而不影响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或者“若把组织制度分析引入宏观分析，便是用组织制度分析取代于总量分析”的观点，只能在总量分析的组织制度不变的假定前提符合实际时，才能成立。而面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假定的经验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从总量分析中得出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很可能也是非真实的。组织结构性质的多样性决定了总量形成的多种因果关系。组织制度结构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体系中不应简单地因袭传统分析的框架，而应从实际经验现实的特殊性出发，进行组织结构分析，这样才能正确地找出新的因果关系。［150］还有的同志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在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变量几乎都是体制改革的函数，企图舍象掉体制因素而研究纯粹的定量数量关联是毫无根据和徒劳的。采用“倒排工期”法制定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即从目标模式向后，用数个配套改革方案架起现实体制通往目标体制的桥梁），稳步推进实施，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均衡增长的最根本的环境。［151］

有的同志认为，组织制度乃至财产关系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经常状态，而不是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52］有的同志则指出，在制度比较研究中，一般的经济管理是内生变量。在短期运行问题研究中，我们假定基本经济关系不变（或者考虑到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分析一种经济在怎样的情况下和怎样达到或者偏离了它的正常状态。在研究管理操作问题时，还要考虑到运用什么政策和调节措施能达到正常状态或者某种理想状态。因此，不能将制度比较问题与短期运行问题特别是管理操作问题混淆起来。［153］或者说，制度分析要以不考虑短期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短期运行分析可以假定体制相对稳定。宏观总量调节的对象正是运行中的短期波动，而不是由体制决定的基本供求关系及结构问题等长期性格局。［154］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状态不理想，是需要改变的，但如果把改变的希望寄托于总量控制，那肯定会失败，因为宏观控制政策只能“纠偏”，不能改变正常状态。后者的改变则以体制改革为转移。［155］

四、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对策选择和政策评价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1.形势背景。1984年以来，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较大、成效显著的阶段，也是我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和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还是改革与发展犬牙交错，百象孳生的阶段。这表现在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问题，主要反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货币发行量偏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针对这些问题，中央采取了以抑制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1987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严重的通货膨胀已成为约束改革、困扰发展、危及安全的突出问题。为此，中央从1987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开始全面的治理整顿，并以紧缩为基本宏观调节手段。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又明显地跌入低谷，企业开工不足，市场疲软。从第三季度以来，中央为了增加供给、缓解矛盾，开始适当放松银根，以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何看待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忽冷忽热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松时紧，经济理论界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热烈争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正起因于此。

2.基本判断。经济理论界依据前述中的不同分析方法和同一时期的经济运行轨迹，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基本判断：“总需求膨胀论”（“投资膨胀论”、“消费膨胀论”），总需求不足论”，“供给不足论”（“有效供给不足论”、“供给结构矛盾论”），“结构失衡论”，“结构失衡与总量失衡并存或同一论”，以及从发展角度分析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论”和从运行角度分析的“紧运行论”，等等。

（二）需求膨胀论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无论是生产建设速度和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但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出现了“过热”现象；二是货币发行量偏大，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156］在总量上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即“需求膨胀”。对于需求膨胀的归因又有不同的看法。

1.国民收入超分配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投资加消费形成的总需求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提供的总供给，即“国民收入超分配”造成的。［157］

2.消费膨胀归因论。认为1984年以来，历来作为总需求膨胀枢纽的投资膨胀并没有充当主要角色。相反，消费膨胀的作用急剧增大，并成为总需求膨胀的“导火线”，导致了“总需求膨胀枢纽的转换”。［158］而其中职工收入的冲动成为经济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难控制的宏观经济变量。一方面，表现为职工收入的扩张往往成为诱发需求膨胀的枢纽（收入推动货币）；［159］另一方面，当政府采取行政性紧缩政策来抑制总需求膨胀时，职工收入很少受到影响，甚至仍继续增长，再加上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和地方政府把硬缺口留给中央，这就使得紧缩的压力将全部由企业和中央财政来承担，从而在总需求受到抑制的同时，总供给往往以更大的幅度衰减。［160］还有些同志从集团消费膨胀与公款消费早熟的角度指出，近些年来我国社会集团购买力规模之大（1987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1988年约为650亿元），增长速度之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以上），表明了我国社会集团购买力已经出现了超常规膨胀的趋势。［161］另有同志则认为，在我国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在人们收入提高前提下鼓励多消费，根本不存在经济学上的“消费失控”问题。让人们把增加的货币收入花费在有增长潜力的各种档次的消费品上，至少在最近10年内是一种恰当的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162］

3.投资膨胀归因论。近年来比重很小的预算内资金支配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缺口大，银行的国家所有制体制使投资需求膨胀通过信用膨胀方式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对国有制的经济软约束造成了国有经济的消费膨胀，经济的低效率则使供给与需求的缺口越拉越大，供给缺口扩大反过来又刺激了传统经济体制固有的扩张冲动。这表明了追逐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战略没有转变过来，是造成经济困境的第一位原因。［163］而另有同志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一定意味着投资挤了消费，也不一定意味着总需求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提高，可以在消费率下降和（或）总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发生，也可以在相反的情况下发生。［164］

4.体制归因论。有些同志认为，近年来总需求膨胀还有其改革失误的原因。这表现在城市体制改革的初始选择侧重于利益分配，推动了地方包干和企业承包，这虽然在开始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由此刺激了地方和企业的扩张冲动；以财政分灶吃饭为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利益刚性极强、膨胀力极大的“诸侯经济”或地方所有制，这既加剧了总需求膨胀，也淡化了紧缩效应，同时也为继起的改革设置了新的障碍，使市场发育和统一市场形成迟迟不前。加之改革措施配套性差，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彼此抵消，从而使得对总需求膨胀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165］有的同志则把作为总需求膨胀原因的转轨时期宏观控制机制不健全归纳为：旧体制继续发挥着制造“投资饥饿症”和推动信贷膨胀的固有机能；旧体制长期累积下来的一系列恶果，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追求体制转轨改革和经济高速度增长这两个短期内矛盾很大、不可兼得的目标；已经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配套协调不够。［166］因此，只有从多个方面进一步配套改革，才能控制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的趋势。［167］还有的同志认为，在操作上，宏观调控措施非科学化，政府行为非规范化，导致了宏观管理失去效力。［168］

另有同志认为，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其主要矛盾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需求膨胀”，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部分产品和劳务的结构性需求膨胀，引起了社会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动；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社会总供给结构具有强大的惯性。［169］还有的学者指出，近年我国经济问题不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相协调，而是“以总需求膨胀为特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相协调”。［170］

（三）需求不足论

有些同志认为，1984年以来的总需求膨胀现象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转折时期，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消费基金增长较快的态势是正常的。从生产周期来看，我国从80年代初进入固定资产全面更新时期，因而投资额增长加快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会通过产业关系产生波及效果，起到进一步扩大需求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设备运转，产生扩大供给的效果。而消费基金的增长一方面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储蓄，转化为投资来源，因而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长是正常的。［171］还有些同志指出，在1979年以前，国民经济波动的主导因素是供给方面；而1979年以后，需求大小成为决定国民经济短期波动的主导因素。从工业生产水平波动来看，1978年以来工业生产有三次小的衰退。第一次是1979～1980年压缩投资引起的1980年第4季度到1981年第1季度的衰退；第二次是1981年再次压缩投资引起的1982年第2季度的轻微衰退；第三次则是1985年第4季度的衰退。至少在1984年以来，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企业存款增长速度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由此判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迅速跌落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172］在这种观点看来，对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状态的把握，要依据实际生产水平相对于潜在生产水平（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相对紧缩，严格地说，是在通货膨胀率稳定不变情况下能够达到的生产水平）。当实际产出大于潜在生产水平就是经济过热，反之则是紧缩引起的开工不足。据此判断，1986年出现大额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该年的实际生产水平低于潜在生产水平，投资削减过猛造成相对需求不足，导致社会固定成本比例上升，经济效益下降。［173］对于1985年紧缩措施后所出现的总需求不足的判断，有的表述为“中间需求不足”，相应的措施是放松对流动资金贷款的控制，有的认为是“最终需求不足”，进而以增加投资和消费为根治办法。［174］有的同志归纳指出，关于需求不足从而要求扩大需求的呼声，从1985年以来有三次。第一次是1985年年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时财政状况已好转，因而应不失时机地扩大需求，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第二次是1986年第1季度，当时工业增长速度缓慢，加之确有部分产品滞销和企业货币资金紧张现象，于是要求放弃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扩大投资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呼声再起。第三次发生在1986年财政状况明朗化以后。虽然这三次扩大需求呼声的背景不同，建议的具体内容相异，但主要依据都认为当时存在着实际生产水平低于潜在生产水平的问题，从而得出了社会需求不足的结论。［175］

（四）供给不足论

有的同志认为，从需求方面做文章，是在分析逻辑上有重大缺陷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界的反映，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供给问题。从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经常状态是有效供给不足。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70%左右，比需求不足的发达国家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概念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了。［176］还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口众多，决定了我国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供给不足型平衡”。这表现为生产资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消费资料不足；供求关系衔接不好；供给缺乏缓冲需求膨胀的张力；产品积压和损坏，价值虚增，而进入分配、交换领域后，加大了需求规模，却无相应的供给跟上；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比较供给不足。因此，供给不足型平衡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供求平衡的主要标志，而有效供给不足则成为总供给不足型平衡在体制交替时期的主要特征。这除了一般原因所致外，还主要由于国民经济运行非良性化，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内部及衔接存在问题。［177］还有的同志认为，稀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置稀缺于不顾，将有百害而无一利。［178］还有部分同志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类需要，便形成了需求超前增长却又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即紧运行。紧运行是我国现实经济运行的总体状态或常态。它以“经济运行中的社会总需求始终大于总供给，包括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紧平衡’和总需求过度膨胀两种形式；总需求超前增长条件下的结构性失衡（倾斜）；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宏观层次的紧配置和微观层次的资源滞存并存”为基本特征。［179］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我国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对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适应”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采取“紧运行、紧操作”的方针，那么就可能放松创造相对宽松经济环境的努力，已有的供求缺口会被传统经济的惯性越拉越大，改革的难度就会增大。［180］

（五）供应结构论

有的同志认为，供应结构不平衡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而供应结构的矛盾往往容易被误认为供求总量的矛盾。这就是近年来压缩总需求的口号未间断，甚至在经济过热得到控制、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的时候，人们仍然会得出需要继续压缩需求的结论的原因所在。［181］

（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探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应当选择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1985年以来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争论。［182］宏观经济政策是选择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推动高速增长，增加供给和支持体制改革，还是控制货币供应，保持适度的稳定增长速度，并为改革创造一个不至于发生高额通货膨胀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是这场旷日持久争论的焦点和主流，由此形成了“宽松学派”和“配套改革派”或“协调改革派”，以及与这一学派不相同的其他观点。事实上，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一个如同理论探索上色彩纷呈的格局一样的对策选择上的多维运筹空间，因为后者常常源于前者的理论渊源和逻辑出发点。

（七）宽松学派

这一学派理论上首先源于刘国光的“买方市场说”。他在1980年就提出这一思想，［183］1983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184］1985年他将创造一个买方市场的根据归结为两条：①新的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存在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②改革过程要有比较雄厚的物资和资金的后备，以便减少经济利益调整过程中的摩擦，在改革的初期尤其需要这样。进而在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上，他与其他经济学家将这一思想归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宏观经济上比较协调，市场比较松动，国家的财力、物资、外汇等后备比较充裕的良好环境。［185］作为“配套改革派”代表的吴敬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因为改革的总方向在于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模式，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又是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存在；如果卖方市场存在，生产者就不会感到竞争的压力，也就不会改善经营管理和适应社会需要。［186］戴园晨认为，改革需要有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宽松环境”的提法宜改为“要求有一个稳定高效增长的环境”。这是因为，虽然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环境，而宽松环境的出现又有待于通过改革形成的对投资承担风险责任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二者便成了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连环套。当这个连环套未完全解开时，传统经济体制下固有的扩张冲动还起着作用，总需求偏大的状况便难以完全消除。所以，从实际中看是以争取经济稳定增长的提法比较现实。［187］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宽松学派认为，在宏观控制上，直接控制手段的逐步减少和间接控制手段的逐步加强应当彼此衔接，在原有体制的运行机制还不能完全废除情况下，必须继续运用行政指令来维持原有运行原则的有效性和严肃性。有的同志提出，在建立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消费政策三大科学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采取“分类、分层、分点”的三元控制方式。［188］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宏观控制政策应是抑制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稳定物价直至经济过热的消除以及重要资源供给缺口的消除和有限买方市场的形成。［189］在改革初期国家财政、物资和外汇后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应在一切其他方面尽可能紧缩，全力保证经济改革的资金需要。国家的财政后备越宽裕，经济改革的步子就越有可能迈得比较大，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也就能够比较快地理顺，早日进入良性循环。［190］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要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把速度降到适合国力的程度上，这可以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从容的环境，有利于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191］把“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和采取“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政策结合和统一起来。［192］有的同志则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193］提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要反对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需求增长、支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认为对这种做法的制衡不得力，正是10年改革的重大失误。［194］

（八）反宽松派和紧运行派

对宽松学派理论和对策存有疑义的同志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近期内甚至到20世纪末，也难以形成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下进行，不能等待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再进行改革。［195］有些同志认为，用货币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来测度总需求是否膨胀，将会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带来严重误解和混乱。所以，从方法论上说，那种把经济改革首先归结于“宽松环境”（这类提法不是经济学语言，而是带有渲染性的口号，把它们塞进到经济研究中来至少是不严谨的）和管住货币供应量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有明显的跳跃，而且其假定前提也仅仅是一个虚幻的货币教条。因此，有必要清除这种把货币仍然看成是经济的外生变量的幻觉。［196］

与反宽松派相似的，还有紧运行派。这表现在陈元主持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研究报告。他们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社会总需求始终大于社会总供给，始终处于紧的运行状态之中，经常见到的是紧平衡状态；而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总需求过度膨胀，以致被迫进行调整，这是紧运行的失衡状态，也可以称作“资源耗竭型经济震荡”。［197］但是，无论是紧缩政策还是保持稳定增长政策，都将使我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总需求超前增长，继续保持紧运行的基本态势。紧运行走过了它们的实物经济的阶段，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的形态，只不过是紧运行的新阶段。盛开商品经济鲜花的大树上，仍存在着货币形态的总需求膨胀，而在树下仍深深地扎着短线制约的基础根系。它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柱。相应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坚持“紧缩速度论”和“紧缩过程论”。［198］

（九）圈绕宽松学派的有关争论

1.关于“买方市场”能否实现的争论。有些同志对是否能够创造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买方市场表示怀疑甚至反对。他们认为，短缺或卖方市场是我国传统体制的痼疾，它在本质上属于制度现象，而不是政策现象。因此，在经济体制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得到根治的，至少从长远趋势上看是如此的。［199］有的同志认为，在现有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有限的买方市场”，虽然宽松学派看到了传统经济体制固有的扩张冲动，但是如果过多顾及眼前的总量均衡，这势必会强化旧体制的痼疾，使传统经济体制在新的形势下修复延长双重体制并存时间，产生管制经济下的滞胀局面。因此，试图用抑制总需求来实现的均衡，只能是短期的均衡，紧缩是不可能解决长期的宽松环境的。［200］由此而实现的总量平衡，不过是下一轮不良循环的起点。［201］

在宽松学派看来，“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环境是通过国家的宏观分配计划控制分配的需求总量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控制国家需求，因而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供给略大于需求”主要是在因追逐高速度而造成市场需求过旺时的对策，是在经济上升期采取的措施，因而它是能够抑制过快的增长势头、熨平周期的。［202］

2.关于改革与环境及发展关系问题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改革需要宽松环境，而宽松环境又需要改革，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不过是一个虚设的或无法验证的命题。即使在现行经济体制下，通过猛烈的紧缩可以在短期内制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完整性决定了紧缩政策的效应的有限性。［203］还有的同志指出，这些年来强调建设服从改革的时候较多，而强调改革服从建设的时候较少，为改革创造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就是使建设服从于改革。其实，改革并非目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理顺经济关系不单纯是体制改革的内容，有很多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要服从于经济发展。［204］有的同志指出，这些年来虽然经济政策正确地把改革和发展放在核心位置，但还缺乏将二者有机统一的协调综合平衡措施及相应机制。［205］而当前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要把深化改革同争取社会供需基本平衡有机结合起来。［206］

宽松学派认为，创造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宽松环境的论点的核心是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论证的重点是说明这一有限的买方市场对改革的重要性。［207］改革过程中所需要的那样一种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意味着有限的买方市场从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已完满地和稳定地形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因此，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渐接近理想的均衡状态的发展过程。［208］戴园晨指出，反对宽松的同志把改革与宽松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蛋生鸡、鸡生蛋的因果关系，这种比喻的实质是认为社会总需求在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不可能调控，买方市场不可能出现。实际上，社会总需求中属于国家需求的部分是能够由国家调控的。我国经济发展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买方市场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实践中，企业面对略大于需求的供给，并不是立即减产，而是提高其竞争力和市场覆盖率。我国这些年来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之一就是把改革与发展搞成两张“皮”，因经济过热而使改革环境恶化。而提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政策，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正是使改革和发展相协调，避免经济发展大的起伏波动。这样做实际经济效益比较好，回旋余地比较大，这也正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209］

3.关于宽松环境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供给略大于需求”表现为市场上出现了较多的存货，企业的销售将会减少，其结果是社会总产量将下降，即经济增长率下降。［210］因此，只要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形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就不应该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总量平衡的关系了。［211］针对1985年紧缩后的增长速度陡降，有的认为是资源制约，［212］有的认为是全面紧缩过度导致的货币供应不足和需求不足，［213］有的认为是因为企业失去了生产主动性。［214］还有的同志认为，保持良好经济环境，就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长势头。与此相关，也就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增长率。如果人为地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损害与“规模的经济性”相对应的“增长的经济性”。过强的紧缩政策，恰恰会造成不利于改革推进的经济环境。［215］还有些同志认为，搞不搞高速度是积极平衡还是消极平衡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证财政收入增加和扩大财政支出基础上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的必要条件。虽然过分地追求超高速度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出的突然膨胀，但过分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出现财政赤字。［216］

宽松学派认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是要求尽快发展我国经济的，但经济增长速度要着眼于长远，因为短期突进式的高速度会造成经济波动，从长期看其速度并不高。我国追求突进式短期高速度屡屡受挫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适度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避免经济发展中的起伏波动；适度增长不是追求短期突进式的高速度，而是追求长期的确有实效的高速度。在宽松学派看来，“供给略大于需求”是在社会总产量不断增长时抑制需求，它只阻滞经济增长的势头，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量绝对下降或经济增长率绝对下降。由此而引起的分歧是，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学者来看，高经济增长率比低经济增长率好，对于快了还要求更快的趋势用不着抑制，任其自然发展，不要采取反周期政策。而在宽松学派看来，抑制需求，抑制速度，避免高峰，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所必需的，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熨平周期的反周期对策的精髓所在。［217］就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关系来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但在高速增长和顺利改革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在一定时期内让增长服从于改革，有意识地放慢增长速度。为此，必须控制投资和消费增长规模，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相适应，从而创造有利的改革环境，为今后10年以至几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取得长期的增长效益。［218］

4.关于抑制需求是否就抑制了有效供给的增长问题的争论。有些同志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属于有效供给不足的经济，那么抑制了需求也就相应地抑制了供给。还有的同志指出，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远大于实际生产水平，因而抑制需求也相应地抑制了供给。［219］

宽松学派的同志认为，总需求对总供给的推动情况，取决于生产领域中是否存在着生产要素的滞存以及滞存的程度。在我国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中，要使潜在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在长期上要进行改善资源配置效益和企业运营效益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短线”部门，缓解“瓶颈”制约，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在短期内，就只能采取压缩“长线”投资、控制社会需求、厉行增产节约、进行产业改组等措施，以稳定经济。用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供给，是不可能实现的。［220］如果只看到我国经济中的闲置生产能力和大量富余劳动力，就判断需求不足，并主张增加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已经过热时仍旧建议扩大需求，殊不知由此会因判断失误而引起对策失误。而且，一般说来，高经济增长率伴随着更高的投资需求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虽然意味着有效供给增加，但需求会增加的更快，供需缺口会不断扩大。这样，追逐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便会引起短缺扩大和通货膨胀加剧。这时候压低速度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这种高速度是靠挖潜获得的，这就没有必要压低速度了。因此，采取“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政策，就是要留有一定的储备，在避免因扩大需求而把经济引向过热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221］

5.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问题的争论。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百害而无一利，［222］但仍有同志认为，在我国应采取“温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每年约3%～5%）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对策。［223］而且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会愈演愈烈，如果硬要彻底消除它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因为我国现在还不具备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自发机制。［224］因此，温和性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225］

宽松学派认为，不能再以通货膨胀的办法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激素”，通货膨胀只能危害经济增长。［226］成本波动和结构调整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用通货膨胀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支持高经济增长率的观点，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理论基础。从近10年来的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结果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始终处于膨胀——紧缩——再膨胀——再紧缩的周期性震荡之中。其思想根源是倾斜的货币政策目标（重视货币政策发展经济的目标，轻视货币政策稳定币值的目标，这是由最佳通货膨胀率和数量型扩张冲动逼出来的）；其认识根源是倒错的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坚持了货币供应量的需求型调控，忽视了根据经济允许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确定）；其操作根源是落后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仍以“一刀切”的直接调控方式为主要手段）；其环境根源是脆弱的市场机制（近年来我们所建立的金融市场只是形式上的开拓，而无内容上的根本改观）。［227］由于凯恩斯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的理论是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面向需求过旺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且即使凯恩斯学派也仍然强调周期内的财政预算平衡理论，更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用高通货膨胀率支撑经济增长的。因此，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228］

（十）供给政策论

以总量分析中的供给分析为主要方法和着眼点的同志主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从供给出发。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均衡或者供给略大于需求只是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之一，而不是它的重要条件，并且，在动力机制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需求紧缩不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阻止了有效供给的增长，造成低水平的恶性循环。［229］有的同志认为，在供应结构不平衡、供求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不得不在膨胀和紧缩、短缺与滞存之间，价格总水平和收入总水平之间进行选择，结果往往是哪一方压力大就倾向哪一方。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弄不好会成为“滞胀”的根源。因此，主张把调整供应结构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刻不容缓的重要战略目标。为此，作为短期政策，经济增长率保持中速水平（年增长8%～10%）；作为长期对策，应形成新的资金集中和引导机制；在完善要素市场、理顺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推进价格改革；利用外资促进供给结构调整。［230］还有的同志从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不仅需求决定于供给，而且供给也决定于需求，这正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备宏观调节能力的理论基础。当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试图通过单纯抑制需求增长的途径，使社会现有的货币资金通过重新组合、改变投向或加速周转来扩张生产规模、增加供给总量、解决供求矛盾是很困难的；而通过间接融资活动解决需求结构的调整和重新组合来解决这一困难，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模式由供给型管理向以需求管理为主的类型转变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快地掌握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的艺术。［231］

（十一）产业政策论

以结构分析为基本的和主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同志，主张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放在产业政策上。有的同志认为，认真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可以将发展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232］用产业政策推进发展与改革。［233］有的同志在结构分析方法下，从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的结构矛盾出发，认为我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理顺经济关系，改善经济结构，其目标是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作为中心任务。［234］还有的同志认为，从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宏观政策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以社会长期需求趋势为导向，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即“用产业政策协调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235］有的同志从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的分析中指出，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比较剧烈，另一方面又不能在收缩阶段调整到位，从而经济周期中的产业结构变动又具有周期性失衡的特征。要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周期性失衡问题，一是通过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建立起有效的结构偏差协调机制；二是通过建立资产、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和促进企业间的新陈代谢形成存量结构的转化和调整机制。［236］还有的同志认为，当前的政策要点是：一方面以结构性政策为中心，辅之以总量政策，尽快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能力，起到促进发展、兼顾改革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全国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进行部署、安排和试点，并辅之以局部的规范化活动，起到深化改革、兼顾发展的作用。［237］

（十二）总量与结构相统一的宏观政策

坚持以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方法相统一的同志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既要着眼于总量管理，也要顾及结构调整。有的同志认为，宏观调节比较成功的国家通常都追求四大目标的协调，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正确地处理好结构调整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年度总量控制与发展战略转变的关系。［238］有的同志认为，仅仅把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作为我国财政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和主要方式是一种误解，不能把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节视为一般模式，甚至照搬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节之中。对我国来说，应实行总量、结构统一调控，实行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举和交叉，在总量的确定上需要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纳。［239］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经济均衡的总量政策不是“单向出击”，而是“双向挤压”。就需求管理来说，主要解决好需求控制的重点和控制力度；就供给管理来说，应致力于加快企业经济管理和体制改革进程，促进供给激励机制形成，加强宏观产业结构的调节，加强对现有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推进改革等。［240］有的同志从系统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层控制系统；［241］有的同志提出了宏观经济“双层控制”（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和“两类参数”的建议。［242］坚持状态分析论的同志认为，我国需要配合采用总量控制和产业调整政策来缓解严重的短期总量失衡并调节长期的结构动向，但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不应损害而应促进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发展长期地趋向于双重对称状态。［243］还有同志指出，在模式转换过程中，宏观管理的内容应包括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平衡关系的调节，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参数的调控，其根本任务是保证总需求不失控和经济结构的动态合理性。［244］

此外，以制度分析为方法的同志，格外注重组织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问题，并相应提出了“精心设计全面改革方案”；［245］“重新出现改革系统配套”；［246］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出发谋略宏观管理政策；［247］深化改革是解决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基本对策。［248］

（十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

1985年以来，中央采取了加强宏观控制措施，主要是在投资规模上实行指标控制，在信贷规模上实行额度控制，在工资基金上实行基数控制，在物资供应上实行计划控制。这些政策正确与否及实施效应如何，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1.有的同志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取得了预期效果，表现为需求膨胀的总量性矛盾明显缓解，“短线”制约的结构性矛盾趋于好转，投资结构得到改善。［249］有的同志认为，1985年以来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过热”的经济趋向缓解，投资、消费、外汇使用失控状态得到扭转，工业生产由1984年的超高速增长转为8%的正常增长。［250］有的同志认为，1986年双管齐下的宏观控制政策是成功的，既摆脱了“过热”状态，又避免了紧缩后可能产生的停滞和萎缩。这说明“慢刹车”、“软着陆”的紧缩措施是正确的，达到了预期目标。［251］这表现为总需求增长势头得到进一步控制，总供给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善，市场情况良好，外贸出口继续增长。［252］还有的同志认为，紧缩的大前提不容否定。尽管目前经济上尚有若干棘手问题需要解决，紧缩政策也带来某些消极面，但经济形势仍然使人乐观。经济控制和经济增长，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现象，是必要的、正常的。［253］有的同志认为，采取紧缩措施是明智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增长，由此使已经严重恶化的经济结构从资源“短线”制约，很快转化为“长线”积压。［254］还有的同志认为，198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国民经济形势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健康的；而形势好转却没有为人们普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社会再生产实物系统转入正常轨道没有获得相应的货币表现。这主要反映在企业利税增长不尽如人意，财政入不敷出，资金相当短绌，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居高不下。社会生产的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不对称，直接源于没有受到根本触动的计划投资和金融体制。而把这种经济调节体制上的慢性病症，简单地归结为总需求过大或过小、结构矛盾恶化与否等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因素，是错误的。［255］

2.有的同志认为，我国采取的紧缩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紧缩政策的行政方式不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由于我国尚不具备自动调节结构的经济机制，所以1985年紧缩政策基本上采取了“一刀切”的行政方式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设施和具有先进生产能力的工程的进展，而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的传统旧企业却被保护下来。紧缩政策没有能够较好地达到改善结构的目标，进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供求矛盾。［256］还有的同志指出，加强宏观控制不等于全面紧缩。紧缩的目的不是造成经济萎缩，而是要恢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257］有的同志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紧缩政策有三个缺陷：①紧缩的着力点集中于货币政策，难以使各种调控手段实现有机配合，也造成了紧缩时货币政策偏紧的结果。②以行政性为主的紧缩措施很难进行渐变性的调节，不得不采取突发性变动的方式。③紧缩措施往往是“一刀切”方式，而且紧缩的效果与预期的目的有较大的距离，投资需求难压，消费需求更难压。［258］从紧缩效应上看，由于近年来的紧缩政策仍以传统的直接计划控制手段为主，这不仅强化了旧体制的作用，而且加剧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使它成了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259］

3.有些同志认为，紧缩虽然是必要的，但紧缩要坚持适当的紧缩速度，即考虑以怎样的速度降温才最合适。就货币紧缩而言，近年来我国的工资对信贷紧缩的弹性依然很小，而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对紧缩的弹性很大，信贷紧缩而工资却继续高速增长，这必然使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受到双倍的打击，致使生产对紧缩的弹性愈发增大。特别是在流动资金紧缩过急的情况下，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合适的降温需要拉长一些，亦即信贷紧缩不能太急。从紧缩状态看，一种是价格水平停止上升，即通货膨胀率从正值变化为零；另一种是虽然价格水平还在上升，但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不能只把前者而不把后者看成是紧缩状态。此外，紧缩应坚持“紧缩过程论”，即合适的降温路线应当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在通货膨胀率较高时，如果硬要在几个月内或十几个月内使价格停止上升，就要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即使这样能做到，那么如此过急的紧缩无疑会引起生产的萧条，甚至危机。由此看来，1985年第二季度起的紧缩显然过急了一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现了需求不足的情况。但这不意味着要再次使总需求增长速度升高，只是注意将紧缩速度放慢些。所以，说需求不足完全不排斥继续紧缩，但若由此认为必须采取大削大砍的猛烈措施才能稳定国民经济，就不正确了。［260］

4.有的同志认为，1985年上半年开始实施的紧缩政策是失误，经济出现了全面萧条。我国1986年以来不是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局面，而是严重需求不足造成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由于资金匮乏而导致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急剧减少。［261］有些同志则对紧缩政策提出了批评：一是当时对经济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二是在紧缩政策实施过程采取了“一刀切”的行政手段，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效需求全面不足，经济出现了滞胀局面；产业结构进一步恶化；增长速度陡降，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效益下降；经济改革全面倒退，为进一步改革增加了困难；宏观控制的行政手段强化了，削弱了企业活力。［262］

5.针对上述的一些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在未真正进入新体制之前，当发生比较严重的需求膨胀时，只有以行政干预、直接控制手段为主，才能达到使总量大体平衡的目标。舍此没有其他充分有效的方法。而所谓“急刹车”和“软着陆”的区别，实际上主要是行政手段严厉程度、持续时间长短的区别，而不是控制方式的决定性变化。若仅靠经济手段，“软”则软矣，但会迟迟不能“着陆”。所以，我们不可能在间接控制体系未具形态之前，就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参数手段解决稳定问题。［263］针对紧缩政策效果问题，有些同志认为，紧缩可能会产生三种后果：①是紧缩无直观效果，也无客观效果；②是直观效果明显，但客观效果不佳；③是直观和客观效果都明显。紧缩可能会出现第三种结果，即控制住了需求，同时供给正常增长，出现经济合理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并存的局面。因此，紧缩与滞胀没有必然联系。只要紧缩不使工业增长跌至8%以下，通货膨胀率不突破12%以上，就不能认为紧缩引发了经济滞胀。就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最担心的不是滞胀，而是“热胀”。因此，放弃紧缩必将使国民经济陷入长久的滞胀。［264］

注释：

［1］罗仲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湖南大学印行1951年第3版，第458、186页。

［2］马寅初：《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29日。

［3］中国人民大学计划教研室：《国民经济计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

［4］汪明德：《商业计划工作要贯彻执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方针》，《大公报》1961年9月6日。

［5］许辛学：《全面安排综合平衡》，《解放日报》1960年12月2日。(www.chuimin.cn)

［6］杨坚白：《对综合平衡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人民日报》1961年7月25日。

［7］［21］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8］许辛文：《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均衡论》，《新建设》1960年第4期。

［9］［44］［55］闻潜、冯立天：《略谈综合平衡的客观对象》，《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3日。

［10］刘长新、苍开极：《试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财经问题研究》1980年第2期。

［11］杨英杰：《论综合平衡》，《经济研究》1962年第11期。

［12］［23］沈立人：《对综合平衡问题的一些理解》，《江汉学报》1964年第2期。

［13］［26］乌家培：《平衡、平衡法、平衡表》，《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2期。

［14］李震中主编：《国民经济计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2页。

［15］中国人民大学计划教研室：《国民经济计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4页。

［16］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二），经济学周报社1983年版，第208页。

［17］杨坚白：《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几个争论问题》，《江汉学报》1964年第6期。

［18］钱伯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9］汪祥春：《计划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财经问题研究》1984年第5期。

［20］尹世杰：《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2］广阳安、刘国光、董辅　衬乃：《试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国民经济平衡的基本任务、原则》，《经济研究》1959年第12期。

［24］［43］漆琪生：《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综合平衡”的谬论》，《新建设》1960年第5期。

［25］杨坚白：《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经济研究》1960年第8期。

［27］刘宗时：《序列结构与综合平衡》，《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0年第1期。

［28］《计划工作人员怎样做促进派》，《计划经济》1958年第4期。

［29］［35］［45］《论综合平衡》，《前进》1959年第8期。

［30］昭栋：《充分认识搞好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财贸战线》1979年3月9日。

［31］刘国光：《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

［32］孙冶方：《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

［33］［70］徐雪寒、冒天启：《综合平衡仍然是制定计划的总原则》，《人民日报》1984年9月3日。

［34］《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36］郭子诚、冯立天、余广华、周叔俊：《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经济研究》1959年第6期。

［37］周叔莲：《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

［38］宋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问题》，《理论战线》1959年第8期。

［39］尹世杰：《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关系》，《理论战线》1959年第6期。

［40］董辅　衬乃：《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1页。

［41］刘国光：《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论综合平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2页。

［42］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46］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169、170页。

［47］董辅　衬乃：《孙冶方关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理论观点》，《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

［48］［61］柳随年：《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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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平：《从以钢为纲办工业说起》，《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5日。

［51］吴力永：《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人民日报》1959年3月6日。

［52］罗季荣：《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综合平衡方法论的初步探讨》，《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2期。

［53］杨坚白：《试论按农轻重方针进行综合平衡》，《光明日报》1962年11月5日。

［54］冀经文：《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平衡论》，《东风》1960年第1期。

［56］转引自吴微：《有关综合平衡的几个问题》，《大公报》1963年12月28日。

［57］《解放思想，搞好综合平衡》，《人民日报》1979年2月24日。

［58］胡乃武：《按最终产品组织综合平衡》，《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

［59］梁文森、田江海：《从最终产品出发制定经济计划》，《人民日报》1979年12 月4日。

［60］尹世杰：《从消费资料生产出发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湘潭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62］董辅　衬乃：《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63］刘国光：《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论综合平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7页。

［64］张曙光：《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效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65］尹世杰：《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66］张曙光：《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效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67］刘国光：《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论综合平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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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2］刘国光：《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论综合平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75、77页。

［71］吴黎平：《论我国国民经济的平衡问题》，《光明日报》1979年10月12日。

［73］钟契夫、邵汉青、余广华：《改进计划方法，加强综合平衡》，《论综合平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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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吴敬琏：《经济波动和双重体制》，《财贸经济》1986年第6期。

［213］宋国青等：《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214］贺晓东等：《对经济增长速度陡降的两点评论》，《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16日。

［215］《改革时代的探索》，《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2期。

［222］王素萍：《关于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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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王松奇：《宏观经济政策：回顾与反思》，《金融时报》1989年1月18日。

［225］何道峰等：《论我国近年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与结构表现》，《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王文宁：《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金融研究》1986年第8期。

［226］刘国光：《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日报》1988年4月5日；赵效民：《通货膨胀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只能是危害》，《财贸经济》1988年第3期。

［227］张亦春：《我国宏观调控周期性震荡之金融根源》，《金融日报》198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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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王松奇：《社会总供求辩证制约关系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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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张风波：《我国宏观经济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中国：发展与改革。1986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85页。

［235］王卫祥：《用产业政策协调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1期。

［236］马建堂：《周期被动与结构变动》，《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237］邓英陶：《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辨析》，《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9期。

［240］章均林：《试论我国总量失衡的供给收缩效应与总量对策》，《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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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李华：《经济杠杆宏观调控模式的理论探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7年第3期。

［244］高梁：《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宏观控制》，《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第1期。

［245］［250］钟兴：《分析形势认真反思》，《财贸经济》1987年第4期。

［246］楼继伟：《论改革的运动形势和发展前景》，《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

［249］何家成等：《中国：经济稳定好转与改革历史性转折》，《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1月19日。

［251］卢建：《“软着陆”紧缩措施获得基本成功》，《中青年经济论坛》1987年第3期。

［252］赵书英等：《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要连续看几年》，《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3 月23日。

［253］鲁兵：《今年经济形势足以使人乐观》，《理论信息报》1986年10月20日。

［254］陈越：《繁荣后的萧条》，《中青年经济论坛》1987年第1期。

［255］华生等：《历史性的转折与希望——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256］张风波：《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日报》1986年12月23日。

［257］华生等：《加强宏观控制不等于全面紧缩》，《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4月28日。

［259］蔡兴来：《全面紧缩加剧了供求结构性失衡》，《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30日。

［261］盛洪：《紧缩理论与经济起伏》，《财贸经济》1987年第6期。

［262］《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1期。

［263］贾康：《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李家稿：《宏观控制断想》，《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4月20日。

［264］黄伟如等：《宏观紧缩与经济滞胀》，《金融时报》198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