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现实与实践

第二十章　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节　产业结构存量调整与供给增长

如果我们把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看作是实现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那么，如何有效地实现产业结构存量调整是本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存量调整是将现有产业结构调整到一个长期发展形态基础上来，而不是把调整过程仅作为走出目前困境的权宜之计。

一、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研究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这里仅就几种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1．关于三次产业结构的研究。^[1]该项研究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现状作出以下基本判断：①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高度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水平。②产值结构大体上与发达国家20世纪20年代水平接近。③工业结构高度，即重工业化程度已达到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出现工业结构加工高度化趋向。因此，认为产业结构中的“大跨度错位”、超前重工业化、加工高度化，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的根本原因之一。

2．关于原生的传统部门与移入的重工业结构。②该项研究认为，我国产业结构性振荡，除了人们已注意到的因素外，真正深层次原因是：移入的重工业与原生的农轻工业的结构性矛盾，即移入结构自身关联加强的自然过程，同移入产业与原生产业的结构性断环的弥合过程双重受阻，使我国产业之间未能形成灵活、高效的结构连带和结构高级化的转化机制。

3．关于农轻重产业结构的研究。①该项研究用大量统计数据说明，我国在1953～1978年间过度倾斜的结构矛盾集中表现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1958年和1969年工业增长速度分别是农业的22．8倍和31．2倍。1958年和1970年重工业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2．34倍。1978年以后，过度倾斜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比例失衡。1978～1987年，电力、货运量和邮电业务量增长滞后于工业增长分别为10年、6年和8年，而1953～1987年这些产业分别滞后于工业增长为24年、20年和22年。采掘工业增长滞后于原料和加工工业，1978～1987年为9年，而1958～1987年分别为18年和22年。而且1985年以来，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和通信等产业增长滞后进一步拉大。

4．产业发展模式转换的研究。②该项研究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方向不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从经济发展速度型到效益型必须经两个转变，即速度型→结构型；结构型→效益型。并认为，导致“六五”期间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适时地从根本上实现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即从长期以来的平推式发展模式向协调—倾斜式发展模式转换。

5.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结构平衡的选择。③该项研究认为，工业化实质是产业结构高度化，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目标是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并认为，以原料和能源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发展只会导致用“瓶颈”创造“瓶颈”，最终实现不了工业化。优先轻工业发展可能会产生产业轻型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冲突。认为正确的途径应当是在相应加强能源和原材料基础工业的同时，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突出机电工业的改造和发展，通过资源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化，最终实现结构的平衡与优化。

上述研究所说明的我国产业结构矛盾的诸方面，如产业结构中的大跨度错位，超前重工业化，加工高度化；移入产业与原生产业的结构性断环；基础产业增长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增长；以及产业发展模式应当从速度型向结构型、从平推式向协调—倾斜式的转换以及其他研究提出的体制因素，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但是，最后一项研究提出的从产业结构高度化角度实现重工业的平衡和优化的观点；尤其是对现阶段工业发展是以“瓶颈”产业为核心，还是以机械工业为主的选择倾向于后者，以及产业轻型化与产业高度化冲突的观点和基本判断，是我们难以苟同的。

二、经济增长过程的比较研究

为了寻找我国总供给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以及结构失衡的症结，不妨首先回顾一下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状。库兹涅茨、丹尼森、刘易斯、钱纳里等学者在这个领域已经作出开创性研究工作。

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英国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向工厂制大工业生产的飞跃，率先进入近代工业化道路。到1870年，英国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商品——棉纺、煤炭、炼铁、铁路器材、蒸汽机等成为世界商品供给的主要来源。到1870年，英国的棉花产量占英、美、法、德四国总产量的59%，煤炭占62%，铸铁占62%（1860年），机械力占40%（不包括美国）。到1870年，英国的铁路营业里程为24500公里。但以后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见表20-1。

表20-11870～1913年英、法、美、德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刘易斯《增长与波动》有关数据编制。

但是，人们关切的问题是英国怎么从一个最发达国家而落伍的呢？据刘易斯分析，基本原因是在旧技术革命潜能已经耗尽时，英国未能及时地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由此产生生产率下降，使之无法与有更高资本密集和生产率增长的美国和德国等后起工业化国家竞争，从而出现了“回波效应”。^[3]

美国工业化也是以轻工业发展为始点的。在旧产业结构方面，英国有较大的相对优势。但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高资本密集的新兴产业，如电力、钢铁、有机化学和内燃机等工业，英国发展缓慢，从而使美国在新产业结构上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正因为美国抓住并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和机会，使之成为取代英国的后起工业化国家。1850年美国的铁路营业公里就已超过英国。1860～1873年，铁路营业里程从56300公里增长到112600公里，增长1倍；1872～1892年则平均增长9000公里；到1914年达到405544公里，成为世界上铁路最多的国家，超过欧洲的总和。铁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投资需求和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明显的外部经济利益。美国在1880年生铁产量已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到1899年生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3%；到1899年，煤炭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1/3；石油开采在1914年比1900年增长了3倍，达到3616万吨；1916年汽车销售量已达到150万辆，并于1914年建立第一家航空公司。^[4]

日本经济增长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7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的1/4和美国的近1/3。日本最初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发挥相对后进性增长效应，把近代科技应用于产业发展，提高生产率增长。在1940年以前，运输、通信和公共事业增长率最高，将近制造业和矿业的2倍。1872～1940年，铁路从89公里增加到27289公里。电力工业在1903～1940年也增长了315倍。铁路和电力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地区开放，商品和要素投入流通和劳动力、产品的全国市场的形成，也通过动力和运输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

日本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需求结构和生产率提高而及时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即提高结构转换率。日本的经济增长也是从轻纺工业起步的。然而，当轻工业发展到极限以后，重化工业开始加速增长。表20-2所提供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1907～1935年，英国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的转换是很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轻工业快速增长和重化工业滞后的恢复时期。但是，在此以后，重化工业增长明显地加速。基本序列是钢铁、有色金属和机械工业→加工高度化产业→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日本产业结构连续性转换和结构梯次动态上移，主要是取决于技术引进和生产率增长。因此，人们说日本经济战后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产业：①电力工业为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提供了可靠的动力保证。②重化工业中前后向关联效应大的石化、钢铁和造船等主导产业带动了整个经济增长。③家用电器和汽车工业开拓了国际市场。值得补充的是，在战前日本已发展起发达的铁路和交通网络，使之成为工业化加速增长的基础。

表20-2　　　　　　日本各行业对制造业增长的相对贡献度

注：各行业实际生产的增加对该年度总实际生产的增加比率。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版。

前面的分析说明了各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遵循了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化→加工高度化→知识技术密集化发展的动态交错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中成功的例子往往说明，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通过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发展而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加速结构转换率，并深化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谁就取得未来加速增长的支配性地位。

但是，上面的分析同时说明重化工业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运输和通信、电力和能源工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虽然这些基础产业在产值和劳动力结构比率中的份额比制造业的份额低得多，但是所占资本比率则高得多。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英国1953年工业总固定资产中，运输和通信占28%，为产出比重的2倍。美国1948年末，交通和通信的设备价值占整个工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50%，而仅占总产值比重的20%。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一书中也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筑、电力和运输、通信的资本存量超过了农业、矿业和制造业资本存量的总和，而这些基础产业的人均产值和就业率则远低于制造业。由此可以说，基础产业的超前增长是重化工业加速增长的基本前提；它们的发展为重化工业提供了未来增长的潜力和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表20-3提供的数据表明，世界工业发展中电力工业在各个比较期内均为超前发展的产业，其次是重工业。当工业结构向高度化和技术密集产业发展的时期，新兴材料工业已使传统矿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减慢。在各个比较期，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均低于重工业。这也说明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是世界工业发展的一般趋势。在世界工业发展中，发达国家工业结构决定着其他国家结构动态变化的未来方向。

表20-3　　　　　　1938～1984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工业统计汇编》（1988）有关数据编制。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日本经济也曾经历过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瓶颈”约束，主要表现为电力、运输、煤炭和钢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煤炭供给不足是由于缺少必需的钢铁设备→钢铁不足又是由于煤炭和重油供给不足→铁路等交通部门由于钢铁不足而受到约束的恶性循环。为了走出恶性循环，日本把煤炭和钢铁列为超重点产品，以煤和钢铁的良性循环为突破口。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把电力、海运、钢铁和煤炭推为四大重点产业，由此开始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进程。^[5]

三、我国产业结构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产业结构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①重工业超前突进与停滞调整阶段性交错，使实际供给和经济增长处于不稳态波动的周期性恶性循环。②工业结构内部的反金字塔形构成，是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③运输发展滞后，使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长期受到忽视。④中间产品需求增长过快，加剧了产业“瓶颈”约束。现在，我们将逐项讨论这几个问题，以便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的重心。

（一）重工业超前突进与停滞调整

1979年以前，我们实行的是重工业超前突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必然以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电力、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为代价。以重工业化、加工高度化和结构转换为中心的重工业超前突进，也必然会因长期忽视产业发展“瓶颈”的限制而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滞调整；1979年以前为农业，1979～1985年为轻工业，1985年以后是基础工业。长期累积起来的“忽视”，使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成为伴随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象。今天不能解决，未来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开这个制约我国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症结。只有到问题倒置过来的时候，一个相对宽松的增长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表20-4提供的数据表明，1953～1988年我国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为农业的3倍以上，而1978～1988年这个比率差距有所缩小。各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和组织管理方式改善使农业人均产出率持续上升；然而，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我国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1988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下降了25个百分点。但是，我国工农业增长和构成的相对比率变化是以剧烈不稳态波动为特征的。根据表20-5中的有关数据我们绘制了图20-1。曲线A是农业与工业产值构成相对比率，以农业产值为1，从曲线变化状况来看，在1958～1960年、1966～1978年和1985年以来的三个时期都发生过因工业超前突进增长而被迫进行经济的停滞调整。在前两个时期，农业增长严重滞后的问题尤为突出。

表20-4　　　　　　我国社会总产值增长细分表

注：社会总产值五大部门产值及轻重工业产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轻重工业内部结构及电力按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1987）。

图20-1

注：A代表工农业构成相对比率趋势线（以农业为1）；B代表轻重工业构成相对比率趋势线（以轻工业为1）。

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产值增长与相对构成比率在1957年以前较为正常，1958～1978年发生过两次重工业超前突进增长；在1978年以后，由于确定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轻工业增长率超过重工业（见表20-5）。是否可以由此而认为中国工业结构轻型化了呢？从表20-5中可以看到，轻重工业产值构成比率（以轻工业为1），在1952年为0．55，1960年为1．99，1965年为0．94，1978年为1．32，1981年为0．94，1988年为1．03。可见，两次重工业超前突进增长期相对比率值最大，而两次停滞调整期相对比率值最小。这只能说明1978年以后，轻工业增长加速是对以前对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的长期忽视的补偿和调整，并不能由此得出我国产业结构轻型化的结论，就像我们不能从某一时期工农业产值构成相对比率下降得出中国产业结构农业化一样。

表20-5　　　　　　我国农轻重构成的相对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有关数据计算。

由上可见，采取增长率或构成相对比率作为衡量适度增长率和结构的指标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指标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其次，重工业增长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因为无论是农业还是轻工业的发展，都需要重工业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原料和动力。作为我们这样的大国，长期依赖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是无法实现工业化长期目标的。相反，按照传统的重工业超前突进增长的工业化战略，导致整个经济增长过程的超前突进与停滞调整的恶性循环，也使重工业难以担负工业化重任。各国经济增长过程说明，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结构转换过程有的国家需要100年（如英国），有的需要几十年（如美国），有的则更短（如日本）。但这一结构转换加速过程并不是一个重工业自我加速和产出品自我循环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工业加速增长，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替代农业、轻工业以及重工业旧有的技术装备，用先进的农业和轻工业所需的中间投入产品替代旧有的中间投入产品，用更先进的动力及设备装备农业和轻工业以及整个制造业，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出效率，实现工业化和更高结构模式转换的过程。以往的经济发展主流从英国转到美国，今天日本又提出新的挑战，主要依靠的都是生产率增长，而生产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更先进的技术类型和生产能力，这就需要一定阶段重工业的起飞。

（二）工业结构中的反金字塔形结构与增长“瓶颈”

根据表20-6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结构变化的最一般性趋向，即轻工业具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产值构成下降和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产值构成上升的趋势，以及重工业内部的加工工业产值增长大于原材料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值增长大于采掘工业（年均增长率），从而使产值构成发生相应的转变。根据表20-6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绘制了图20-2。从重工业内部采掘、原材料和制造业产值构成比率曲线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制造业波动幅度大于原材料工业，原材料工业波动幅度大于采掘工业，而且前面所讲的1957～1962年的重工业超前突进增长，主要是以钢铁为主的原材料工业过度增长，带动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加工业以及重工业内部的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导致农业与工业为主的结构性矛盾。1969～1978年重工业超前突进增长则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过度增长。此期间的前5年制造业和采掘业增长快于原材料工业增长，后3年原材料增长回升而制造业和采掘业增长略有下降。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整个制造业（包括轻工业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制造业）超前突进增长，而原材料工业和采掘业增长严重滞后的新的结构性矛盾。

表20-6　　　　　我国工业产值构成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49～1984），（1987）；《中国统计年鉴》（1988）。

图20-2

然而问题是，是否我国工业结构失衡的矛盾仅仅表现为阶段性的此消彼长；或表现为某个阶段的“瓶颈”约束，如1978年以前对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忽视而形成的“瓶颈”约束，而1978年以后更为突出的表现为原材料、能源和电力的“瓶颈”约束呢？经过几年的调整，增加“瓶颈”产业的投入和产出以缓解结构性矛盾，是否能够说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会趋于合理呢？

现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钢铁、煤炭、电力等几种主要产品的产出状况：

——电力：从电力工业产值增长率来看，除“一五”和“二五”期间增长率均在20%以上外，其余年份电力增长均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尤其是1979～1988年，电力超前系数为0．61（与工业增长率相比）。电力工业产值从1980年的3．8%下降到1988年的2．9%。据估计，全国短缺发电能力为1200万千瓦，年缺电量为600亿度。1986年和1987年因缺电而影响工业产值达3000亿～4000亿元。

——煤炭：煤炭是我国主要消费的一次能源。煤炭的需求结构主要是电力、钢铁工业、加工工业和生活用煤。据估算，我国“七五”期间煤炭供需缺口为4000万吨。我国发电机组中80%是以煤炭为燃料。煤炭供给不足直接影响到发电能力的充分利用，并对整个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

——钢铁：1979～1988年，我国钢产量增长滞后于工业增长，产出增长是整个工业增长的0．51（以工业增长为1）。1986～1988年我国共进口钢材3990万吨，而制约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大的不利因素是煤炭和电力供给不足。

——矿业：我国的黑色金属矿和有色金属矿产主要矛盾表现为采选、冶炼和加工结构性不平衡。尤其是有色金属表现为加工大于冶炼，冶炼大于采运。由于电力和原材料供给不足，直接影响到矿业的发展。

从表20-7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铁矿开采、炼钢和炼铁的年均新增生产能力在整个“六五”期间为比较期的最低水平，而电力和煤炭的新增生产能力有所增加。但电力短缺局面已持续近20年，而电力需求的增长仍使电力供给能力难以满足电力需求。煤炭工业不仅面临着供需缺口的压力，而且也受到运输能力的约束。

由上可见，我国工业结构呈现出反金字塔形结构，即加工＞原材料供给＞采掘，而突出问题表现为电力、煤炭、钢铁和矿业等“瓶颈”产业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创造一个供给增长的宽松环境，就必须打破这个互相制约的“瓶颈”连锁怪圈。

表20-7　　　　我国基建新增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

（三）运力不足已成为整个经济的最主要“瓶颈”

从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来看，电力和运输能力的超前发展是工业化加速的基本前提。而长期以来，我们恰恰忽视了运输产业超前增长的这个工业化基本前提条件。表20-8中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运输产业滞后于整个工业增长的“瓶颈”约束是十分严重的。1952～1987年，铁路营业里程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而1979～1987年下降到0．9%。公路里程1952～1987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2%，而1979～1987年下降到1．1%。运输弹性系数自1978年以来均小于1，其中有3年为负增长。至今我国共有铁路营业里程5万多公里，只相当于美国1860年的水平，是美国1914年铁路营业里程的13%。但是，英国早在1870年，美国在1914年，日本在1940年就基本上完成以后工业化加速增长所需要的大规模铁路建设，以后的工作主要是使已有运输能力电气化、复线化和现代化。作为一个内陆大国，铁路运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命线。铁路建设的严重滞后增长，使之成为煤炭、电力、钢材、矿产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最为主要的“瓶颈”约束。

由上可见，目前我国所形成的运输、电力、钢铁、煤炭和原材料“瓶颈”约束，不仅仅关系到目前的实际供给增长和结构失衡矛盾，而且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形态。而在各个“瓶颈”约束中，运输和电力是第一位的。没有良好的运输系统，地区开发，商品和生产要素流通，国内商品和劳动力全国市场的形成，以及各个产业的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其他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短缺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加以补充的话，运力短缺是无法进口的。而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动力系统，对重化工业以及整个生产活动和人民生活也起到生命线的作用。

表20-8　　　　　我国的运输增长主要指标

注：铁路里程为营业里程。运输弹性系数为货运量增长速度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之比。
资料来源：《中国运输邮电事业的发展》（1949～1987）。

（四）需求结构变动引起的产业结构失衡

前面我们已经从供给角度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资源配置结构，具有周期性超前突进和停滞调整的高经济波动强度的不稳态经济结构，以及工业结构的反金字塔形结构产生的长期供给增长的“瓶颈”约束等基本特征。这里，我们将从需求角度进一步说明产业结构失衡的各种因素。

社会总产出从需求端考察，可以划分为下列部分：①消费需求。一般包括耐用消费品需求、非耐用消费品需求和劳务需求。②投资需求。一般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③政府购买。包括政府购买的资产物品、消费物品和劳务。④净出口。定义为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⑤中间产品需求。以上四项为最终产品需求，第五项则是指各产业生产的中间投入物品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

Q=C+I+G+X+N　　　　（1）

式中：Z为中间产品需求。

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划分为居民个人消费（Cp）和社会集体消费（CS）两部分。社会集体消费包括政府部门和企业组织的消费。把投资需求划分为扩大再生产所追加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Iu），以及为增加消费所追加的固定资产和商品库存（Ip），并且政府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在这两部分中，那么，公式（1）就可以整理为：

Q=CS+CP+IU+IP+XN+Zi 　　　　　　（2）

可见，公式（2）的各项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国内社会产品的最终需求（CS+Cp+IP=D）；社会产品的生产性需求（IU+Z=W）；贸易需求（进出口差额，净出口）。见下式：

Q=W+D+X 　　　　（3）

上述关系式可以用投入产出表得以更好的表达和分析。但我们这里并不展开投入产出分析。从表20-9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各项的变化情况。社会总产品的最终需求（不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投资）构成从1952年的53．3%和“一五”时期的49．1%下降到1988年的31．4%，其中居民个人消费比例从1952年的42．5%和“一五”时期平均的39．6%持续下降到1988年的23．3%。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性需求与整个经济周期性波动有密切关系。1958～1962年实际生产性投资上升到各计划期平均水平的最高值13．5%，其中1958年为14．6%，1959年为19．0%，1960年为18．2%，然后下降到1962年的3．5%。1970～1975年实际生产性投资均保持在11%以上。1979～1983年实际生产性投资持续下降，而1984年以后又上升到较高水平。

各产业部门的中间产品消耗主要包括中间投入物品消耗、机器设备损耗，以及设备更新和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消耗。Zij是部门j对商品i的中间使用。∑Zij则是各产业部门中间产品消耗的总和，它实质上反映的是产业间中间产品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社会总产品的中间使用增加，可以由于产业部门结构变化，使产品流入使用较多中间投入物品的制造业和其他部门，也可以由于产业内部技术变化使中间投入物品的使用增加，还可以由于低效率、高消耗产生的中间投入物品使用的增加。从表20-9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各产业部门间产品消耗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从1952年的42%和“一五”时期平均的44．3%上升到1988年的60．6%。自1984年以来，上升的幅度较大。如果从五大部门（表20-9中未列出商业数据）的数据来看，大致有工农业自1979年以来总趋势在不断上升（农业由27．8%上升到34．9%，工业由65．2%上升到70．2%），建筑业持续有所下降。

在图20-3中，1979年以来产业间中间产品需求曲线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个变化趋势不论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变化引起的，还是由于生产过程中中间产品的过多使用引起的，总的表现为产业间中间产品的平均使用量和需求量的增加。然而，工业结构反金字塔形构成说明，恰恰这些中间产品的产出是极为短缺的，从而使电力和燃料、原料和材料等中间产品的“瓶颈”约束更为严重。一般而言，制造业是使用中间产品最多的产业，制造业的加速增长必然会导致中间产品需求和消费加速增长。然而，中间产品的产出却是滞后增长。这必然会引起结构供求不相吻合的矛盾恶化。从环流来看，基本上是：运输能力不足→煤炭实际供给不足→电力供给不足→钢铁和化工原料供给不足→整个原材料供给不足与制造业加速增长→原材料需求增长→钢铁和化工原料需求增长→电力等能源动力需求增长→煤炭需求增长→运输货流需求增长的两个反向作用力环流。由于这些中间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有很强的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因此上述环流也必然是多向和交叉的互相影响。如果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经济，中间产

图20-3

注：A为个人消费构成曲线；B为生产性扩大再生产投资构成曲线；C为消费性固定资产投资与商品库存构成曲线；D为各产业部门中间产品消耗构成曲线。品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矛盾可以通过进口中间投入产品，深加工制成品出口来解决。这不但可以深化投入—产出联系，缓解本国中间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还可以通过高附加价值比率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得到贸易净收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交通运输“瓶颈”约束也是不可能通过进口加以缓解。唯一出路是通过产业结构存量调整，解开结构性供求纽结和改变制约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

四、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

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和供给增长的“瓶颈”约束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展开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分析。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实质上是通过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过程，分阶段地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瓶颈”产业约束和结构失衡矛盾，保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形态。因此，它包括：资源和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增长部门，从生产能力过剩部门向“瓶颈”产业部门，从旧有生产类型产业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应当是一个产业结构深化的过程。此外，还包括产业组织的存量调整，即如何在同一产业的不同生产组织中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生产能力，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创新机制，使产业内部资源配置和转移趋于更为合理而有效率的格局。同时，还涉及市场结构的调整，以创造一个产业、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趋于合理化的生成机制和竞争环境。劳动力存量调整和供给管理政策将在后两节加以讨论。

（一）以“瓶颈”产业发展为中心的存量调整

在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以下三种不同的抉择：

1．存量调整以缓解产业结构的“瓶颈”约束为主。一旦“瓶颈”约束有所缓解，经济又回复到其增长形态。采取这一模式，“瓶颈”产业的存量调整在较短时期内即可完成。在经济恢复到相对稳定和均衡的条件下，只要把增长率和需求因素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瓶颈”产业约束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成为主要问题。在未来发展模式中，适合于需求结构变化的重工业增长成为一种重要的目标模式。这种选择的风险是，“瓶颈”产业约束的缓解并不意味着“瓶颈”约束的消除，因为在较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瓶颈”缺口。这将意味着“瓶颈”约束只是从公开形式转化为潜在形式。因此，未来经济增长仍是在一个相对紧张的环境中进行。

2．在经过短时期存量调整以缓解产业结构“瓶颈”约束以后，采取继续保持轻工业优先发展，以刺激消费品市场的扩张，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可以较快地从萧条走向相对繁荣。但是，不但由于原材料、动力和运力相对短缺，使经济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处于相对紧张的环境中，而且由于轻工业主要是提供最终消费产品，在出口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对重工业的忽视将会影响到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供给的增长，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深化和未来经济增长。

3．存量调整的目标不是缓解，而是消除“瓶颈”产业约束，使供给和经济增长有一个相对宽松的长期发展环境。这就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交通运输和邮电、电力等基础工业适度超前增长，在一个时期内钢铁、煤炭和化工原料工业为重点增长产业。同时，整个制造业以更新和改造现有资产存量，深化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为主。这一选择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目前经济增长，而且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加速提供充分的发展潜力。

我们认为，第三种选择是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增长环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产业结构转换和深化，实现以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化增长加速和后发增长效应的最有利的选择。

在各个“瓶颈”产业约束中，交通运输是最为主要的。这不仅在于运输业是商品和要素流通以及产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环节，而且在于运输业是相对高的资金密集产业。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对运输业增长的忽视，使运输业存量调整中的缺口最大。

表20-10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52年运输和邮电固定资产原值比重超过工业，以后运输和邮电业在整个资产存量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我们对运输和邮电业资产形成的长期忽视。

表20-10　　　　　　我国国营企业中工业和运输、邮电资产存量构成

注：表中资产存量为各期年底固定资产原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

在我国运输业中，铁路是最为重要的运输手段。可以说，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运输大动脉。在表20-11中，可以看到铁路部门的资产系数从1952年的7．38下降到1987年的3．61。由此可见，铁路的资产利用效率在不断改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铁路基本建设投入减少，主要资产投入到电气化、复线化以及运输设备和设施的改造方面，从而使铁路部门资产产出率提高。但是，另一方面铁路营业里程的增长率很低，1980年以来均低于1%。再者，如果把铁路资产系数与其他产业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铁路是耗用巨额资产的产业。1987年铁路资产系数为3．61。同期，绝大多数轻工制造业资产系数低于0．5，重工业内部的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低于1．0，矿业和采掘业低于2．5，电力工业资产系数低于3．0。由此可见，在各产业中，铁路资产系数为最高。如果为解决铁路运力“瓶颈”约束而大规模地兴建铁路干线的话，资产系数还将上升。

表20-11　　　　　　　我国铁路的资产系数、增长率、折旧率和劳动生产率

注：k为固定资产原值，y为运输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运输邮电事业的发展》（1949～1987）及有关资料整理。

目前，煤炭、电力、钢铁以及主要化工原料工业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力的发展。如果在短期内我们采取集中相当份额的运输货流于这些“瓶颈”产业，那么其他产业将受到更高强度的运输短缺的限制。虽然其他运输工具，如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等多种形式利用和综合开发可以减轻铁路运力不足的压力，但是，铁路仍然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运输工具。因此，唯一出路是将铁路部门资产存量，（目前主要是扩张铁路营业里程）调整到一个合理的具有某种超前性质的存量水平上来。

同样，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提高煤炭、钢铁、电力等“瓶颈”产业资产存量，保持这些部门的超前增长（电力）或快速增长，也是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方面。煤炭工业不但是工业、动力和人民生活最主要能源来源（1988年煤炭占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73%，消费总量的76%），也是重化工业的重要原料。煤炭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电力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而钢铁工业既需要大量电力和煤炭提供原料、燃料和动力，也会产生巨大运输货流，也为运输、电力和煤炭工业提供所需钢铁产品，还带动了整个制造业和矿业的发展。电力工业既是重化工业的中间投入物品，又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可见，这些产业都有很强的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它们增长滞后必将制约整个经济。

那么，“瓶颈”产业存量调整应当调整到什么程度呢？首先，让我们假定产业资产存量代表着产业产出能力，并且产出效率不变。其次，假定没有发生产业结构的转换，并且产业之间资产存量为生产性固定资产相对比率，而不是资产存量绝对值的比较。最后，我们假定由于产业之间资产系数、人均资产和产值不同，制造业增长为快变量，基础工业增长为慢变量。

在图20-4中，曲线A代表制造业增长曲线，曲线B代表运输和电力等“瓶颈”产业增长曲线。到时期t时，“瓶颈”产业增长滞后为曲线A 和B的增长差距AB，长期累积下来的资产存量缺口为面积a。那么，存量调整应当到什么程度呢？

图20-4

从图20-4我们重新绘制图20-5。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存量调整是以缓解“瓶颈”约束为目标，那么当“瓶颈”产业在一个时期，如t至t+1时期内超前增长到点E时，结构失衡问题可以说得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但是，潜在的问题是虽然从增量角度看“瓶颈”产业得以改善，然而从存量和已形成的生产能力角度看，“瓶颈”产业长期累积下来的存量缺口并没有得以根本性改善，两者之间的缺口仍为a，说明“瓶颈”产业资产存量并没有达到长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所需要的水平。如果就此认为“瓶颈”产业约束已经解决，就此开始转入增长政策，那么，未来增长中制造业作为快变量而加速增长，而基础工业作为慢变量而低速增长，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将会再次发生。

图20-5

因此，只有在tt+1时期以后，基础产业持续超前增长，直到基础产业的资产存量和实际生产能力调整到能够补偿长期忽视而累积起来的滞后生产能力和存量缺口时，才可能说供给增长的宽松环境，经济结构转换以及加速增长的基础真正形成。

（二）以生产率增长为中心的存量调整

前面我们是假定生产率不变，即资产产出效率不变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存量调整。如果加入技术进步因素的话，那么新增同等资本存量将意味着更高产出能力。如果加上制度、组织和管理创新活动带来的单位产出的资产节约或新的生产方式和中间投入物替代旧的生产方式和中间投入物，那么也将使“瓶颈”产业供给能力增加和制造业中间产品消耗节约，从而提高经济总产出水平。

1．“瓶颈”产业存量调整与提高生产率。

图20-6表明在不包括生产率增长因素时，“瓶颈”产业资产存量从K0调整到K1，实际产出水平从点A增加到点D。产出增长是依靠资产投入量增加带来的。如果新的资产存量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结构，性能更好的机器设备以及更大功率的动力系统，那么资产存量从K0调整到K1时，将会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产出水平，从而使新的生产率水平为P1，产出水平为C。当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使生产率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改善，那么生产率水平将上升到P2，产出水平也将上升到B。

图20-6

因此，我们在“瓶颈”产业存量调整过程中，不但要将“瓶颈”产业实际资产存量调整到适合长期供给增长的合理资产存量水平上来，而且应当更加注重存量调整的质量，即技术结构、产出效率、配置效率、产业区位，以及制度、组织和管理的创新活动，使“瓶颈”产业存量结构能通过调整提高一个层次。比如煤炭、电力、钢铁工业更理想的区位配置，更高的煤炭综合机械化程度和利用方式，更理想的水、火、核电组合和先进的输电和电网技术，各种运输方式的最佳组合和更新型运输设施等，能使我们真正利用后发增长利益的优势而加速经济发展。

2．制造业资产存量调整与设备更新。

当一个时期内有限资源和生产要素主要转移到“瓶颈”产业时，制造业资产存量调整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充分利用现有资产存量和生产能力，深化产业结构，更新和改造现有资产存量，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提高总产出效率和水平。

当假定制造业资产存量为一定时，提高总产出水平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则可以通过：（1）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2）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和企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和企业转移的资源再配置过程。

图20-7说明，当现有资产存量更新速率很慢时（表现为低折旧率和资产长时期使用），资产产出效果将下降。为了保证产出和供给增长，就必须保证更多的资产和劳动的投入，从而形成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扩张。图20-7中，K曲线代表资产产出效率曲线。在资产刚投入的初期，新技术结构的资产设备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而资产设备使用期限愈长，设备损耗和技术陈旧致使产出递减。因此，要保证产出增长，资产量就必须从K0→K1→K2逐步增加。相反，提高资产设备更新速率，如资产使用期限是tA-tB-tC，而不是ta-tb-tc，那么产出增长曲线Q1的斜率将变得更加陡峭，意味着更高产出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在运输、能源和动力以及主要原材料生产能力为一定时，产业结构中的大量陈旧资产存量代表着旧有技术结构和物耗生产类型。因此，虽然占有相当大运输货流、能源、动力消耗以及主要原材料消耗的份额，产出和供给能力却相对较小，从而形成一方面增加能源、动力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的增长。因此，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对制造业现有资产存量进行更新和改造，用新技术结构和新中间投入品代替旧有技术结构和消耗结构的资产设备，走出用“瓶颈”创造新的“瓶颈”的恶性循环。

图20-7

从表20-12中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几个部门的基本折旧率与同期日本折旧率相比较，均低3倍以上。由于我国折旧基金与更新基金是分离的，因此实际资产使用期限可能会比折旧率折算的期限更长。从另一方面来看，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改造往往发生于经济萧条时期，通过淘汰旧设备、装备新设备，既刺激了资产需求，也增强了企业未来的竞争能力。

表20-12　　　　　　中国和日本几个部门基本折旧率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世界工业统计汇编》（1988）。

（三）以节约化为中心的存量调整

为了防止在存量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是滞后的“瓶颈”产业产出增长，另一方面是整个经济的产出消耗增长，从而使存量调整陷入用“瓶颈”创造“瓶颈”的恶性循环，就需要在存量调整过程中重视以节约为中心的机制变革。一般而言，当某种资源是相对短缺时，相对价格比率上升既会促使这种资源产出增长，也会迫使人们更为有效地节约化使用这种资源。反之，当相对价格体系不反映这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时，或相对价格体系扭曲地反映这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时，那么资源的不经济使用或浪费以及资源不合理配置才有可能发生。

1．相对价格体系刚性。

在相对价格体系弹性调整的条件下，当某种资源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相对短缺时，这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比率将上升，从而促进这种资源的节约化使用，或发展出替代产品和技术，或发展更先进的生产结构以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和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并且促进了短缺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这种资源的短缺程度有所缓解，从而也平抑了相对价格比率的上升趋势。

而在相对价格体系是刚性的或者扭曲的条件下，即使某种资源是极为短缺的，相对价格比率仍然不变甚至下降（如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而这种资源价格调整滞后于其他产品），从而使这种资源的消耗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加剧了这种资源的短缺程度。

因此，存量调整要达到节约化使用现有资源的目的，必须把相对价格体系调整到能够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能够刺激节约化技术、生产结构和组织创新活动的发展，能够促进短缺资源的替代和转化效应的发生，以及能够提高短缺产品的生产的基础上来。

2．非市场交易和财务状况软约束。

从正常情况来看，资源不节约使用和浪费无疑将增加生产企业的成本，使之在市场销售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如果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是非市场交易性质（国家调拨要素投入并收购产品），或非市场竞争性质（各种垄断形式），或财务状况软约束（各种补贴或扶持性优惠等），那么企业就不会有实行节约化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因为资源浪费和不经济使用带来的成本增加可以轻易地通过产出品价格增加转嫁给消费者。如果产出品价格受到限制，那么成本增加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低投入品实际价格与市场价格差额，或变相涨价等各种形式得到补偿。

因此，要实现以节约为中心的存量调整，就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市场缺位，国家、部门和地区性市场垄断以及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保护性政策。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而凭借行政性干预，通过硬性要求某一产业能源消耗降低几个百分点，或利用效率提高几个百分点的方式达到短缺资源节约的目标，其效果是不会持久的。

3．管理不善、生产工艺和流程不合理。

在以节约为中心的存量调整过程中，应当按照不同行业技术经济要求，制定出以节约能源、电力和原材料使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经济标准。对由于管理不善，生产设备、工艺或生产流程不符合节约能源等标准的项目，在价格、税收、利率、信贷、补贴等方面要给予差别性限制和惩罚，迫使企业改善管理，改造或淘汰高消耗、低产出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流程，开发节约型技术、产品和工艺，以降低整体资源消耗水平。

（四）以资源再配置为中心的产业组织存量调整(www.chuimin.cn)

资源再配置过程是指资源和要素在部门之间转移和重新配置的过程。产业组织存量调整则是指产业内部资源和要素在企业之间转移和再配置过程。通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再配置过程，可以达到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和规模经济效益的目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促使资源再配置能够趋向于一个合理配置格局。在市场机制下，组织结构变化是以完备的市场体系，组织决策相对独立性，要素相对流动性以及完备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管理为前提的。通过市场需求结构变动和市场竞争机制压力，可以迫使资源在各产业组织间流动和再分配。为了保证相对竞争优势并且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产业组织结构出现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兼并，形成多功能和跨区域现代大工业组织，出现了多样化经营和决策多元化以及集中以后的分散化趋势的组织创新和组合方式。在计划机制下，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干预是通过计划来规定整个经济的投入产出、资源流向和供求变动的。当经济出现大的不稳定波动时，调整手段主要是行政性干预下的关停并转。在正常情况下，资源再配置机制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因为产业组织划归部门或地方所有，即使已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不合理也很难出现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从而呈现出产业组织结构刚性特征。

《管理世界》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对1987年我国九大行业450家大企业调查结果表明：①调查的450家大企业占我国大中企业的二十二分之一，产值为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0.24%，而大中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13%。大企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②与国外不发达国家（如印度）相比，我国大企业规模程度很低。③我国工业主体结构40年来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最大企业为“一五”时期建立。④我国大企业主要是单功能大工业企业。⑤我国产业平均利润率尚未形成。企业经济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优惠政策。①

由上可见，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转换和调整呆滞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形成资源再配置机制。而资源再配置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市场。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竞争机制和政策调整手段也就失去赖以存在的环境。最基础的市场体系是由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金市场组成。商品市场是以最终消费品交易为主。要素市场则是以中间产品或生产资料产品交易为主。前者的买卖双方主要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后者则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活动。资金市场则是金融交易。资金供给来源于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储蓄，经过金融媒介——金融机构提供给资金的需求者。此外，还有一个公共产品市场，即包括电力、交通运输和通信等社会基本设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商品市场在我国基本上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在既定收入分配份额和市场需求结构条件下，有限消费者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品稀缺程度。当商品供应是相对充裕时，消费者主权就相对大；当商品供应是相对短缺时，消费者主权就相对小。在商品极为短缺时，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就成为商品分配的主要工具。就生产者而言，也是有限生产者主权，因为生产者对本企业投入—产出—销售决策不负有完全责任。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程度不同地参与、决定和制约着企业决策。因此，市场上商品短缺或过剩信号并不会形成生产者扩大或缩小生产，开拓或开发新市场和新产品，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竞争刺激。可见，市场中的隔离层是由于“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抓住了，以致市场机制无法运转和发育。要素和资金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垄断市场，要素的生产、流通、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严格的统制管理。要素市场上的双轨制价格和自销权代表着政策优惠。在这种条件下，有限竞争机制并不是表现在局部市场交易活动，而是表现在寻求政策优惠带来的非生产性超额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组织结构发育和发展的自然形态就被外力所打断，试图依靠市场竞争机制促使资源在工业组织之间合理性转移和调整的愿望也就失去现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国家垄断性质的单功能大型工业组织和地方或部门垄断性质的中小型工业组织并存的两元产业组织结构也就不难理解。而要对这些产业组织进行存量调整，无论是市场机制下的兼并形式，还是行政干预下的关停并转形式，无疑将会遇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公开或隐蔽的抵制，使产业组织存量结构呈现为刚性特征。

而要打破存量结构的刚性，就必须切断行政性组织与生产性组织间的联系纽带和互为依存的利益关系。日本战后产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制性地使具有财阀家族的高度垄断性质的组织解体，从而使市场竞争机制和新一代企业家得以成长和发育。^[7]而我国产业组织发展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行政性组织与生产经营组织的联系模式的解体，从而使利益依附于行政性垄断和保护产业存量的结构刚性和产业组织发育僵化的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第二节　劳动力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开发

在进行现有生产要素存量调整过程中，劳动力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通过劳动力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在各产业和地区之间的转移以及再配置过程，可以改善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努力程度，而且在于通过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可以改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决策水平；两者对促进供给和经济增长，挖掘长期增长加速的潜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力结构调整与选择

（一）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就业状态是指劳动力人口中处于已有工作的状态。失业则是指愿意工作，具有工作的能力，并积极寻找工作但尚未找到的状态。在我国，是使用待业率来表示城镇劳动力人口中尚未找到工作的比率。

我国的总人口就业率从表20-13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来看，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就业水平27%～39%，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的就业水平，属于高就业率的国家。这既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有一定关系，也与我国的就业政策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

表20-13　　　　我国就业率状况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社会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年）。

从产业之间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业结构变动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50%～70%。随后，非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渐扩大。（2）以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稳定上升。（3）如果我们用公式Li/L=Qi/Q÷（Qi/Li/Q/L）计算产业i就业量Li与总就业量L比例（公式中产业i的产量Qi与总产量Q比例表示产业i在总生产额中的比重，产业i的生产率Qi/Li与全产业的生产率Q/L比例表示相对生产率），那么，各国经验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生产额比重下降导致就业比重的下降，而相对生产率下降阻止就业比重下降，但前者作用力大于后者。第二产业生产额比重上升导致就业上升，而相对生产率上升又使就业比重下降；在不同时期，两者作用力是不同的。第三产业生产额比重上升和相对生产率下降导致就业比重上升。^[8]

从图20-8可以看出这种一般趋势。图20-8中，Ⅰ、Ⅱ、Ⅲ分别为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化的趋势线。从图20-8中可以看到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持续下降的趋势和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的趋势，而第二产业在持续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开始下降。

图20-8

由于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起步阶段向起飞阶段转化的时期，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也是从第一产业向非第一产业转移的过程。我国的农业就业比重从起步时期的80%下降到目前的60%左右。新增加的劳动力，以前主要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所吸收，现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逐渐在增大。从表20-14所提供的数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从有关数据是否可以得出我国的就业结构进一步走向合理化的结论呢？我们认为，这种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一方面代表着我国非第一产业的发展吸收了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从而增大了非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使就业结构向相对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化。这种趋势与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换模式所描述的过程基本上吻合。刘易斯以及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学者认为，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是具有较高劳动平均和边际生产力的现代化部门不断吸收具有较少劳动平均和边际生产力的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化过程。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限制了现代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使现代化部门得以较快的发展。当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时，经济则进入劳动力限制供给阶段。^[9]

表20-14　　　我国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构成

注：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就业构成合计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仅存在于第一产业，而且存在于非第一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量不熟练劳动力缺乏替代就业的机会，从而作为潜在失业者沉淀在第三产业。1978年以来，我国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到城市，纷纷涌入第三产业就是其中一例。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过程中，产业内部的“在职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由此而产生了第二产业的在职无效劳动和冗员的增长。就业结构的这一变化实质上是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将一部分实际待业转化为形式上的就业，从而抑制了非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总供给的增长。

（二）就业模式的选择。充分就业与经济效率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充分就业状态是假定经济中存在着的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就业量等于潜在就业量，产量水平等于现有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和充分就业的潜在产量水平下的就业状态。而自然失业率则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包括经济中的摩擦性失业和劳动市场结构性失业等。有人估算自然失业率水平大致为5%～7%。^[10]经济中的充分就业状态作为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抽象形态，始终是政府干预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最主要的目标函数之一。

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以全员就业目标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不仅是我们制度因素决定的社会伦理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应当能够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而且是我们经济因素决定的社会生产原则——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函数，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来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决定的，这样一来，经济中就产生了作用力完全相反的趋势。一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需要建立更多的具有较高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和大型企业，以扩大未来的生产能力。这些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将会占用更大份额的稀缺性资本存量，而且将提供较少的就业机会。这些产业愈发达，效率愈高，与充分就业的矛盾就愈加尖锐。二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就业政策，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终身雇用和平均主义分配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问题就不仅存在于第一、第三产业，而且存在于第二产业，即劳动力过度供给不是产生实际失业状态，而是表现为“在职失业”或潜在失业的状态。因此，现代工业的较高资金和技术密集度的技术经济性质一方面在排斥着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另一方面充分就业原则又在强制它们吸纳剩余劳动力。双重矛盾性质的结果是企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而增长，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或增长缓慢成为制约总供给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们试用图20-9来说明产业内部存在着“在职失业”或潜在失业时，将会怎样地降低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值，从而降低了产业的实际产量水平。图20-9说明，当假定产业的资产存量水平为一定时，实际劳动力数量超过了技术经济性质所要求的合理劳动力数量界限时，劳动生产率将会下降，而实际产量并不会增加。在实际就业量是L2而不是L1时，生产率水平将从P1下降到P2，剩余劳动力数量为L1L2。当采取劳动力存量调整，即从实际劳动力存量L2调整到预期合理的劳动力存量L1时，劳动生产率将由P2上升到P1。在合理的劳动力存量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增量调整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产量水平。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我国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冗员占就业人数的15%～20%，大约有1500万～2000万人，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估计为5000万人左右。此外，1986～1988年，城镇待业率一直维持在2%左右。

图20-9

如何进行就业结构调整和在充分就业与经济效率之间作出合理性选择，是关系到未来实际总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充分就业目标，或者企业无法输出剩余劳动力，那么，经济效率改善和总供给增长的目标就难以得到实现。在经济中始终存在着劳动力过度供给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大于劳动力需求增长率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选择经济效率模式，那么现有劳动力存量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溢出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又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所面临着的“两难”选择。

（三）劳动力流动和双向选择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基本上处于不流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作为劳动力需求一方的企业，还是作为劳动力供给一方的劳动者之间的选择基本上是没有弹性和余地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劳动力超额使用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依靠经济内在调节机制进行存量调整近似于不可能。因此，以往的几次大的劳动力存量调整都是用国家强制性干预的方式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格局很难形成，因为劳动力合理配置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各自对不同的职业、岗位、组织和地点的偏好，在不同的产业、企业和地区之间不断流动和选择的连续性过程。当劳动者寻求到最能够发挥自身才能或最符合自己就业偏好的岗位时，流动就会转化为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就业信息、就业机会以及就业条件等诸因素的限制，人们并不是追求最优的工作岗位和单一的就业目标，而是在多种就业决策目标，如劳动条件和工作强度，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个人成就和升迁机会，工作地点和周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比较和权衡下作出满意的选择。然而，这种劳动力就业选择无疑地有利于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选择过程也是如此。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经济性质和利润最大化目标，对劳动力数量和技能结构进行调整和选择。当企业和劳动者的相互选择和调整过程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状态时，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就会从中得以改善。

通过图20-10我们可以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假定经济中有两个企业A和B，初始条件下的就业选择为L1。在这个就业水平下，劳动力的平均产量为E，工资率水平为W。很明显，企业A中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如果企业A对现有劳动存量进行调整，从L1减少到L0，那么，企业A的劳动生产率将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平均劳动产量将从E上升到E′。如果按原有工资率W画一条点E′的切线W′，那么E′E1代表着这种劳动力调整所提供的剩余额。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企业A劳动力调整溢出部分L0L1将会由以前的实际就业状态下的潜在失业转化为实际失业状态。如果假定企业B代表着企业A以外的所有产业或企业，那么，企业B吸收企业A转换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即从L1上升到L2，将提高企业B的平均劳动产量，从而从点E上升到E2。问题是企业B能否在提高，起码是不降低原有平均劳动产量的前提下吸收企业A劳动力调整溢出的剩余劳动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

图20-10

1．开拓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在劳动者缺乏就业选择弹性和压力机制的条件下，就业渠道也是单一性的。当劳动者拥有充分的就业选择权利和面临就业竞争以及失业风险压力下，就会产生积极寻找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动力，从而使就业渠道和就业类型多样化。这种剩余劳动力的转换和溢出，对于提高城镇工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通过资产深化过程吸收溢出的剩余劳动力。在上面的分析中，企业A通过劳动力调整提高了平均劳动产量，从而提高了资产—劳动比率。这一资产深化的连续性过程创造出来的剩余产品则为溢出的剩余劳动力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通过提高现有资产存量的产出效率，创造出更多的国民财富以带动剩余劳动力吸收的过程。

3．改善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一般而言，企业调整出来的熟练劳动者、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重新就业不会发生问题，他们可以在短期内相对容易地找到新的工作。而对那些不熟练劳动者来说，重新就业就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困难，其中一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如年老体弱者，一部分会重新配置在简单劳动的岗位上，还有一部分将由企业或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培训，使之劳动技能得以改善或学到新的劳动技能，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需要。

4．劳动力结构调整无疑将扩大待业队伍。从社会和企业经济效率改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很好解决。一是待业率应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在劳动力调整时期，待业率会高于适度待业率。但在长时期内，应当通过宏观政策调整，使之接近于适度待业率，而目前的2%的待业率明显低于适度待业率。二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系统，以便为劳动力结构调整溢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待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以有利于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

对于适度待业率的确定，我们认为4%左右为适度。由于我国待业统计数据以及城镇潜在失业者数字难以精确化，因此4%的适度待业率也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数字。我国1988年城镇待业人数为近300万人，待业率为2%。据估算，目前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冗余人员约1500万～2000万人，如果加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冗余人员总计估计为2000万～2500万人。如果待业率从2%调整到4%左右，那么待业人数将增加近1倍左右，大约是整个城镇经济单位潜在失业者的20%～30%转化为待业状态。其他的潜在失业者或“在职失业”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再配置过程转化为真实就业状态。

在通过劳动力结构调整，使潜在失业或“在职失业”转化为真实待业或真实就业以后，不仅可以使现有劳动力存量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以促进供给和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使适度待业率成为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变量（见图20-11）。

图20-11

（四）实际工资率调整与劳动努力程度

在我国的工资制度方面，大致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①长期低工资制与劳动力相对的不流动性组合，使劳动者努力工作缺少应有的刺激。②工资刚性，即工资在一定时期内调整呆滞。当假定名义工资刚性时，一般价格水平上升将降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从而降低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当假定实际工资刚性时，虽然名义工资有所增长，但增长份额为价格增长份额所抵消，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的时候，实际工资率刚性就会形成劳动者努力工作的消极因素。③无差别工资制。当工资率与劳动者努力工作程度和产出效率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工资率就不会形成努力工作的刺激机制。在上述问题未得到真正解决时，劳动力存量调整和劳动者努力工作刺激以及总供给增长都不可能达到效率目标。

低工资率与劳动力相对不流动性是相互对应的。如果劳动力是相对流动的，即劳动者和企业都有就业选择权力，那么，当工资率低于劳动者预期工资水平时，劳动者将会离开企业，寻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公正待遇的企业。这种流动将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反之，当在预期工资率下，劳动者不努力工作，那么企业将选择雇用更好的劳动者来替代，使在职劳动者努力工作得到应有刺激和报酬。只有在劳动力相对不流动条件下，低工资率成为劳动者的唯一选择。其结果是产生在职无效劳动的问题，即生产过程中过多的人力，劳动者的过多闲暇时间，人的惰性和偷懒现象因素得以增大，以及由于人力太多所造成的无效监督和管理等。很明显，在职无效劳动不但不会增加产出和供给，反而会降低劳动努力程度，增加劳动者之间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摩擦系数，从而降低整个生产活动的产出效率。

当名义工资率具有刚性特征时，即使是一般价格水平处于稳定变动的条件下（如每年增长2%），劳动者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起码是没有得到改善，因此，劳动努力程度也不会得到改善。依靠精神刺激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收效，但在长期内，精神刺激效应会因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损害而抵消，使之对产量和劳动努力程度基本上失去效力。当一般价格水平处于不稳定变动（如每年在10%以上）时，劳动者实际工资率剧烈下降不但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且会危及社会稳定和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会迫使企业以工资以外的补贴、奖金等各种名目加以补偿。由于这些工资外收入具有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补偿性质，因此，也不会形成提高劳动努力程度的刺激。

由于劳动者和企业对工资率决定都没有选择权力，即使名义工资率得到调整，也不会形成劳动努力程度改善的动力。尤其是在工资率与劳动努力程度和效率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工资率就成为由外在因素决定的，而企业可以决定的奖金、计件超额工资、津贴、加班工资以及实物奖励等非工资收入就成为工资调整的重要项目。这些具有工资补偿性质的项目实行平均化分配，完全失去效率刺激的功能。在劳动者利益机制驱动下，企业非工资收入项目就有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加速增长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人收入吞食企业收入的现象出现。目前，非标准工资以外的收入份额在1980～1988年增长比重大约为50%。1988年与1987年相比，非标准工资的收入份额占工资总额增长率的60%以上。

因此，提高劳动力相对流动性，真正赋予劳动者和企业选择就业的决策权力，是工资率成为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和改善效率的前提条件。差别工资率和效率工资制是刺激劳动者提高劳动努力程度的动力机制。建立劳动者与企业的工资契约关系和调整机制则是双方利益和选择和谐化的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如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福利分配的完善和合理化，则是劳动者和企业选择和效率改善的外部环境保障机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和促使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从而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无可置疑，提高劳动力配置质量和劳动努力程度还有许多非经济决定因素。比如，即使在同等工资率水平下，不同的企业组织，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的未来发展机会都是决定劳动者配置质量和劳动努力程度的因素。因此，提高企业管理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改善管理者与劳动者以及组织内部的人际联系，创造互相尊重和和谐愉快的工作环境，都可以达到改善效率的目的。所以，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曾试行过劳动力双向选择，劳动优化组合和满定额工作制等方法。在个别企业曾取得过明显的效果，但一旦普遍推广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①在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下，企业和劳动者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里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劳动力选择的权利究竟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单位，企业选择权利究竟是属于企业还是属于国家。在这个基本问题真正得以解决以前，就不可能有双向选择的交换条件。②劳动优化组合下来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是由企业内部解决，使企业兼有了社会功能，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而且，企业的劳动优化组合决策缺少法律手段的支持和保障，使优化下来的人员可以任意纠缠、干扰、威胁乃至改变这一决策。此外，复杂的人际关系削弱了优化组合的效率目标，使劳动优化组合不是一种效率组合，而是一种关系组合或是组织利益组合，从而使劳动优化组合这种改善劳动效率的调整手段偏离了预期的调整目标。③满定额工作制应当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当劳动力和企业的外部压力机制（如竞争压力和失业风险以及企业倒闭等压力机制）未形成以前，当劳动努力工作的内在激励机制（如奖励差别制度和效率工资制以及劳动流动自由机制）形成以前，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和奖惩机制强制性推行，只会增大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最终结果是两者在局部利益上合谋，降低实际工作定额，而劳动努力程度和人均产量并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五）劳动管理政策与结构调整

前面讨论了通过劳动力存量结构调整和刺激结构调整，可以实现提高劳动配置质量和提高努力程度，刺激总供给持续增长的目的。问题是如何实施有效的供给管理政策，促使这一调整过程顺利和合理地进行。①在假定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和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就业机会的流向是什么？②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整体效益是什么？③宏观刺激机制和政策手段是什么？

在假定劳动力自由选择和具有相对流动性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趋向应当是新兴服务业和城镇集体工业和乡镇工业。其原因在于：①现有国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进行劳动力存量结构调整、吐纳剩余劳动力过程中，新吸收就业者的数量有限。即使国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对熟练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也无法把调整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解决。因此，相当一部分城镇剩余劳动力将转化到其他行业和部门。②这些新兴服务业和城镇集体工业和乡镇工业均是增长较快、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潜力很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性就业政策对这些行业发展以及就业增长加以扶持和鼓励。比如实行就业补贴、税率优惠，提供一定的创业贷款，以及提供市场需求和潜在就业机会等方面信息。相反，待业保险金、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劳动力闲置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均可以看作是就业补贴的机会成本。③这些行业由于所需资金相对少，资金回收期短，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灵活，管理和决策程序相对简练，对城镇剩余劳动力有较大的吸引力。④从现有产业调整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有一定的技术素质，而且其中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各类人才，正是新兴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才。所以，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把那些大中型企业的结构性劳动力需求矛盾转化为小企业的劳动力需求结构。⑤一部分敢冒风险，有较好素质，并有事业心的管理、科技和其他专业人员也愿意在新行业中进行开拓性事业。这些风险性企业的开办不但使现有企业的高层次技术管理人才有用武之地，而且也带来新的就业渠道。由于这种流动是在自愿选择基础上作出的决策，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综合性指标将向社会效率和福利改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每个人均希望在流动中创造机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单位和地点；从全社会而言，劳动力配置质量和效率就可以从中得以改善。但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有序和渐次发展过程。如果劳动流动成为盲流，就会成为破坏社会经济稳定和经济秩序的力量。而且在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环境中，如果出现经济发展中稀缺的高层次劳动力资源流向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或流失国外，或在局部地区、部门和企业出现过度的高层次人才密集的现象，就会使劳动力资源低效率使用，从而影响到整体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

因此，在劳动力自由选择和流动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和法律作为保证。①预测未来劳动力供求趋势，根据预期产业和劳动力配置格局对前期劳动力流动方向和配置格局加以政策指导。②建立劳动力就业需求的信息咨询系统，使寻求就业者可以根据各自条件选择不同的就业机会，以减少就业选择的盲目性和低劳动配置质量。③建立劳动力合同仲裁机构，以有效解决企业中劳动者和管理者就解雇和辞职过程中的人事纠纷。④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以保证劳动者就业的基本收益。并且采取有弹性的差别工资制，使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得到相应的报酬收入，以使劳动力结构得以合理化调整并且完善劳动保护制度。⑤严格劳动定额制度，对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高层次人才过度集中而效率低下的部门在相对价格调整以前采取高税率政策，促使企业对劳动力结构进行调整。⑥社会应当为结构性待业或剩余劳动力提供培训项目，以使结构性劳动力供求缺口得以弥合。⑦对周期性就业与待业人数变动，应当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反周期稳定政策，以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就业产生的不稳定影响。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劳动力素质改善

（一）人力资源理论

人力资源理论是西方国家最近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西奥多·舒尔茨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此外，加雷·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等人也是重要的创立者。

人力资源理论认为，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量，是作为现在与未来产量和收入流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人力资本则是指人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存量，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改善所带来的产出能力以及经济决策效率提高而产生现在和未来收益。像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的增长也通过生产率改善而推动总供给增加和经济增长。^[11]

为什么要首先研究这个问题，原因有这么几点：①我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模式均是将物质资产积累以及物质资产形成放在重要地位。而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形成则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虽然在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转移以来，人力资源积累以及形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并未根本改变人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忽视。②教育、知识和科技作为一种生产力形式，经过几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说明似乎已广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深层次，这个问题并未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各地区、部门和企业具有物质资产扩张冲动，而不具有人力资源扩张冲动呢？就是在一些大学，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地位相比，利益倾斜仍是偏向于后者。劳动者、管理者、决策者以及研究者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增长效应。③如果我们把现有存量调整作为解决总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不是增量调整，那么现有人力资源存量的调整对产出增长的意义，不应当亚于物质资产的调整，因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人力的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不仅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决策者的决策水平，从而使物质资产存量调整、总供给增长可以在少投入的基础上得到倍增的产出。④在目前的供给管理研究中，人们过于重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以及物化劳动的调整，比如长期以来忽视了基础工业的协调发展，因此，使交通运输、能源、公共设施、住宅、通信、电力等成为总产出增长的“瓶颈”产业。但是，这些基础产业的忽视在现在和将来可以建立起来，只是忽视这部分资产存量的时间愈长，今后累积的负担就愈大。然而，对人力资源存量的忽视却是无法弥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忽视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损失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而且人力资源存量的这种隔代现象是很难通过跳跃式或跃进式的方式加以弥补的。如果新的一代素质仍得不到质的改善，那么人力资源存量的缺位和弱化机制将成为长期发展的内在化“瓶颈”。

（二）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自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转移以来，我国教育以及各种培训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无论是教育的人数以及素质与国外水准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表20-15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数据。

表20-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

这些数据表明，在所列的国家（或地区）组中，我国的大学生占居民的比重和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为最低的，并且我国文盲人口占世界文盲总数的25%左右。^[12]从大学生绝对数量来看，印度1979年的大学生为534．6万人，我国1987年为195．9万人，南朝鲜1987年为154．9万人。1987年，我国大学教师与大学生的比例为1∶5，日本为1∶10，美国为1∶18，苏联则为1∶13．5，印度为1∶19。如果以进行更高层次人才的绝对和相对比重进行国际比较的话，我国培养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根据丹尼森对美国1927～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为23%。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可以说谁忽视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谁就失去了未来的发展。

从图20-12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选择：假定选择A为平均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经济增长为正常速度；选择B为高度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为加速度发展；选择C为忽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由此延缓了经济发展。然而，我们对这三种选择比较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选择A，人力资源开发为平均水平，经济起点高，在时间t达到D点；选择B，人力资源开发得到高度重视，虽然起点低于选择A，但在时间t赶上选择A，时间t以后将超过选择A；选择C，由于忽视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到时间t，持续增长到点E水平，即使做再大努力，也不可能在时间t缩短差距DE。

图20-12

（三）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问题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以来，教育、在职教育以及人才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被忽视。虽然我国历史上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传统的工业化战略重点是放在物质资产积累和形成上，从而忽视了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投入。在1957年，1959～1962年，1966～1976年，1987年至今几次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大的波动，使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仅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少培养200万中级技术员和100万大学生，而且技术知识水平低和内容陈旧，会计、管理和研究人员严重缺乏以及结构不合理和专业狭窄等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瓶颈”制约。

2．高等教育发展过快，降低了教师素质和教育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从而影响到学员的质量。低质量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很难产生高生产力的，从而对未来产生不利影响。

3．高等教育层次中厌学、弃学、退学现象日趋严重，而且层次愈高，受教育需求愈小，迫使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生招生标准不断降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关键在于脑体收入倒挂，以及对高层次人才的社会需求重视不够。在人们受教育愈多，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愈高，而今后的预期收入愈低、就业愈困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放弃了受更好教育的选择。即使受高层次教育的人，因学位和职称的社会价值贬值，以及人情因素的障碍，使人才素质和论文质量有日趋下降的趋势。

4．高级人才外流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不仅是相当数量的博士和硕士留学生滞留国外，而且科技、教育、文艺、美术、管理、体育、医学等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也纷纷流到国外。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经济发展时期，人才外流始终未构成问题，从而使生产率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我国的人才外流却日益严重。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人们纷纷从国外回来，而现在却纷纷离去。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和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5．青少年辍学、流失现象也在日益严重，文盲率逐渐回升。当教育、知识所带来的收益远远低于其他收益时，人们就会作出一种理性又非理性的短视选择。理性，即当教育的成本大于不受教育的收益，当教育的预期收益低于不受教育的收益时，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就成为形式上的理性选择。非理性，当受教育的长期收益和非物质性收益大于不受教育的长期收益和物质性收益时，放弃基础教育的长期累积代价则很大。因此，这是一种非理性选择。但如果受教育的长期收益远远低于不受教育的长期收益的模式在长期仍得不到改变，后者则是不成立的。青少年失学问题只是高等学校学生厌学的同等性质的问题，产生于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向另一端的倾斜。

6．教育作为一种形式，文凭作为一种标签的现象日趋普遍，降低了教育的社会价值。这与教育的商品化和庸俗化趋势相关，当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一张文凭，当教育者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知识和技术的地位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人才从而不可能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就像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出国一样，那么，教育就很难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社会也很难接受这类人才。反过来，使教育受到更大的冲击和损失。

7．高等教育、科技专业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出问题严重，在职培训的刺激机制在弱化。在整个社会对人才和教育不够重视的条件下，人才就会离开教育和科研部门。同时，在职培训、终身教育也会在教育商品化趋势下费用日益昂贵，而用这笔费用吸收已经受教育的人相对便宜和容易，从而弱化了在职培训和终身教育的动力机制。而且，在未来的竞争和压力机制效益很弱的情况下，有较好工作条件的人会因压力弱化而产生惰性，知识更新和再教育的刺激机制也会明显弱化。

根据上面的问题分析，我们不难判断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选择为C。虽然人们可以说，自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转移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和产出增长率是直线上升的，但是很容易看出人力资源流量与存量的差别，即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力资源存量总数之间的差别。我们仍按图20-12重新绘制图20-13，以说明要回答的问题。

图20-13

从图20-13可以看出，在选择A，属于长期人力资源发达的国家，人力资源增长缓慢；选择B，属于长期人力资源不发达，而以后加速增长起来的国家，选择C，属于长期人力资源不发达，而以后增长相对缓慢的国家。从图20-13可以看出，虽然从流量角度选择B赶上选择A，但从存量角度选择A仍有比选择B更多的人力资源存量，两者差量为面积a。只有当选择B的增长率超过选择A，并持续一定时期以后，以至于面积d等于面积a时，两者的人力资源存量才能相等。但如果是选择C，即使其与选择B有同样的起点，但不同的流量增长，使两者之间的人力资源存量差量为面积b。可见，从流量角度看即使相等，不同的发展基点也会产生不同的存量，原因在于存量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供给管理分析着重于存量分析，而不是流量分析的原因之一。

（四）人力资源的存量调整

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源存量调整的刺激动力机制的偏差，即人们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或培训。当人们可以中断教育或培训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找到就业机会的时候，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作出不同选择。基本的决定因素有以下两项：

1．成本因素，即放弃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基本成本。直接的学费或其他教育费用是实际成本的一部分。人们推迟进入工作和放弃工作的收入是实际成本的另一部分。一般而言，人们放弃工作机会而接受教育和培训是相信今后可以加以补偿。

2．收益因素，即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基本预期收益（均值）R0（t）与放弃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立即进入就业状态的基本预期收益（均值）R1（t）的比较。

R*（t）=R1（t）-R0（t）

当假定t为较长的时间序列时，∑R*（t）＞0，那么人们就可能放弃工作，而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求得今后更多的收益补偿。

如果从选择的生命周期性质来加以分析，假定一个人接受S年的教育，工作时间生命周期的收益为R（S），那么就有：

R′（S）=dR/dS＞0

U′（S）=R（S）SnE-rtdt

说明受教育的预期收益是上升的。并且，从受教育决策的长期预期收益来讲，要大于不受教育的长期预期收益，人们才会接受教育或培训。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也就是社会的人力资源投资的长期预期收益要大于它的社会机会总成本，那么这个选择就是合理性选择。

在一般意义上说，教育与生产力的联系有人们的教育差异→能力差异→生产力差异→收入差异。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有着这种相互联系。但具体到每个层次，如相同的教育层次可能有不同的能力差异，因此会有不同的收入差异。因此，无法保证每个人的R*不会是负值。但从均值角度看，教育和能力就有很高的相关性。

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调整首先要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提高教育、技能和知识的刺激动力机制。基本衡量是受过教育的平均收入不应当低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平均收入，高技能的平均收入不应当低于低技能的平均收入，复杂劳动的平均收入不应当低于简单劳动的平均收入，以提高教育、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教育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以改善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生产力水平。

第三节　供给管理的政策选择

一、酌情使用的弹性产业政策

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要点”中说明，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是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我们认为，正确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如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实际供给和经济增长的经济环境，使产业结构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顺利地实现从低生产率生产结构梯次向高生产率生产结构梯次递进的动态发展和转换，实现工业化和增长加速的目的。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重点生产方式”，制定出酌情使用的弹性产业政策。

酌情使用的产业政策则是指在不同时期确定“重点生产方式”，并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在产业调整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增量调整转为存量调整，以解决产业结构长期非均衡状态累积下来的基础产业存量缺口。重点生产方式则是集中有限资源、原材料和资金发展“瓶颈”基础产业，并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促进非“瓶颈”产业进行现有资产存量的更新改造和结构深化，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资源移动和再分配，充分利用现有资产存量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可见，产业发展基准是生产率和“瓶颈”产业约束。在产业发展时期，则是在基础产业超前增长的前提下确定不同时期的主导产业。重点发展生产率水准高、技术进步和创新机制作用明显、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产业，并带动整个产业和经济增长。

弹性产业政策则是指在不同时期灵活地、有弹性地调整重点生产方式。比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新型材料工业对钢铁工业的替代效应明显时，新型材料工业就应当成为产业政策发展的重点。另外，根据生产率发展水平和需求结构变动，及时地动态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实行产业结构转换。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对交通运输、能源和电力、钢铁和煤炭等基础产业的忽视，使这些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瓶颈”产业长期滞后累积下来的存量缺口远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为严重。因此，“瓶颈”产业存量调整绝不是调整时期缓解“瓶颈”约束的权宜之计，而是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倒置的长期政策。

1．制定交通运输和电力优先发展计划。我国的交通运输和电力是“瓶颈”中的“瓶颈”，靠原有资产存量的更新改造项目只能缓解一时的“瓶颈”约束，无法根本性解决长期性运力和电力不足的矛盾。所以，应当在产业政策中明确，交通运输和电力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产业。没有交通运输和电力的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始终是投资的重点，应当把有限的资源、原材料和资金集中于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设立基础产业发展基金，通过国家直接投资、银行优惠长期贷款、民间筹资和股份公司集资以及利用国外长期低息贷款等方式确保这些产业的发展。只有当运输业发展起来后，商品和要素流通、地区开发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以及提供各产业所必需的运力和低廉的运输工具才有实现的可能。电力则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这样，才能确保我国供给和长期增长的稳固基础和宽松环境的出现。

2．制定钢铁、煤炭、重化工原料和农业重点发展的产业政策。根据产业关联效应，铁路及电力发展会带动对煤炭和钢铁产品需求的增加，而且制造业结构深化过程也需要基础原材料产业的发展。但是，钢铁、煤炭和重化工原料产业的调整，不仅在于存量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基础原料产业内部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加这些产业满足市场需求结构的综合性开发和利用能力，降低能源、电力和材料消耗以及无效运输货流，增加有效供给和生产率水平，并使产业区位配置更趋合理化。另外，通过优惠贷款、项目补贴以及引进技术等方式扶持农业的研究与开发项目，先进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技术和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等，使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3．制定促进制造业提高生产率的产业政策。由于有限资源、原材料和资金优先投入到基础产业和基础原料产业，整个制造业的投入势必在调整时期有相当程度的减少。因此，制造业产业政策重点在于通过现有资产存量调整提高总要素生产率水平。

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结构和生产率水平，有较大的未来发展潜力和未来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并成为未来重点生产方式和结构转换的主导产业。因此，应当在信贷、税收、利率和补贴等政策措施方面给予扶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优惠只应当在这些产业成长期内给以支持，一旦这些产业的技术、产品和工艺已由新型结构转为成熟结构时，政策优惠应予取消，以避免政策优惠的保护转化为阻碍新兴产业发展、提高效率和竞争因素的负效应。

在调整时期，产业政策也应当扶助贸易部门的发展。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交换和竞争力，并逐步地从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化为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高级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结构转换。政策措施可采取退免关税、提供出口信贷和补贴，扩大生产性或经营性外汇留成比例和弹性用汇制度等。

对技术结构和生产结构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产业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这些产业深化投入—产出结构，进行产品、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促进这些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机制，以提高生产结构层次和生产率水平；创造资源再配置的环境和条件，从制度上保证这些产业的资源、原料和资金从不规模经营向规模化经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从过剩供给的产品结构向适合于市场需求结构的产品结构转移。产业政策措施有：特别折旧政策，以加速设备、技术和工艺的更新改造；结构调整政策，保证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和保障系统；公平竞争政策，一般不给予各种政策优惠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并且切断行政性组织与生产经营组织的直接联系，以及行政性或生产性垄断和市场干预，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按照相对比较优势决定的区位格局。

限制高档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1979年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失误之一是未能限制高档消费品生产的超高速增长，因此，在一个时期内高档消费品生产扩张成为产业发展中的重点生产方式，见表20-16。

表20-16　　　　　1979～1988年我国主要高档消费品产出弹性系数

注：产出弹性系数=各子项平均年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

二、效率工资制度和有效就业政策

前面的分析已说明了我国工资和就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①名义工资率刚性与充分就业的组合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②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使工资率失去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功能，并因利益攀比而出现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③劳动力不流动性与“在职失业”并存，使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长期凝固在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劳动力存量调整过程中，只有逐步改变上述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效率工资制度和实行有效就业政策，达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的目的。

1．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就业政策的选择，即保证充分就业并损害劳动生产力和配置效率，还是允许无效劳动转化为失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配置效率。如果选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配置效率，那么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则是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应当解决劳动力相对不流动的问题。给予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自由选择职业、工资和工作地点的权利和劳动力需求方——企业自由选择劳动力数量、质量和种类的权利。很明显，在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和选择下，工资条件、工作条件以及劳动者个人目标与劳动者期望不相吻合时，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程度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对劳动者使用的数量、质量和种类无自主决策权时，政策性就业带来的企业冗员、劳动者不努力工作或不符合本企业工作的劳动力重新配置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而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出效率很难得以提高。因此，建立劳动力市场，允许企业和劳动者根据各自需要相互选择，以达到最佳劳动组合是解决劳动生产率低下和企业冗员的最为有效的措施。

2．建立起差别工资制，使工资与效率挂钩。差别工资制是根据劳动力质量差别和劳动者提供的边际产量差别决定的差别工资制。如果同一企业不同的劳动力质量和不同的劳动努力程度拿取相等的工资率，那么高质量劳动者和高效率劳动者的积极性将受到挫伤。加之劳动者不能自由选择和流动，被迫滞留下来，不但付出的努力会下降，而且摩擦系数也会增强。因此，在改革现行劳动人事制度的同时，改革刚性工资制度也势在必行，从而使工资与效率挂钩，使相对工资差异真正成为刺激生产效率的手段。

3．建立失业保障和培训制度。在劳动力存量调整过程中，把企业中的隐性失业或“在职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或实际失业状况，无疑会为企业改善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这估计为2000万“在职失业”大军转化为实际失业以后出路何在呢？这批“在职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有条件重新就业的。因此，建立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处于实际失业状态劳动者在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前提供帮助是就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流动的保证。同时，对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吻合的结构性失业的劳动者提供重新就业的社会培训制度，这也是改善劳动者生产手段和技能，使之适合就业需要的重要措施之一。建立就业信息、咨询服务的就业咨询系统也是解决部门和地区之间就业结构不平衡以及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帮助的途径之一。此外，还可以为劳动力容量大、就业形式多样化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税收和信贷等方面支持。

三、逐步形成有利于供给增长的刺激机制

在存量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对价格体系、税收、信贷、利率和补贴都是十分重要的促进供给增长的刺激机制。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利益刚性常常使这些刺激机制效应变形而无法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一）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刺激机制

由于长期计划性价格管制，使我国经济中的相对价格体系扭曲十分严重。“瓶颈”产业长期偏低的相对价格比率得不到根本性调整，而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出于长期相对价格比率偏高继续扩大供给。相对价格扭曲，使资源、劳动力和产品转移方向不是流向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的产业，而是继续流向供给过剩的产业。即使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重点生产方式部门，但是如果相对价格扭曲的状况未得以改变，资源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流向问题依然无法真正得以解决。

因此，要在紧缩性经济政策配合下，逐步调整和缩小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距，把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调整到有利于存量调整和资源合理流向的基础上来，并使价格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产品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和总供给增长的刺激机制。在相对价格调整过程中，为防止因人们通货膨胀预期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而抵消相对价格的调整，应当以严格的紧缩性宏观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性措施加以配合，而且“瓶颈”产业相对价格调整从实施到发生产出扩大的实际效应之间有一个时滞因素。在实际效应发生作用以前，应当注意其他调整措施不配套而潜伏着的各种可能抵消调整正效应的干扰。如价格调整过程中伴随着资源、要素和产品结构的部门间转移，如果同时执行增长政策可能会使存量结构性调整方向发生变化，因为增长政策将会使资源重新流向增长速度较快的部门。又如在“瓶颈”产业价格调整过程中，因其他产业受到不利影响而相应地调整价格，从而使相对价格比率调整的目标未能实现等。因此，相对价格调整应当避免各种有抵消因素的政策和调整同时发生的情况。

（二）税收、利率、信贷、补贴的刺激作用

在存量调整过程中，上述政策工具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十分重要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说，对“瓶颈”产业和需要扶持的产业给予选择性优惠政策支持，对过度增长或效益差的产业给予抑制性政策限制，以达到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按照结构调整目标，效率标准和市场状况应当给予限制的产业，往往由于制度因素而不能破产，或者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不但没有受到调整，反而得到扶持性优惠政策等。因此，按照预期调整目标而确立合理的政策规则就变得十分重要。同等条件的企业因地方和部门不同就不应当享有优惠政策。规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取缔地区和部门保护性规定，禁止行政性资源和产品垄断和市场分隔等。对税收、信贷、利率和补贴机构进行改革。比如实行税收分税制，以明确中央和地方税收来源和管理；信贷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各级政府政策性信贷发放等，使这些政策工具所形成的刺激机制有利于存量调整和供给增长。

（三）存量调整的供给管理政策组合

对存量结构调整的供给管理政策效应危害最大的是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的组合。因此，采取支出紧缩性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调整时期的供给管理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资源转移性政策，即解决经济中的“瓶颈”产业约束，资源不经济使用，产业组织中的不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低生产率增长等供给端的矛盾，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以扩大总供给。政策目标在于创造一个经济增长的宽松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因此，支出紧缩性政策与资源转移性政策的有效组合，是产业存量结构调整成功的关键。

其次，供给管理政策效应，也需要市场结构和竞争机制，相对价格比率调整，工资、税收、补贴、信贷、利率和汇率等政策手段的有机配合和同步调整。政策不配套或调整不同步，都将因政策反作用而抵消其政策调整效应。

最后，供给管理政策也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存量结构调整以及供给管理政策均是在一定体制条件、运行机制下和政策环境中起作用的。没有体制变革，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

【注释】

[1]参见熊映梧等：《论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3]参见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见姜德昌、夏景才主编：《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参见《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7]参见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8]参见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9]参见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学报》1954年9月。

[10]参见罗伯特·霍尔，约翰·泰勒：《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1]参见舒尔茨：《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政治经济学杂志》1960年12月号；贝克尔：《人力资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纽约，1962年。

[12]参见陈冰、解书森：《论我国文盲人口》，《经济研究资料》198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