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供给管理政策及模式选择

第十九章　有效的供给管理政策及模式选择

下篇的各章已经就如何进行有效的需求管理以及合理的政策选择，以调整和控制总需求过旺的不稳定增长态势，创造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经济恢复到稳定增长状态等问题作了探讨。本章则将主要分析供给管理政策，提出解决目前的供求总量和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现有劳动力和资产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以往的增量调整；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和结构性调整政策，促使现有产业结构和组织、劳动力结构、市场结构以及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合理化、效率化和高度化，以创造供给持续增长的政策环境和增长机制，实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转换。

第一节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

一、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矛盾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宏观调控的对策经常发生争论，在实践中则往往出现紧缩和放松的反复。早先的争论不细说了，1988年9月提出治理整顿经济环境之后，就有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强调紧缩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种强调保证有效供给。在实践中的情况是：1988年7～8月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抢购风，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过多，投资规模过大，个人收入水平增长过快；于是当年9月决定进行治理整顿，由于各项调整措施见效有着时差，1989年初见到的仍是投资规模过大，于是一再强化紧缩力度；到了第四季度经济是冷下来了，但地方和企业却承受不了，纷纷反映紧缩过头，使得市场萎缩，部分工厂停产，部分工人失业、半失业；于是1989年底、1990年初又放松银根进行启动，但短时间里不易看到启动的效果。这样在进入90年代时，人们又开始新的争论：有的认为财政银行双紧不适用于我国，通货膨胀不可怕，应该采取刺激经济以增加有效供给，结束调整阶段，迎接新的上马和增长高潮；有的则认为我国经济中存在着强劲的扩张冲动，目前尚未形成抑制扩张冲动的内在机制，因而对于治理整顿必须有股韧劲，必须坚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适度的投资规模，以及由适度的个人收入水平和适度的储蓄率所形成的适度消费需求，守住宏观调控的三条警戒线，才能避免膨胀——紧缩——松动——再膨胀的循环。

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反复，表明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之间存在着矛盾。抑制需求的措施往往同时抑制了供给，刺激供给的措施往往同时刺激了需求，使得人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二、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的冲突

近些年来我国宏观管理被认为搞得是比较成功的，如调整经济结构，制止总需求膨胀。无论是采用财政政策手段还是采用金融政策手段，无论是运用税收杠杆还是利率杠杆，主要着眼点都是抑制需求的过度增长，缩小总供需之间的缺口。

但是，出现总供需之间的缺口，往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求过度，另一方面是供给不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有效供给不足是造成总供需缺口的更为深刻的长时期里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宏观管理不能单纯着眼于控制需求，还得着眼于增加有效供给。从组织总供需平衡来说，政府总是能够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使有支付能力的现期需求与现期有效供给相适应，问题是所组织的究竟是在高水平基础上的总供需均衡，还是在低水平基础上的总供需均衡；总供需缺口的缩小，是否以抑制供给作为代价。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

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调控，虽然同时要兼顾需求和供给，但它毕竟是通过对需求的调控来影响供给；而且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各项政策对年度的国民收入分配发生影响，以调节投资和消费等最终需求的形成。它的调控目标是实现短期的经济稳定，这当然没有错。不过，稳定并不等于停滞，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求稳定，在推进改革中实现稳定，经济稳定才牢靠。如果单纯强调压缩需求总量，即使主观愿望不想搞“一刀切”，实际操作中也很难避免“一刀切”，由此往往影响生产能力的优化配置，使现有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出应有水平，需求总量虽然压下去了，但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潜在的投资需求正在生长，形势稍有好转，新一轮的扩张冲动便重新开始。这表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矛盾，又常常表现为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的冲突。

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理论发展

总需求与总供给始终是宏观经济总量中的难解难分的一对矛盾。在本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危机的频频出现，主要是由于总需求不足，由此影响了现有生产能力的发挥和劳动者的就业，如何刺激需求使经济稳定增长始终是这些国家经济政策调节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发展来看，经济理论逐渐冲破了以供给为中心的传统经济理论以及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框框，形成了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和相应的政策体系。在那时，增加有效需求的措施也正是发挥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的措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一致的。

然而，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和对需求的反复刺激，使得西方国家既存在销售不足的经济危机，又出现了持续的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财政金融危机。用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扩张和金融扩张政策，解决不了新情况下的“滞胀”难题。“滞胀”不是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源于有效需求过旺和有效供给不足，于是西方经济理论逐渐在需求管理中引入了供给管理的内容，如后凯恩斯主义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新凯恩斯主义对适应性宏观政策组合方式的发展，货币主义提出了货币政策规则，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对需求管理政策和理论的抨击，形成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政策的严重分歧。但西方经济学主流仍然是围绕着需求稳定增长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争论。经济学说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现实发展的一种反映。“凯恩斯革命”的现实意义在于，他意识到1929～1933年世界性大萧条所暴露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前期资本主义的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实际总供给的增长，而是如何保证总需求稳定增长和如何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于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引发的“滞胀”局面，以及两次石油危机引起的外部冲击等现实因素而牵动起来的。然而，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经济问题与上述情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国目前面临着的主要经济问题，从短期形态来看，是总需求不稳定增长问题。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严重的超前增长，引发了通货膨胀和总量与结构的严重失衡。由此而需要采取严格的紧缩性财政、货币等需求管理政策以及行政性调节手段，以降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过度的总需求膨胀。但是，从长期发展形态来看，首要任务仍然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实际总供给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地持续增长。这就需要有效的供给管理政策，即改善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效率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和组织以及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化的政策；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激励的政策；建立和完善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竞争机制的政策等等，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结构转变为中心的实际总供给增长目标。客观需要迫使我国不断探索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路子，迫使我国不断发展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理论，这正预示着我国能够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中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四、既能促进生产又不扩大需求的途径

人们通常认为需求和供给是矛盾的、冲突的，实践中只存在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抑制需求，缩小总供需缺口，以制止通货膨胀，由此而导致的商品销售不畅，生产下降，部分工厂停工减产，部分工人失业，半失业，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种选择是刺激生产，增加有效供给，由此而导致的需求过度，通货膨胀率上升，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两种选择之间，要根据情况发展变化不断交替使用，运用之“妙”在于掌握合适的“度”。并且认为客观上并不存在既能扩大生产又不扩大需求的第三种选择，那样要求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现实的幻想。由于排斥了第三种选择，前两种选择的合适的“度”又很难掌握，以致一再出现反复和选择中处于“两难”。居民储蓄本来是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但近几年储蓄少了怕出现物价上涨，储蓄多了怕引起市场疲软，对储蓄的合适的“度”感到很不容易掌握，便是宏观调控面对一系列“两难”中比较明显的事例。

但是，需求和供给的排列表明还存在另外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本想通过抑制需求缩小总供需缺口，但结果是有效供给比需求下降得更快，总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这样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生产却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陷入“滞胀”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在实践中并不是不会出现的。再一种选择是既抑制了需求、制止了通货膨胀，又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有效供给。这后一种选择做起来很不容易，但如果走上了这条路子，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其意义十分重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也就有了保证。

人们通常认为，需求和供给是互相对应的统一体，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矛盾的；既要求扩大生产，又要求不扩大需求很难做到。那么，能不能找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的路子呢？我们认为，这条路子是能够找出来的，可以设想的措施有以下三条：

第一，紧缩国内需求，扩大出口需求，保持贸易顺差和外汇结余，是处理紧缩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矛盾的一条出路。

我国实行紧缩政策的难点，在于紧缩需求之后，生产下降了，现有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这对于有效供给不足的我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走刺激国内需求的路子，又无非预示着将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和准备再一次调整。这样做，经济增长的高峰和低谷会反复出现，经济波动难以熨平。因此，国内需求不宜刺激。

那么，怎样避免因国内需求紧缩而造成的工业生产下降呢？出路是打开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需求，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提高出口商品的加工深度和质量，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扩大附加价值高的出口商品所占的比重，用扩大出口来保证工业生产的发展。当国内需求膨胀时，内外销争夺资源；外销面对着剧烈的市场竞争，内销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国内需求旺盛也限制了出口商品质量提高。所以，紧缩国内需求引起国内市场疲软，对于发展出口贸易反而是有利的。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失衡，加工工业发展过快，但如果能够发展加工工业产品出口，“长线”就不长了。

单纯强调扩大出口，并不能兼顾紧缩需求和保证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我国1985年出口增长快，但进口增长更快，贸易逆差扩大，给总需求膨胀火上浇油，便是例证。所以，要兼顾紧缩需求和保证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贸易顺差，多积攒一些外汇。过去，人们较普遍的看法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进口设备发展经济，对外贸易保持逆差有利于加快发展速度。实践证明这种看法不全面。进口设备之后还要土建等配套资金，并不是越多越好；大量舶来高档消费品进口更打击了国内消费品工业，因而今后的战略应当是控制进口，扩大出口，保持贸易顺差。由于我国在非贸易收支中一直是顺差，所以进出口贸易保持顺差，国际收支就能够有顺差，外汇就能够有结余。外汇结余是一项最灵活的后备，随时可以用来以丰补歉，调剂产品结构，整个经济就活了。所以，我们认为兼顾需求和供给要从扩大出口去打开思路，这一步棋如果能够下好，全局就活了。

第二，挖掘微观经济内部潜力，在不增加或者少增加投入的条件下，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企业中资源、工时、设备的利用率都很低，浪费惊人，潜力极大，这正是造成我国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问题是大家看到了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也曾多方设法加以改变，却改变不大，收效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是经济体制中缺乏竞争性压力，怠惰懒散、安于守成是一种体制现象，产生供给不足型短缺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把蕴含在微观经济中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一旦我国走上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良性循环，处理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就会容易得多。

第三，把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中心环节，促使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

这是利用有效的供给管理政策，对现有资源在部门和地区间重新配置，以提高产出效率和降低资源消耗的过程。这是深化现有产业结构，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提高产业规模效益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从长期依赖于投入总量增长的低效发展模式，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赖于生产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的发展模式的转换过程。

第二节　供给、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一、供给增长的基本途径

在第六章，我们已经对总需求膨胀下的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产生原因作了分析，并且提出解决供求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增加供给。本节将着重研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增加供给。

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增加总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资金和劳动投入总量，以增加总产出量。以后的研究开始重视动态资产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总供给增长中的倍增效应。而长期以来，我们恰恰忽视了后者的动态变化在增加供给和加速增长方面的重要地位。

当一国经济正处于从不发达经济形态向发达经济形态转换的过程中，人们曾经普遍认为不发达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充分弹性和资本积累与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而出现了主张以投资和资本形成为中心的大推动平衡增长模式；以投资选择为中心的不平衡增长模式；以及说明投资资金不足的储蓄—外汇的两缺口模式。以后的研究又转向了经济开放与自由化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模式。我国工业化模式的初始选择就是以资金积累与形成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虽然，我们在短短40年里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产存量，长期持续保持着较高的积累率、高要素投入率和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并没有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实际总供给的持续和协调地增长。相反，低资本产出率，低劳动生产率和高物质消耗系数成为实际总供给增长的约束。

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当一国经济处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时，通过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和转化过程，建立起接近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形态，是国民经济实现加速增长和后发增长效应的基本途径。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促使需求结构在产业和地区间转化，进而引起产业和部门间供给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从低度化结构向高度化结构，从简单的产业之间投入—产出联系到复杂的投入—产出联系，从低资源配置效率到高资源配置效率逐步转移的连续性过程。这是实际总供给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自然演化和经济内在化要求的产物。当依靠外力人为地强制性地打断这一自然演进和经济内在化规定的结构调整和转化过程，可能会加剧经济内在矛盾和结构失衡现象，从而使经济发展出现起伏波动，并且使人们在政策选择中陷入“两难”困境。

二、实际总供给与经济增长因素

实际总供给增长，一般而言是指经济中的资金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投入量增长的结果。我们可以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过整理得出下列方程式：

公式（1）中的Gy，GK，GL分别代表总产出增长率，资金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G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定义为总产出增长率与要素投入增长加权总和（βKGK+βLGL）之间的余额。系数βK和βL分别代表资金和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在不考虑规模经济时，份额系数总和为1。这一方程式的优点在于可以较为明确地说明总产出增长率与资金、劳动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系。

如果我们将公式（1）中资金和劳动投入增长率与相对份额合并为全要素投入增长率GF，那么公式（1）即可简化为下列方程式：

公式（2）中Gy仍代表总产出增长率，GA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F则为全要素投入增长率。

根据上述方程式，我们可以得到表19-1。从表19-1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1987年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1953～1957年期间，工业总产出率增长保持在相当高的速度，以后逐渐地减慢。（2）在1953～1957年期间：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在“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84～1987年经济过度扩张时期，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零或负增长。（3）总要素投入增长率（GF）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相当高水平，平均为90%左右。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1984～1987年经济过度扩张时期总要素投入增长率等于或超过总产出增长率。在1984～1987年，总要素投入增长率（GF）超过总产出增长率（Gy）4．2个百分点。（4）在1978年以前，我国资产投入增长率均超过劳动投入增长率。然而，在1978年以后，劳动投入增长率超过了资产投入增长率。上述特征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扩张，而不是生产率的增长。如果现代工业部门的状况如此，传统经济部门的状况就难以想象会更好。

为了使问题更加直观，我们根据表19-1所提供的数据绘制了图19-1和图19-2。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一半（50%）是由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然而，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诸国主要是依赖于总要素投入增长实现的，大约占增长的三分之二的份额。但是，与这三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又是最低的，平均为增长份额的10%左右。这说明我国的高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依赖于高投入、低产出和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实现的。而且我国的增长波幅之大，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根据有关计算，我国的经济波动系数是美国和苏联的4倍。^[1]

表19-1　　　　　产出、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注：中国统计数据中G=资金投入增长率。中国的有关数据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的数据。印度和苏联、东欧国家有关数据为制造业。
资料来源：根据汪海波：《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历史和现状的分析》；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所提供数据编制。

图19-1

图19-2

因此，从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来提高实际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改善提高供给和增长的发展模式转换，是有效的供给管理以及刺激机制调整的中心任务。

三、实际总供给的约束因素

前面我们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实际总供给的基本特征是：①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②具有高度不稳定性波动的特征。这里将进一步探讨实际总供给增长的约束因素。

首先，我们在劳动力充分供给和资金相对稀缺的前提下开始我们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主要使用波兰著名学者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①见下列方程式：(www.chuimin.cn)

公式（3）中，i代表投资率；k代表总资本—产出系数；m代表生产性固定资产资本—产出系数；a代表折旧系数，表示为设备损耗引起生产能力下降，是国民收入负增长因素；u代表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此式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几种途径。公式（4）中，p代表劳动生产率，L代表劳动投入增长率。此式说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很明显，卡莱斯基的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模型主要来源于哈罗德增长模型。但是，在哈罗德模型中假定u=0，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改善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决定了实际总供给增加和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

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看到总量分析在假定m，a，u，k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生产性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率，即投资率。但是，投资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率的下降，从而产生低实际工资率。人们对低消费率和低工资率的反对强度被称为投资率的“抵制”系数w。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时期越长，抵制系数w越大，从而劳动生产率p越低，因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②

另一方面，如果充分就业成为制度的给定前提，那么，实际就业量就会大于技术经济要求的适度就业量，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且为保证充分就业也需要提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使实际投资率和增长率超过了适度增长的界限。

从结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组方程式：

公式（5）说明经济增长率是部门i的加权平均数，ρi为部门i的产出权数，Gyi为部门i的产出增长率。公式（6）说明总资本—产出系数是部门ki的加权平均数。公式（7）说明总劳动生产率是部门ρi的加权平均数，ri为部门i的就业比重。公式（8）说明投资率为部门i1的加权平均数。

当一个部门的部门投资率和增长率持续高于平均增长率，致使总增长率接近于该部门增长率时，并且该部门可以通过产业关联而推动其他部门增长时，该部门就成为主导部门。如果该部门具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效率，那么资源向该部门的转移将会带来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改善，从而提高了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u，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加速的效果。

但是，当一个部门投资率和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如制造业的增长），而产业关联要求超前增长的部门（如交通、电力、通信和能源、原材料生产部门）滞后增长时，那么滞后增长部门就将成为超前部门增长的约束因素，从而使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u为负值。此时的U就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瓶颈约束。很明显，u为负值时将降低整个经济增长率。

当经济决策以高经济增长率作为目标函数时，很明显基础工业（交通通信，能源电力等部门）的产业资产系数高于制造业资产系数3～5倍以上。如果基础工业的投资份额高，就意味着这些部门低产出增长和高资产系数将会降低总经济增长率。表19-2提供了我国各产业的资产系数等方面数据。

可见，供给增长的主要约束因素有：

（一）充分就业约束

在正统的经济学模式中，如果给定一定的技术生产函数，那么供给量与就业量之间就存在着正向联系，就业量的增长使产量也随之增长。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将使产量增量随之递减。当把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时，就可能存在两种非均衡现象：①当商品供给大于需求，同时劳动力需求小于供给时，两个市场将同时出现供过于求，从而加剧经济中的失业现象。这种状态称为“凯恩斯失业”。这应当以需

表19-2　我国各行业资产系数、人均资产及劳动生产率（1988年）

注：①工业部门为独立核算工业数据。K为固定资产原值，Y为部门产值，L为部门职工数。②农业人均资产为每户平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劳动生产率为每一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产值，资产系数为每户平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每户平均农业总产值。③此栏数据为推算数，不十分准确。④铁路运输的资产系数为铁路固定资产原值/运输总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的有关数据计算。

求管理政策加以解决。②当经济中存在着劳动力过度供给和商品市场过度需求时，这种状态称为“真实工资失业”，则需要降低实际工资加以解决。当总供给曲线为垂直状态时，无论是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价格调整都不可能增加就业和产量，只能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运行方式，或技术生产函数以及增加人均产出量来加以解决。①

但是，上述理论是以发达的市场体系和劳动力供求均衡理论为前提的。当下列因素成立时，这一理论前提也就失去效力。①当劳动力市场缺位和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时，均衡工资率和劳动力供求均衡变动（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条件下的均衡）也就失去现实基础。②超过现有生产结构所能吸收的就业量合理界限条件下的充分就业。由于社会伦理原则，使过剩劳动力压力强制性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就业，从而使实际失业转化为在职失业，致使就业和产量的联系存在着逆反现象，迫使企业放弃效率原则。③结构性就业困难，即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吻合的状态，并不表现为结构性失业，而表现为结构性在职失业。因此，劳动力结构性摩擦和结构性转换的费用均由企业承担，企业和劳动者缺少双向选择的权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在这些条件下，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益就成为“两难”选择。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程度越高，对经济效益的负效应就越大，从而形成的对实际总供给增长的约束力就越强。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并且产生节省劳动的创新动力机制不足的问题，最终都将引发供给不足。

（二）“瓶颈”产业约束

产业之间的互相关联，互相带动和互相牵制的结构性效应是有其严格的内在规律的。然而，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却未能真正遵循这一规律。因此，无论是最初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产生的新兴重工业部门与农业和轻工业部门原有基础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还是以后转换到轻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产生的加工工业与原材料部门、基础产业、人力资源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即产生了优先产业与被忽视的产业之间累积起来的存量差额，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约束，从而形成供给增加和长期增长的结构性限制。

（三）资源约束

如果我们把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时，那么应当说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的资源都是稀缺的，都会受到程度不同的资源约束。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经济社会中整体资源会变得如此稀缺呢？用自然环境差异论或经济落后论的观点都很难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反例使之很难成立。所以，原因还在于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然而，资源的相对价格与资源的稀缺程度之间，使用有限资源的代价与资源使用者利益之间存在的扭曲的联系和偏离，都促使人们不经济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当一个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资源消耗系数较高时，资源的短缺成为供给增长的限制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构性产品短缺与滞存约束

结构性产品短缺与滞存约束是指当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吻合的状态，在一个时期内持续而得不到调整的产品滞存与短缺共生现象，从而形成供给增长的结构性约束。在完善的市场和价格调整机制条件下，短期的产品短缺与滞存共生现象可以通过市场和价格调整使之得以缓解、消除和转化。就长期而言，需求不足产生的滞存累积是导致危机和衰退的主要因素。而在市场和价格机制不健全的经济中，市场的隔离、缺位和垄断因素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联系和反应链条产生断环，从而导致了结构性滞存与短缺并存的现象持续发生。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需求因素从计划约束中摆脱出来，成为结构转换中的快变量，而供给因素仍处于计划约束之中，成为结构转换中的慢变量，两者之间的不同步变动和调整反应迟钝，也加剧了结构性短缺和滞存共生现象。当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动时，无效供给既不适合于需求结构要求的供给也会出现增长加速的趋势，从而增加了产品滞存现象。当需求结构动态变化时，供给结构调整的缺乏弹性，也会使一部分原来属于有效供给的产品转化为无效供给，也会加剧产品短缺现象。因此，无效供给的增长以及产品结构性矛盾直接成为总有效供给增长的制约因素。

总之，这些因素综合地表现为效率约束。当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交换效率和组织结构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实际供给的增加便往往是沿着偏离的轨道缓慢地增长。

第三节　供给增长与结构性存量调整

一、存量调整是解决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

前面已说明，我国实际供给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有三个方面：①高经济增长率目标和充分就业前提→过度投资率和过度就业量→低实际工资率→抵制系数增大→劳动生产率低下→供给不足。②产业增长不平衡→结构不平衡→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恶化→资本产出效率低下→供给不足。③高经济增长率目标→投入产出效率低下→高资源投入增长率→资源约束→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提高总供给的主要途径不是增加要素投入量，即增量调整的方式，而应当是采取存量结构性调整的方式。存量结构性调整是通过资源再配置过程和现有生产能力与劳动存量的充分利用的方式，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新的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改善经济整体效率，提高有效供给水平。

在存量调整过程中，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体制内在的增长冲动是成功的结构性存量调整的必要条件。因为无论是资源再配置过程，还是“瓶颈”产业的现有资本存量调整到合理资本存量的过程，以及产业组织和劳动存量调整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也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率的J形变化轨迹，如图19-3所示。

图19-3

图19-3的纵轴代表经济增长率，横轴代表时间。图19-3说明在存量调整时期，经济增长率曲线在初始阶段将会下降。这是由于调整初期要素投入增长率减慢引起的。但是，随着结构逐渐趋于合理，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和“瓶颈”部门转移释放出更高的产出效率，经济增长率也将出现加速增长的效果，在图19-3中出现J形曲线。如果在资源转移和存量调整的初始阶段，经济内在的增长冲动代替了持续的结构性存量调整，虽然在开始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率会有所提高，但是，总供给增长的各种约束因素总会在一定时点上迫使增长减速，从而形成了反J形曲线。从一个长期形态来看，J形曲线代表着一种更为合理的增长模式。

目前西方投资决策理论中，也开始由流量支出分析转为存量调整，即把投资作为企业实际拥有的资本存量与企业希望拥有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量，由此而解释企业的理想资本存量决策过程。^[3]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也对重视流量分析而忽视存量分析所形成的“流量幻觉”和增长瓶颈问题作出精辟分析。^[4]但是，这与我们的存量调整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几次存量调整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作过几次大的存量调整。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计划管理和强制性手段对现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对城市工业过剩劳动力实行“解甲归田”，对行政机构进行精兵简政和机构调整等。比如在60年代初期的调整，1961年国营企业关闭或合并的达25000个，1962年为18000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的2年半时间里，全国职工裁减1887万人，城市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从1958年的132．6%下降到1961年的66．5%，国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58年的34．9%下降到1962年的-11．2%。经过这个时期的调整，使整个经济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

应当承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存量调整比较容易实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体制却无法根本解决低效增长的问题。因此，现阶段的存量调整主要是解决经济效率和通过结构性调整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这表明存量调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调整的方向。

如果我们把存量调整的目标函数确定为经济效益连续改善的结构性调整，那么，存量调整的方向则是：①产业结构的调整。按照产业发展和联系的内在规律确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把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产业资本存量提高到合理的存量界限，把超前发展的产业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瓶颈”产业。无疑，这是一个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目的在于提高整个产业结构的配置效率。②产业组织的调整。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生产集中和专业化生产，以促进现代工业组织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根据分工和协作原则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结构，淘汰高消耗、低产出，高亏损、低效率的企业。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对市场需求结构变动的反应能力，以改善微观配置效率和产出能力。③劳动结构的调整。建立起劳动力供求双方的选择和流动自由化机制，切实解决“在职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弹性工作制等方式解决城市工业在职失业的出路问题。实行效率工资制度，优化劳动力结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存量调整的动力机制

在存量调整过程中如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方式，在市场和相对价格体系存在着严重扭曲和结构严重失调的条件下，存量调整不可能向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如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在短期可能会缓解“瓶颈”约束，但在中长期只可能继续恶化和加剧存量结构不合理状态和低效增长。因此，存量调整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完善计划管理方式和市场调节基础。①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如建立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确定合理市场交易原则和范围，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间的存量调整。②逐步纠正相对价格体系的偏差，使价格机制真正成为反映市场的稀缺程度，引导产业间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参照体系。③完善计划管理的调节机制，如运用税率、利率、汇率、补贴、信贷和工资等手段扶持“瓶颈”产业，支持劳动优化组合和资源向高效率产业和企业转移过程的加速效应。④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和企业的行政性依附，用法律手段保证企业的独立经营地位和产权、债权以及合法利益，并且建立企业的责任—利益—风险共享机制。

四、存量调整中的利益关系

这是存量调整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存量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目前我国各种利益关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存量调整本质上是对现有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再分配过程。因此，人们所说的存量调整的结构刚性，除物质转化的技术性因素以外，主要是指利益结构刚性，即在利益调整过程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而对自身利益的漏出和减少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反抗心理。例如地区工业调整，各地区都会以本地区的开放、效益、资源、现有生产能力的形成或贫困等因素而期望本地区的利益能够得到特殊照顾，而对于其他地区的利益进行调整则认为是合理的、应该的，由此往往会形成种种公开的或隐蔽的反调整阻力，如出现观望、等待、攀比、谈判、表面调整，以及动员特殊压力集团进行游说等反调整行为。一旦表面上恢复了“正常状态”，追逐地区利益的行为则会使结构调整出现更大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强化政府的行政性干预，又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扭曲和偏差。因此，利益关系的调整应当是建立起一种稳定的调整规则。这种规则有以下几种特征：①具有公开性质和民主监督功能。②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质。③具有某种经济、法律和行政的强制性。④符合调整目标和效率原则。⑤规则具有“中性”性质。一旦存量调整形成了具有以上特征的规则，各经济主体只能服从和遵守，而不允许随意破坏这些原则。

五、存量调整的资金和资源保证

我们在前面已确定存量结构性调整是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总需求增量的条件下，提高有效供给和实现存量调整。然而，要实现结构性调整和资源再配置过程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资金和资源作为保证的。其原因在于：①产业结构和组织调整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和资源作为转置费用，如“瓶颈”产业从现有资本存量调整到合理存量的资金和资源占用增加，过剩生产能力的产业资源转移的费用，设备更新、改造或报废费用，企业兼并或倒闭的资本转换费用等。②劳动力结构调整中的资金和资源占用，如城镇工业剩余劳动力重新安置和社会保障费用，劳动力技能和素质改善所需要的教育、培训等结构性调整费用等。③新的企业家和管理阶层的培养以及新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研究和发展基金等。④市场体系的建立，价格体系的调整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组织变动等需要的资金和资源保证等。

由上可见，存量结构性调整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步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如果把存量调整作为短期性摆脱困境的手段，一旦局势有所好转就又开始以增长政策代替结构性调整政策，那么，结构性问题依然不会得到解决，而累积起来的结构性矛盾和存量缺口不但会使今后的调整任务更加艰巨，而且会加深未来危机的潜力。因此，能否完成存量结构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决心和明智的选择以及人们的信任和配合。南亚诸国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几百亿美元的保障基金）进行了6～8年的结构调整。南美债务国也在多方组织的有条件贷款扶持下进行结构性调整。非洲诸国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国是否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地完成存量结构性调整，增加供给，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注释】

[1]参见程秀生等：《对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这里的波动系数是根据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的标准差计算的。

[3]参见《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见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