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政策：宏观经济管理的现实与实现

第十六章　货币金融政策

如果说，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中，财政预算是最有力的直接手段，那么，货币金融就是最重要的间接手段。这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也有很大程度的共性。但是，社会主义各国不同的经济体制还有不同的侧重点，表现为直接控制往往着重于财政预算，而间接控制则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货币金融政策。因为在所有调节机制中，谈到价值管理、需求和供给管理、稳定市场物价以及间接控制、经济手段等，都要通过货币金融的活动、利用货币金融的功能来实现。货币与金融，既不可分开，又不无区别。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货币金融机制和人们对它的政策抉择，不尽相同于发达的商品经济国家。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留下了一大片亟待探索的处女地。

第一节　货币金融政策的重要性

一、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货币金融现象

货币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活动，可以上溯到很远的古代，随着两次社会大分工，需要商品交换，同时需要货币，并带来了资金和财富等相关概念。《汉书》作者认为货币始于神农氏，管仲认为始于大禹。《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这是我国文明起源较早的标志之一。但是，对货币的评价和争论由来已久。有人把“食”、“货”称为“生民之本”（班固）或“富国之本”（马援）；有人把它视为万恶之源。在重农抑商的思想越来越根深蒂固后，贱视和鄙视货币的偏见也越来越居上风；甚至在发生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时，有人总把取消货币和限制商品流通作为医治一切弊病的良方。魏文帝曾经“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而其结果则是“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1]直至唐宋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仍旧把货币看作洪水猛兽，极力把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限制在最低水平线上，成为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主观偏好因素。但是同时，对货币规律却有所认知，唐代陆贽说过：“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全国解放之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靠滥发“法币”和“金圆券”来敛刮民财，老人们记忆犹新。回顾这些史实，不是以古鉴今，而是说明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货币意识和金融意识必然是淡漠的或被扭曲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货币金融的作用是不够重视的。首先，所谓两个“大锅饭”，其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就具体地表现为资金的“大锅饭”。这除了国家财政对企业的统收统支即预算软约束外，还包括了国家银行对企业实行资金供给制，也可以叫做信贷软约束。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小部分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大部分则靠银行贷款，要多少就给多少。这些企业，经济效益好的，有借有还，使货币的发行、回笼得以循环；经济效益差的，借了不还或多借少还，银行不仅无权处理其资产，并且不得不发放新的贷款。企业关闭，银行负亏。这样，企业不是独立核算的商品经营实体，银行也不是企业化的金融机构和货币调控机构。

其次，资金“大锅饭”是政企不分的必然结果，引而申之，进一步表现为财政、银行的耦合过紧和一体化。本来，财政和银行是两种资金运行方式和资金流通渠道，前者的收支是无偿的，后者的贷放是有偿的。但是，实行资金供给制或信贷供给制，国家银行和国营企业同属国家所有，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贷关系，银行和财政的职能也分不清了。这是就微观而言。以此为基础，在宏观上，同样是财政和银行不分。表现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年份，大多靠向银行透支来解决。有关资料表明，1950～1978年，其中10年财政有赤字，都采用了这种办法。也就是说，银行是财政的附庸式配角，货币金融政策只是财政政策的延长补充。“大财政，小银行”，正是一种通俗的描绘。

再者，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货币的功能也有了限制或异化。一方面，资金融通由计划指挥、由预算支配，金融市场迟迟不得孕育；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有所障碍，扮演一种计算工具的角色，未能充分发挥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资金周转效率方面的应有功能。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信用化；相反，商品经济发展的受阻，必然妨碍上述进程，使货币化的程度停滞在先天不足的水平甚至倒退到非货币化或半货币化的境地。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货币仅仅是一种计值单位，至多可以叫做经济核算的工具，而始终没有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虽然在客观上，货币流通总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面镜子）。不妨认为，过去对我们来说，尽管存在某些货币金融现象，却没有什么真正的货币金融政策可言。

出现上述货币金融现象，或作为其原因，或作为其结果，反映在过去的经济理论上，没有把货币金融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而给予专门的考察。毛泽东曾经批评根据地的经济学家不能对“边币”进行科学解释。这个批评在40多年以后，依然没有过时。有的同志提出，我们的许多经济学著作，可以离开货币范畴来表述市场价值规律，研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似乎货币引起的经济过程的非透明性和不确定性是无关紧要的。在改革实践中，忽视货币因素的观点，例如用实物因素来解释本质上属于货币范畴的问题，包括仅用消费早熟、投资决策多元化等来解释通货膨胀，并得出无需惧怕通货膨胀或无需采取货币金融政策来加强宏观调控等结论。不少同志虽然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结构，但是只注意到“价值决定”的古典主义传统，而恰恰忽略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到它的成熟形态——货币形式。现在，呼啸前进的改革形势要求我们重视货币金融现象，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

二、10年来货币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

10年来的初步改革，使传统经济体制在一系列的环节上被突破，货币金融体制也不例外。明显的进展是货币金融政策开始得到重视。各级干部加强了货币金融意识，并在这方面先后拟订和实施了某些措施。与其他改革基本同步，货币金融的改革大体上也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4年，1985～1987年，1988年以后。其中，1984年6月提出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口号，是一条清楚的界限；1988年后着手进行治理整顿，以反通货膨胀为中心，货币金融政策又有转变。有的同志认为，从整体来看，当时货币金融的理论研究超前于实践，而从局部来看，例如金融市场的萌生，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蒙昧性。从另一方面考察，在旧体制的解体过程中，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的政策倾向也是逐步明确的，缺乏预见的对策和规则。但是，这不否定我国的货币金融战线在10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景象。其主要是：

1．金融机构的重组。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银行附属于财政，其职能仅是记账，任务单一，机构也相应地单一化，只要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就包办一切了。过去的中国银行，活动多在国外；建设银行，从事基本建设拨款的监督。经过10年改革，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各类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配合的、庞大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过去虽然也规定了是全国的现金出纳中心、信贷中心和转账结算中心，但是同时承担一般的银行业务，并不完全是国家的中央银行；1984年后，基本上摆脱了一般的银行业务，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代表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的金融事业，其职责包括拟订金融政策、掌握货币发行、编制信贷计划等。在此前后，除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外，还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遍及城乡。金融机构的逐步健全，为贯彻执行货币金融政策准备了组织条件。

2．金融市场的萌生。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资金融通只有财政预算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是非市场化的。近10年来，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企业留利的增加、预算外资金的扩大、居民储蓄的积累和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沟通，不同形式的金融市场逐步萌生。首先在农村，农民集资办乡镇企业，民间信贷不断流行，甚至出现“钱庄”等，并在非金融组织之间也有信用往来。其特征：一是来自自发活动；二是处于原始形态。然后在城市，有的试办了票据承兑、贴现、同业拆借和买方信贷、消费信贷，有的发行了债券、股票并建立了相应的债券、股票市场，还有国库券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等。其特征：一是以短期为大宗；二是欠规范化；三是区域之间很不平衡。即使如此，但也验证了“金融改革以开放金融市场为突破口”的设想是有效的，并且把西方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很多做法有区别地移植了。这为进一步推行货币金融政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金融工具的运用。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能够运用的金融工具很少，金融活动的范围狭窄。近10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开拓。例如：①扩大了信贷的内容。过去，银行信贷主要限于流动资金，后来不仅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并且实行“拨改贷”，把相当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对科研、文化、服务、旅游等事业以及集体和个体经济也发放贷款。②改进了信贷的管理。过去，信贷管理基本上以上级银行核定的信贷计划为依据，基层银行缺乏经营自主权。近几年，先后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等办法，调动了各级银行筹集资金和用好资金的积极性。③增加了储蓄的种类。过去，只有定期储蓄和活期储蓄两种。现在种类繁多，包括有奖储蓄和保值储蓄等，提高了储蓄率，促进了货币回笼。这些都有利于货币金融政策的实施。

以上种种能否表明，我们已经初步有了一套货币金融政策呢？这正是当前还有争论的焦点。有的同志认为，即使在过去，我们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货币金融政策，因为曾经多次强调把信贷平衡列为四大平衡之一，而且年年要编制货币收支计划并据以执行和检查。有的同志则认为，这些没有逸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旧框架，何况当时也没有货币金融政策的基本概念；就是近10年，金融改革仅跨出了一步，谈不上已有什么成套的货币金融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旧体制并未有实质性的转换，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还未充分起到中央银行应有的作用，专业银行从过去的有责无权无利转变为现在的有权有利无责，不少措施仅是表面文章，特别是从后果看，货币发放失控，金融形势严峻，通货膨胀恶化，实际上存在着银行信用危机并伴随着财政信用危机和商业信用危机。^[2]治理整顿以来，1989年初，货币一度投放量超出全年计划一半以上，令人担忧；经过半年，现金净回笼近53亿元（上年同期净投放89亿元），各项贷款总规模也得到一定的控制。这显示了整个货币金融形势柳暗花明，渐入佳境。当然，货币超经济投放仍然严重，金融稳定的基础还不牢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三、转向间接控制更要依靠货币金融政策

10年来的货币金融状况，呼唤着要有一个恰当的货币金融政策。这是适应于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也就是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需要而提出来的。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区别，可以列若干条，而归纳到一点，前者基本上是实物控制，后者基本上是价值控制（这不排斥直接控制也要利用部分价值指标，间接控制也要利用部分实物指标，但是从总体和本质看，确有不同之处）。

以间接控制为主体的宏观管理基本上是价值控制，必须运用货币金融手段，这是由商品经济即货币经济的再生产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再生产运动有两种相辅相成的形态。一是实物形态；二是价值形态。价值形态也就是货币形态或资金形态、金融形态。金融，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再生产循环中的价值流或货币流。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任何商品，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和具有商品属性的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都有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后者以货币计价，并以货币为交换手段，形成商品和货币的对流。另一方面，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又必然成为货币积累即资金积累，并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商品。这种交换和转化能否实现，不仅要从实物形态的供求结构看是否相应，更要从价值形态的供求总量看是否平衡。这就是宏观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价值总量、货币总量或资金总量、金融总量及其结构的供求平衡来实现的。不言而喻，在发现不平衡的时候需要调节，也应当和只可能是主要运用价值手段即货币金融政策来促使其实现。可见，随着宏观调控由直接为主向间接为主的转换，越来越有赖于发挥货币金融的调节作用。

货币金融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可以演绎为下述几个方面：

1．控制国民收入的分配。宏观管理是全方位的，其关键在于控制国民收入的分配，保证国民收入生产额和使用额的平衡。这就是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的平衡。传统的平衡法，表现为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四大平衡，本来不错，但问题是往往侧重于或满足于以实物（物资）为中心的平衡，忽略了价值的全面平衡。后者，必须运用货币金融手段，才能促使其实现。经济理论界曾经争论过国民收入有无超分配可能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超分配是可能的，其主要征象就是价值形态的分配总量超过了实物形态的生产总量，于是带来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等一系列不正常现象。这进一步反映了通过货币金融进行价值管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2．控制社会需求的总量。宏观管理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者不可偏废。但在传统经济体制导致的短缺状态中，控制需求成为更加突出的矛盾和更加长期的方针。当前控制需求的重点是控制投资规模、控制集团购买力和控制工资、奖金等，集中起来，都表现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量。货币政策或货币管理，控制的对象即其投放量和流通量，归根到底，是与控制需求相一致的。所谓压缩需求或放松需求，也就是以对货币投放和流通的压缩或放松为准绳。当前，银行信贷逐步代替财政拨款成为投资的重要来源，预算外投资要接受银行的监督；集团购买力和企业工资，也都通过银行发放并接受银行的监督。这样，货币管理成为控制上述需求的基本手段。当然，在供给管理上，货币金融同样是控制手段，表现为通过信贷发放来促进有效供给的增长，等等。

3．控制社会供求的结构。宏观管理不仅针对供求总量，同时针对供求结构。这也有赖于运用货币金融手段。无论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流动资金发放，现在纳入了银行信贷渠道，就要接受银行的管理，成为货币金融调节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存在着资金不足和投资膨胀的矛盾，除了超分配外，有的同志认为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的问题严重于投资规模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和理由的。如何增加对农业、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投资，保证其扩大再生产有一定超前度，应当是货币金融调节的紧急任务。同样，在流动资金的供给上，也要做到有保有压、有紧有宽，而不能是片面地救苦救难或挤富扶困，那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相悖。

4．控制资金供求的消长。价值管理，最后必然落实在资金的控制上。货币、信贷的发放和回收，都是一种资金运动，成为与物资、劳动力并行的经济流程。综合平衡，在价值形态或货币形态上，主要就是资金供求的平衡。过去，平衡机制只是指令计划；今后，与市场相结合，就要通过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一样，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不是完全自发的，还要自觉地有计划指导和政策调节，主要是货币金融政策的调节。前面已经讲过，资金的供求受到“资金价格”即利率的调节，这也是货币金融政策的调节信号。在一般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增加资金供给、减少资金需求，降低利率则适得其反。运用利率使资金供求或消或长，正是货币金融政策所运用和掌握的重要经济杠杆。

靠货币金融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关系到资金的集聚、分配和使用，关系到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到市场价格的升降。过去，我们仅仅靠计划调节，未能妥善地解决有关的经济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从指令性计划向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机制转换，要求国家调控中心也从计划部门向银行部门倾斜，这还有待商榷。但是可以明确，与计划部门相结合，银行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调控中心。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要不要、有没有货币金融的自觉调控，情况大不一样。重视货币金融政策，建立货币金融管理，就能把整个经济搞得活而不乱，活而有序。

四、当前运用货币金融政策的实际条件

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制度下，在高度集中和相对分散的不同体制下，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达和处于发展中的不同水平下，其作用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不一样。特别是我国当前改革进展到双重体制并存阶段，情况显得格外复杂。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现成模式，在借鉴中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因此，对待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要恰当地估量它的局限性。

企业还未真正的企业化，对货币金融政策的调节反应是有限的。这里的企业既包括工商企业，又包括金融企业。工商企业运用资金，要有追求利益的动力，还要有承担风险的压力，这在当前都感不足。初步改革以来，动力有所滋长，表现为对资金的需求愈益转旺，但是压力并未同步形成，表现为对资金的需求缺乏自我约束。金融企业作为融资的主体，也存在类似倾向，表现为专业银行依赖中央银行提供资金，往往不计效益，不问后果；于是，对信贷和货币的投放以及资金的拆借等，都是多多益善，不得不靠计划约束或行政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会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失灵。

市场还未真正地形成或发育成熟，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空间也是有限的。这里的市场，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同时还指与金融市场不相称的商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当前的金融市场十分幼稚，融资工具稀少。例如短期的同业拆借没有做到票据化，债券和股票的保本保息仿佛略加优惠的储蓄，进入金融市场的企业更是寥若晨星。货币金融政策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起作用，金融市场的空间狭窄使有关政策缺乏用武之地。加上其他市场的发育程度不等，货币金融调节也因其他调节机制的不配套而进一步削弱其效应。

经济手段的非经济化，产生货币金融调节的行政性障碍。货币金融政策的调节属于经济调节、市场调节，应当通过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双向呼应来实现。但在目前，非经济的融资导向仍然强大，表现在银行经常受到来自党政机关的干预，不能充分行使其贷或不贷、贷此贷彼、贷多贷少和拆借等的自主经营权。无论是为了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而滥上项目，或者是为了保护亏损和破产企业而给以“救济性”的贷款，都使货币金融政策无法兑现，还会以扩大计划外的货币发行为结果，甚至成为一种逆调节。

融资活动的非规范化，导致货币金融调节的错序。这是指金融竞争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正常。不自由表现为各专业银行既是从事货币经营的实体，又是调节资金融通的工具，自成系统，隶属地方，几个“婆婆”都要管。不平等表现为缺乏市场竞争的规则，不同企业和不同银行的“禁”和“令”不统一，例如对利率浮动都有不同的放任或约束。不正常表现为盲目竞争，乱设网点，脱离监督，自行其是；不正之风，以贷谋私；以及管理的不完善，例如所谓“银行选客户、客户选银行”，等等。当前经济混乱，突出的是流通领域混乱，金融领域也在其内。

出现上述情况，有着可以理解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条件。重要的是必须实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根据需要和可能来排除困难、创造条件，逐步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政策。下面两节，大体上分别从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给以理论的和对策的探索。

第二节　对货币流通量的调节是货币政策的核心

一、保持合理的货币流通量

什么是货币政策？比较规范的定义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制定的货币流通方面的行动准则。国家经济政策的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宏观决策中处于重要地位。”^[3]简明地说，这是指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根据货币需求对货币供给量和流通量所作出的决策。

这里所说的货币，是指纸币，不是指金属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交换媒介，最初似乎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的技术性困难而从普遍商品中特殊化出来的。它以一定重量的贵金属，与各类单位数量的商品相对称，形成货币对商品的市场交换率——价格。后来出现了纸币，特别是很多国家相继放弃了本国货币与贵金属相等的义务，货币及代用货币（信用货币、期票和债券等）形成了脱离生产和交换的物质符号系统的独立运动。现在，货币不仅离开了它的金属本位，并且其运动已经越来越国际化。这种货币，由国家发行和强制流通，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一种符号，反映为与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马克思说：“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4]这种价值尺度，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取决于货币流通量与货币需求的比例。通俗地说：钞票发多了，物价就上涨；钞票发少了，物价就下降。为了保持物价和市场的稳定，应当力争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基本平衡。换句话说，国家的货币政策，其原则和目标就是保持合理的、适度的货币流通量。

因此，货币理论除了研究货币的本质和流通规律外，必须结合实践而着重于研究它的需求和供给。根据我国当前情况，货币的需求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生产和流动资金的需求、消费需求、服务需求。^[5]这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社会总需求的概念是相连、相通的。货币的供给有两种口径：一是单纯按照纸币发行量计算，即所谓狭义的货币供给量；一是通过货币发行和信用创造，连同银行存款、贷款提供的部分，即所谓广义的货币供给量。一般应用的是前者，即所谓现金。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规定要编制“居民货币收支平衡表”，据以研究居民货币收支的水平、构成、购买力以及国家、集体与居民之间的货币收支关系；但是，它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或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供给及其相互关系，据以作出货币决策。

在经济学体系中，货币理论或货币学说始终历盛不衰。为了解释货币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在金属币时代，流行过劳动价值学说和生产费用学说；到了纸币时代，先后提出边际效用学说和货币数量学说，解释货币流通量与货币价值和一般物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物价水平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正比例）。直至20世纪50～60年代，针对凯恩斯主义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时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困境，在美国兴起了货币主义（或称货币学派）。这种学说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相应变化的根本原因，把货币存量视为唯一的政策工具，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建议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并与预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相一致，以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这种学说曾经被美国政府所吸收，但是没有全面实行，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其中某些观点，例如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在短期内影响生产和物价（长期的生产发展，则由劳动、资本、技术和资源等非货币因素所决定），值得我们有分析地借鉴。

根据有关的货币理论，我国应当采取什么货币政策？这是近几年来理论和对策探讨的热点之一。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从宽、从紧、宽紧适度。宽派认为，多增加货币流通量，有利于刺激投资、扩大就业和发展经济。紧派认为，我国属于短缺经济，需求过旺，压缩货币流通量才能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中派认为，宽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紧了会限制经济发展甚至引起经济萎缩。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偏宽的货币政策。这在表面上带来了高速增长和市场繁荣，但是也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实行治理整顿，又要防止过紧，以免出现“滑坡”或“滞胀”的不良局面。总结自己的经验，并把别国的教训引以为戒，我们认为，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货币政策上也应当力争稳定；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保持合理的货币流通量，避免忽宽忽紧，注意及时调节。

二、合理的货币流通量的几种计算公式

为了保持合理的货币流通量，我们在理论上搞清了货币流通、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动等的关系后，还有必要使它量化，才有可能进入实际操作。对此问题，历代的经济学家作了长期的考察和探索，设计了很多种计算公式。这里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择其有代表性的几种，试作一些比较和评价。

在进行计算前，首先要选择一定口径的货币作为调控的对象。各国采取的货币计算口径，主要有三类：（1）M0，即现金；（2）M1，即M0加上可以随时提付的活期存款；（3）M2，即M1加上不能直接发挥现实货币作用但有可能转化为现实货币的其他存款。M0是狭义的货币，M1和M2是广义的货币。不少同志认为，把M1作为调控对象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它体现了现实购买力和社会总需求，无需转变形态就可能进行购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样计算有一定困难。因为M1包括活期存款即转账货币，这在个人，真正转化为现金的实际上不多（存款余额相对稳定并逐步增长）；而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业等单位，却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现金的购买性远远强于转账货币，把M0作为计算和调控的一般对象是简单明了的（特别是它主要针对消费品，直接与人民生活相联系）。

计算货币流通量或供给量，主要有下述三种公式：

第一，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有关章节中，一再述及货币流通规律，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各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乘积）成正比，与货币的流通速度（周转次数）成反比。他说：“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6]这个公式就是：

这个公式并不是马克思的个人发明，而是他概括前人思想的结果，包括威廉·配第的论述和亚当·斯密的看法。这个公式表明，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货币流通的需求来自商品流通的增长。这反映了货币流通最基本的规律，适用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内的任何一种商品经济。

对马克思的公式，晚一辈的西方经济学家也都肯定。例如美国的阿尔文·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以交易方程式来表述他的“货币数量论”，提出的基本公式是：，其中，M代表货币的流通量或供给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总水平即各种商品价格的平均数，Q代表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这个公式限于现金，如加上可以支票提付的存款，则是：。其中M′代表提付的存款，v′代表这种存款的流通速度。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货币供给量，不是太复杂。虽然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流通的增长是一个变量，而不同于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常数，但不是不能预测的。困难的是货币流通速度，这在基期可以用“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量”的办法倒算出来，而对未来的变化则很难具体测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流露，货币流通速度是根本无法计算的。^[7]即使当代计量经济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始终未有突破。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典型调查，并参照一般国家信用化过程的共同规律，感觉到近几年来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减缓。

随着信用关系的发展，出现商品赊销，发生债权债务的抵冲和延期支付等情况，引起货币需求量的变化。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表述为下列公式：

第二，现代货币数量公式。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并加以修补，建立新的货币数量理论，据以设计了一个多元函数的货币需求方程式：

式中，M为货币需求量，p为物价水平，M/p为个人持有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f为函数符号，y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收入，W为来自财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部分，vm为预期的货币报酬率，vb为固定价值债券的预期货币报酬率，ve为股票的预期报酬率为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即实物资产的预期报酬率），u为收入以外的任何可能影响货币服务效用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动。

这个公式吸收了费雪公式和其他货币理论的某些成果，其优点是集中了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而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全面。当然，具体计算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结合我国情况，可以略去若干因素（例如债券、股票的预期报酬率等），就能趋于简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公式以持有货币的个人为主体，适当调整一下，才能分别适用于企业和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第三，研讨中的我国货币增长率计算公式。

我国近几年来，经济理论界和银行有关部门研讨了货币流通量或供给量的计算方法，有的同志仿照国外经验，提出下述公式：

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

也可表述为：计划期增加供给的货币量=基期流通的货币量（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货币流通速度增减率）。这个公式也是简单明了的。例如计划年度规定经济增长率为10%，预期物价上涨率为5%，则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就是15%。需要商榷的是：①经济增长率按什么指标计算？一般主张按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也有同志主张按商品销售总额。②对物价上涨率如何预期或掌握？一种意见是水涨船高，在防止多发钞票的前提下，服从于物价可能上涨的幅度；一种意见是通过对货币发行量的掌握，争取少发一些钞票，把物价上涨率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③怎样计算货币流通速度？一种意见是凭实证经验推测，当前是递减的，例如每年为-1%；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根据货币的发行回笼过程即“归行速度”来计算，例如货币工资每月发放一次，农副产品每年收购两次，其他也加权，每年平均约8～10次，则是一个常数。

同时必须指出，这个公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是对通货膨胀的“认可”。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多少，货币发行也要增加多少；尤其是以报告期为基数，转入计划期，更有推波助澜之嫌。我们认为，应当修改为：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有控制的物价上涨率（有限通货膨胀率），以体现反通货膨胀的目标要求。

三、当前货币流通的基本态势及其因果

根据上述货币流通的理论和计算公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我国近几年来货币流通的基本态势，大体上如表16-1所示。

表16-1

表16-1的统计数字中，货币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之差，超过零售物价上涨率较多，是由于几个原因：①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般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列出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要反映经济增长率，必须有所修正，例如平均+0．5%。②没有扣除由于经济货币化和物价上升所吸收的货币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递减因素。③沉淀货币日益增多，无法作出估算。④货币超量增长引起物价上涨，有一个滞后期（时差），不反映在当年。

但是，总的可以看出，近几年货币确是发行过多，供给量超过了需求量。有的同志计算，货币流通的超量累积，1980～1983年在50亿～70亿元之间，占上年货币流通量的10%～20%；1984～1987年后达到235亿～370亿元，占上年货币流通量的35%左右；1988年估算近700亿元，超过上年货币流通量的45%。^[8]

货币的超量发行，使货币供给量或流通量超过货币实际需求量，就是通货膨胀。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总的是反映了社会商品总需求超过社会商品总供给。但是，从货币发行和流通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最主要的是除了经济发行外，还有财政发行。经济发行是根据经济增长而按比例地添加的货币流通量，不是通货膨胀；财政发行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与经济增长脱节，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多，才是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往往如影随形。通货膨胀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但是，在我们的用语中，不能把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混为一谈。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而物价上涨还有其他非货币原因，例如成本上升、结构失衡、汇率下降或进口涨价等，不同于投资失控、工资失控所导致的货币供求缺口。严格而论，所谓“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等用语，是不够确切的，不如改称“成本推进型的物价上涨”为宜。这也是我们在运用某些公式计算货币流通和物价涨跌时所以会出现一定误差的附加缘故。

四、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信用化，拟订和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已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有的同志主张以稳定币值为单一目标，有的同志主张以发展经济和稳定币值为双重目际，有的同志主张和西方一样以发展经济、稳定币值、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为多重目标。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必须促进经济发展，否则是消极的；而从当前来看，近期的货币政策又必须把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和反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果强调双重或多重目标，不仅会冲淡反通货膨胀的努力，还有可能在发展经济的借口下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其实，这些目标是统一的，稳定币值和稳定物价、稳定市场乃是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其他目标才有条件。这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至于所谓“超量发行有益”或“通货膨胀无害”的论点，至少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9]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近几年来各方面的献计献策颇多。归纳一下，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紧缩发行，二是组织回笼，从而达到投放适度、流通适量和货币供求的基本平衡。具体来说，下述对策可供选择：

1．实行货币政策的立法化和程序化。当前货币发行的混乱，来自于发行权的分散和模糊，也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对它负责，甚至各级地方党政机关都有权指令银行贷款，导致货币的超计划出笼。有的同志建议，能否把货币发行权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的货币发行方案要经过人大讨论通过，按照程序立法，并监督其执行。这是值得考虑的，还没有发觉它会带来什么弊端。

2．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和领导、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其主要职责是：掌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保持货币稳定。中央银行的这些职责和权力，任何部门、单位和官员不得插手干预。这样，如果货币发行出了问题，中央银行就该承担不容推卸的责任。当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层组织还有从事一般银行业务的，应当逐步摆脱，不再参与与人争利的信贷活动，在宏观调控中超然独立。

3．割断财政和货币发行之间的脐带。货币的过量发行，主要是由于存在超经济的财政发行，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割断这种关系，杜绝财政发行，才能关住通货膨胀的闸门，避免一旦放开就不可收拾的被动局面。当然，近期内还不能完全消灭财政赤字，那要靠其他办法例如发行政府债券等来解决，不再成为货币发行的大漏卮。

4．建立计划指导和货币政策的联系。本着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特别在当前双轨制的情况下，既不能离开计划指导谈货币发行，又不能在计划指导中忽视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能否这样理解：计划规定的宏观目标是拟订货币政策的具体根据，货币政策则是实现计划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此前提下，就有条件组织信贷计划和货币发行计划与包括投资、工资、采购等在内的生产、建设、流通等计划的衔接。计划与货币的联系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内含之一，决不是各行其是的两张皮。

5．控制再贷款，完善准备金制度。贷款是货币发行的重要渠道，必须适当管理，例如实行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指令化、期限化，防止贷款的自流和失控。与此有关的准备金制度是货币调节的重要手段，必须逐步完善，例如规定只有中央银行的债务验证才能作为准备金，并按照存款的流动性程度来规定上缴比例，对超额准备金给以高利率，等等。

6．加强现金管理，搞好对公存款。近几年的货币流失，与现金管理的放松有关，甚至发生某些金融机构以放松现金管理作为拉客户、争存款的优惠条件等怪现象，必须迅速制止。同时，要加强银行的现代化建设，改革结算工作，更新结算工具，推广支票结算和汇票业务，扭转大量使用现金做生意和钞票“放在包里、别在腰里”的原始交易方式，把搞好对公存款作为减少发行、组织回笼不可缺少的措施。

7．大力组织货币回笼。针对通货膨胀的现状，在货币收支难以平衡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多种办法来大力组织货币回笼，进而缩小和消灭货币赤字。除了增加有效供给和发行金融债券等常规对策外，不少同志先后建议出售部分住房，拍卖和出租少数不宜于国营的小型工商企业等，还是不妨一试的。

8．区别对待，紧中有活。以上侧重于紧缩发行，但绝不是越紧越好，见钱皆收，而必须注意有一个“度”。这就要求在控制货币发行总量的时候不搞“一刀切”，做到区别对待，有压有保，以利于增加有效供给，调整产业结构。当前要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但对流动资金则不能管得过死，应当网开一面，紧中有活，实现反通货膨胀的“软着陆”。

此外，调整利率、扩大储蓄等，都是实行货币政策的相关措施。

实行货币政策，属于间接调控，需要有健全的传导机制。这在当前还不完全具备，亟待逐步培植。这个传导机制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银行内部；第二层次进入金融体系；第三层次与整个宏观体系相对接。这可表述如下：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流通→通过金融市场运行→与其他经济政策相配合→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因此，就第一、二层次看，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密切结合、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开的。

第三节　防止信用膨胀和搞活资金融通

一、信用制度是一柄双刃剑

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从市场化到货币化、信用化的演进过程。商品形成市场，市场需要货币。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中，逐步出现信用，即货币的借贷活动或以偿还为条件的赊销、预付等活动。这既是货币的储藏职能和支付职能的延伸和转化，又是商品和货币对流在时间上的错开和倒置。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流行实物信贷，是最原始的信用，与货币无关。信用，作为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范畴，不是某个社会所特有的。最古老的信用形式是高利贷信用。《周礼》有关借贷的记载：“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出现多种形式的货币借贷活动，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和民间信用等。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信用的价值运动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是借贷资本的活动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以银行业的发展为依托，形成一套完整的信用工具、信用组织、信用法规和信用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信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其特点是以国家银行为主体，以银行信贷（信用贷款）为主要形式。通过银行信贷，起着集聚和分配资金的作用，是国家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和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杠杆。我国在过去，银行信贷着重于为工商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包括农副产品采购资金，并为农业提供生产建设的垫付资金（农贷），也有赊销、预付等形式。这主要是对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企业之间的横向信用是有限的，民间信用则是秘密的。

表16-2(www.chuimin.cn)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

10年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货币化和信用化，信用制度在我国得到迅猛的成长和发展。

（一）国家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扩大

表16-2说明：信贷资金的增长速度很快，一般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各项存款，尤其是城乡储蓄存款，而银行自有资金所占比重是递降的。此外，资金来源还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和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负债，其数额6年来分别增长2．7倍和2．6倍。

表1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

（二）上述信贷资金运用的结构有了变化

表16-3说明：各项贷款约占资金来源即资金运用的90%，其增长速度也很快；在贷款方面和结构上，以商业（不包括物资）居首位，但所占比重从60%左右下降到40%左右；固定资产贷款从无到有，属于新兴信贷项目，6年间增长14．5倍，所占比重也急剧上升。此外，农业贷款虽有增长，1987年年末为686亿元，仅占7．6%；财政借款有所控制，1987年年末为515亿元，占5．7%。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对个体工商户的少量贷款。

（三）国家银行以外的信用活动逐步开展

如果说，国家银行的信贷属于计划经济；那么，国家银行以外的信贷活动则具有市场属性，成为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除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有所扩大外，企业之间的横向信用逐步发展，特别是社会集资异军突起，民间借贷屡劝不止。连同国库券的发行属于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民间信用也都是应有尽有，并出现了少量的消费信用（为消费者提供的贷款，包括耐用消费品的赊销和住宅的分期付款等）。

针对上述趋向，人们对货币、金融的观念也有更新。例如：货币政策的调控重点不限于货币——现金，还要延伸为信用——信贷，并扩大为信用（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逐步形成“大金融”观点，也不限于国家银行，还要把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及其活动都纳入视野。

信用制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信用制度搞活了资金融通，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最有效的运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拿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不运用信贷，只靠自有资金，其经营规模就是有限的；从全社会看，如果不运用信贷，资金融通限于现金，整个经济活动也就有限了。通俗地说，信用的功能是把死钱变活钱，零钱变整钱，小钱变大钱，短钱变长钱，未来的钱变现实的钱，暂时未用于消费的钱先变为用于生产建设的钱。它使资金的需求和供给相对接，保证了资金循环运动的实现。同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银行通过信贷，在掌握资金集聚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掌握资金的分配投向，在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信用制度的积极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对信用制度掌握不当，也会带来消极后果。信用制度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资金的“放大”，就是一个钱当几个钱用。这是好事，但是必须有一个“度”。超过了“度”，形成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那就不好了。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信用扩张（Credit）的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繁荣阶段，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采取使信用规模放大、货币发放增多以适应于经济扩张对货币需求的一种货币政策。信用膨胀（Credit）一词首先见之于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通货膨胀的评论，后来用作指信用扩张超过客观需求的另一种不正常的信用现象。衡量的标准，主要看银行提供的贷款及其形成的社会购买力有没有相应的商品（物资）供给作为保证。信用膨胀，其实是社会需求膨胀的信用反映。我国的信用膨胀，一般不表现为对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尤其是农副产品采购的贷款是否多了，因为那是有商品保证的，而主要表现为对固定资产的贷款超过了“度”。所以，过去信用膨胀并不严重（主要来自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透支和对亏损企业的垫支以及某些无法偿还的农贷）。后来，适当开办固定资产贷款是可行的，过多了却会出问题。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前还贷，进一步刺激了信贷需求，是导致信用膨胀的重要原因。

二、搞活资金融通，培育金融市场

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紧密联系，形成资金的流动或融通，简称金融。其内容和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和深化。除了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外，还包括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交易和保险、信托等业务，广义的更包括外汇收支和黄金买卖。金融是商品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产物，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促进了金融体系的成熟，形成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命脉的金融资本，并走向国际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要求发展金融事业。在传统的指令计划模式下，金融活动由国家银行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资金的融通（资金的动员、集聚和分配、使用等）基本上受国家计划的支配和监督，不存在金融市场或资金市场。这有利于把资金投向重点产业，但是也存在着资金融通不够灵活、资金分配不够协调、资金使用不够高效等弊端，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金融改革的目标也是市场取向，在传统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金融与金融市场相结合，而不是单一的金融市场化。这样，既能搞活资金融通，又能加强对金融的调节和控制，做到合理分配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培育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相匹配的金融市场是搞活资金融通的必要一招。过去，计划金融只是纵向的资金分配，即使实行“钱随物走”，终因排斥企业、个人之间的横向金融和直接金融，不可能把它搞活，并与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行自主的优化组合。特别是随着社会财富和资金的积累，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增加了，原来单一的金融渠道和金融形式已经不再适应各方面的资金供求状况，开拓金融市场更显示其必要性。通过金融市场，使供求双方直接见面，公平竞争，才能促进资金使用的合理和讲究效益。另一方面，针对资金融通的规模扩大及其多样化、复杂化，仅靠指令计划实行直接控制，单一的调节主体（国家银行）面对越来越众多的调节对象（资金）和调节客体（企业），难免心劳力绌，挂一漏万，事与愿违。建立金融市场，转向计划指导和间接控制，其实是执简御繁，事半而功倍。正确认识培育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消除把资金市场与资本主义画等号、把金融市场与金融投机混为一谈以及把金融市场与宏观控制对立起来的种种偏见，才能树立为搞活金融而深化金融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10年改革使我国的金融市场重新萌生和开始发育。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脱离实际条件，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模式，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不少同志认为，培育金融市场要分先后、有步骤。例如：先搞拆借、贴现等短期的货币市场，再搞债券、股票等长期的资本市场；先搞证券不上市的一级市场，后搞证券交易的二级市场；先搞国内的金融市场，待有条件将来搞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等。在我国当前条件下，还有社会集资市场、民间借贷市场，都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虽然带有原始色彩。进行上述改革，一般要经过试点，认真总结，有区别地稳步推广。同时要注意，与其他改革一样，试点都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尤其是金融改革，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独立环境，不容易确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观测指标，加上我国之大与区域发展之不平衡，点的成功不等于面的可行，切忌一哄而起。

金融改革的实践已经积累了若干正反两面的经验。例如：①在传统的金融体制的基础上培育金融市场，一定要与原有的货币管理和信用管理等体制相衔接。不是另起炉灶。②引进一种新的金融工具，一定要重视由此可能引起传导机制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原有的金融政策。③金融市场的成长，一定要从开始起就有计划指导，不是先让它成为自由市场，然后设法纳入宏观控制的轨道。④培育金融市场不仅是放开各种金融活动，一定要同时做好建设金融市场、组织金融市场和管理金融市场的细致工作。⑤金融市场的培育不是孤立的，一定要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同步进行，共同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⑥在当前治理整顿阶段，开拓金融市场一定要有利于控制信用规模、控制金融成本，做到活而不乱、活而不膨胀。虽然金融市场的完善要有一个长期过程，但是它的每一点进展都会把资金融通逐步搞活，最终走向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三、当前金融领域的若干特异现象的解析

1984年年末开始的经济过热，经过几年未能实现“软着陆”，导致包括信用膨胀在内的通货膨胀，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治理整顿的对策。经过治理整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89年上半年，全国货币信贷的运行比较平稳。尽管在某时某地出现过现金投放过多和抢购挤兑之风，但对整个金融局势并未造成大的冲击。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巨幅增加，银行信贷增长速度则有回落，基本上刹住了货币发行超量的趋向。

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在此过程中，金融领域发生了若干不正常的特异现象，有的至今仍然潜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隐忧。

“社会集资”。这本来是直接融资的一种形式。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这种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以外的“储蓄—投资”转化渠道，为开辟长期的金融市场探索着另一条道路。但是在1988年全面紧缩银根后，社会集资风起云涌，盛况空前。其特点是：规模大，遍及工厂、商店甚至非经济单位，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亿元；集资主体不限于企业，有的是市、县和乡政府，靠行政权力来推动集资，有一定的强制性，有的近乎变相摊派；目的在于克服资金困难，某种程度上是对紧缩政策的反弹。有的同志认为，这有利于保护生产和流通，增加有效供给，并把消费基金引向生产建设，促进资产的股份化。但是从后果看：一是挖了银行的储蓄存款，真正动员了社会游资和手存现金的不过20%～30%；二是无论债券或股票，固定利率很高，一般年息达30%，最终必然是增加企业成本，扩大消费基金；三是除有一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外，相当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并且脱离计划指导，不免是重复建设，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看来，对社会集资不能全盘否定，但要加强管理，控制其规模，当前主要用于流动资金，今后作为投资，要引向“瓶颈”产业。^[10]

“体外循环”。这是指资金脱离银行系统进行周转。具体做法是：部分国营、集体企业和其他单位的现金收入不存放银行，相互之间的货币收支大量地使用现金，超过现金管理的规定范围；多数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不在银行开户，或者开了户而在买卖中采取现金交易，经常发现有的人腰缠万贯外出采购；社会集资和民间借贷，有的也属于这类。造成“体外循环”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由于银行结算手段落后，为了方便而脱离其结算体系；有的是怕“露富”；有的是用于不正当的开支。有的同志认为，这也是直接融资，搞得较活。不容忽视的是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弊端：一是扩大银行的货币发行，增加货币流通量，“放虎出笼”；二是资金使用有盲目性，不受宏观控制和计划指导；三是助长了投机倒卖、偷税漏税和其他不正之风。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加强现金管理，无论对企业或个体户都要进行教育和监督；另一方面要改进银行的结算方法，为用户提供优良服务。^[11]

“债务链”。这是指企业彼此之间相互拖欠严重，难以清偿，使资金流通受阻。根据银行掌握资料，1989年3月底，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总额达1085亿元，其中应付货款508亿元，应收货款576亿元。不在银行统计范围内的，或许更多。云烟是云南财政的摇钱树，现在烟厂欠人10亿元，人欠25亿元，使收购烟叶没有钱；东北一个产粮县，别人拖欠粮食款1．7亿元，使全县农业银行都关门停业。“债务链”拖得企业精疲力竭，拖得整个金融活动步履蹒跚。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投资积压，成为“半拉子”工程；有的是由于产品滞销，不得不借债度日；有的是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已是资不抵债，无法清偿；有的是由于缺乏清理手段，企业束手无策，也就“债多不愁”了。如何解开这个死结？目前的办法之一是由银行拿出部分“启动资金”，首先清理一些“三角债”，做到“贷一点，清一串”。^[12]

“白条子”。这是在1988年收购农副产品时出现的，粮食部门和供销社拿不出现金，就打“白条子”给农民，引起农民不满，影响了发展粮棉生产的积极性。问题后来解决了，今后有可能避免再犯。但是，它也告诉我们：农副产品上市有强烈的季节性，收购需要发行大量货币，能否有所调节。有的同志建议，每年发行一次短期的国家债券或银行债券，以调剂货币的发放和回笼，防止季节之间周期性的大出大进。

以上这些特异现象，总的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反映了我国当前金融活动、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中的某种矛盾和问题，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正视它，从中摸出若干规律，进而制定切合实际的信用政策和金融政策。

四、金融政策的理论思考和对策探索

包括信用在内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是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的放大。这在我国是一项新事物，在理论上和对策上都有不少盲点。应当吸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做法，更应当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思考和对策探索。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开辟金融市场，发展横向融资和直接融资，都与几十年来传统的金融理论有抵触，也与传统的金融体制有冲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很多问题亟待研究。

1．在宏观经济控制体系中，怎样看待金融机制的地位和作用？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再生产的按比例扩大，都与以货币表现的资金流量、流向密切有关；各部门、行业、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商品交换为内容，以资金融通为形式，体现着实物和价值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融机制和财政机制一起，成为整个宏观经济调控制体系的中枢，类似于人身的循环系统。金融形势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离开了它，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就不可能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完善金融机制和制定金融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选择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模式？与整个经济体制一样，可以粗分为计划经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三类。传统的是“计划金融”，也是旧的僵化体制的组成部分，属于改革的对象。有的同志提出“市场金融”，或者叫做金融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可行。这不仅是由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不发达，完全靠它自发调节是不够的，并且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即资金公有制为主体，更具备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自觉控制的有利条件。在计划指导下实行金融调节，将显示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优越性。

3．社会主义金融政策承担什么调节任务？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相比，共同之处表现为都是调节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的工具，进而实现资金供求的基本平衡。针对我国经济的短缺特征，金融政策把控制需求作为重点是长期的。这不排斥也要促进供给。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年代，仍要警惕和防止自觉或不自觉地扩大需求，陷入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的泥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金融政策很少承担调整结构的任务，而在发展中的我国，通过信贷等手段调节投资分配方向，始终是重要的。金融政策，同时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翼。

4．社会主义的金融调节工具，与西方国家有何异同？有的同志以美国为参照系，建议移植联邦储备银行常用的三大调节工具：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准备金制度。这当然是值得借鉴的。但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久，传导机制很不完备，完全仿效并不可取。除了这些间接调控工具外，我们还要运用直接调控工具，特别是国家银行的信贷，应当成为金融调节和货币调节的重要指标。这种信贷，既有通过金融市场自主发放的，又有根据国家信贷计划发放的。这又表明，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不应当是完全自发的、自由的市场，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并有国家银行参与调节的市场。

5．要不要实行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这是针对当前金融市场的稚幼状态而言的。能否作出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应当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例如不能停留于当前债券和股票不分而实际上类似于“集资证”的水平，分清债券和股票的不同性质并选择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应当照顾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承认有一个成长过程，允许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步提高。即使在今后，还可能保留若干不发达的胎记，也不该一概认为是不规范。重要的是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在改革中逐步健全金融立法，包括《银行法》和《债券法》、《股票法》等以及有关条例，与金融市场的发育一起走向完善。

6．社会主义的金融机构有何特色？多数西方国家也有国家银行或准国家银行，是金融市场的调节主体。我国更要发挥国家银行的主体作用。但是同时，还要实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不仅在中央银行之外有若干专业银行和保险、信托等组织，并且也还有集体的信用合作社等（经济区允许外资银行从事指定的业务）。这些专业银行要实行企业化，有自主经营权，基层行可以试行承包。这样，有利于搞活金融市场，并通过公平竞争和自我约束，提高金融效益。

7．作为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怎样处理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这确实是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的又一特色。西方国家有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主要靠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尤其是中型国家更是一竿子到底。但是我国，不仅幅员广大，各地情况迥异，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具有不同梯度的区域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实行分层调控，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下，由各地的人民银行分、支行面对区域金融市场，就近调控，因地制宜，要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排斥“切块法”，但要防止因争基数而导致信贷扩张或信用膨胀。

第四节　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一、建立货币金融和财政的联动机制

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两大手段或两大工具。两者的调控对象都是价值量即资金。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在宏观调控的运行操作中必须协调配合。所谓综合财政（包括预算内外，广义的预算外包括信贷）或宏观金融（指整个资金融通，包括财政预算），就是这个意思。不言而喻，两者之间协调配合得好，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调控质量的必要条件；相反，则会使调控发生混乱甚至出现逆调控冲击。在调控体系从针对资源分配和产品供给为主逐步转向需求管理为主时，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地位上升、作用增强。这不限于宏观调控。并且对微观基础的再构造和经济参数、市场参数的校正，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成为模式转换的重要环节。

根据货币金融活动和财政收支的有机联系，建立两者的联动机制，在经济界是一个热的而不是新的话题。最早在提出这个话题时，曾经有过“大财政、小银行”还是“小财政、大银行”的争论。其实，这两大工具都是围绕国家的宏观目标，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进行调控，分工有别，功能有异，而不是什么谁大谁小、孰高孰低的排主次、争座位。有的同志认为，这至少是方法论的“走火入邪”。应当看到，两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都是全面的或多方面的，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是，就其直接功能而言，货币金融政策着重于流通领域，主要是通过货币的发行和资金的融通来施加影响；财政政策着重于分配领域，主要是通过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来施加影响。前者直接、间接地参与金融市场，后者基本上是借助于国家权力，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也各有侧重。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始终以直接调控为主，而货币金融政策却有一个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过程。

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1）调控的基本任务，从资源分配和产品供给转向需求管理，这在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为了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由于难以对总供给进行直接调控，调控的重点是对总需求，这在两者也是一致的。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防止总需求的膨胀和大起大落，显得更加重要，应当成为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的、长期的调控目标。（2）调控的具体任务，除了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外，还有供求结构的调整和平衡。这在两者也是一致的，同时不无区别。不难看出，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也承担着任务，表现为收支平衡、不打赤字等，但毕竟是局部的、有限的，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低到20%以下的今天；然而，在财政政策中运用预算、税收、补贴、公债等经济杠杆，包括还有相当部分用于基础产业和非经济事业的投资，对结构调控会起到较大的作用。相对而言，货币金融政策在供求控制和总量平衡上所起的作用要大一些，而在结构调节上，由于当前价格扭曲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制约，其功能是不完全的。（3）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归根到底，要求货币收支、信贷收支和财政收支的各自平衡和相互平衡即整个资金供求的平衡。过去，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而出现赤字，靠向银行透支，导致货币收支的不平衡，今后不能再犯；同样，如果信贷收支有缺口，希望向财政拨款，在当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做到的。

这不排斥从长远看，在金融和财政各自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相互之间有所替换，例如以财政结余增加信贷基金，或以银行购买公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总之，金融和财政的分别平衡是总量平衡的基础，总量平衡是各自平衡的前提，两者之间又有相互替换的关系，如图16-1所示。

图16-1

其中PP′线是财政和信贷资金的供给边界；a、b是供给边界线上的任何一点，反映信贷支出和财政支出的相互替换和消长；c是资金供给紧缩点，d是资金供给膨胀点。但是，这不意味着只要财政、信贷的总量平衡，就能忽视各自的分别平衡；更要注意防止两者都打缺口，共同造成总量的极不平衡。

建立货币金融和财政的联动机制，并不否定必须实行不同资金的分口管理。过去，把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捆在一起，弊端很多，集中表现为“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钞票”，把货币发行作为填补预算收支和信贷收支缺口的最终手段。对不同资金实行分口管理，使货币发行与财政、信贷脱钩，又不等于完全切断三者之间的联系，而是把三者之间的行政联系变为经济联系即借贷关系，必须有借有还，独立核算。这样，既能保证宏观的管住管好，又能保持应有的灵活性，在综合平衡中做到有紧有松，宽严相济。

二、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几种不同组合

前面谈过掌握货币政策的紧和松的问题。把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其组合情况就更加复杂，大体上有四种：双紧（货币金融和财政都紧），双松（两者都松），一紧一松（前者紧、后者松）和一松一紧（前者松、后者紧）。我们应当选择哪种组合？

从前10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实践看，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的是双松政策。这表现为财政有赤字，信贷有赤字，货币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其后果，大家已经清楚，形成了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失衡并助长了流通领域的混乱，必须实行治理整顿。痛定思痛，大家懂得，在我国这种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双松政策如火上添油，是不行的；今天不行，今后相当长期内也不行。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当前应当实行货币紧缩、财政放松的紧松搭配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为了避免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经济萎缩，财政应采取减税增支的放松政策，这实际上是在稳定总量中实行结构分配的重新配置。具体做法是：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水平，使货币供给增长率得到基本稳定，物价趋于稳定，并吸收国内游资和国外资金；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农副产品价格补贴、对企业减税和加速固定资产折旧，以促进经济的短期增长，并抵补可能的生产萎缩。^[13]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生大额的财政赤字，因此，要迅速建立公债市场，把财政调控推向市场来解决，无需增发货币。我们认为，这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不仅是“以债代税”，挖东墙补西墙，寅年吃了卯年粮，并且还增加补贴，加速折旧，扩大了需求，这将进一步加重对货币发行的压力，不可能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政策，与美国里根时代的一面财政放松有赤字，一面提高利率以收紧银根，何其相似乃尔。但是，中国不同于美国，如果财政因放松而出现较大赤字，就无法用其他办法给以弥补了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当采取“中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有紧有松，表现为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结余，或者略有赤字；信贷收支基本平衡，货币投放既有经济发行，又有财政发行。这是因为我国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突出地表现在结构不平衡上，不能简单地采取紧缩或扩张措施。^[14]这些同志主张“软着陆”、“慢刹车”，防止“一刀切”、“推平头”，似有可取之处。但是，这些同志也承认供求总量不平衡，但仅着眼于结构的不平衡，于是对策模糊，“有紧有松”的结果到底是紧是松、谁紧谁松就不明确了，是无法执行的。

排除上述两种有代表性的设想，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整治的要求，剩下的结论是应当实行双紧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实现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双紧的标准：一是财政量入为出，力争基本平衡（少量赤字靠发行公债，不牵动货币发行）；二是信贷基本平衡，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也基本平衡。在这过程中，才能逐步理顺财政和货币、信贷、金融的关系。

治理整顿以来，其实就是实行双紧政策，并已取得明显成效。有的同志认为，双紧就是“一刀切”，那是误解。还有的同志认为，全面紧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深化改革，那也是误解。紧是前提，在此前提下，当然要区别对待，做到紧中有松、紧中有活。例如对工业要紧，对农业要松一些；对“长线”要紧，对“短线”要松一些；对基建要紧，对技改要松一些；对传统产品要紧，对新兴产业要松一些；等等。这些松，服从于总体的紧。相反，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不紧，使需求失控、供求失衡，整个经济环境趋紧，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们说紧是长期方针，并不否定在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后，可以考虑适当放松。198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商品的严重积压，据统计，库存总额已达1500亿元，既有煤和钢材等生产资料，又有纺织、食品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市场问题凌驾于能源问题和资金问题之上，社会零售商品增长率屈居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之下。不少同志认为，如效益滑坡不制止，滞胀阴影难澄清。但是，适当放松哪一头呢？看来，在财政赤字不扩大的前提下，货币政策适当放松是可行的。这是因为，财政政策的刚性强，收入增长难，支出减少也难；而货币政策的弹性大，操作灵活，时效也快。要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传递机制不健全以及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程序的条件下，必须防止随机干预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滥用和失误。但是从长远看，只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把货币供给和资金融通搞活一些，肯定是利多弊少或利大于弊的。

三、资金运行中的三个难解之谜

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以资金运行为对象的宏观调控手段。我们应当采取双紧政策，而几年来实际上奉行的是双松政策。它给资金运行带来的后果是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某些矛盾，成为金融工作面临的难解之谜。

1．总的资金供给不足与固定资产投资战线过长的矛盾。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供给不足，不能适应各方面建设的需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却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近几年更表现为预算外投资越来越多，越压越多。究竟是钱少了，还是钱多了？明明有钱，为何不用？这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结果。在“投资饥渴症”的驱使下，投资安排多了，缺乏物资保证，表现为战线过长；这不是真的钱多，而是钱用过了头，才出现上述假象。其实，投资战线过长，其中一部分投资来源没有也不可能真的落实，只是虚张声势的纸上谈兵。这既是货币、信贷超量发放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投资战线过长，长在计划，而计划的执行总是难以完成的，存在一大批“胡子工程”，既缺料，又缺钱，严重地妨碍投资的及时发挥效益。解铃还靠系铃人，关键在于实施从紧的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并使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与物资平衡统一起来，促成整个经济环境的逐步走向宽松。同时，要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把投资体制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最好把投资体制纳入金融体制而同步改革。近几年来，投资主体和投资来源多样化，投资决策分散化，而投资体制基本上还是对预算内靠指令计划，对预算外束手无策。有的同志建议，无论预算内外，统一由银行管理；财政拨款，也要变为有偿投资，从投资规模商投资方向、投资结构，都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协调。在建立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后，可望根治“投资饥渴症”，资金“过剩”的迷雾是会消失的。

2．整个投资战线过长与“瓶颈”产业投资不足的矛盾。在投资战线过长的喧哗中，如予以分析，所有产业并不是一般高，而是属于“长线”的加工工业、下游工业和楼堂馆所过长，属于“短线”的农业、能源、原材料、运输、邮电、科教文化等产业却过短。为什么投资不流向需求最大的“瓶颈”产业，而挤到重复建设的死胡同里去呢？这种投资流向扭曲现象，不仅表明计划调节乏力或市场调节有误，并且正是价格扭曲的反射。本来，下游工业等属于快变量，基础产业属于慢变量，后者对投资的吸引力弱，需要行政推动，多由国家举办。加上长期以来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偏低，投资的比较效益也偏低，使大量资金流向收益大、见效快的加工工业，造成盲目发展。投资战线过长，长就长在这里。端正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理所当然地成为货币金融政策比财政政策更重要、更艰巨的工作。这不仅要有明确的金融产业政策，并体现在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的运用上，而且还有赖于改革价格机制以理顺价格体系、校正价格导向。这样，把投资引向“瓶颈”产业，就有可能在保持合理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进而调整产业结构，使“长线”缩短、“短线”放长，进而供需平衡、环境宽松。

3．通货、信用膨胀与工商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当前，在需求仍然偏大、货币仍然偏多的情况下，所有工商企业几乎都感到流动资金短缺；特别是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日子难过，有的已经影响正常生产，甚至原料购不进、工资发不出。所谓膨胀的通货和信用，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金融体制中多种病灶的综合反映，使资金运行出现了断层。长期以来，在重基建、轻生产的思想指导下，不顾流动资金要与固定资产相适应、要与生产增长相适应的常识，始终只作缺口安排，后来干脆把包袱甩给银行。近几年来，由于生产发展、原料短缺和价格上涨，流动资金的需求急剧扩大，成为牵动信贷和货币扩大发行不可抗拒的压力。在治理整顿中，信贷和货币发行有所紧缩，但是对经济效益差和经营困难大的企业无法回收，只能落在效益较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头上。最近，市场趋软，这是治理整顿的成绩；但是，导致了商品滞销、积压增多，流动资金的弦有绷裂的危险。看来，在货币金融政策中不能丝毫忽视流动资金这一块，应当放在优先于固定资金的位置。给我们的启示是：货币管理不仅主要是需求管理，同时也是供给管理，因此，在压缩需求时要防止影响供给，必须区别对待，不能一松俱松、一紧俱紧。这关系到提高整个资金的融通效率，并是保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应有之义。

四、稳定金融有赖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发挥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目标在于稳定金融，为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创造宏观条件。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有赖于放眼全局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完成这个任务，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走上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继续贯彻治理整顿的期间，货币金融政策从紧掌握的指导思想不能动摇。当前的经济困难不是暂时的，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克服这个困难，也要花几年工夫，不能急于求成，那会引起强烈反弹。可以预计，坚持治理整顿的方针，我国货币发行将能转入正常，金融市场也将有所成长。

在这期间，金融领域同样要进行治理整顿，要清理各种金融性的公司和有关金融业务的公司，并加强金融业的行政管理和稽核。要在金融界处理腐败，整饬纪律，树立廉洁奉公和知法守法的良好作风。要逐步健全金融法规，建立社会主义金融新秩序。

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还要调整、充实、提高各种金融机构，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政府和银行的关系、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专业银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银行和财政的关系、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等等。专业银行要按照金融活动的特点，逐步实行企业化。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是相辅相成的，这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主客观环境，同时也要通过改革来推进治理整顿。金融体制的改革，内容丰富，包括银行体制的改革、货币体制的改革、信用体制的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改革、流动资金体制的改革以及短期、长期金融市场的培育等，都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相互配套，有步骤地推进。

金融体制的改革，还要与其他有关体制的改革相结合，特别是：①与企业体制改革相结合，使企业有活力，能在资金运用上自主经营，并对货币金融政策作出灵敏的反应。②与市场体制改革相结合，使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一起发育，相互衔接。③与宏观体制改革相结合，成为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有力手段。这些改革不可能很快完成，但是应当争取年年有进展，并在完成治理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最终实现传统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的转换。

【注释】

[1]《晋书·食货志》。

[2]参见《全国金融战略研讨会综述》，《经济学动态》1989年第2期。

[3]《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333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4页。

[5]凯恩斯把货币的需求领域归纳为：（1）交易需求，指一切涉及商品交换所需的货币，主要由国民收入决定；（2）流动性偏好需求，指公私各类机动基金；（3）投机需求，指各类用于金融市场交易的货币。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9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2页。

[8]郭克莎：《怎样看待货币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

[9]曾经有人认为，这种论点来自西方经济学。固然，某些国家70年代以来实行过赤字政策，但也应明确，那是在“涨价”和“失业”两害之间相权取其轻。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公开主张这种论点的经济学家。政界人士也多以反通货膨胀为标榜，虽然他们只能满足于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而无法消灭它。

[10]参见詹向阳：《论社会集资与稳定金融》，《经济学动态》1989年第5期。

[11]参见江月辉、于敏：《资金“体外循环”的浅析与对策》，《财经问题研究》1989年第7期。

[12]参见姜波：《惊人的债务链》，《经济日报》1989年8月30日。

[13]参见吴少新、许文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现实思考》，《财贸经济》1989年第9期。

[14]参见陈文林：《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效应》，《财政研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