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下的国际贸易政策：现实与实现

第二十一章　对外开放中的国际贸易政策

第一节　对外开放与长期经济发展

一、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体制的形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一直是自我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我国经济自我封闭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割断了与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联系。

2．经济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中，只有少数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可供出口，而对外部商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在外汇极为短缺和贸易条件恶化（国际市场上的剪刀差）的情况下，使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加快工业化进程，我们选择了自力更生建立本国工业体系的内向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3．外部因素。当时来自于外部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样板作用。当时的苏联在完全不借助外力的条件下，通过采取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工业化。这一事实对我国最高决策层和一般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制裁的孤立政策，使我国被迫采取了自我封闭的经济体制。

4．民族意识因素。当时作为刚刚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意识。这一意识不仅表现在最高决策层的决策上，而且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心理上。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我国采取了自我封闭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的刚从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选择：走外向型的工业化道路，还是走内向型以建立本国工业体系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一些工业基础薄弱，农业部门占相当比重，技术落后的国家。当时的贸易格局是这些国家专门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并且出口以换取西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这种贸易格局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改变初级产品和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促使它们走上内向型工业化道路。

当时，一些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如劳尔·普雷比施，拉格纳·纳克斯和汉斯·辛格等，也从理论上阐述了上述选择的必要性。普雷比施认为，不仅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着呆滞的需求增长，而且相对于制成品进口价格，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在下降。不论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们的贸易条件仍将恶化。^[1]

汉斯·辛格在他的自传性学术总结中表述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观点：①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国际贸易，更多的像古典市场和比较优势一样，是一种权利联系。②当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类型，不仅包括增长的发动机效应，而且包括抵消任何增长的发动机反效应。^[2]

拉格纳·纳克斯则认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可能与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步。因此，通过贸易来带动增长的机制是相对低的效率，贸易不再是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他提出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平衡增长”理论。^[3]

这些理论的相当影响力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困难，迫使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在发展初期，也确实出现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兴旺局面。但由于进口替代需要大量进口投入物和机器设备，外汇短缺和国际收支不均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开始逐步开放经济，走上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比如我国的台湾省，最初遵循传统的贸易战略，高估汇率，限制进口（通过关税和数量限制），结果出口仅局限于传统的初级产品，如菠萝、大米、糖等。60年代初，它们采取了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措施，大力促进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这样，国际收支平衡不用贸易限制和高保护堡垒而得到改善，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对外开放与体制转换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的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实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即从自我封闭经济体系和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向对外开放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转换。实现这一转换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实行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将没有出路。目前，人们都已清楚地认识到，造成我国经济长期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隔绝了对外经济联系。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与世界经济的隔离，使我国经济失去了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加速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机会；失去了通过各国之间商品、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学习和交换过程，促进本国贸易成长和经济增长的贸易利益；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高本国工业总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本国生产结构转换和资源配置格局逐步趋近于先进国家的时间。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阐述过这种观点：“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不开放不行。”^[4]这种观点代表着人们的共识，即不实行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将没有出路。

2．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对共生现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很自然地推动了对外开放和对外部经济世界的深入了解，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开放经济的重要性。例如：开放经济可以使本国工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开放经济可以提高本国资源使用效率；出口带来的收入可以换取本国不拥有的工业制成品、技术和初级产品，等等。总之，对外开放可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即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通过国际交换获得贸易利益。然而，国外资源和市场是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市场交易原则和相对价格比率调节机制进行的。这不仅要求贸易管理体制、贸易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工具发生有利于贸易成长的方向转换，而且要求国内的宏观调控机制、微观运行机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发生相应的变革，从而出现了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对外开放作为动力。而对外开放也要求国内的市场体系、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发生变革，促进对外经济联系的发展。

3．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国自我封闭经济体系下的内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主要是依靠国内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支持下的高经济增长率。国外资源和对外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1953～1977年我国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5．9%，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5．7%。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表现为储蓄不足缺口。见下列公式：

式中：Yt为目标期t时所要达到的总产出水平，Y0为初始期0时的总产出水平，g为目标增长率，It为目标期计划投资水平，St为目标期储蓄水平，Ct为目标期消费水平，k为边际资金—产值比率，S1为计划边际储蓄倾向，C1为计划边际消费倾向。很显然，在假定边际资金—产值比率为一定的条件下，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须保证目标期内的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以支持高投资率。然而，当长期低消费率已压缩到最低限度时，那么计划期内储蓄不足限制就可能低于实现目标增长率的计划投资水平，使经济出现储蓄不足缺口，从而成为实现目标增长率的主要约束条件。

自1978年以来，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使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困境。在新时期里，为了补偿长期压低的人民消费水平，消费率在一个时期内不但不能降低，反而需要提高，从而加剧经济中储蓄不足的缺口。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装备由国内供给无法解决时，国内供给的投资物品和消费物品之间不存在技术替代关系，即使压缩目标期内消费水平，也难以通过国内供给满足所必需的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投资需求。因此，产生了从国外输入国内急需的技术和装备进口需求的增长，而进口需求增长受到的最直接的限制因素是出口购买力增长不足。因此，制约目标经济增长率的约束因素就由以前的储蓄不足缺口转化为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缺口的两缺口限制。

式中：Mt为最低限度的计划进口量，M1为边际进口倾向，Xt为目标期出口水平，X为外生因素给定的出口增长率，FR为国外资源的净流入。由此可见，实现现代化发展计划目标，解决国内经济增长的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两缺口限制，是仍然保持自我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系所无法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从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转为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技术、资金和资源，解决国内储蓄和实现供给不足和外汇不足的“瓶颈”约束，就成为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三、开放经济与经济增长加速效应

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均说明，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将会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实绩。这一结果主要来源于经济的相对开放效应，即依据动态比较利益原则形成自己的贸易和生产结构，促进出口增长，以提高贸易—收入比率，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汇缺口“瓶颈”约束，从而带动经济加速增长。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条件下，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比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更能够采取富有弹性的经济结构和调整政策，以增强对风险和对环境变动的承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并且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可以逐渐增强本国产出能力，带来本国贸易类型和结构转换加速，促进总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而使本国经济结构逐渐地趋近于发达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推动经济的加速增长。

很显然，现实中的绝对意义上的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是极少存在的，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比较才能更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形态偏重于开放一些，一些经济形态可能更偏重于封闭一些。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作为较早走向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的是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经济。可见，结构变化，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总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相对开放经济成功的关键。^[5]另一些研究也表明，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形成一个“中性”的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有利于贸易类型和生产结构更趋于合理化，从而带来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加速效应。^[6]当然，国内的经济结构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转变，也许是其他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贸易政策在其中无疑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市场和国土规模也常常形成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中的美国和日本都是相对开放的经济，但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远低于荷兰、瑞士和瑞典等相对开放的小国。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开放的大国巴西，贸易依存度也会低于东亚开放经济的小国。虽然印度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衡量只有科威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三十分之一，但由于印度人口众多，市场总容量则是科威特的20倍。但是，大国对外部世界依赖性较小，生产以内需为主，这并不成其为相对封闭经济选择的理由。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印度属于坚定内向型经济类型。由于内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形成的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生产结构，印度国内经济政策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印度的市场扭曲以及生产和贸易结构的扭曲使它不可能按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专业化生产。在上述扭曲情况下，印度的工业效率低下，电力等能源的不足，财政收入缺乏弹性以及过度的需求造成财政的不平衡，而财政不平衡又是货币发行量增长过猛和经常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面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印度政府很少对价格和汇率进行调整，以至使成本—价格严重扭曲，从而妨碍了经济增长。虽然近年来印度也在调整和改革之中，但并没有转向开放。其原因是它很重视稳定政策，从而为避免经济危机起了不少作用。但是，经济长期低效增长问题却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7]

四、从对外开放到相对开放经济的形成

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发生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基本方面：①从单一计划体制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这一变化不但表现在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逐步渗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成分，使计划统制的传统模式向计划—市场模式转换，而且也体现在企业和个人萌生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活动的意识。②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实绩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整个国家的实力得以增强。在1978～1988年间，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27．1%，超过1953～1977年的平均年增长5．9%。1978～1988年，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2%，也超过1953～1977年的平均年增长率5．7%。我国人民开始享有比以往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生活质量。（3）对外经济联系得以多样化发展。不仅对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而且通过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此外，通过对外学习过程增强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为进一步开放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从以对外开放为国策到相对开放经济的形成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才可能得以完成。在过渡时期，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以及经济环境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一项研究说明，我国现行的外贸和利用外资的政策远非最佳政策，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率主要反映了从几乎完全封闭状态向部分开放转变的过渡效应，而按国际标准衡量，我国仍然是低效率的外贸体制。^[8]造成这种状态的基本原因在于：

1．高效率外贸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调控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当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和贸易统制性政策；当国内市场相对价格体系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要素及贸易产品的真实成分和收益，而处于连锁扭曲和多重扭曲中；当税收、贸易、汇率、利率和补贴等名义总量以及宏观调控手段不能为贸易成长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而是处于互相矛盾和紊乱之中，那么有效率的外贸体制就难以形成。

2．高效率外贸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运行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贸易企业无论是出口生产企业，还是进口替代生产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内的市场环境。如果国内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受阻，那么，贸易企业成长所需要的资源要素和资金就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得到保证，贸易企业也会因此而失去资源、要素和资金经济化使用、改善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当贸易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受阻，不能直接与国外市场联系和国外同类产品竞争者竞争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活动两重受阻，使贸易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结构、贸易收益以及创汇动力必然是低效率的。

3．高效率外贸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效率贸易刺激机制的形成。目前，我国的贸易刺激机制带有明显的反出口增长偏差，其表现为汇率扭曲，使贸易企业平均创汇成本高于创汇收益。而采取外汇留成制度和财政补贴制度试图抵消汇率扭曲的消极影响，又出现了外汇留成分配比例、用汇管理制度和补贴—出口同向增长的新的扭曲形式。高保护性贸易政策，如保护性关税、严格的分级进口许可审批制度、配额数量限制等造成的进出口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使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内向型倾向加强。

上述分析说明，虽然我们已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我国对外经济联系还带有很浓厚的相对封闭经济的色彩，离一个相对开放经济类型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目前仍旧处于对外开放的过渡时期。如何加速对外开放的进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的转换。

第二节　对外开放中的经济不稳定增长

一般而言，造成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不稳定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和内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引发的。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

无可置疑，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会成为我国国内经济环境不稳定性波动的诱发器。虽然目前我国仍处于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外部经济联系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此外，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仍以内需为主，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较小。加上国内经济体制与外部经济体制差异所形成的制度性隔层，也无形中起到缓冲器作用。然而，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也会通过通货膨胀传递机制、外部需求条件和结构变动、世界商品价格浮动、国际资金流动方向、主要贸易国家的利率和汇率等名义总量波动等各种渠道对我国贸易增长和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不稳定影响。

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刘易斯在他的《增长的发动机在减速》一文中认为：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是同一方向变化的。那么，一旦发达国家的经济减慢，发展中国家仍然能保持高速增长吗？四五十年代人们忽视了贸易的重要性，以致到60年代后期贸易的地位才广为认识。现在又有另一种危险，1973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在减慢，没有人知道这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可是，人们对世界贸易的前景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一旦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以后，发展中国家只能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如果有国际收支赤字，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9]

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做预测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非常容易误入歧途。但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即近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剧烈波动不会减慢。这个结论可以从下列分析得出。

1．经济周期。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时间分别是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危机的深度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罕见的。而以后的复苏却十分缓慢。据经互组织资料说明，80年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最没有活力的时期。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61～1973年为5．0%，1974～1979年为3．2%，1980～1987年为2．3%；出口贸易年平均实际增长率，1961～1973年为9．2%，1974～1979年为5．1%，1980～1987年为2．2%。这么低的经济增长率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出口带来不利影响。据世界银行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和出口贸易增长率在1965～1973年分别为6．5%和4．9%，1973～1980年分别为5．4%和4．7%，1980～1987年分别为3．9%和4．4%。由此可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都有减慢的趋势。在1987年10月发生的“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虽然没有对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发生人们预期那样的下降，但是，专家们预测90年代初期，西方有可能爆发新的经济危机；虽然对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看法不一。^[10]曾风行一时的《1990年大危机》的作者预测，西方世界的深层孕育着一场类似于30年代的大危机。^[11]但是，也有许多世界著名学者认为，虽然前景不容乐观，但在西方国家目前的宏观调控机制下不会发生与30年代类似的大萧条。

2．商品价格。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9～1980年两次暴涨，接着就是持续下跌。而在80年代末期有回升的趋势。其他商品价格在70年代早期戏剧性地上升，80年代以来又下跌。而在80年代后期，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基本趋势仍呈疲软，而工业制成品价格趋势继续有所上涨。

3．汇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美元汇率也经历了70年代的大幅度贬值和80年代前期的剧烈升值。而1985年以后又大幅度贬值的波动，到80年代末期美元汇率又开始升值。

4．通货膨胀和利率。西方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变动也经历了70年代的上升和80年代的下降。主要工业国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9．4%下降到1983年的4．8%，198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2．9%；而利率70年代上升，80年代却持高不下。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一个严峻的国际环境。首先，西方经济增长减速势必会减少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在198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中，与北美、日本和欧洲的贸易占50%以上。在世界商品价格疲软条件下，对我国贸易条件将产生不利影响。而要保持一定的出口购买力，采取增加出口数量的方式必将加剧国内供求矛盾。美元汇率的不稳定波动和利率居高不下，不但会影响我国出口收益和增大我国外汇风险，而且对我国外债偿还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二、国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需求扩张导致的进口扩张

第一，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双向挤压效应。

本书第二章，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有效需求过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内在机制的表现这一命题。在第六章我们又研究了问题的另一端，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国内经济始终存在着过旺总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必然会通过对外部经济体系传递机制，形成双向挤压效应，即内部需求膨胀（CD+ID），形成对外部供给（M）的张力，而内部实际供给不足（CS+SS），形成对出口增长限制性压力。而当国内供求缺口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传递到外部经济时，进口张力和出口压力转化为国际收入状况的恶化。改善国际收入状况可以采取两个不同对策：（1）贸易差额缺口（M＞X）转化为外资净流入增加的张力（FRI），从而把贸易缺口压力推迟到今后的偿债高峰。（2）贸易差额缺口压力（M＞X）通过强制性干预得以缓解，即强制性限制进口增长和促进出口增长。这样一来，进口递减压力加剧国内供给不足缺口的压力（CS+SS＜Cd+Id），出口增长张力形成加剧国内需求张力的加速剂，从而加剧了内部的通货膨胀态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唯一选择是通过支出紧缩性政策和供给扩张性政策加以调整。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也会影响到贸易状况恶化。“瓶颈”产业约束最为严厉的电力和运输业短缺是无法通过贸易增长加以缓解的。但是，电力和运输货流严重短缺会形成出口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开工不足的限制，从而使出口品和进口替代品生产不足或因运输货流紧张而运力不足，影响到外汇供给的增长。主要矿产和原材料结构性短缺则会造成国外进口的增加和出口输出的减少，而存在着过剩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因缺少对外竞争力而受到出口限制，过速增长的制造业则带动了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长，从而加剧了贸易状况恶化。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与进口增长。

我们将考察自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进口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趋势以及进口收入弹性变动，以说明当国内经济处于不稳定增长状态时，是如何导致进口增长的不稳定性波动的。在表21-1中，我们提供了有关1978～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进口总值及增长率，进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以及进口收入弹性的有关数据。

表21-1　　　　　我国1978～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口增长

注：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及有关资料计算。

公式（6）表明了总收入与进口的正向联系。当总收入增长时，进口也将随之增长，但进口增长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边际进口倾向。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投资扩张冲动引发的，那么总投资增长引致的投资物品进口也将增长。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消费膨胀引发的，那么总消费增长引致的消费物品进口也将增长。虽然进口增长会受到贸易政策的遏制，但是，这只可能改变边际进口倾向数值，而不会改变收入与进口的联系，除非严格的禁止性措施改变了两者之间的运动方向。

根据表21-1，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图21-1和图21-2。从图21-1我们可以看到，进口增长波动与经济波动在趋势上是基本一致的。当总需求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增长时，进口的增长也相对稳定；当总需求处于持续过旺增长时，进口的引致性增长也会出现持续向上的势头；当总需求处于相对紧缩的状态时，引致性进口的增长也会急剧地减速。但是，进口不稳定增长的波动强度要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强度。这反映我国进口始终受着国内需求强度的支配，表现为弥合国内供需缺口和“瓶颈”约束，支撑高速度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反作用于国内缺口的双重效应。

图21-1　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口增长率曲线

图21-2　进口收入弹性曲线

此外，从图21-1还可以看到，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对外部传递机制有一个时滞因素。过度总需求引致的进口增长，时滞因素大致为1年。当然，我们这里引证的是年份资料，数据统计较为粗略。因此，时滞因素分析只是一个概括性说明。比如，当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已减慢时，进口增长率仍保持着高速度增长势头，而且进口收入弹性变动很大。当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开始回升时，进口增长率却因为上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减缓而急剧下降，进口收入弹性也出现小于1的变动趋势。到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持续上升时，进口增长率和进口收入弹性开始反弹，以后的波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进口收入弹性的变动。

图21-2是通过边际进口倾向与平均进口倾向的比率，即计算进口收入弹性来说明进口增长对总收入波动的反应程度。相对而言，平均进口倾向曲线的变化程度较小，而边际进口倾向的变化程度较大。它们的变动趋势与进口收入弹性相一致。当进口收入弹性大于1时，说明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比率变动引起更大的进口相对比率的变动；当进口收入弹性小于1时，说明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比率变动引起更小的进口相对比率的变动；当进口收入弹性等于1时，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比率变动引起相同的进口相对比率变动。而图21-2中进口收入弹性曲线的变动趋势表明，除了1981～1982年和1986～1987年进口收入弹性小于1以外，其他时期进口收入弹性均大于1；而且在1978～1980年和1983～1986年期间，进口收入弹性大大超过了1，充分证实了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引起了进口的剧烈变动。这与我国经济过热和经济调整周期基本吻合。

三、国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波动：供给不足压力引致的出口不足压力

我国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外部需求因素变动和贸易条件的变化；二是国内市场为保证出口购买力强行挤压出口。汇率因素的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分析。

第一，外部需求因素变动与贸易条件变化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一般而言，贸易条件是指进出口价格相对比率，大致上有三种衡量方法，即商品和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和实际成本与效用贸易条件。最广泛使用的是第一种商品和收入贸易条件。见下式：

贸易条件恶化的代价=贸易条件变化%×进口/GDP　（9）

出口购买力=贸易条件×进口量　（10）

如果假定A国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以工业制成品进口为主；B国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以初级产品进口为主，当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而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时，那么A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支出大于收入，贸易条件必然恶化。恶化程度可以从公式（9）中计算出来。如果贸易条件正值变动，意味着贸易条件改善，从而满足进口—收入比率的受益程度就高，反之就低。从出口购买力也可以看出恶化的代价。如果贸易条件恶化，那么出口购买力则相应下降。为了保证出口购买力不下降，就必须提高出口数量。而提高的结果是价格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表21-2　　　　　我国商品贸易增长的国际比较

注：贸易比价=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平均进口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

在表21-2提供的7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表明，贸易比价恶化的国家有中国、科威特和墨西哥，这3个国家都是规模不同的石油出口国，墨西哥是80年代初期最先、也是最主要的债务沉重的国家。科威特是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世界石油价格暴跌，使这些国家贸易比价恶化。相反，其余国家（或地区）贸易比价却得以改善，其中以生产高附加产值工业制成品为主的日本，贸易比价上升幅度最大。

当我国贸易比价条件恶化时，需要出口更多数量的产品以换取同等价值的出口购买力。这样一来，贸易比价条件恶化本身就加重了国内供给不足缺口和外汇不足缺口。同期经济高速度增长带动了进口过度增长，从而使出口增长压力和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第二，国内强创汇动机下的挤压出口。

前面讲到，出口增长除受外部需求因素和贸易条件因素决定以外，还取决于国内供给条件。然而，国内供给能力因储蓄不足缺口形成投资率增长的限制。同时，长期依靠投入增长而技术进步和创新机制不足导致总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下，从而使实际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率受到严格的资源约束限制。此外，“瓶颈”产业约束也成为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增长的制约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内实际总量供给不足和供给结构性不足的缺口。在国内实际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出口购买力和计划发展目标，中央计划者、产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有强创汇动机支配下的挤压出口的行为。如果说中央计划者的强创汇动机来源于经济高增长目标和平衡需要的话，那么产业部门和地方的强创汇动机主要来源于外汇留成比例和贸易收益分配机制。如果外汇留成比例高，地方和企业创汇积极性就大。如果创汇全额留成，那么出口增长就成为本地区和企业主要发展目标之一。这种强创汇动机支配下的挤压出口增长，反过来加剧国内供给缺口。

四、综合分析：内外部经济失衡与调整

在分别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稳定波动的基础上，我们将综合性说明内外部经济失衡的相互作用以及调整思路。

第一，贸易波动状况。

表21-3提供了有关数据。根据该表数据，我们绘制了1978～1988年我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曲线以及贸易差额曲线。图21-3表明的出口增长波动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1．1978～1981年期间，出口收益增长逐年上升。其基本原因是1979～1980年石油价格暴涨，我国作为石油出口国从中得到贸易净收益。这表现为贸易条件改善和外汇收入增加。但是，由于同期国内经济扩张所产生的进口增长高潮，贸易仍存在赤字，但呈连年下降趋势。

2.1981～1983年期间，石油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增长因外部需求疲软而减慢。但由于该时正值国内经济调整和总需求相对紧缩，使进口增长势头得到抑制，贸易项目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3.自1984年迄今，出口增长持续上升。这与同期世界经济复苏，外部需求由疲软转为强劲上升，世界商品价格上浮等因素有直接联系。但是，同期进口增长得更快，从而使贸易差额不断地扩大。

第二，内外部经济失衡。

在内外失衡条件下，采取扩大净出口（X-M）的方式缓解经常项目赤字，会通过对内传导机制加剧国内总需求不稳定增长的态势，而采取增加外资净流入的方式弥合经常项目赤字。如果国内总需求不稳定增长是短期性的，并且外贸供给充足，经过合理的政策组合和经济调整有可能使内外部经济恢复平衡。如果国内总需求不稳定增长是持续的，并且导致长期性经常项目失衡。那么，增加外资净流入既可能会受到国外资金供给的限制，也可能使本国经济因债务积累到无法支付而陷入困境。

图21-3　进出口增长曲线

图21-4　贸易差额变动曲线

内外部经济失衡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加以说明：①Cd＞ CS。当经济中持续存在着消费需求大于消费供给的情况时，消费品短缺会形成消费品物价指数的上浮，从而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增加消费品进口就成为一种选择。1984～1988年，市场上的净现金投放增长了近3倍。作为居民个人未实现的购买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当期消费品供求之间的差额。我国曾多次采取进口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的措施，以回笼市场上的现金。②G＞T。当政府财政出现连年赤字时，借入外债以弥补财政赤字也成为一种选择。1979～1988年，这种弥合机制所累积的外债负担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增长与财政收支增长有很高的相关性。从10年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凡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年份，财政差额也随之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出口增长与财政支出增长的相互关系。③IS＞SS。经济发展模式说明储蓄缺口始终是一个主要的约束条件。经济增长模式也说明了储蓄率高低与经济增长的相互联系。一般而言，我国储蓄率是相对高的。但是，社会总投资过度膨胀远远超过了投资物品和资金的供应，从而导致投资物品的进口和外资净流入的持续增长。

第三，内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思路。

首先需要分清的是我国目前内外部经济失衡是短期性现象、中期现象，还是长期性现象；导致内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次要原因是什么，正确调整的程序和过程应当是怎样的。

从表象形态来看，内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环境中的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因此，采取短期性稳定性政策组合，以抑制总需求不稳定增长，使经济恢复到相对均衡状态。其次是经济中结构性失衡造成实际总供给增长的限制。因此，需要确定结构调整性政策，从产业结构和贸易类型结构调整入手。在经济不稳定环境中，结构调整应当采取存量结构性调整，核心问题是通过资源再配置过程，提高本国经济的总要素生产率和对外竞争能力。

从表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和供给停滞后所引发的外部经济失衡，以及反作用内部经济，从而导致内外部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和利益因素。

在外贸竞争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羊毛收购大战和羊毛削价竞争。前者主要发生在国内市场，后者发生在国际市场；参加这场角逐的既有贸易部门，也有非贸易部门。而且竞争对象绝不止羊毛这一类产品。为了使问题高度简化，我们以羊毛为例子，并作以下假定：①羊毛的运费率为零。②我国的羊毛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占决定性份额，由此可以影响国际羊毛市场的价格水平。③沿海地区为首批开放的地区，享有各种政策优惠，内地为不开放地区，不享有政策优惠。

假定有三个市场：内地市场A，沿海市场B，国际市场W；羊毛在不同市场相对价格水平为PW＞Pb＞Pa。在初始时期，只有沿海地区出口羊毛，内地完全供自己消费。最初沿海地区是按Pb价格收购内地羊毛出口，仍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国际市场的羊毛价格不断上涨。沿海地区的净贸易收益为：

Y=（Pw-Pb）Q＞0 （11）

净贸易收益驱使沿海地区寻找新的羊毛来源，然后用价格Pb从内地市场收购。当内地利益受到损害时，内地政府开始用行政性干预加补贴的形式也按价格Pb收购时，沿海地区将会失去这个市场，其唯一方法是提高羊毛收购价格到Pb′以占据市场份额。这时的利益分配为：

Y′=（Pw-Pb′）aQ+（Pw′-Pb）（1-a）Q　（12）

Y′＜Y

由于内地羊毛收购价格低于沿海地区（内地政府干预和补贴的结果），在国际市场上，内地出口代理商首先以低于世界价格PW的价格抛售羊毛。沿海地区为占有一定国际市场份额，也只有杀价竞争。最后，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暴跌至PW′。这时的利益分配为：

Y′=（PW′-Pb′）aQ+（PW′-Pb）（1-a）Q　（13）

这时的贸易收入已低于削价竞争以前的水平。如果沿海和内地不甘于收入的减少而扩大羊毛出口，其结果只能是国际市场羊毛价格进一步下跌，贸易净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竞争下去，直到两败俱伤。真正的受益者是国外羊毛进口商。

总之，要改变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利益格局、利益刚性形成的增长约束，就必须通过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来加以解决。此外，涉及长期性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还包括对外贸易战略转换、贸易刺激机制的形成等，以利于贸易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效应。

第三节　贸易战略的选择(www.chuimin.cn)

正由于外汇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围绕着贸易战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以节省外汇为中心的进口替代战略；另一种观点是主张以创汇为中心的出口导向战略。问题实质上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哪一种战略更有利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二是哪一种战略是我国目前的最具可能性的选择。

（一）两种贸易战略的比较

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区别在于：进口替代战略强调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体系，用本国产品替代国外产品，并重视进口替代产品的国有化程度，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倾向性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而出口导向战略则强调依靠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出口主导工业，促进出口增长和贸易收益的增加，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效应，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倾斜性政策。

实证研究表明，60年代后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良好的增长实绩，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成长和发展水平不甚理想。原因主要在于出口导向战略往往是按比较利益原则形成了自己的出口增长优势，国内的贸易壁垒和障碍较少，并且应付风险的适应性能力和政策反应有较高的弹性。出口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的价格和质量的竞争，具有改善效率和质量的内在动力，并因此而对国内其他工业产生增长联动效应，产出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国际同类产品的边际成本，并不受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得到规模经济的效应，产业结构也趋于合理化。

然而，进口替代战略为形成本国的工业体系和进口替代企业，大规模投入资金和资源。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和资源往往是最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因而造成资源配置格局的扭曲。而且，节省外汇的收益是与原有成本加以比较，也背离了资源最优配置法则，即节省外汇的边际成本应当等于挣得外汇的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由于切断了本国工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使企业不会受到外来竞争的威胁，也相应地失去参与竞争的动力。

出口导向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不同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部门为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同时扶持其他工业的成长。而进口替代型经济强调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但是，这些进口替代工业往往需要进口投入物，然后生产最终产品投放国内市场。因此，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依然存在，只是在严格的进口限制下，这种依赖性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2．出口导向型经济强调动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当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时，及时地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出口自己资源和要素丰富的产品。比如我国在大力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同时，逐渐地实现从初级产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向高级工业制成品的产品结构转化，从而改善贸易条件。进口替代型经济则不具备这种灵活性，因为进口替代型经济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是自己资源最为短缺的工业制成品和其他产品。这样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其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方向是极不合理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已有深刻教训。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早期工业化，虽然在发展初期确实起到国民经济的骨干作用，但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压力和提高效率、更新设备的刺激，陈旧和老化现象十分严重，由此产生的经济比例失调和资源紧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3．出口导向型经济提高了整个贸易水平，增加了外汇收入，满足了外汇需求，有利于解决经济中储蓄和外汇缺口。而进口替代型经济，虽然减少了进口，节省了外汇，但是，进口替代工业所需要的投入物进口增加了。相比之下，对外汇的需求和消费增加了，而不是节俭了。但是，外汇的严重短缺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了解决外汇的分配问题而要采取外汇管制。由于进口削减到最低限度，外汇的节俭也具有刚性特征，这种贸易和经济的紧运行已潜伏下经济不稳定因素。

4．出口导向型经济为解决外汇短缺，往往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并对进口征以很高的关税和很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度。这些制度只会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扭曲，助长了一些直接的非生产性质的追求利润和租金的活动，比如进行有利可图的游说、倒手、回扣、行贿、走私以及黑市交易等。这些活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增加了交易费用，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对经济是一项净福利损失。这种情况在进口替代型经济很难避免。而出口导向型经济，通常避免进口的数量限制，而使用关税（通常是较低的关税），并以相对简单的程序使生产者可以按国际市场价格进口他们的投入物。

5．进口替代型经济往往是汇率定值过高。汇率高估既不利于进口替代进入国际市场，也不利于出口增长。在我国，汇率高估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调剂汇率还是黑市汇率都高于官方汇率）。出口部门的平均创汇成本均高于官方汇率，如果不给予大量的进口补贴和出口补贴，进口替代工业和出口工业的产品是很难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量的补贴会加重财政上的压力。而财政不平衡所产生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带来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使汇率进一步高估，以致用危机或经济不稳定作为经济调整的代价。出口导向型经济则不然，它的汇率水平接近于实际汇率，一旦出现偏差，很快地能从贸易变动反映出来，可以灵活地加以调整。

6．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更有利于技术革新、产品更新以及吸取先进的管理经验。进口替代型经济却缺乏这种刺激因素，即使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也缺少足够的动力去利用和开发。

7．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不排除有选择的进口替代工业（它们的EERm＞平均EERx，即平均进口有效汇率高于平均出口有效汇率），比如汽车工业、重化工业和新技术工业等。这些工业应当得到保护以扶持其成长。但是，这种保护应当有时限，无限制地保护会使新兴工业和支柱工业成为落后工业和包袱工业的危险。而且保护的类型和程度也值得细致研究，当这些工业成长时，应逐步减少保护类型和程度，以刺激这些工业在成长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适应未来的国际竞争环境。而进口替代型经济则是全面保护，结果使受到保护的工业产生低效率；即使是支柱工业，失去活力和效率，也无法担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任。

8．出口导向型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它带来的刺激机制可以使国内资源配置更接近于国际机会成本。资源合理假定是：在贸易没有垄断的情况下，国内生产的边际转换率应当等于国际的边际转换率。进口替代型经济很难达到这一点。

9.出口导向型经济扩大了市场规模和工业的经济规模效应，即便是大国也是如此。研究表明，像印度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根据工业产值的估算，其市场也只相当于联邦德国市场的四分之一。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资源和市场的开发只限于国内，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是明显的。在我国，资源限制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而市场规模的限制还不明显。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中的供给短缺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会更加突出。

10．出口导向型经济更有利于引进外资。当前国际资金纷纷流入泰国，一些新工业国的结构调整也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和产品投向泰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泰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环境。而进口替代型经济则受到诸多限制。国内的资源利用低效率，市场和结构的扭曲，众多的保护性限制，以及信息反馈迟钝、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缺陷，使外资的利用也不可能有较好的效率。而且外资流入到受保护的资金密集型工业和部门，也常使国外投资者望而止步。

不仅理论上如此，而且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战略其贸易和经济增长等方面指标，也大大好于进口替代型经济。①

（二）贸易战略选择的条件

一般而言，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不但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而且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

1．在现阶段，进口替代战略主要是通过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以本国制造的制成品替代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尤其是高级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并逐渐提高中间投入物进口的替代效应。可见，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建立起本国的重化工业和支柱工业，才能有效地替代高级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但由于资源配置是以本国比较劣势日益突出的制造业部门和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资金为高密集型产品为主，被人们称为“进口替代综合症”。我国目前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按国际标准仍是低效率和低水平的，因此，在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成长→进口替代→出口竞争的环境中，仍处于第一个阶段。

2．现阶段出口导向战略可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主要是小国处于出口导向战略初期而采用的。长期以初级产品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由于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未能成长，并且结构转换速度较慢，因此，经济发展实绩并不理想。而迅速地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过渡，推动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加速的国家，经济发展实绩较为理想。但所需条件为：人力资源、社会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有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和较为灵活的宏观调控机制；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按照贸易成长阶段灵活地加以调整；国际经济环境较有利于出口增长等。这些因素均是我国目前所缺少的开放经济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也是处于学习阶段。

3．大国由于贸易依存率相对较低，因此贸易战略的开放度不如小国。而目前我国贸易依存度上升很快，这主要反映我国对外开放以来，贸易有了更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单纯地以贸易依存率高低作为开放程度的衡量标准，一味强调出口增长，不但会加剧内外部经济失衡和不稳定，而且会出现用一种扭曲——经济结构过于偏重于出口，代替另一种扭曲——经济结构过于偏重于内向型的倾斜和偏离。

结构理论认为，从进口替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转移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就要求一国经济必须发展一个很好的工业基础和生产技术，这种战略转移才可能发生。这一过程中，结构变化，从而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和提高总要素生产率是成功的关键。中性刺激机制则强调贸易政策和贸易体制无歧视性，以通过贸易带来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加速发展的效应。我们认为，这两者对贸易战略转换都是重要的条件，只是中性刺激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也是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三）我国目前的贸易战略选择

我国目前的贸易战略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世界贸易增长的基本趋势，贸易条件和商品价格变动趋势；（2）我国的贸易类型；（3）我国产业结构状况和市场结构状况。

表21-4　　　　　　1979～1988年世界贸易和价格年变化率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1987年4月。

1．世界贸易增长的基本趋势。

从表21-4所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①世界贸易变化大致上与世界性经济增长趋势有一定相关性。1979～1982年期间，第二次石油冲击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世界贸易总量也直线下降。1983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复苏，世界贸易总量也开始上升。②当发达国家处于经济衰退时，贸易条件也随之恶化。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开始好转。当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时，贸易条件随之好转，而发展中国家则开始恶化。③从世界贸易价格来看，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很快，而非石油初级产品价格则有近一半时间处于下降趋势，而且下降幅度大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石油产品从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下跌趋势，1987年以来有所回升。

2．我国的贸易类型和贸易方向。

经典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是按照要素禀赋比率差距来决定贸易类型的。但如果试图解释贸易和比较优势之间的数量关系，还必须进一步分析供求关系弹性变化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供给是充分弹性的，那么贸易变化更多地取决于需求弹性而不是供给。后来的两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克鲁格和鲍德温把上述模型扩大到多国模型，以说明一般性的贸易格局：一个国家从资本充裕的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资本稀缺的国家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出口相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到资本短缺的国家。第二个结论比第一个相对弱些，因为出口往往会遇到贸易障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经常比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进口则正好相反。这种趋势进口与出口相比更为明显。

表21-5　　　　　　1978～1988年间我国的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7）有关数据计算。

在现实经济中，我国的贸易状况又是怎样的呢？表21-5提供的有关数据表明：自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0．75%上升到1988年的1．95%。另外，从贸易结构来看，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1979年的53．6%降低到1986年的43．7%，但是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反弹到49．9%和154．2%，而1986年以后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工业制成品比重从1979年的46．4%上升为1986年的56．3%，但是1984年和1985年下降为50．1%和45．8%，1986年以后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之所以在1984年和1985年发生趋势线以外的异动现象，主要是这个时期我国出现进口高峰，从而造成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构成上升和工业制成品下降的反常性行为。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为62%，初级产品比重为38%，1984年美国初级产品出口为27．7%，联邦德国为11%，日本为2%，印度为41%，而我国同年高达49．9%。虽然我国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初级产品出口的趋势，但是，我国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却占相当比重，应当成为我们制定对外贸易战略时审慎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我国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进口低于同期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而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远高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反映了现实贸易类型和结构。

就这些数据来分析，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还很小。如果考虑到人口因素，那么形势就更不容乐观。

根据其他资料表明，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轻纺产品的比重要大于重化工业产品和机电产品，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中，重化工业产品和机电产品比重要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我国的贸易类型。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资金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出口商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根据表21-4所提供的数据，工业制成品在绝大多数年份（10年数据中的8年）国际市场价格趋势要好于初级产品，而其他资料也表明，高级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走势则好于初级工业制成品。

3．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

虽然从我国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重化工业已有相当基础，并且超前重工业化和超前加工业高度化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但是，从贸易类型和结构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占据绝对份额；而进口产品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和机电产品比重要远大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什么会出现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的产品不但不能输出到国际市场，反而需要更多国外产品的输入呢？这既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制造业内部的短缺与滞存共生的资源配置扭曲，也反映了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和要素禀赋原则，在目前资金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是我们的比较劣势产品，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则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资金密集型产品的结构转换的时机还远不成熟。从市场结构看，我国市场体系、市场竞争和价格调节机制仍处于发育时期。前面已经论证，在这种条件下就实现贸易战略转移，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是我们现阶段的合理选择。但是，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也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出口导向战略的优势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的缺陷我们在前面已加以讨论了。

目前，可行性的选择是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形成自己的有效进口替代战略。所谓有效进口替代战略，其核心在于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在经济开放前提下，走出一条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在不同层次相结合的贸易增长道路。在目前阶段，应当重视和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发展以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并从贸易刺激机制上鼓励这些工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敢于面对国际市场的价格和质量竞争，并且在贸易、汇率和财政扶持政策上给以支持。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熟技术起步，通过学习——成长——创新的几个发展阶段，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应当尽可能避免在现阶段就急于向资金密集型或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转移，把本国紧缺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比较劣势工业的发展，追求以赶超为目标的急进战略。这种战略在40年的实践中已证明是良好愿望而造成很坏的结果。

与此同时，也应当集中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支柱工业和新技术工业，逐渐替代进口产品。但是，有效进口替代战略的进口替代绝非单纯以节省外汇为目的。外汇节省仅是进口替代的副产品，其真实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工业和高技术工业建立和发展，逐渐改变贸易保护程度和贸易刺激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使外汇节省的边际成本等于创汇的边际成本原则成为基本法则。这样的有效进口替代不会因保护和关闭而切断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以致丧失生产效率和对外竞争力。

这种战略也与急进战略有着根本区别。急进战略是要求现阶段就完成从初级产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出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工业的转移，以便在短时期内就改变我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资金形成和现代工业不足的落后的贸易和产业格局，从而否认比较利益战略在我国的适用性。其结果只可能因资源配置格局扭曲而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四）未来的我国贸易战略的转移

应当承认，我们所提出的有效进口替代战略实质上是一个二元贸易增长战略。其中一元是依据比较利益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出口导向工业。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所需较少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应用成熟技术和适用技术，承受较小的风险；对外部不确定性变化反应灵活；投入—产出效率高等。并且利用本地区、本部门或本企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以换取贸易收益，还通过学习——成长——创新过程逐步地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贸易稳步和持续增长。

另一元是依据动态比较利益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进口替代工业体系。与前者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有较高的劳动密集成分；后者以高级工业制成品生产为主，有较高的资金和新兴技术密集成分。这些工业既可以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装备出口导向工业，以提高它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出效率，也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以缓解外汇短缺矛盾，还可以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以不断更新和改造本企业的技术和设备，以保持对外竞争力。

当经济中的总产出水平不断提高，当贸易类型由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高级工业制成品进口替代为主的生产格局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转置的时机也就来到了。这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就成为结构转移时期的新的出口主导工业。整个经济产出层次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发生转变。此时的贸易、汇率、财政金融政策和刺激机制也由以前的倾斜性取向转为更为中性，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大为提高。

图21-5描绘了这一转置过程。图中A代表传统进口替代战略。由于经济的内向型倾向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因此国内边际成本与国外边际成本比率始终得不到改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图中C代表出口导向战略。虽然经济有很高的外向型倾向，但创汇动机超过了其他经济发展目标。贸易过程中既存在着一定的贸易保护性壁垒和贸易干预，也存在着各种出口补贴、进口免税等抵消贸易保护负效应的机制。当面临外部冲击和国内不稳定的宏观形势时，作出及时和灵活反应的国家继续沿曲线C发展，并转为更加间接干预和更为中性刺激机制的出口导向战略；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则可能会提高经济内向型倾向，以减少风险。曲线D代表有效进口替代战略，它像阶梯一样，按照动态比较利益原则渐次地提高经济开放程度和贸易增长，从而逐步地降低国内边际成本和国外边际成本的比率，稳步趋近于出口导向战略的边际成本水平，从而带动了长期经济增长，并缓解了外汇短缺的制约，产业结构也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21-5　贸易战略的选择和转移

第四节　贸易刺激机制与贸易政策

当国内经济出现总需求不稳定增长，从而造成内外部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决策机构的一种可能性反应是提高贸易保护程度，以降低进口、改善国际收支和缓解外汇供求缺口。

但是，提高贸易保护程度，无论是采取保护性关税贸易壁垒，还是采取严格的非关税数量限制，如多级进口许可证审批制度、配额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性政策措施，都将会造成贸易刺激机制的严重扭曲，从而造成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内向型经济倾向增强的逆向效应。虽然一时国际收支状况得以缓解，代价却是贸易成长缓慢，资源配置格局不合理趋向得以强化，与外部经济联系和发展受到保护性贸易壁垒的隔阻，从而造成长期生产率增长缓慢和对外竞争机制弱化的长期低效增长。

一、保护性关税分析

第一，保护性关税的一般效应。

保护性关税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对进口征收的关税。征收保护性关税，使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影响国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以及国内进口替代工业的供给。

从图21-6中可以认识保护性关税的作用。曲线DD表示国内需求曲线；SS表示国内供给曲线；表示征收禁止性关税的国内价格水平，在国内供求水平趋于平衡，不会发生贸易活动；PW表示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在PW的价格水平下，国内供给为Q1。

Pd=PW（1+t），表示对进口商品征以t的关税率以后的国内价格水平。在Pd的价格水平下，国内供给上升到OQ2，国内需求下降到OQ3，国内供需缺口需要进口弥合的数量为Q2Q3，矩形面积C为政府的关税收入。三角形B、D代表生产的净福利损失（效率下降）和消费者的净福利损失（消费者剩余的减小）。

图21-6

保护性关税提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具有资源和收入重新分配的机制。就资源分配机制而言，保护性关税直接减少了商品进口（进口的相对价格提高），间接地减少了出口（通过固定汇率的货币供给扩大增加了成本），直接地刺激了进口竞争部门的扩张（进口的相对价格提高引致），间接地刺激非贸易部门的扩张。这将导致资源从出口部门流入进口替代工业和非贸易性生产、服务部门。

就保护性关税的收入分配机制而言，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政府从中得到净关税收入和改善国际收支的好处。国内进口替代工业的生产者得到保护性利润。国内出口工业的生产者如果得不到退税和补贴的优惠，因成本提高（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上升）因素也会蒙受损失。对于消费者而言，进口消费物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只会使他们的消费下降，承受净福利损失。整个社会福利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净福利损失而下降。

第二，保护性关税的宏观效应。

保护性关税对国内经济稳定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当保护性关税减少进口增长时，国内总供求缺口通过进口加以弥合的机制效应也随之而降低。当对外部的需求转化为对国内商品需求时，可能会加剧国内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其次，当进口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上升时，可能会加剧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态势。一方面是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直接带动了国内一般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是通过投入物进口价格上涨的产出成本拉上效应，抬高了产出品的价格，间接地影响国内价格水平。再者，中间投入物的进口价格上升，可能会产生用国内投入物替代进口，不仅加剧国内资源硬约束和总供给不足的矛盾，而且会因无法替代而降低一些工业的产出水平。最后，如果强化关税的保护效应是临时性稳定手段，那么对经济的影响也将是暂时性的。如果是长期性的，不仅可能会引起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反应，而且会降低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三，保护性关税的微观效应。

假定经济中有三级关税率，Pd，Pd′，Pw（见图21-6）。这些关税率按不同商品、部门和地区征收。假定有三种商品：食品、集成电路块和电脑；有三种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电脑进口替代企业和电脑出口企业；有三个地区：沿海、内地和边区。如果对食品征收禁止性关税率Pd′，那么国内食品加工工业就不可能得到进口食品作原料，这样可能会带来几方面的问题。①消费者得不到任何贸易收益。即使在进口食品价格低、质量好、品种新而国内不能生产或供需缺口很大的情况下，食品加工工业或放弃生产（缺乏适用原料），或选用价高质低的食品原料，加工后满足市场需求。消费者的福利和效用没有任何改善。②生产者与国际市场的隔离，使他们无法了解国际市场供需变动，也就失去国际竞争、改善效率、提高质量的动力。③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偏好，尤其当人们收入增加，有了更高的消费欲望时，国内市场很难给予满足。④资源会从这些部门流向收益更高的部门。

如果对集成电路块的进口征收低关税率，对电脑进口征收高保护性关税，国内电脑的相对价格就会上升，直接受益者是国内电脑替代进口的生产者。这种税率的正效应是扶持本国的新兴技术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但是，如果这种关税结构制度化，就会发生负效应。①电脑工业由于可以轻易地得到保护性利润，从而缺乏技术创新、改善效率、降低成本的刺激，潜伏着使新兴工业成为夕阳工业的危险。②由于电脑替代进口工业长期依赖进口中间投入品集成电路块，不仅不会节省用汇，反而是增加了外汇消耗，造成对国外供给的依赖。③一些进口替代工业的高生产成本、低效率生产以及存储费用、不规模经济等最终会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如果对电脑出口工业实行免税或退税，以抵消税收的反出口偏差，是一种好的选择。可见，多级关税有着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导向和产业结构、改善国际收支的正效应，也有降低效率和竞争机制作用、产业结构倾斜的负效应。保护程度的衡量可采用有效保护率tej。

公式（14）中tnj为进口最终产品的关税率，tni为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关税率，aij为投入成本在产出成本中的比率。如果tnj=tni，即对进口的投入物和产出品征以同一关税率，那么有效保护率就等于关税率。

假定集成电路块成本占电脑成本的40%（aij=0．4），如果对进口电脑和集成电路块征以30%的税率，那么有效保护率为80%。如果对集成电路块免税，有效保护率为100%。比较三种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征收同一关税率，有效保护率最低；中间投入物征以低税，有效保护率居中；中间投入物免税，有效保护率最高。

在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的取向上，政府和生产者有着相同的偏好。政府希望提高关税以增加关税收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提高国内供给。生产者希望得到高保护利润、高贸易收益和更大的国内市场份额。这是短期效应。从长期来看，企业失去效率和创新。对消费者而言，取向正好相反，但在这种利益矛盾中，计划者占据主导地位。

在生产者之间利益竞争就十分激烈。这场竞争是以争取产成品的高保护性关税，中间产品的低投入关税，使得自己贸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进行各种游说、回扣、行贿和灰色交易等非生产性质的“寻租”活动，影响计划者的决策。甚至动员本地政府官员、社会有影响的人物到计划者那里劝说，以争取本企业和部门的高有效保护率。这种利益竞争的结果很可能使有选择性的保护性政策变成全行业，乃至全工业的普遍保护，而不仅仅是出口企业、进口替代企业或新兴技术企业和主导企业。从个别保护→部分保护→全面保护的过程，也意味着经济从对外开放逐渐地向封闭转置的过程。这与社会整体利益和计划者的初始意愿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改善正好成为一个反向运动。

二、进口补贴与出口补贴

进口补贴与进口关税的效应正好相反，它具有平抑国内相对价格变动和纠正相对价格偏差的作用。设Pd为国内相对价格，PW为国外相对价格，S为进口补贴率，则有Pd=PW（1-S）。如果经济中实行的是生产者补贴，那么与进口关税造成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同时上升的情况不同，生产者补贴只会使供给价格上升，而需求价格不变。出口补贴（如果所有出口企业一律补贴）的效应与按同一比率调低汇率以促进出口的效应完全相同。

由于补贴可以带来额外利益，所以各经济主体以及主体内部对利益的竞争也就必然表现为争取更大份额的补贴。对于政府而言，进口补贴主要给以中间投入物品的进口。除粮食等少数几项消费品外，绝大多数消费品不会得到这种优惠。因此，对消费者而言，很少可以得益。对得到进口补贴的生产者来说，天然性得到竞争优势，从而驱使其他生产者或挤入得到进口补贴的工业，或利用各种手段为本企业争得进口补贴。滚雪球效应使补贴的面和金额愈来愈大，形成一种新的利益矛盾。政府已难以承担巨额补贴金额，而生产者也同样难以承受失去补贴以后的成本压力。补贴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赤字增加→货币化发放增加→物价上涨→补贴进一步增加的环流，使补贴失去应有的增加产出的效应。目前我国计划者与外贸生产者之间关于进出口补贴包干的谈判也说明这种困境。计划者希望生产者按目前补贴总额承包，今后不给以追加，把利益负担甩出去，而生产者执意不要这个包袱，而只想得到更多的补贴利益。

三、非关税的数量限制：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

数量限制与保护性关税既有同一性，也有不等效性。不等效性主要表现在：①关税可以使政府得到税收收入，而数量限制只有那些得到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人得到额外收入，超额利润驱使生产者以各种手段谋求关系配额和进口许可证。一旦生产者取得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得到一笔租金。许可证本身也就成为合法或非法交易中的一种有价证券，使生产者释放出在生产竞争中从未有过的利益竞争能量。②关税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的加价。因此，国内进口价格也随着国外价格的变化而波动，配额是已规定好数量，国内进口价格只随国内供求关系的变动而波动。可见，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等保护性措施就比关税还要来得严厉。对于有竞争性的生产者而言，再高的关税只要不超过自己可消化能力的限制，就可以按高价买到自己需要的进口商品。对消费者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对于配额和进口许可证，无论生产者希望（在正常交易中）花再高的价钱，没有批文就不能进口，除非他行贿或利用关系搞到批文。对于那些没有竞争性的生产者，有了进口许可批文或配额，也就有了利益竞争力。

表21-6的有关数据说明非关税贸易障碍十分普遍。在低收入国家中，对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实行非关税贸易限制的比例为63%，在低中等收入国家中为46%，在高中等收入国家中为37%。在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国中的非关税贸易障碍也是很严重的。

表21-6　　　　发展中国家的非关税贸易障碍

资料来源：FingerandOlecbowski，1986。

四、贸易体制改革和贸易刺激机制

传统的贸易体制是以集中计划管理和直接调节手段为主的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外贸部门和企业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对贸易产品具有垄断性地位，又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不具有独立法人的地位。硬性的创汇计划目标，贸易收益，责任和风险不相关机制，生产者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的联系等因素使外贸部门和企业失去了创汇的内在动力。对外开放以来，外贸体制有了一些变化，但旧体制的基本方面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一）创汇动机：计划者的贸易利益和生产者的贸易利益

传统经济体制下，计划者创汇动机表现为“调剂余缺”原则指导下的弱创汇动机。外贸部门和企业是为完成外在的创汇计划指标而进行贸易活动，基本不存在内在创汇动机和内在创汇动力。

自对外开放以来，计划者为缓解日益增长的外汇需求和外汇供应不足的外汇短缺，并且实现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创汇动力机制也相应地由弱转强。

外贸活动的经济主体的创汇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收益分配机制。如外汇收入完全为计划者所有，进行外贸活动的地区、部门和企业也就失去创汇动力。当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享有一定弹性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时，贸易利益关系倾斜性调整使他们具有相对高的创汇动机；反之，创汇动机就会弱化。

当贸易收益分配关系主要是向计划者倾斜时，普遍的强创汇动机就不可能形成和持久。这种体制因素会直接地影响到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出口增长，从而使外汇需求大于外汇供给的短缺现象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缓解和解决。一旦国内总需求不稳定增长带动了进口不稳定增长时，内外部经济失衡态势就会加剧。因此，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以及贸易利益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关系到经济开放和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单纯是一个谁多谁少的分配比例关系，而涉及从传统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二）管理体制：从集中管理到分散管理

目前，虽然贸易集中管理，统一计划和直接干预的传统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决策多元化趋势还是在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即为稳定而集中和为增长而分散的矛盾体。很明显，集中管理将使外贸部门失去效率和对外竞争力，而分散管理却因决策多元化而造成宏观经济失控和紊乱。最为明显的例证是现实经济中出现的高价抢购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资源而形成的国内资源大战，用低价对外倾销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上的内部竞争。这不仅加剧了国内资源紧缺和供求矛盾，也恶化了本国的贸易条件和出口购买力，从而导致内外部经济失衡，使经济发展更加不稳定。

因此，贸易管理体制趋于集中或趋于分散的变革是难以走出“两难”困境，原因在于这种变革只是停顿在表层次经济现象上。试想当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以及资源再配置格局没有根本性变化时，无论把决策权授予哪一个经济主体，其结果都必然是从本体讲是理性行为、从总体讲是非理性行为的变化，从而是个体受益而整体受害。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比较利益原则和资源最优配置法则为基石，构造出相应的政策环境、发展战略以及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从而形成真正适合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贸易管理体制。

（三）贸易刺激机制效应分析

应当承认，目前的贸易刺激机制是不利于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①汇率定值过高所产生的反出口倾向。当外贸部门平均创汇收益低于平均创汇成本，当一定的外币收入只能换回较少的人民币收入时，外贸部门和企业的贸易活动维持在政府补贴上，其积极性必然会受到严重挫伤。②保护性关税形成的反出口倾向。关税提高了最终产品进口的相对价格，从而使部分资源从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提高了中间投入物进口的相对价格，创汇成本拉上也降低了出口增长。③价格比率扭曲产生的反出口倾向。由于国内垄断价格或上升的相对价格比率，也使出口产生外销不如内销的反出口倾向。

【注释】

[1]参见劳尔·普雷比施：《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联合国，纽约，1950年。

[2]参见汉斯·辛格：《在联合国的早期生涯》，载迈耶等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参见拉格纳·纳克斯：《贸易类型与发展》，斯德哥尔摩，1959年。

[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5]参见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6]参见J.N.帕格沃蒂：《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1988年1月。

[7]参见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S.雷尔：《印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载哈瑞里信主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方向怎么影响贸易》，世界银行学术讨论会文集，1987年。

[8]世界银行：《对外贸易与外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9]参见刘易斯：《增长的发动机在减速》，《美国经济评论》1980年9月。

[10]参见《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综述》，《世界经济》1989年2月。

[11]参见R.巴查：《1990年大萧条》，温纽斯出版公司，得克萨斯，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