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和反周期对策：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

第九章　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对策

第一节　选择经济增长率的历史经验

在经济政策目标选择中，经济增长率高低历来是有争论的问题，选择的结果往往会影响到多元化政策目标的合理配组。这里，我们想通过历史经验总结，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索确定经济增长率的规范性理论。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关于经济增长率的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被认为是我国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但就是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曾经两度发生波折，并且为此进行过如何选择的争论。

我国在1950～1952年这3年里，经济增长极其迅速，但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的恢复性高增长。到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时，恢复性的增长潜力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但人们仍旧想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就用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来刺激经济。1953年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了51%，以生产生产资料为主的重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7%，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轻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7%，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3．1%。这样安排的结果使得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供应的紧张。那时候公私经济并存，国营商业承担着平抑市场物价和通过加工订货对私营工业进行改造的任务，而国营商业本身力量并不雄厚，收购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当时安排过于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动用了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近20亿元，而这笔财政结余存在银行里，早已贷放给国营商业。动用财政结余减少了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就要大量收回商业贷款。商业部门因为要归还银行贷款，就提出要加强经济核算制，少占用流动资金，为此压缩了国营商业库存，减少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把一部分市场让给了私营商业特别是私营批发商，从而使得私营商业获得了大量的流通利润，被称作是“难忘的1953年”；而国营商业则出现了“核算制、泻肚子、转弯子”，这样便从国营商业的退让中发现了基建规模过大的问题，立即采取措施纠正，把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压缩，年度计划执行结果财政收支还平衡有余，使银行能腾出力量来支持国营商业，恢复了让出的批发商业阵地。

第二次波折发生在1956年。当时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评了“小脚女人”，也批评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右倾保守思想”。于是，各级领导怕当“小脚女人”，急于求成的思想很自然地被鼓动起来，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把基本建设投资盘子、增加职工工资盘子、增放农业贷款盘子都搞大了，形成了“三管齐下”的局面，使得当年的财政预算出现18．3亿元的赤字，冲击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一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58%，而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生产增长为40%，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较上年增长37%，而提供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增长为20%，农业产值增长5%。应该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都是不低的，但仍然承担不了“三管齐下”的压力，使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出现了紧张，市场上商品脱销，物价波动；生产企业因原材料供应紧张而不能均衡生产，基建中建设周期拉长，投资效果下降。

对于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波折，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由于当时经济学家不能够对经济政策发表议论，不同认识的争论是在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的。当时，周恩来认为是冒进了。他说：“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1]陈云总结了“一五”期间特别是1956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同国力（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观点，并且提出要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所能负担界限的危险。他认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商品物资供需平衡以及上述三个平衡之间的协调，作为制约建设同国力平衡的基本方法。这是在总结两次失误基础上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成果。基于上述认识，在1957年进行了小调整，原来各地提出基本建设盘子比1956年大得多，经过调整削减，1957年的基本建设拨款比1956年减少16亿元，对职工工资和职工人数也实行了控制。周恩来说：“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2]

但是，上述观点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遭到批评。毛泽东强调指出，一提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个政治问题，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在成都会议上把1957年的经济调整说成是冒退，是“马鞍形”。会议报告评论物资供需的关系时说：“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多一点的时候，恰恰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都松了劲的时候。而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少一点的时候，也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不足的物资就能够很快地多起来。”^[3]

二、“大跃进”的教训

继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之后，1958年5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肯定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说这标志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并说现在从中央到各级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们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他要求每个山头、村落、每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并作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①

批反冒进，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在经济工作中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加以当时推行“两本账”的计划方法，各级都把上级下达的期成数作为必成数，又另定更高的期成数，层层加码，计划指标越定越高，唯意志论泛滥。1958年年初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原来提出农业总产值较上年增长6．1%；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增长13．9%，其中钢产量为624万吨，增长19．2%；基本建设投资为145亿元，增长17．8%。以后却提出了钢产量当年翻番的号召，于是各行各业不敢落后，都提出要翻番，基本建设投资当然也随之而翻番。所以，追逐高经济增长率的结果必然是投资膨胀。195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从年初计划的145亿元到当年末实际执行结果达269亿元，1959年再上升到349亿元，1960年再上升到388亿元。当时财政上竭尽全力供应资金，甚至允许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银行敞开口子供应贷款，强调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贷，甚至送贷款上门，这样就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总需求膨胀。从账面上看，那时年年有财政结余，实际上企业并没有那么多利润，是以银行贷款来上缴的。后来清理各种“水分”，冲减了几百亿元国有资产，财政收支也从平衡调整为连续3年有赤字，赤字数额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为81．8亿元。

“大跃进”的目标是追逐经济的高增长，但突进破坏了经济运行所必须保持的比例关系，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的大跃退，结果使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6%，其中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3．8%，农业生产平均每年还递减4．3%。“大跃进”、“大上马”之后，接着是被迫实行“大紧缩”、“大调整”、“大下马”，给我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对于“大跃进”的唯意志论，在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提出不同意见便遭到打击，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以后，言路堵塞，直到1961年面临山穷水尽时才转过弯子来。1961年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措施：①压基建，下积累。1961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60年压缩2/3，1962年又比1961年下降一半，施工项目砍了70%。随着基建投资压缩，积累率也相应下降。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所占比例，1960年为39．6%，1961年下降到19．2%，1962年又下降到10．4%。②按照保留骨干企业的原则，对“大跃进”中一哄而起的小型地方工业进行了“关、停、并、转”。1960年年末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达到9．6万个，在1961年和1962年这2年里减少4．3万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在1959年年末达到21．96万个，经过调整恢复到1957年的11万个。随着企业关停和基建下马，前后动员2000万职工从城市回到农村。③“大跃进”中热衷于追求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严重挤压简单再生产，致使许多生产企业设备失修，带病运转，破坏了一部分老企业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调整中，下狠心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上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有剩余再供应基本建设单位搞扩大再生产。这样做有利于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使下降的生产能力逐渐得到恢复。④坚决清理财政收入中的虚假数字，搞清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实际状况。经过清理，核销了积压在仓库的大批无用物资，报损了那些被“平调”走而又无法收回的资金和物资，退赔了“平调”农民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物资和资金，经核销的资金达数百亿元。这样做既弄清了损失，揭开了财政信贷假平衡的谜底，也落实了国力，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安排。⑤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把原来下放到地方的权力上收，取消了计划工作中层层搞“两本账”的做法，严禁计划层层加码，严禁挪用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设和财政性开支。这样做就把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扩张冲动和高指标作了有效的限制，克服了“大跃进”中滋生的资金分配的混乱状态。通过这些措施，自觉地把失调的比例逐步调整过来。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但这些代价和损失是追逐过高的经济增长率造成的，而不是由调整造成的。

三、在经济徘徊停滞的“文革十年”中也出现需求膨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政治上动乱的10年，也是经济上停滞徘徊的10年。当时在全国性的动乱中，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遭到破坏，然而仍然产生了高积累和需求膨胀。这是因为当时又把“大跃进”鼓吹为正确路线重新肯定，把1961年后进行的经济调整说成是“右倾路线”横加否定；鼓吹基本建设只能上马，不能下马；基本建设战线只能拉长，不能缩短。这样又刺激起扩张冲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指标定得越高越好，基本建设规模越大越好，积累率越高越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大跃进”期间鼓吹的颇相类似，唯意志论再度猖獗。谁发表不同意见，便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三反分子”，所以尽管当时的群众组织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分裂成两派，但都是以“左”自豪。在管理松弛、秩序混乱、效益低下、财力枯竭的状况下，仍然提出一串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例如在1970年提出大干3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江南九省煤炭基本自给；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苏，跃居世界第一位；提出1975年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生产能力达到5000万吨，发电能力超过英国和联邦德国，轻工业产值要求翻一番。高指标使得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196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86亿元，1970年猛增到29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58．6%。1969年的积累率为23．2%，1970年猛升到32．9%，1971年又上升到34．1%。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三个突破”，即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紧张。

周恩来在1971年12月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进行调整，注意解决。但这个指示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1972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而当年粮食统购量只有792亿斤，只好靠进口粮食和挖库存弥补，粮食供销出了“窟窿”，货币发行也达到了最大警戒线，这才不得不压缩高指标，把“四五”计划原定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2．8%下调为7．7%，再次把从农村招进城来的职工遣返农村，减少500万吃商品粮的人口，并对工业企业进行整顿。但是，整顿工作没有进行多久，又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回潮”的口号下夭折，高指标又再度抬头。不过，这时并没有力量去实现高指标。所以，这10年总的特点是在经济徘徊停滞下的高指标和总需求膨胀，经济增长不快，而10年中平均积累率则高达32．7%，高积累的代价是职工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652元下降为1976年的605元，人民生活越来越困苦，票证越发越多，物资缺口越来越大。而且在这段期间片面强调“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降低非生产性积累比重，压缩住宅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和工矿区的自来水、民用电、公共交通、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用设施都十分紧张，这些“欠账”给以后的经济建设带来沉重负担。

四、1977年以来的扩张冲动和治理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但是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指标越高越好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1978～2000年的设想，提出到20世纪末，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实现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主要产品生产工艺现代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在“五五”期间建设30个大电站、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120个左右的大型项目，8年新增采油能力1．34亿吨，天然气210亿立方米。为了实现“新的大跃进”，企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大规模引进来实现工业现代化，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仅1978年就和国外签订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在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其中约占成交额的一半是在1978年12月20日到年底的10天内抢签的，不少项目既没有经过技术经济论证，也没有经过计划综合平衡。这样高的指标和这样大规模的设备引进，使得原来早已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失调。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78年的积累率高达36．5%，市场上供应紧张，整个社会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经济效益下降，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4．3%。

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使人们摆脱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束缚，开动脑筋探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1979年的计划作了重大修改，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从原定增长10%～12%调整为8%，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维持上年水平，但停缓建一批工程，缩短了战线，使当年建成投产项目超过了计划；调整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加快了轻工业发展；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及其内部结构；调整了原油和原煤的生产。1979年和1980年的调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并没有切实压下来，两年里连续出现数额巨大的财政赤字，所以在1981年又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六五”计划提出了“保四争五”的方针，提出从1981～1985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这种降低增长指标的做法曾经缓和了人们的扩张冲动，基本建设规模一度得到控制，重点建设一度得到加强，经济结构一度有所好转，经济效益一度有所提高。

但是，“保四争五”及以后提出的“保七争八”的方针并没有认真得到贯彻，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一度降低之后，在1984年又达到16．3%，1985年则达到21．4%，1986年调整降低到11．7%，而1987年又回升为17．7%，1988年前三季度仍旧是高增长，以至在1988年四季度后又不得不进行调整，不得不降低增长速度。

五、历史经验的启示——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对待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历史经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是不放弃对高速度的追求，认为建设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头等大事，追求高的增长速度是首要的奋斗目标。尽管一次又一次地撞了墙，吃了苦头，仍旧认为这是方法上的失误，仍不断地为追求高速度寻找理论根据，先说搞不搞高速度是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争论，后说这是高水平基础上平衡和低水平基础上平衡的争论，再说这是增加有效供给的客观要求，于是使过度扩张和过旺需求在新的理论表现下再一次重演。另一种认识是从中得到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启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是要求尽快发展我国的经济，但这应当从较长的一段时期看，而不应当从一两年或三四年的短期看；短期突进式的高速度会造成经济波动，从长期看速度并不高。刘国光和王向明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指出：“最高的速度不一定是最好的速度”，最优的速度“从短期来看不一定是最高的，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持久的稳定的高速度”。所以，正确处理比例和速度关系应着眼于取得最优比例下的最优速度，舍此而去追求一般的、抽象的甚至不具备这种内容的所谓高速度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4]

我国追求突进式的高速度一次又一次碰了钉子，这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坚持适度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避免经济发展中的起伏波动。从长期的一个又一个经济循环过程来看，这样做社会经济效益是最好的，从而可以在更多的净产出中提出更多的数额作为积累再投回到生产过程中去，促进经济的发展，获得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从长期看，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将会是最高的速度。所以，适度增长不是追求短期突进的高速度，而是追求长期的、确有实效的高速度。

第二节　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选择

保持适度增长和稳定增长是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但怎样来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呢？对此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按经验数据进行选择和设置“框框”进行制约

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增长率选择的操作中，主要以上年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作为基数，再参考实际执行中的状况加以调整，在各个方面都绷得很紧时，定计划盘子便打低一些；当比较宽松还有潜力可挖时，定计划盘子便打高一些。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论证，但如何进行调整基本上是由决策者的经验作出判断的。决策者的判断大体上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上年实绩对决策者的影响。在采用经验法选择经济增长率时，首先影响决策者思考的是上年的实绩即基数。如果把上年基数假设为P，把对上年基数的判断假设为P1，把下年增长率的选择假设为t，那么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状况。如果认为上年实绩中仍有着相当大的潜力，增长余地还很大，那么就会形成P＜P1＜t，从而加快下年的增长速度；如果认为上年实绩正合适，则会形成P=P1=t，从而在下年维持上年的增长速度；如果认为上年实绩已经过了头，使下年的持续增长有困难，则会形成P＞P1＞t，从而在下年降低增长速度。由于在判断上年实绩时通常都认为还有潜力可挖，这就有可能助长快了还要求加快的倾向。

把上年实绩作为基数再加挖潜这种计划方法，是层层作为任务部署下达的，这就很难避免层层加码的倾向，也很难避免产生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当一级又一级被压上超过上年实绩的担子时，由于经济增长率是一种产出指标，而投入产出关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所以强调产出增长速度却不考察投入状况时，便会助长争投资、上项目保证产出的倾向，使得社会总需求的膨胀难以抑制。

2．运行状况对决策者的影响。在对上年实绩进行判断时，主要的参照系是经济运行的松紧，出现过分紧张有可能降低下年经济增长率，而相对宽松则可能鼓励提高下年增长率。但运行状况也有可能出现某种假象，例如冻结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制造通货膨胀率不高的假象，定量配给可能形成供需并不紧张的假象，物资超储积压常常发生在物资供应紧张、供需缺口拉大的时候。这些假象有可能诱导决策者作出乐观的判断。再加上决策者早已习惯于经济运行的紧张，认为虽然紧张也终于实现了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就很不容易下决心把速度降下来。

其实，经济运行的紧张常常会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下降。这表现为基本建设战线超过了物资供应可能，便会延长建设工期，提高建设成本，降低建设项目交付使用率；生产企业之间争抢有限的资源，也常常出现效益高的老厂吃不饱，效益差的新厂还在上，把有限的资源作了最差的利用。这样，表面上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了一些，社会效益却下降很多，从长远发展看反而是不利的。

3．产业结构是优化还是劣化，对决策者判断的影响。一个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的环境，有可能鼓励决策者作出在上年实绩基础上加快发展的判断；反之，结构劣化往往能促使决策者下决心进行调整。应该指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往往是一个经济周期从低谷走向回升的重要条件，这有我国几次经济调整的经验可资证明。但决策者有时候也会倾向于一面维持高增长率，一面进行结构调整，不承认在总量失衡时难以把经济结构调整合理，这样就会受上年实绩的约束而不去减缓增长速度。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凭经验数据选择发展速度，对上年实绩是调整提高速度还是减缓速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从理性判断的要求来说，由于经济增长率的选择在政府政策目标选择中具有牵动其他目标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增长率高了会冲击其他目标，破坏稳定增长，因而能维持平稳的适度增长更有利于长期发展。但是，要求决策者作出理性判断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决策者受到的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要比理论家多得多，行为短期化的非理性判断也常常会出现，这是不能够用个人的好大喜功来概括的。所以，在凭经验数据进行经济增长率选择时，有必要设置“框框”来加以限制。

从我国的实践来说，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框框”制约，主要是反冒进时陈云提出的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者既要各自平衡，又要统一平衡的制约方法。通过三大平衡，可以避免出现建设规模超越国力的情况。由于三大平衡中最主要的是财政平衡的制约，被称作“财政框框”。使用“财政框框”这个词本来是主张高增长论者对财政平衡的贬抑，但是在实践中证明这是对追求高增长的有效制约方法，反而被肯定下来，认为对上年增长基数的调整必须要受“财政框框”的制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轻纺工业，农业丰歉对财政收入增减有相当大影响，“财政框框”制约这种年度平衡方法仍旧会因为农业起伏波动影响经济起伏波动。但从我国多年的实践看，被财政框住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适当，财政框不住时也正是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候，所以“财政框框”在制约过热增长中还是很重要的。

二、合理安排国民收入积累、消费比例，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经济增长过热的高速度是要由高积累来支持的，但每年的国民收入有一定数量，用于积累的多了，用于消费的就要减少，所以要合理安排国民收入的积累、消费比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陈云在1982年春节谈话时说，国家只有那么多钱，如何安排，要有计划。人们的生活要改善，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了，但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建设要搞，又多不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我国过去出现积累、消费比例关系失调，都是由于增长过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计划安排的国民收入分配总量超过了总量，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本来从国民收入最终使用讲是不会出现超分配的，抽象掉存量变化和国际收支等方面因素，国民收入的最终使用总量必然和创造总量相等；但是从国民收入分配讲还是会出现超分配的，超分配的结果或者是挖了库存，或者是出现短缺，或者是通过物价上涨使总供需相适应。而在千方百计保建设投资状况下，又往往是积累挤了消费，在最终使用上表现为积累率猛升，消费率猛降。因此，保持积累、消费合理比例乃是制约经济过热倾向，使总需求和总供给相适应的重要手段，是对适度增长率作出选择的重要依据。积累、消费比例的安排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据有些经济学家收集国际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证明积累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低时其积累率总是比较低的，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提高积累率。这是因为人的消费水平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最低界限，尽管在初始资金积累阶段往往把个人消费压到生理的最低限，可供积累的量仍很有限。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美元左右时，积累率一般都在20%以下。我国条件与此不尽相同，但也不能过分提高积累率。经济起飞要有一段积蓄力量的助跑阶段，在条件尚未成熟时通过国家的政治动员力量强行提高积累率，硬搞起飞，弄得不好会从空中摔下来。

2．剩余产品率对积累率的制约以及储蓄率和积累率的联系。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是经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后在最终使用中形成的。在分配和再分配中，剩余产品率的高低，基本上决定了积累率的高低。再由于剩余产品即社会纯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于社会消费，所以积累率通常低于剩余产品率。如果用m代表剩余产品，m/x代表剩余产品中用于社会消费的部分，那么积累率S便由下述公式决定：

上述积累率的计算，舍象掉了城乡居民储蓄用于积累的部分，过去城乡居民收入有限，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1，舍象未尝不可。近些年来，职工农民收入增长，余钱多了，储蓄存款日渐增多，如果把储蓄假设为V/Y，那么上述公式要修改为：

3．国民收入实物构成比例及其对积累、消费比例的制约。积累和消费比例，不可能由人们的主观意愿任意变动，还要受到国民收入实物构成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比例的制约。如果用S代表积累率，U代表消费率，P代表社会总产品，P1代表生产资料生产，P2代表消费资料生产，那么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要考虑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由于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不可能骤然改变，因此在安排基本建设增长规模时要同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相适应，在安排社会购买力增长规模时要同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相适应。当然，产业结构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这需要通过投资方向变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因而仍不可能逾越这一制约。

4．加速增长的条件。前面分析的几项因素，都表明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率以维持匀速增长比较适宜，但决策者总是想加快发展速度，实现加速增长，这就需要探讨实现加速增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是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决策者通常采取的态度是“为了未来而牺牲眼前”，用提高积累率的办法加快发展速度，这就需要探讨牺牲短期利益的限度。为此，波兰的卡莱茨基提出了“政府决策曲线”的概念。假设国民收入增长率为r，资本产出增长率为K，生产性投资增长率为1/Y，因各种改善而增加的国民收入增长系数为u，折旧系数为a，那么增长公式便是：

决策者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通常采取的是增加投资、提高生产性投资率i的办法，而投资率提高程度要受到其他变量的限制，这就从公式（1）演化为公式（2）：

增加投资以后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加速增长，主要在于就业增长率β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α提高了，使得国民收入增长率r提高，表现为公式（3）：

为了提高r，就得提高i0。如图9-1所示，当在数量型外延型发展模式中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到OL，那么i就得从OA提高到OM；i的提高意味着消费的相对减少，这是为加速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假设要把增长率从r提高到r+Δr，积累率也必须提高Δi，则消费必须减少：Δi/（1-i）。因此，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获得的净利益为：。其中，ω是一个系数，它反映消费者对于减少短期消费的反对程度，i和i0间的差距越大，ω就越高，即ω是i的增函数，其公式为。要使反对的阻抗减到最小，要求上述公式相减的值为0，也就是，表明这是正常的；如果相减后出现负数，表明过多地牺牲了短期消费，就会遭到阻力和反对，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所以，在加速经济增长时除了受到技术进步、资源供给、外贸规模等方面的限制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费阻抗的限制。这就是说，决策者想“为了未来而牺牲眼前”时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够为增长而增长，应当把生活水平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对此可以利用“政府决策曲线”进行分析。如图9-2所示，这个图的上半部分反映经济增长中各种变量的相互关系，下半部分的横轴为i的变动率，纵轴为Δr/Δi即经济增长率增量和投资率增量的比例。直线BN在下半图上对应的是水平线B′N′，B′N′与i轴的距离为1/K，等于直线BN的斜率，这表明Δr/Δi的大小由方程决定；曲线D′K′表示的是，ω（i）是增函数，分母（1-i）随i提高而减小，所以也是增函数。曲线D′K′向上倾斜，与B′N′线相交于P′点。当积累率i的数值低于P′点时意味着利大于弊，即，所以生产性积累率的数值不能够超过O′Q′，因为超过后就意味着弊大于利了。“政府政策曲线”表明，决策者想提高积累率、加速经济增长时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在“决策曲线”很陡地向上倾斜时，表明过分提高积累率后引起了消费恶化和效益下降。卡莱茨基正是通过一系列计量公式，证明了循着“政府决策曲线”控制增长速度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必要性。

图9-1

图9-2

三、按照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目标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应该看到，产生经济过热倾向的主观愿望，是想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工业化程度来赶上发达国家，其理论实质是经济增长第一、经济追踪第一。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则很少为决策者所想到，浮在表层的如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公、政治腐败和贪污风行等已经引起普遍不满的现象是不得不承认了，处于深层的如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加剧了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教育滞后、道德沦丧等，则还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1958年喧嚣一时的“只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唯增长论，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还可以见到其痕迹。

其实，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近些年来发展经济学的成就，正是表现在从理论上否定了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否定了不切实际地追踪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肯定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把经济增长第一转到了重视全面发展，由此来对比我国40年来的状况，增长过热的弊病便看得更清楚了：前30年为生产而生产，经济增长率虽高而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近10年虽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发展模式未变，追求高增长率依然如故，总量失衡使得双轨制中的矛盾更加尖锐，“官倒”盛行，拜金主义抬头，政治腐败，社会分配不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弊端，发展中国家靠贿赂和关系润滑经济运行的弊端，再一次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这引起人们思考我国能不能单纯地为增长而增长，能不能只顾生产力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忽视平等、文化、教育、民主；同时，也引起人们思考在我国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

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相互一致的方面，但是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要以破坏社会全面发展作为代价，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以经济增长作为补偿的，从长期来说又会迟缓经济的发展。因此，从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考虑，要避免出现有损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象，当出现教育滞后、分配不公、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等现象时，宁肯让经济增长速度慢些，也要尽力制止这种坏现象，尽量避免出现“恶性增长”。现在我国所患的病症，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高增长上，把高增长中所出现的问题都留到经济发达以后再去解决，有可能把小病拖成大病，使小洞变成大洞。这就需要把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目标，需要为此而控制经济增长。显然，从社会全面发展角度考虑，要比从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分配比例考虑的角度要宽广，对适度经济增长率的要求应该更紧、更严。

经济增长率应当多高才算适度，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在把上面所述的适度增长率的选择方法加以归纳，可以看到在经验数据的平均值中有着一个可供选择的区间。这时候，有助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有助于提高效益降低资本系数的，有助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应该作为考虑的重要方面。由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往往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往往使人们难以抗拒增加投资、加快发展的压力，这就更加需要清醒地看到加速增长的限制条件，看到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出现增长过热。

第三节　“供给略大于需求”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反周期对策

前面我们讨论了只有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从长期来看是确有实效的高速增长。但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只是一种愿望、一种目标，要把它变成为现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国的政府文件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实现健康、稳定的增长，还曾经具体地把“保四争五”、“保七争八”作为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然而，提出的适度增长指标在实际执行中不止一次地被冲破，有的认为这是计划编制中求稳而出现的“计划低、实绩高”，有的认为这是计划编制留有余地使各级都有产可超、有奖可分造成的，有的认为超过计划增长速度是微观经济活力增强的好现象。这些原因分析可能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适度经济增长如“保四争五”、“保七争八”等目标只不过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的表面文章，随时可以冲破，也就没有什么适度增长，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还是避免不了。因此，要把适度增长和稳定增长从口头的变为现实的，需要执行有效的反周期对策。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反周期对策呢？现代宏观经济学对于反周期作过多方面的理论讨论和提出过多种政策建议，但那都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当生产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因为需求不足而出现销售危机，使经济增长停滞乃至出现负增长。反周期主要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提起低谷，熨平周期。社会主义经济与此相反，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因为存在着普遍的扩张冲动。追求高速度造成需求过旺，过旺的需求受到资源约束，使增长速度掉下来，所以反周期主要是抑制需求，控制速度，避免增长过猛的高峰，把周期熨平。也正因为这样，就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提出相应的反周期理论。

一、创造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宽松环境

近些年来，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出在经济发展中要创造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宽松环境。^[5]由于这个论点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论证的重点是说明要形成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才有利于竞争的开展，才有利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措施的推进。但这个论点的核心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触及如何保持适度增长和如何进行反周期的理论问题。

所谓“供给略大于需求”，是通过国家的宏观分配计划控制需求的总量分配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控制国家需求，因而它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如某些同志所理解的只有等待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形成新的微观基础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对总需求膨胀加以控制。而且，“供给略大于需求”主要是在因追求高速度而造成市场需求过旺时的对策，是在经济上升期采取的措施，因而它是能够抑制过快的增长势头和熨平周期的。

有的同志不同意“供给略大于需求”的论点，说“这是因为，略大于需求的供给表现为市场上出现增多的存货，企业的销售量将因市场存货增多而减少，从而企业不得不使生产量有某种程度的收缩，结果社会总产量将下降，即经济增长率会下降。”^[6]这里对发展趋势的理解有着微妙的区别，因为“供给略大于需求”是在社会总产量不断增长时抑制需求，它只是阻滞经济增长势头，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量绝对下降和经济增长率绝对下降。由这种理解的微妙区别而引起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认为高经济增长率总比低经济增长率好，对于快了还要求更快的趋势用不着抑制，这就只能听凭自然发展，不能够采取反周期对策；而我们则认为抑制需求、控制速度、避免高峰，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所必需的，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熨平周期的反周期对策的精髓所在。

有的同志不同意“供给略大于需求”的论点，但并未正面进行争论，而是说“宽松环境”一类提法，并不是经济学语言，而是带有渲染性的口号，把它塞到经济学中来（更不用说是作为分类的标准）至少是不严谨的。^[7]其实“宽松环境”是对比于“短缺经济”而言的，是指社会总供给略大于社会总需求的市场环境状况，它把经济学语言与形象的比喻结合起来，已为中国经济学界所习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方针也正是这个意思。何况就在这篇反对使用“环境”之类语言的文章里，却在别的段落里说道：“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处置失当，造成人心急剧动荡，严重恶化了改革的环境。”这似乎又放弃了作者所致力的经济学语言的纯洁性。当然，实际的分歧并不在这里，作者的意图所在实际在于否定抑制需求的反周期对策，只不过回避了堂堂正正的论争罢了。

还有的同志认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的出现，只能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在改革之前所能创造的条件；在此之前削减需求的结果同时也使供给减少下来，供给仍旧不会大于需求。这种论点的实质是认为社会总需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不可能调控，买方市场不可能出现。实际上社会总需求中属于国家需求的部分是能够由国家加以调控的，我国经济发展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买方市场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实践中，企业面对略大于需求的供给，并不是立即削减生产，而是在压力下改善质量，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压倒竞争对手，提高本企业的市场覆盖率，在竞争压力下使企业发扬进取精神。我国近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之一便是把改革和发展搞成“两张皮”，因经济增长过热而使改革的环境恶化。提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对策，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不急于求成，不贪多求快，正是使改革和发展相协调，避免因追求速度而造成经济发展起伏波动，实际经济效益比较好，想办一些事情的回旋余地也比较大，而这正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留有后备，保持必要的相对的生产过剩

“供给略大于需求”，意味着存在某种程度的生产过剩，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这里面已经包含着经济危机的萌芽或者酵母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早就指出，固定资本的价值逐年转移到新产品上，固定资本的补偿基金不断积累，而固定资本实物形态的替换更新，却是在一定时期后才进行，因而会产生当年形成的补偿基金大于或者小于当年固定资本更新所需基金的不平衡现象，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不能避免的一个内在因素。马克思还指出：“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8]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必需的相对的过剩生产，正是指“供给略大于需求”。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生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操作中是通过建立后备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使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人们的计划要符合客观实际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把储存后备作为“控制器”，在农业丰收、生产增长和财源充裕的时候，适当地多留一些后备，做到丰年不奢，遇到农业歉收、生产下降、对外贸易出现变动和发生战争等意外事件时，可以应付自如。可见，留有后备形成“相对的生产过剩”，有利于平缓经济增长中的起伏波动。^[9]

社会主义经济通常被认为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因此，留有后备这种相对生产过剩便更加必要。它不仅是在总量上克服资源约束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在构成上克服资源约束所必需的。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10]正因为这样，社会产品构成上的供需失衡是会经常发生的，而形成必要的资源后备这种相对过剩可以在资源有余时收储，供给不足时投放，扼此注彼，缓解构成上的资源约束，实现稳定增长。除了物资后备之外，外汇结余也是一种后备形式。外汇结余意味着出口大于进口，这是压缩国内需求而不减少供给的可操作的途径。外汇可以随时转化为物资，灵活性大，多攒点外汇后备对于稳定增长是很有必要的。建立物资后备和外汇后备要有相应的资金来源，其或者来自财政专项拨付储备资金，或者来自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占用。而一旦动用物资后备和外汇后备，也要相应地分配购买这些物资的资金，并相应地收回财政拨付或银行贷款的储备资金，从而做到资金运动和物资运动相协调，把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市场调节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抑制需求是否抑制了有效供给的增长

通过“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对策来抑制需求，可以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得到控制。然而，不论对增长速度是采用总产值指标还是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不论在计算方法上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还是采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增长速度的增减总是意味着有效供给的增减。因此，我国经济学界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应当压低的，因为我国是一个供给不足型的国家，对有效供给不应当抑制，因而对需求也不应当抑制。对于这种论点，要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从动态来考察，总供给是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相应变动的，不过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随着经济领域中滞存的生产要素如设备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劳动力、土地等的利用程度差异，对于总需求的增长会呈现不同的反应。下面的图9-3便是在不同条件下总需求增加所引起的总供给的不同变化。

图9-3

在图9-3中，Y指供给的增加，P指物价上升或短缺扩大，AS指总供给曲线。图9-3（A）所表示的是随着需求增加，刺激供给相应增加，其条件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生产要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体属于这种状况。图9-3（B）所表示的是需求增加丝毫不能刺激供给增加，只会导致短缺扩大或物价直线上升，其条件是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利用已经达到极限，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我国“大跃进”后期，即1960年时接近这种状态。图9-3（C）是前（A）和（B）的结合，前期是扩大需求刺激供给的相应增长，后期则受到资源约束不能刺激供给增加，使短缺扩大或使物价上升。但这种绝对的状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而是呈现为图9-3（D）；在前期表现为扩大需求刺激供给增长，但也引起轻微的物价上升和短缺；后期则供给增长有限，而物价上升和短缺扩大接近垂直线。我国每一次进行经济调整都是由于出现了图9-3（D）的后期的状况。

图9-3的分析表明，总需求对总供给的推动状况，取决于生产领域中是否存在着生产要素的滞存以及滞存的程度。在对滞存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国民经济中未被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生产能力总是有的，所以要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如能源、交通、原材料部门是否还有潜力。如果存在着“瓶颈”，那就要受到“瓶颈”部门的制约，也就是经济工作中通常说的“短线”制约。二是我国经济中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通常都不把它作为一项制约条件，但由于我国劳动工资是刚性的，劳动力供需变化不会引起工资率的升降，而只会引起工资总额的增减，扩大需求刺激经济所带动的就业率上升，便会带来城市粮食供应和消费品供应等一系列问题，也会出现资源约束。有的同志忽视这两点，看到国民经济中还有生产能力闲置，看到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在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总是据此而得出总需求不足的判断，在经济已经过热时仍旧建议扩大需求，殊不知由此会因判断失误而引起对策失误。(www.chuimin.cn)

采取“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对策，在于避免因扩大需求而把经济引向过热，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对策主要是针对靠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增加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增长的通常做法。通常增加1亿元的工业产值需要增加1．5亿元的投资乃至更多的投资，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伴随着更高的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所以，经济增长虽然意味着有效供给的增加，但需求会增加得更快，供需缺口会不断扩大，这样，因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便会引起短缺扩大和通货膨胀加剧，这时候压低速度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高的工业增长速度是靠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取得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必要去压低，因而我们不直接采用“压低速度”的提法，而采用“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提法。

第四节　投资利用效率曲线反映的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

采取“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对策，在短期里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期看将提高投资实际效果，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一、同样的高增长出现了不同的实际效果

从1953～198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从表面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并不亚于日本、南朝鲜、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巴西、阿根廷等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常常把高增长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日本咄咄逼人的势头已经威胁着美国，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已为世人瞩目，而我国在经济上仍处于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100位之后，人们正在为“球籍”问题而忧心如焚大声疾呼。经济发展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效果的明显差异，似乎很难令人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的底子薄，起点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南朝鲜的起点比我国更低。朝鲜战争结束时，中立国观察委员会报告说：“这个国家灭亡了，没有任何生息，许多城市都已成为一片废墟。”^[11]美国作家乔恩·沃罗诺夫描绘当时的状况说：“战争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制造业设备几乎损失了一半，40%的私人住宅和20%的学校遭到破坏，农业生产中断了，稻田和水渠都被毁坏，人力损失也很严重，100多万人死伤，失踪，还有几百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的生产指数骤然跌到只有1949年的50%。”南北两个朝鲜的对峙，“意味着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要供养庞大的现役军队，负担巨额的军事开支。”“人们很难想象出比这再糟糕的起点了。然而这个起点在南朝鲜最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却常常被人们所遗忘。”^[12]显然，南朝鲜处的是无法令人羡慕的起点，被认为是最不可能成功的地区，直到60年代初期，南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是和我国相接近。南朝鲜在1961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2美元，而我国在1960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有86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时间，名义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接近，而实际效果是南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1988年时已接近4000美元，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相差近10倍。南朝鲜的经济竞争力如造船、电子设备、汽车生产等都远远超过我国，由经济增长引起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如高等教育入学率、每百人拥有病床和医生数、每百人拥有电话数等都有明显差距。这表明，单用起点低难以说明表面上相同的高速增长为什么会在实际效果上有很大的差距。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多，人口增殖率高，经济增长虽快，按人均占有率一除就增长有限了，由此还把人口压力作为必须有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理由。但是，我国的台湾省也是人口高增长地区，198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2‰，1986年为11．0‰，1987年为11．1‰，人口增长速度与大陆相接近；名义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台湾省与内地也大体接近；经济发展的起点，台湾省略高于内地平均数，但并不比江苏、浙江等省高。但是到1987年时，台湾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有5000美元，而内地还不到400美元，相差10余倍。显然，人口增殖率高确实是沉重的负担，但并不能说明同样的人口压力和名义上相近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在内地和台湾省之间会出现那么大的差距。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实际拥有的人均自然资源是相对贫乏的，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快而仍陷于经济不发达的“球籍”苦恼之中。但是，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也极度困难，近几十年来在统计上所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并不比我国高出多少，然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商品竞争力却把我国远远甩在后面。我国和日本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而这种差距显然不是用资源不足所能解释的。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坚持高经济增长率却仍然出现“球籍”问题这个谜，是不能够用起点低、人口增殖率高、资源不足等因素来解释的。这些方面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难点，但都不是陷入“球籍”危机的致命点。从多年的实践看，追求名义上的高增长而导致实际上的低效益，才是我们的致命伤。

二、追求高增长为什么会导致低效益

我国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但我国所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这和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等净产值指标是不一样的。总产值指标包含了转移价值，有重复计算因素，而且高投入、低产出所造成的浪费也作为转移价值被计算为增长速度，这就会有许多水分，造成虚假。据国内外学者推算，我国国民收入若统一采用1980年价格或1952年价格计算，平均的年增长率是在3．9%～6%的范围之内。^[13]这样便不是高速度，而只是中等增长速度。再加上人民币对美元兑换比例的变化，我国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便有比较合理的解释。

但是，仅凭计算只说明名义增长速度虽高，而实际增长速度并不高，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并未作出回答。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患的是高增长过热症，人们看到我国经济中的种种问题，盼着能够早一天好起来，而出路似乎只有高速度。人们提出了高速度的一个又一个理由，认为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目的要求高速度，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求高速度，巩固工农联盟、实现二元经济的转化要求高速度，实现四化、加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要求高速度，解决人口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要求高速度。多年来，这种对高速度的热情追求总是以不同形式反复地表现出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评论道：“在仔细地阅读了有关中国的报告和分析之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你们国家并没有能避免我在本书中称为‘突进’的病症的影响。让我们回想一下‘大跃进’时期，这是‘突进’型强制增长的典型例子。我猜想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中国的计划甚至在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免除这种危险。”^[14]尽管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欲速则不达，证明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提高都不能超过国力可能，但只讲主观愿望、不顾客观可能的倾向，仍然不断地在政策目标的选择上表现出来。

正因为这样，弄清我国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与日本、南朝鲜、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接近，而实际上的差距却在扩大的奥秘所在，是很有必要的。应该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是和谐、稳定的增长率，而是在不断起伏波动后计算出来的平均增长率。我国一直在追求比这个平均数高得多的增长率，遇到挫折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掉下来，最后才得到这个统计计算上的平均数。我们分析实际效果为什么差，不能够忽视这一特点。

第一，过热的对于高增长率的追求，必然会因总量失衡而造成产业结构恶化，导致资源配置效益下降。

近些年来，经济理论界重视了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强调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但也有把结构失衡和总量失衡割裂开来的倾向，只承认产业结构劣化的弊端而不承认总需求过旺有什么缺陷，没有认识到结构失衡除了有自身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追求高增长的总量失衡所引起的。

从经济理论来说，前30年热烈讨论的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问题，与近些年讨论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问题，除了使用的经济学语言有了发展变化之外，所讨论的对象是相同的。当然，前30年中唯意志论猖獗还和自上而下施加政治压力有关。那时候强调算政治账，说什么算经济账就是“算账派”，算账派就是“算消极账”、“算促退账”，说“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结果是越算越糊涂，越算越胆小，越算越没办法。”^[15]说什么算政治账还是算经济账，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最根本的问题”。^[16]说什么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高速度决定一切，有了高速度就不能按比例，按比例就不能高速度。”^[17]那时候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下，根本不去考虑合不合乎比例。近些年来虽然强调了产业结构需要优化，但是散布了一种理论，认为只要产业结构是合理的、优化的，过旺的需求便会刺激经济增长而不会带来弊端。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带有更大的迷惑性，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假设原来的产业结构是优化的，但当总需求膨胀之后，能不能维持原来优化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呢？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过旺的总需求超过了资源供给的可能，这就必然会出现争夺资源的现象，在争夺中处于强劲有力地位的必然会挤掉处于软弱无力地位的，就像抢椅子时胖子会挤掉瘦子一样，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增长。因此，尽管在短期内使得构成总产值指标的工业和农业部门增长上去了，其他部门必然会遭到忽视；在短期内使赢利高的加工工业上去了，基础产业必然会遭到忽视。这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被忽视的部门将会逐渐变成“瓶颈”，优化的产业结构便会逐渐变成劣化的产业结构。这是在总量和结构发生矛盾时不由自主的选择。

我国经济学家曾经对国民收入增长中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进行过测算并作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有的经济学家测算下来甚至是负数，^[18]然而许多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都是正数，有的国家如联邦德国和日本都在10%以上。这说明了我国追求高增长率使得产业结构劣化，导致宏观经济效益下降，是名义增长速度虽快而实际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

第二，过热的对于高增长率的追求，必然会因为频繁的起伏波动，导致实际经济效益不高。

过热的高增长率往往会在短时间里显示出蓬勃向上的势头，前景似乎极好，但过不多久，当把库存和后备吃得差不多之后，便会因资源的硬约束而难以为继，增长速度随之出现滑坡。这种高、低、高的波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翻得越高，跌得越重。

经济发展的起伏波动，会给经济造成损失，波动幅度越大，损失也越大。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波动频繁，而且高峰和低谷的波幅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系数高。把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系数准加以测算比较，其公式为，其中N为样本数，x为各年经济增长率，x軃为x的平均值，。据陈越测算的结果，我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系数为0．1175，而苏联为0．0293，美国为0．0271，日本为0．0420，联邦德国为0．0342，法国为0．0229，英国为0．0230。^[19]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系数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因不稳定而造成的损失也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第三，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加剧资金的紧张。

众所周知，导致经济增长率高低有着多种多样的因素，但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两大因素：一个因素是资金积累，即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必须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并在当年、下一年转化为投资，然后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如果当年的国民收入都吃光用光，全部用于消费，那么下一年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谈不上什么经济增长了。另一个因素是资金利用效率，它不仅指新投入资金的利用，还包括原有资金存量的利用，这实际上是把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善等种种因素综合在内的一项指标。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把上述两个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构筑了哈罗德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多马通过对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的研究，形成了相近的理论并构筑了类似的模型。现在，我们先利用哈罗德增长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率和它的两个因素的关系。^[20]

哈罗德模型考察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储蓄率S，假定国民收入Y 为1000单位，消费850单位，则储蓄量X为150单位，S=X/Y=150/ 1000=15%。第二个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率V，V=K/Y，其中K代表资本存量，Y代表国民收入量或产出量（在哈罗德模型中，V也叫做资本系数或投资系数；在多马模型中这个变量以O来表示，它是V的倒数，称为资本生产率或投资效率）。假定一年增产30单位产品所需要的追加投资为90单位，则V=90/30=3。第三个变量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GW，它是指在S和V为已知时，为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产量增长率。在这里，哈罗德假定资本产出比率V是不变的，因此，资本存量K的增长率ΔX/K=I/K必定等于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ΔY/Y（其中I代表投资，ΔK代表由投资I所引起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量，故I就是ΔK；ΔY代表本年国民收入的增量，Y代表上年国民收入）。因为Gw=ΔY/Y，故Gw=ΔY/Y=I/K=I/Y·Y/K，由于在均衡条件下，投资和储蓄是相等的，故I/Y=X/Y=S。因此，Gw=I/Y·Y/K=S·Y/K，Y/K是V的倒数，从而Gw=S/V。所以，从哈罗德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储蓄率S，都有一个唯一能够实现均衡增长的Gw和它相对应。如果投资不足，形成投资小于储蓄，就会因需求不足而影响经济增长，出现经济的不稳定状态。

主张高投资者按照哈罗德模型推导出积累（投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其实这一推导并不符合哈罗德增长理论的原意。我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过热表现为不断追加投资并不断使积累率（投资率）上升。但是，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经济生活中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因为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超越总供给的总需求膨胀，总供需的缺口会造成资源短缺，必然会出现强制替代、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等状况，紧张的运转使资源运作效益下降；总量失衡必然随之以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益也相应下降；过热的扩张吸收了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工人，社会劳动生产率也随之降低。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设想以高投入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资本系数高达93．8，即要用93．8亿元的投资才能获得1亿元的新增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资本系数1．78增加50倍，结果是欲速而不达，求快反而慢，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我国是一个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采用高投资来加快经济发展，使得资金越来越紧张，而因资金利用率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据张军扩测算的各种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起作用的国际比较，资本因素在各种因素中所占比重，在我国为55．88%，南朝鲜为23．81%，日本为23．84%，美国为19．75%，联邦德国为22．49%。^[21]我国资本因素相当于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1倍以上，这是因为资金利用效率降低的恶性循环很自然地要求更多的资金投入。

我国近些年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许多研究者认为乡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不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有利于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和测算，乡镇企业虽然能够以较少的资金吸收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乡镇企业多数采取的是更加粗放的数量型、外延型的发展方式，从新增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对于资金需求的强度相当高，产出效益相当低，其迅速发展主要靠国家在税收、信贷等多方面的优惠，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相当差。从1980～1986年企业资产额平均每年增加221亿元，而企业自身的留利只有84亿元，其中流动资金年均增加135亿元，而企业自己解决的只有11亿元，只占8．1%，可见乡镇企业对银行、信用社的资金依赖度很高。乡镇企业虽然吸收劳动力较多，但因为采取的是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方式，要求快速增长必然要求有较多的资金支持，这对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就不是减轻压力而是加重压力。所以，只要是靠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增长，那么不论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比例有什么变化，对资金的需求量总是越来越大，资金的短缺程度总是会日益加剧，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高增长的实际经济效益也就越来越差了。

三、投资利用率和投资利用效率曲线

哈罗德模型中的资本产出比率即资本系数V是不变的，因为在其理论假定中资本系数是由生产技术的要求决定的。我们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即新投资的加入会引起资源配置状况的变化，特别是因为新投资是适度还是过量会对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资金存量的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因而判定V是可变的，把V改称为投资利用率，V代表新投资加入后所引起的资本存量利用效率的变化。

当V从不变成为可变时，经济增长率GW与投资率I即资金增量ΔK之间的关系，就从正相关变成为可变的了。这就是说，当投资率I达到投资利用率的临界点之前，投资利用率V会不断提高，呈现正相关关系，从而使经济增长率GW加速，当投资率I达到临界点之后，投资率I越高则投资利用率V越低，呈现负相关关系，从而经济增长率GW呈现减速状态。把这种状况用图形表示便构成投资利用效率曲线。

从图9-4中可以看到，通过增加投资来加快经济增长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制就是投资利用率的临界点S（L），超过这一临界点便会形成负效应。所以，G=S·1/V，^[22]而根据S和1/V的变化关系，需要把S控制在临界点以内，即S≤S（L）。

图9-4　投资利用效率曲线

我国一直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头等大事，把追求高的增长速度作为奋斗目标。我们对于这一最终目标并无异议，我们和某些经济学家的分歧并不是在最终目标上，而是在实现目标的途径或方法上。这是因为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客观上存在着两种途径或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投资利用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通过上述投资利用效率曲线的分析，我们主张后者。

前一途径是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加速经济增长，这是我国多年来采取的惯常做法，但过高的投资率很快达到投资利用的临界点，结果是高投入、低产出，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尽管这一做法从短期来说实现了暂时的总产值高增长，可是因为效益差，投资利用率在降低，要获得同样高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推动，需要更高的投资率。而与此同时，高投入、低产出使得资金利税率下降，使得资金更加紧张。这正是我国资金推动因素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的奥秘所在，也是从长期来看实际增长并不理想的奥秘所在。所以，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加速经济增长这条途径是不可取的，因为由此会形成高投资率——低投资利用率——低资金积累——更高的投资率——更低的投资利用率的恶性循环。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并且不止一次地出现投资利用效率曲线的后半段的情况了。

我们主张采取提高投资利用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投资利用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包括的因素很多，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改善，规模经济效益，劳动者技术提高和素质改善，社会生产合乎比例，企业体制模式与经营机制，都是重要因素，而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控制投资数，把投资增长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范围以内。我国过去属于数量型经济增长，其特点是主要靠扩大投资取得生产增长，通常增加100亿元工业产值需要新增150亿元乃至更多的投资，因而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投资需求的增长超过有效供给的增长，扩大总供需的缺口，使得关系到投资利用效率的各项因素都随之恶化。在这时候，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和压缩投资需求便是同一回事，采取“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对策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从短期看似乎是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可以使投资利用效率逐步得到改善，从而出现：控制投资率——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投资利用效率改善——资金利税率提高——相同的投资率可以有数量更多的投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由此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从长时期看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要实现长期的高速增长，必须把提高投资利用效率放在首位，在实际操作中把发展速度控制住，实行适度增长。

在实际操作中，要把追求高经济增长率的倾向控制住，要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是极其困难的。1985年的调整连续召开四次省长会议，企图采取“软着陆”的温和的控制投资需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方式，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而实际上却是1986年初稍一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的迹象，便又重新起飞。1988年9月因经济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涨过猛，提出了治理整顿；但治理了6个月，投资规模只压缩3%～7%。经济增长速度稍有下降，不少地方便叫了起来。现在有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不搞高经济增长不行，认为必须保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够保住财政收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之后，各级政府连维持吃饭财政都有困难，势必由此而增发票子，加剧通货膨胀。这种看法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例如1988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7%，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负增长，使得财政部门捉襟见肘，安排收支极其困难。但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长时期里维持3%～4%的经济增长率，被认为是稳定的经济繁荣，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率低于10%，便连维持吃饭财政都会发生困难呢？我们不能够因为确是事实，便承认其为合理，而要看到这是一种很不正常、很不合理的情况，这反映了效益的低下，但也正说明高投入、低产出维持高经济增长的路子必须改变，否则会陷入高资金投入、低产出效益、更高资金投入、更低产出效益的怪圈，财政将会更加困难。只有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使之维持在合理水平上，为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创造条件，逐步从数量型、粗放型发展转向效益型、集约型发展，情况才会逐步好起来。

有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不同意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还有一个理由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是有效供给的增长速度，压低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减少有效供给，所以压低速度并不能使供需缺口缩小，只不过使高增长的供需缺口变为低增长的供需缺口，丧失赶超的时机。这个意见确实反映了我国近几年调整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即由于调控方法不当和调控手段失灵，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没有切实压缩下来，反而因为卡紧资金使得企业流动资金很紧，相互拖欠，流通阻滞，影响了生产，使得需求有所减少而有效供给减少得更多，供需缺口反而扩大。但这是调控方法不当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看到，靠内部挖潜取得的经济增长并不需要控制，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挖潜所占比重很小，因而不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就无法把过高的投资率压下来，就无法平衡供需以至转向“供给略大于需求”，就无法提高投资利用效率以转入良性循环。

第五节　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高投资利用效率

一、我国原来实行的是数量型、粗放型发展战略

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和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数量型、粗放型发展战略紧密联系的。这种数量型、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特点表现为：

1．在发展目标上，主要是追求产量、产值的最快增长速度。多年来我们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把速度问题看成是战胜敌人或被敌人战胜的攸关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在方针政策上曾经提出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15年赶超英美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则不止一次地掀起产量、产值翻番的热潮。这种由上而下的追求数量快速增长的发展目标和微观基础中的数量驱动机制相结合，使各级领导机关直至基层企业无不以“提前”、“超额”完成计划指标为“天职”，以取得荣誉和得到升迁的机会，两者相互促进，使得我国经济一直在追求数量指标的跑道上奔驰。

2．在发展途径上，主要通过外延形式实现扩大再生产。这就是说，多年来我国追求数量增长，主要是通过追加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数量，靠增人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取得的。因此，可以称作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数量型的发展目标和外延的粗放的发展途径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生活中畅通无阻地贯彻下去，是因为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使企业可以只讲完成多少任务而不必讲为完成任务付出的代价，不必作投入产出的比较，于是产量、产值成为必须保证实现的，质量和效益则是可问可不问的，加上不存在竞争机制而缺少了转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压力，传统经济体制中由数量驱动引起的强烈的投资冲动，必然以不断扩大生产要素投入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数量驱动型经济体制和数量型、外延型发展战略便互相促进、彼此推动，使得重数量、轻效益，重外延、轻内涵的经济发展特征更加明显和强烈。

3．在发展方式上，主要是采取了倾斜型的发展战略，前30年主要是突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后10年主要是重点发展加工工业。这种做法类似赫尔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是把投资集中于少数产业部门，通过这些部门的较快发展来直接和间接地带动其他部门发展。它不同于纳克斯提出的“平衡增长”，即对多种不同的工业部门大体上同时使用资本，使它们各自为其他工业提供市场。当然，均衡发展并不是绝对排斥有重点地使用资金，而有重点地发展毕竟也是一种倾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重点、没有倾斜的发展，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关键在于倾斜度的掌握。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资源动员能力，很容易造成国民经济中某些部门的畸形发展，倾斜过度，这特别在对外贸易不发达或者虽然发达而调控方向与产业结构不协调时，过分的倾斜往往会危及总体的均衡发展和总体的资源合理配置。

传统的发展战略只适应某些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环境，从正常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它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由于片面追求数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由于热衷于铺新摊子、搞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不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并且使低技术化的落后状况长期持续下去；而产业结构的过分倾斜，则不可能使国民经济协调运转，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益。这种传统的发展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交融在一起，一方面数量型发展战略使传统经济体制难以转轨，另一方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数量扩张冲动又反过来使得发展战略目标决策上的偏差难以扭转，这样就使得它们所起的消极作用呈现“迭加”和“累积”状态，从而加剧了投资需求过旺和经济过热，投资率往往超过临界点而使投资利用效率下降，形成为短缺和通货膨胀并存。

二、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从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开始，指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为生产而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逐步深入到批评片面追求产量、产值的数量增长而忽视经济效益的发展战略，批评了过去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决策领导人也对过去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23]在1980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24]“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25]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由过去的以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到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次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对今后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增加收入、回笼货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增加出口、节约能源、安排劳动力。这从根本上说，不断满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此需要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奋斗”的不合理状况，使重工业转向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会议提出要抓好能源的节约和开发；同时还强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不是依靠建新厂、扩大基建规模，而是依靠发挥现有企业作用，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涵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要下决心把现有企业，尤其是几千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办好，把它们的潜力挖出来，在调整改组的基础上，要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加速企业的技术进步。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指出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降低成本；改革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性能和质量；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综合利用的水平。1982年9月发表的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并且提出在“六五”期间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我国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和经济理论界的讨论，都表明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要切实改变长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做法，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其具体内容包括：①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要从过去常常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没有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就缺乏物质基础，但“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或最高的战略目标，置人民生活于次要地位，则是片面的。②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上，要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因为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会影响经济效益，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先快后慢。③在处理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上，要从过去的片面突出重点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抓重点、促平衡的发展战略。④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过去的一味依靠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外延型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地注意通过企业的整顿、改组和技术改造来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内涵型发展方式。⑤在物力和人力两种资源的开发上，要从过去的只重视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不注意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转变为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资源并重的战略。⑥在对待内外关系的问题上，要从过去的实际上的闭关自守转变为自力更生为主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因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自己所需的一切资源和一切技术，何况我国还存在着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等困难，扩大对外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以上这些方面的转变，将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三、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困难

尽管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转变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困难，有时甚至还有反复。从多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同实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关，而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则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发生作用相连，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目标过高，雄心太大，把各方面绷得太紧，要求过急过热，使得经济发展战略转不过来。当然，从经济计划指标来说定得并不高，似乎没有追求高增长，但实际执行中却是年年都大大超过计划，实际上搞的还是高增长。

1981年和1982年抓了经济调整，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出现了有限的买方市场的势头，经济环境趋于宽松。当时如果继续发展这一势头，把精力放在抓老企业改造和提高经济效益上，也许能够在实际执行中把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贯彻下去。然而，1982年9月提出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200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虽然这个目标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但提高效益并无具体指标而产值翻两番却很具体，各级在贯彻时都算翻番账，算速度，追求产值和攀比速度之风又重新抬头，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又回到靠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老路，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率的状况由此又继续下来了。

198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14．7%、15．2%、13．5%，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达到28．1%，1985年又分别为17．1%、16．8%、13．1%和38．8%。这样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在1985年后多次进行调整，但每次控制投资、压低速度都坚持不下去，追求产值增长的压力又把投资推了上去。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300多亿元，比1984年的1832亿元翻了一番多，于是又不得不进行调整。频繁的过热和调整引起的波动加上投资的小型化、低技术化倾向，再加上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越来越严重，经济效益自然难以提高。一些经济效益指标，如社会劳动生产率、能源利用率、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流动资金利用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资金利润率等，都还比不上1957年及1965年所达到的水平。1981～1987年，物质生产部门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56．6%、57．2%、57．5%、57．1%、57．6%、58．6%、59．6%，工业部门为65．9%、66．5%、66．9%、67．0%、67．4%、68．1%、69．1%。这种物耗逐年上升的趋势，虽然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但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有变化而物耗是降低的，相比之下，不能不说我国经济效益没有改善乃至是越来越差。

总的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没有转变过来，因为在高经济增长率的压力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转变的，形势稍好一些就追求高速度，而高速度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又难以为继，接着就是被迫调整，使整个经济仍陷于不断折腾之中。因此，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唯此方能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唯此方能为消除短缺创造条件。

【注释】

[1]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19页。

[2]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4期。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工作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版，第107页。

[4]参见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5]参见刘国光：《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1期；《再论买方市场》，《财贸经济》1983年第9期；《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6]参见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5页。

[7]参见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

[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

[9]参见许毅、戴园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问题》，《红旗》1963年第9期。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9页。

[11]［美］乔恩·沃罗诺夫：《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2]同①，第6～7页。

[13]参见［美］邹至庄：《中国经济》，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5页。

[14]［匈］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5]《算账里面大有文章》，《解放》1959年第5期。

[16]《两个立场、两个算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17]转引自杨英杰：《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几个重要经济规律》，《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18]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9]同①，第88、89页。

[20]参见宋承光、范家骧：《增长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1页。

[21]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郑文平：《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因素实绩分析》，《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6年第12期。

[22]上述公式按哈罗德模型的推导过程为：经济增长量或国民收入增量ΔY，等于资金增量ΔK除以资金产出比率V，因此，ΔY=ΔK/V=ΔK·1/V；由于资金增量ΔK就是投资率I，故ΔY=I·1/V；由于经济增长率GW=AY/Y，从而

[23]《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24]《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25]同②，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