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宏观经济管理下的实现

第六章　总需求膨胀下的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

讨论需求膨胀要假设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是一个给定量作为前提，讨论供给不足则要假设需求能力和需求水平是一个给定量作为前提。离开需求膨胀来谈供给不足，或离开供给不足来谈需求膨胀，都难以说清问题和两者的关系。然而，需求和供给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方面，需要分别进行讨论，本章就是从两者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这种基本关系出发，来着重探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

第一节　双重体制下的有效供给不足

一、有效供给不足——形成短缺的重要方面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一项基本矛盾。不管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总供需矛盾突出表现为总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体制下，总供需矛盾突出表现为总需求过旺，总供给不足，形成短缺经济。

总供给与总需求作为矛盾的双方，虽然不能离开与之相对的一方孤立地考察某一方面，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供需矛盾状况不同，因此考察的侧重点也不相同。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常出现的状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往往把着眼点集中于如何刺激有效需求方面。“总需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1]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形相反，经常出现的状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按理应当把着眼点集中于如何增加供给方面，但实际上，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仍然往往把侧重点放在总需求方面，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刺激有效需求，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抑制有效需求。这种状况带有普遍性，即使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短缺经济学”的科尔内，也是对来自需求方面给短缺造成的压力比对来自供给方面给短缺造成的压力更加注意。我国的经济学家也多数是强调通过控制总需求来解决供需矛盾。其基本理由是：我国的总供给能力增长是相当快的，不能再快了，目前供给能力增长的潜力已不大，短期内总供给很难有更多的增加。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认为，由此而忽视从总供给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问题是不妥的，有害的。这是因为：①解决供需矛盾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主导方面还是依靠增加供给。②更为重要的是，总供给本身有其一系列相对独立的问题需要探讨，这是仅从需求方面来考察问题所不能取代的。

考察总供给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与需求相对比，以总需求为参照系来衡量总供给不足的程度；另一个是从总供给本身状况出发，以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总供给水平为参照系来衡量总供给不足的程度。然而，我国目前当人们谈论总供给不足的时候，往往是看前一个角度，忽视后一个角度。须知，从这两个不同角度所观察的总供给不足的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总需求过旺的程度越高，总供给潜在能力发挥的状况越好，用前一个角度衡量的总供给不足的程度比用后一个角度衡量的总供给不足的程度就要越加严重。可是，这样衡量出来的总供给不足，难以通过增加总供给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压缩总需求来解决供需矛盾。如果从后一个角度衡量出来的总供给不足，则是完全应当通过增加总供给来解决供需矛盾的。

这就涉及如何定义总供给的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通常是把总供给定义为：使用基本经济资源能够生产的产量。^[2]从量上讲，总供给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相等。而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使用潜在就业量（在现有的刺激下想工作而又能找到工作的人们）和资本存量能够生产的产量，它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同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后者围绕前者波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既可以高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低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常常是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

如果我们把总供给视为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么所谓总供给不足，从总供给本身所可能解决的角度来观察，就应当是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同我国一些同志计算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差额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目前计算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差额时，总供给是按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计算的，总需求又包含着物价上涨的因素。所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差额往往要大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之间的差额。前一差额大于后一差额的部分，指望通过增加总供给来消除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通过压缩总需求来消除。

问题还不仅在于总供给不足，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有效供给不足。

所谓有效供给，是指供给中能够切实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真正需求的那部分供给。从数量上讲，它应当是不含水分的，没有重复计算，没有虚假；从质量上讲，它应当是合格品、优良品，不包含残次废品；从品种（包括规格、花色、性能、样式等）上讲，它应当是货币持有者所想要购买的商品种类，而不是“货不对路”的商品。简言之，只有对消费者有效用的产品才形成有效供给。

有效供给只是总供给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绝大部分，但也不会是全部。在观察和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时候，仅注意包括无效供给部分在内的总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有效供给，毋宁说，只有把握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才能真正反映供需矛盾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解决的程度。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属于无效供给的部分尚占相当大的比重，尤应格外重视增加有效供给。如果说我国总供给不足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有效供给不足则更加严重。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额，如果不考虑有效部分，只是名义差额；考虑有效部分，是实际差额。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名义差额一定的情况下，有效供给部分在总供给中所占比重越小，则实际差额与名义差额的间距越大，从而表明供需之间的实际矛盾越大。

如何衡量有效供给不足？有的同志用数学式表述：^[3]

Sue=Sed-Ses或Sue=Std-Ses-Scd

式中：Sue表示有效供给不足；Sed表示有效需求；Ses表示实际供给；Std表示实际总需求；Scd表示过度需求。

这一数学式可资参考，但要具体运用还有很多实际问题乃至方法论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认为测度有效供给不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现在已经达到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下同）为基线，以现已形成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为期值，两者差额即为短期可以解决的最低限度的总供给不足；第二个层次是以现在已经达到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线，以未来一定时期所可能（主要通过增加投入）达到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为期值，两者差额即为中期可以解决的中等限度的总供给不足；第三个层次是以现在已经达到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线，以满足总需求为期值，两者差额可称为争取较长时期可望解决的最高限度的总供给不足。这三个层次的有效供给部分可通过从总供给中减去无效供给部分求得。限于篇幅及本书重点要求，不能对此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值得着重指出的，即在考虑供给不足的状况及程度时，不仅要重视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及程度，而且不能忽略“过度需求”的状况及程度。属于过度需求的部分，应当通过抑制需求来解决，不应当也不可能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反过来说，如果在现有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应当也有可能增加供给，在这个范围内的需求不属过度需求，完全应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的有效供给不足，不能以任何理由推到抑制需求那一方面。我们有必要从供给不足特别是有效供给不足这一方面，多做一些文章。

二、双重体制下的有效供给不足

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呈现的总供给态势是与该国该时的体制背景密切相关的。如果是在完全市场经济的体制背景下，供给的形成和分配基本上采取市场方法，由于供求关系受市场机制调节，特别是受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的自发调节，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企业获得市场供求信息后，会被诱导生产市场紧缺而能获取厚利的商品，供给随之增加；在消费购买力受到约束的条件下，便常常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总供给相对过剩成为常态。如果是在完全计划经济的体制背景下，供给的形成和分配基本上采取计划方法或行政方法，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主体形成的总需求经常是有过度的冲动，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总需求超过既定的国民收入总供给。改革以前，我国的体制背景不是完全市场经济，而属完全计划经济。改革以后，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计划和市场相并存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供给的形成和分配既不完全是市场方法，也不完全是计划方法或行政方法，而是两者并用的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态势又是怎样的呢？从简单的逻辑推理，似乎应当是，对需求的约束逐渐增强，短缺现象日趋减弱。然而，事情不是这样简单。

让我们还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双重体制下的有效供给不足状况。

首先，从与总需求相比较这一角度来考察。如果总需求增长得越多、越快，则从反面表明总供给不足的程度越严重。那么，总需求的情况如何呢？

凯恩斯社会总需求模型为：

y=f（P，M0，G0/P，T0/P）

式中：y表示社会总需求；P表示价格总水平；M0表示货币供应量；G0表示政府货币收入；T0表示政府税收。

中外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影响社会总需求变化的因素有三个：①价格总水平。②货币供应量。③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从价格总水平这一因素来看，改革后与改革前相比，提高幅度明显增大。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从而促使总需求增长速度加快。由于我国价格受国家控制较严，缺乏弹性，货币化程度提高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影响价格变动。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受到国际同类产品价格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价格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总需求扩大的幅度，但它可以大体反映出总需求态势。

从货币供应量这一因素来看，改革后也比改革前大大增多。我国货币发行量1980年前的32年间累计发行346亿元，而1981～1988年的8年间共发行1800亿元，这后8年为前32年的6．2倍。货币供应量增长越多，社会总需求越大。虽然因货币化程度提高而增加的那部分货币供应量不能反映总需求也对应地扩大，但改革后货币供应量比改革前增加如此之多，足以证明需求有明显扩大。

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这一因素来看，改革后10年中9年出现财政赤字，累计金额670亿元，由此影响到银行信贷差额扩大，从而也促使总需求扩大。

社会总需求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构成的。改革前，我国消费需求基本上处于受抑制状态，没有呈现膨胀；改革后，出现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膨胀。就投资需求而言，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症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来源多样化、投资决策分散化，宏观调控乏力，因而使老病加重了。就消费需求而言，1984～1987年，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平均年递增21．4%，1988年1～7月更达24．7%，这无疑会加剧社会总需求膨胀。

由于总需求过旺，相对地讲，总供给便显得更加不足了。这种看法是我国目前比较流行和公认的观点，对此我们也表示赞同。不过，在这里我们想侧重从另一方面做一些探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如何看待总供给，除了从与总需求比较这一相对的角度来考察外，还可以从总供给自身这一绝对的角度来考察。下面，我们就着重从总供给自身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

有人计算，1981～1985年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额分别为757．0、776．2、694．8、989．5、885．8亿元。^[4]另有材料说：1984年以来，社会总供求差率都在11%～16%。1988年总供求差额达2243亿元。如果从总供给本身所可能提供的能力或说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有的同志主张用国民收入，有的同志主张用社会总产值，对此还可进一步探讨）这一角度来看，就不能笼统地都归结为是供给不足。

通常认为，我国采取的是MPS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社会总产值可以代表社会总供给。对外贸易进出口，资金流入流出，在逆差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对外生产性劳务不能被贮存，一生产出来即被消费掉，生产、消费高度平衡，也可略而不计。如按社会总产值来计量总供给能力，我国1953～1987年平均年增长8.6%，而改革后的1979～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更高达10．8%。^[5]这一速度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我国在供给能力上，想再更多、更快地增加，不太现实，因此强调供给不足也不能过分。但是需要指出，在增加的总供给中，有效供给部分所占比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主要表现在：①在所统计的社会总产值中，转移价值亦即物质消耗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1978年的56．0%上升到1987年的59．6%，①即使不考虑转移价值因素，而按国民收入计算，也仍旧包含有若干水分。②很多产品质量不过关，严重影响使用寿命和效能。③不少产品虽然质量合格，但品种、规格、花色、款式等不符合消费者要求，因此或造成积压，或强迫替代，没有满足有效需求。应当说，在这些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即使从供给本身的可能这一角度来考察和衡量，也呈现出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

究竟总供给中无效供给部分占多大比重？有效供给占多大比重？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很难确切回答。但产品质量低劣、货不对路等状况在我国目前是比较普遍、比较严重的，不少产品的合格率只达到70%～80%，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冒牌货也屡见不鲜，消费者需要的东西买不到，不需要的东西长期摆放在柜台上，这并非个别和一时现象。最近商业部科技质量司公布对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及全国部分地区的132个国营商业企业经营的自行车、合成洗衣粉、精粗毛纺织品、化肥农药等8类商品市场柜台抽检结果，证明商品质量情况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将抽检结果用表的形式列下（见表6-1）。

表6-1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9年8月19日。

除了产品质量低劣、货不对路情况比较严重，从而影响有效供给这一因素外，还有统计中的虚报问题，也影响着有效供给的数量。仅据报纸上公开披露的远非全面的资料，也可窥见情况的严重程度（见表6-2）。

表6-2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9年8月19日。

鉴于统计的总供给中包含着一定的水分，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残次废品等情况，不妨假定总供给中有10%～20%属于无效部分。我们认为，把无效供给在总供给中所占比重估计为占10%～20%，有效供给部分占80%～ 90%，可能不算过分。假设这一估量能够成立，那么就意味着1988年13853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有1385～2771亿元是无效的，形成有效供给的部分只有11082～12468亿元，如果能把有效供给部分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138．5亿元，增加5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692．7亿元。这无疑会对实际缓解供需矛盾起很大作用。1987年，全国零售商品货源只有6100亿元，群众需求却达6850亿元，缺口为750亿元。这么大的缺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过度需求”造成的，靠短期增加供给是难以弥合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缺口是按总供给计算的，并没有扣除无效供给部分，如只按有效供给计算，缺口还要大。反过来讲，如果能切实增加有效供给，即使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满足群众需求上发生比较良好的效应，使供需矛盾相对缓解。

有的同志认为，双重体制下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形式为：①涨价。②行政管制。③买者抢购。④“寻租”现象。①不可否认，这些表现形式是有效供给不足的反映，但不能说全是由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其中包含着“过度需求”的部分。如果说与改革前相比，近些年的供需缺口有所扩大的话，那么，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需求过度的情况更加严重，而不是由于总供给的能力和水平更差，这从社会总产值指数1979～1987年（平均每年递增10．8%）高于1953～1987年（平均每年递增8．6%）和国民收入指数1979～1987年（平均每年递增9．0%）高于1953～1987年（平均每年递增6．8%）可以得到证明。至于改革后，有效供给部分的增长速度是不是也快于改革前，因无资料难以肯定，但据产品合格率和货不对路所占比重有下降情况推测，很可能有效供给增长速度不如改革前，至少不像总供给增长幅度那样大。

需要说明的是，在高度集中和单一的计划体制下，产品由国家商业部门专管，城市自由市场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价格信号作用极其微弱。其基本情况是：消费者由生产者支配；生产者由计划部门支配；不仅生产资料，而且消费品都受数量信号支配和由数量调控；有效供给不足不采取公开的市场表现形式，而是被隐蔽起来。改革以后，市场机制作用日趋强化，需求与供给的形成受市场调节的程度越来越大，其数量大小也主要通过市场来衡量。这样一来，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便逐渐公开化了，人们可以更直接地感知了，从而也显得更加突出了。

三、短期供给不足和长期供给不足

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短缺现象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需求过度和供给不足。消除短缺现象也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从长期来说，抑制需求是治标，增加供给是治本。但从短期来说，增加供给要受到很大限制，抑制需求虽也有一定限度，然而相对而言受到的限制要小。因此，为了解决短期的短缺现象，通常侧重抑制需求。可是，抑制需求不当，又会导致长期的短缺。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短期供给不足和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长远性的战略问题。

所谓短期供给不足，是指三五年以内已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迫切需要的投资品和消费品供应短缺。这种短缺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现有的生产潜力增加产量得到解决的；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短期内增加投入而在短期内即可增加产出而得到解决的；有一部分则是在短期内无力增加投入也不可能增加产出，或虽可增加投入但短期内却不可能增加产出，因而是得不到解决的，于是便转变为长期供给不足。

所谓长期供给不足，是指5～10年乃至更远期间，面对长期形成、短期内压缩不了的需求过旺的形势，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程度。这种不相适应，有一部分是由于没有充分挖掘潜力造成的，有一部分是由于过去忽视投入以致影响了生产后劲造成的，有一部分是由于需求过度的部分没有得到控制造成的。

从我国目前来看，短期供给不足的情况如果包含需求过度的部分，那是很严重的。即使不考虑需求过度部分，只考虑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部分，也是比较严重的。如果从有效供给不足的角度来考察，那就更应引起重视。

当前，属于有效供给的产品包括：①粮棉油肉禽蛋蔬菜等重要农副产品。②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③适销对路的轻纺产品和农用工业品。④回笼货币多的紧俏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⑤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交通、能源和短缺原材料。^[7]所谓有效供给不足，具体到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讲，就是上述这些产品供不应求。例如，我国人均粮食1978年为317公斤，到1987年虽增至375公斤，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每年尚需进口。又如，人均肉产品，1978年为8．9公斤，1987年也不过18.4公斤，明显少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再如，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增长率高于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5．2个百分点，特别是电力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据有关部门测算，1986年全国用电设备容量与发电设备容量之比为2．5∶1，1987年为2．7∶1，1988年接近3∶1，致使各地电网拉闸限电愈益频繁。其实，这些产品不仅是目前才出现供给不足，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一直呈现供给不足，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在短期内解决不了，势必会转为长期供给不足。以煤炭工业为例，“七五”投资计划难以实现，影响中长期产量已成定局。煤炭建设战线已经传出“到1993年可能无新矿井投产”、“90年代煤炭工业后劲不足”的警报。解决这些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途径，无非一方面压缩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这些产品的产出。但应看到，这些有效供给的产品，绝大部分具有人民生活和经常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特点，因此，即使压缩需求也很难压下去。如果把这方面的需求削减过多，很快就将造成人民生活和经济秩序的紊乱，主要的出路是增加供给。增加供给的途径：①把这些产品生产领域现有的劳动者、机器设备、土地资源、资金、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并进行优化组合。②通过调整现有产业结构，把其他属于“长线”部分截下来，补到这些产品的“短线”上去。③深化改革，制定合理价格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鼓励节约、代用，提高综合利用率。④增加必要的投入，这不仅是为目前短期着想，而且是为今后长期增加生产后劲考虑，否则势必危及长期供给不足。当然，是不是所有这些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都一律需要大幅度增加投入来解决，还要视不同情况而区别对待。比如，能源紧缺确实很突出，保证必要投资确属必要，但有关数据告诉我们，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能源投资比重已经相当高了，1983～1987年能源投资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平均达39．5%，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等均不到30%。问题的症结在于，能源利用效率太低，而这又根源于能源价格长期过于低廉，因而一方面鼓励了能源消费，另一方面压抑了能源生产，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通过增加能源投资，也无法适应能源消费需求的更快增长。至于对待主要农副产品供给不足，却要把增加投入放在重要地位，因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农业投资常常被挤占。这是违反一般规律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莫利特对70多个发达国家（1970～1975年）和18个发展中国家（1975～1977年）的农业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一个公式：凡人均收入增长1%，农产品总产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长0．25%；或是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每增长1%，农产品总产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长1．3%。而我国却出现相反的状况，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9．3%下降到1986年的3．1%，这期间农村人均收入却平均增长了17%，从而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长期供给不足通常是由两个基本因素促成和加剧的：一是由于短期供给不足未得到及时解决而延展下去；二是由于没有适时适度增加投入而影响了生产发展后劲。前一因素除与需求过度有关外，也与过去投入不足有关。因此，要解决长期供给不足问题，必须联系到投资问题来考虑。

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需求和供给双重效应，先形成需求，经过或长或短（一般平均地讲大约3～5年，各行业的不同建设项目工期长短不同）的时滞，形成生产能力和供给，因此，投资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根据我国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固定资产投资每压缩100亿元，经济增长率降低0．73个百分点。当然，压缩当年投资不一定对当年经济增长构成直接影响，但其滞后作用会在未来若干年内表现出来。但是，当前我国供需缺口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投资需求过旺，由于投资需求过旺，带动消费需求过旺，从而造成短期有效供给不足加剧。就短期而言，压缩投资规模一般会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缓解投资品需求饥渴，缩小供需缺口，从而有利于弥补短期有效供给不足，但压缩不当，又会影响长期供给能力。所以，对投资需求过旺是否压缩得适当，直接影响到短期供给不足，特别是长期供给不足是否能够得到切实解决。这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1．对当前出现的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如果主要是由于过去投入不足造成的，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可能紧缩，那么，为了解决长期有效供给不足，即使短期内有可能形成投资需求过度，但却会为增加长期有效供给作出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也要下决心增加投入，如农副产品就应当这样。

2．对某些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如果目前的投资已占相当比重，不宜也无力更多地提高投资比重，那么，为了解决长期供给不足，就需要从改革、调整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等方面抑制需求，鼓励挖潜增产，提高经济效益，如能源就应当这样。

3．某些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如果主要是由于消费需求超前造成的，可在短期内着重抑制需求，待以后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后再逐渐增加投入，以求逐步解决长期供给不足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目前尚未明显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但未来的一定时期会成为有效供给不足的产品，这就需要密切注视市场供求变化和消费者消费心理动态，及时采取对策，尽量避免出现长期供给不足的严重情况。

四、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低效增长

前面已经说过：考察供给不足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与需求相对而论；二是从供给本身而论。从前一角度考察，涉及需求能力和需求形成过程；从后一角度考察，则可以既定的需求为前提。我们这里就是着重从供给本身分析供给不足的原因。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我国供给不足是不是由于积累率低、投入不足造成的。这是因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通常把经济落后国家表现出的严重供给不足，归因于积累形成过程缓慢，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诸如纳克斯的资本形成模式，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钱纳里、布鲁诺和斯特劳斯等人的“两缺口模式”，都强调发展中国家供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不足，投资率低，所以主张通过提高国内储蓄、加速资本形成、扩大外国资本流入等办法来解决制约供给能力增长的资本匮乏问题。罗斯托提出，保证投资率（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低于10%，是经济“起飞”的前提和中心问题。但是，用这种观点很难解释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新中国成立40年间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或投资的份额远远超过罗斯托提出的经济“起飞”条件。我国1952～ 1987年平均每年积累率为31．4%，即使被称为经济衰退年份的1962年积累率也达10．4%，然而，我们国家的供给不足状况却一直存在。因此，把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积累率低、投入不足，论据不够充分。

其次需要分析的是，我国供给不足是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慢造成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1953～1987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6%，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8．8%，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8%。^[8]1988年与1987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又分别增长11．2%和11．4%，^[9]这种增长速度应当说是相当高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位居前列的，即使是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被称为“高速增长时代”的1955～1970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不过10%左右。^[10]

接着应当分析的是，既然是高积累、高投入，高速增长的经济，为什么会呈现明显的供给不足。需要说明：①如果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社会总产值、国民投入，下同）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比而言，我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确实很高，以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为参照系，虽然仍有一定差额（主要表现在还有一部分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但不能说差额很大，因此也不能说总供给不足程度很严重。②如果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已形成的总需求相对比而言，差额很大，1981～1988年平均每年供需缺口千亿元左右，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总供给严重不足。③如果以现在提供的有效供给（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无效供给部分）为基点，无论是以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为参照系，还是以已形成的总需求为参照系，供给不足的严重程度都是更加突出的。尽管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供给不足程度不同，但均呈现出供给不足。我们这里重点不在分析有效供给不足的量的方面，而在从供给一方分析其原因。

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的提高源于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率是相当高的，由此推动着名义经济增长率也一直处在高水平上。在这种情势下，为什么还呈现出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原因主要应从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方面去寻找。

最后需要着重分析的是我国生产要素利用情况。不必讳言，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综合要素生产率以及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率都很低（见表6-3）。

表6-3

注：①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②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③参见汪海波：《对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260、265页；1983年，第292页；1985年，第375、382页；1987年，第321页；1988年，第68、69、384、389页。

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1979～1987年的9年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有4年比较低（在3%以下，其中1981年为负数），有5年比较高（在6%以上，其中1985年为8%）。这种速度比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1987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301．9%，而农林牧副渔五业劳动生产率则只增长56%，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

2．从这9年的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来看，除1986年增长很快（14．7%）以外，有5年是负增长，2年零增长，1年只增长1．1%，情况很差。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我国资金产出率低下的状况。

3．从这9年的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的情况来看，也存在明显问题：一是绝对水平高低悬殊，1985年达53元，1981年仅23元，相差1倍以上；二是增长起伏太大，1984年增长54．5%，1986年则为-43．4%。积累效果的低下和不稳定，从另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我国资金产出率的不理想状态。

4．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相对于单要素（劳动、资金、土地等）生产率而产生的概念，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假定投入要素只有劳动L和资金K两种，用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金对产出贡献的系数（α+β=1），用Y表示产出，则全要素生产率可用公式TFP=Y/αL+βK表示。这一指标可以综合评价经济效益。根据汪海波同志按资金产出弹性系数为0．6、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0．4计算，这9年中，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4年为负增长，有2年增长不到1%，其余3年增长也不超过3%。然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却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着。由此可以推断，总产值这种高速增长主要不是靠“生产率”而是靠“投入”。

5．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率低，意味着生产出的社会产品用于直接消费的部分减小了。在这9年中，1979～1981年，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率是递增的，但1982～1987年则呈递降趋势，它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物资消耗增多、基本建设扩张、消费品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现象更加突出。

以上所述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国有效供给不足，从供给一方观察，根源于低效增长。(www.chuimin.cn)

第二节　双重体制下的结构失衡

我国长期有效供给不足，除了前面讲到的低效增长这一根本原因外，结构失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一、结构失衡——长期形成的病态

40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主要讲产业结构，下同）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总的来讲，可以说长期处于一种不协调状态。它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经济结构演变比较健康，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畸形经济结构，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

2．1958～1962年，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使整个经济结构过分向钢铁工业倾斜，造成轻工业和农业严重落后。

3．1963～1965年，经过大力调整，使农轻重、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均衡。

4．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已经趋向协调的经济结构，重新出现严重扭曲，形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异常薄弱的畸形结构。

5．1976～1978年，由于搞“洋跃进”，并没有改变经济结构失调局面，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农业仍严重落后于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1978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4．6%，农业劳动者占工农业劳动者的85.5%，虽有这么多人务农，但每年还要净进口粮食几十亿公斤。轻工业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消费需求，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差额每年达100亿元左右。燃料动力工业同整个工业严重不适应，1953～1978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2%，而能源生产仅增长9．6%。原材料工业大大落后于加工工业，1978年时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材供应能力3～4倍。交通运输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6．1979～1984年，由于进行调整和改革开放，不再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否定了“以钢为纲”的方针，采取了“六优先”的原则，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使积压已久的潜能得到释放，1979～ 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61．6%，平均每年递增8．3%，明显地改善了农轻重结构。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长期被忽视的落后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1．9%提高到1984年的15．3%，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额在全部投资总额的比重由30．9%提高到47．1%。1984年以前产业结构的变化尽管带有调整性质，但结构变动是趋向均衡的。

7．1985年到现在，由于出现经济过热，经济结构变化又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摘其要者如下：

——工农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出现滑坡，1985～1988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除1987年较高（5．8%）外，其余几年均为3%多一点。1988年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都是负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业增长速度过快，1985～1988年工业增长速度除1986年较低（11．4%）外，其余几年均超过17%。1988年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6．7∶1，大大超过了3∶1的正常比例。

——工业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在重工业内部，突出表现在采掘工业、原料工业、能源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而且不适应的情况愈益突出。例如，1988年工业增长20．7%，而原煤、原油、钢只增长2．2%～5．2%。在轻工业内部，主要表现为许多行业的生产在产品品种、规格、花色、款式、功能乃至数量方面不能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改善和提高的要求，导致供需差率扩大，例如1987年为13．6%，1988年扩大到16．2%。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不适应。作为先行部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本应超前发展，但近几年不仅没有超前发展反而严重滞后，特别是铁路运输长期以来一直超负荷运转，近两年情况更加恶化。按正常情况，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增长1%，要求铁路货运量增长0．5%，亦即1∶0．5，而1988年仅为1∶0．15。火车客运定员为128人的硬座车厢，常常拥进二百五六十人，超员100%的客车相当普遍。1988年在工业总产值增长20．7%的情况下，全国铁路320万名职工经过大干苦干才使货运量增长2．6%。

不论纵观40年的经济结构演变，还是就目前经济结构现状而论，都清楚表明，“长线”不截短再无支撑力，“短线”不拉长“瓶颈”效应会更加凸显。经济结构问题已迫在眉睫，不容忽视和拖延。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急于求成、经济过热时期，往往只顾总量的迅速增长，而不重视经济结构上的均衡要求，从而导致和加剧经济结构失调；凡是头脑冷静、进行经济调整的时期，大都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能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实际是一次经济调整，因此在整个治理整顿过程中将经济结构调整列为重要的目标，这绝不是偶然的。

经济结构失衡直接影响着有效供给。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当前有效供给不足主要是指人民生活和日常生产所迫切需要的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轻纺产品和农用工业品、紧俏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以及交通、能源和基本原材料等严重短缺，而这些产品或产业恰恰就是产品结构中的薄弱部分。如果不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加强这些薄弱环节，即使总供给增加再多，也仍旧改变不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我国当前供需总量矛盾比较突出、比较严重的话，那么结构性矛盾则更加突出，更加严重。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治理整顿主要是解决总量矛盾，只有解决了总量矛盾才能带动经济结构调整。这有一定道理，但也应当看到，在经济结构失调的情况下，很难有效地解决总量矛盾，即使短时间控制了总需求规模，由于经济结构失调的压力，或迟或早还得迫使向薄弱环节多投入，从而导致总需求膨胀。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目前总的来说是短缺经济，但也存在着产品过量积压现象；总的来说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但某些产品又出现供过于求现象，这都反映了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事实上，总量与结构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既有相互激化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缓解矛盾的一面；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具有一种复合效应。保持总量基本平衡是调整结构的前提和约束条件，促进结构合理化则是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和保证因素。但人们往往片面强调总量控制而忽视结构调整，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而言，对总量控制下的工夫大，采取的措施多，而对结构调整则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采取的措施也不够具体、有力，因此，在总量矛盾得到缓解的情况下，结构矛盾却加剧了。1989年提出压缩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的目标，执行结果只压缩投资650亿元，实际压下来的在建项目投资为450亿元，还有200亿元是已立项未动土的“影子项目”。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毕竟使投资需求从而使社会总需求明显减少了，这同不压缩相比，不能不说使总量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应当抑制的一般加工业增长势头不减，而亟须更快发展的农业、能源、交通及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未加快，这就势必导致结构性矛盾加剧。然而，如果要使国民经济得到稳定协调发展，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加工工业同基础产业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长期继续下去的。如果加工工业压不下去，就必须相应更多地增加基础产业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规模，这就势必使总量矛盾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切实搞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二、双重体制与结构调整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偏差的产生与矫正，基本上是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具有指令性的国家计划实现的。自1979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结构偏差产生与矫正的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中央政府集中度减弱，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形成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促使经济结构中的超强部分无法减弱，薄弱环节得不到加强。

应当肯定，地方政府拥有或扩大了财权、计划投资权、技术改造权、城乡建设权、减免税收权、物价和工资调整权、外贸经营权等权力以后，地方的积极性比过去大有提高，地方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其中有一部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但伴之而来也出现了消极的一面。

（1）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是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内容，需要由国家拟定和组织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政策来体现。由于中央政府集中度减弱，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指令性部分大大减少，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这就意味着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行为所左右。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囿于局部环境，在观察、处理问题的视野方面，在掌握、判断信息的能力方面，在代表、实现利益的范围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往往在投资建设和生产发展的方向、规模等方面同中央决策有不一致的地方。当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总是有一种强烈贯彻本身意图的倾向，对中央的控制实行反控制，而在地方政府权力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反控制力常常胜过控制力。于是，便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现象，例如，中央政府从宏观角度看应砍掉的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从微观角度看则不应砍掉，以致出现很多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投资难以压缩；从全局考虑应重点保证的建设项目，从局部利益考虑往往不愿多投入，因此资金难以确保；本应发展“短线”产品生产，地方政府却感到对本地区不利，就不积极发展；本应控制“长线”产品生产，地方政府却感到对本地区增加财政收入有利，就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减免税等措施支持发展，等等。这些自然对经济结构调整很不利。

（2）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对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很大。不顾宏观范围的全社会分工的需要，忽视本身的资源条件，对自己的相对优势与劣势缺乏清楚的认识，热衷追求经济体系完整，搞大而全、小而全，有些需要本地区致力发展的产业和产品没有加以突出，一些不该本地区多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却投入很多力量，这对全国的经济结构协调起了一种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同时，各地相互攀比之风很盛，人家有的自己也要有，加上利益驱动，外地发展了能赚钱的产业和产品本地也要跟踪发展，在价格扭曲的情况下，上游产业产品价低利少，下游产业产品价高利大，于是各地便纷纷加快发展加工工业，不管是加工地区还是资源地区都同时大上同样项目，因而出现各地经济结构同构化或趋同化态势。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在资源组合多样化、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区域工业结构呈现出高度相似的情况。^[11]1981～1986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工业结构，工业中的轻工业—重工业结构也呈现出同构化的变动趋势。^[12]这种经济结构趋同化的状况，不仅妨碍着全国经济结构向合理化、高度化演变的进程，而且影响着各地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传统产品优势、经营管理优势的充分发挥，既不能很好实现地区本身的比较利益，更不能很好实现宏观经济效益。

（3）在双重体制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权力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一方面市场导向作用日趋强化，另一方面平等竞争的环境远未形成；一方面地方政府已成为代表一个地区利益的重要的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存在着价格双轨、价格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为受本位主义支配，出现短期化倾向，并非偶然。正如有的同志所分析的那样，由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大量预算外投资资金，之所以不能向约束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如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等部门迅速倾斜，而是大量地用于加工工业和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地方各种权力的不断扩大，那些本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和承担的、用于协调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投资职能没能及时地落实到它们身上。这样，地方政府作为宏观管理的二级调控主体，其责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机的结合和真正的统一。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能将地区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收益收归己有，另一方面又能将发展的风险推给中央政府承担。^[13]地方政府这种缺乏内在自我约束机制的本位主义行为和短期化行为，加重了中央政府在消除“瓶颈”方面的负担，激化了结构性矛盾。

2.计划调控职能弱化，市场调节作用增强，出现事前自觉调整与事后自发调整的矛盾，形成经济结构中该紧缩的部分控制不住，该扩张的部分刺激无力。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比例均由国家统一计划进行事前调控，经济结构的形成与状况基本上是发挥计划职能的结果。如果说从“一五”时期到“五五”中期使经济结构具有重型化情况的话，那也是由于这一期间我国的积累分配一直是向重工业部门倾斜的结果。这种由计划职能作用的经济结构也明显地呈现出偏差，即所谓“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总结历史经验，改变单一的计划体制，重视和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对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具有积极意义。以农轻重总产值为100，从1978～1987年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24．8%提高到25．3%（1982、1983两年曾达29．9%），轻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32．4%提高到36．0%，重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则由42．8%下降到38．7%（1981年曾降至34．5%），农轻重比例由1∶1．3∶1．7变为1∶1．4∶1．5，1982年曾为1∶1．2∶1．2，反映了重重、轻轻、轻农的状况已得到扭转，农轻重结构向协调方向变化。这种变化是同重视市场运行、遵循价值规律分不开的。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粮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组织引导轻工企业生产，轻纺产品价格有调有放等等，都对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不能把市场调节的作用估计得过高，而且还要看到市场调节作用的两重性——既有正调节作用，也有逆调节作用。一些全局性的、长远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仅靠市场自发的、事后的调节是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

在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关键作用，而农业发展速度快慢和水平高低又对产业结构变动和调整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拿农业生产来说，改革后的10年间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变化：1979～ 1984年6年中，除1980年总产值增长速度较慢（1．4%）外，其余5年速度都很高，1979年为7．6%，1981年为6．5%，1982年为11．3%，1983年为7．8%，1984年更达12．3%；1985～1988年4年中，除1987年增长速度较高（5．8%）外，其余3年速度都较低，1985年和1986年都为3．4%，1988年为3．2%；从1989年开始由冷变热，可望有较好收成。农业生产的升降取决于很多因素，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1979～1984年6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61．6%，平均每年递增8．3%；粮食产量增长33．6%，平均每年递增4．9%；棉花产量增长188．8%，平均每年递增19．3%。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出现，是同农村体制改革后长期蕴含着的巨大潜能得到释放分不开的。因为它一不是靠国家投资的增加（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在国家基建投资中的比重1978年为10．6%，1984年降至5%）；二不是靠农民投入的增加（农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在出售农副产品总收入中的比重1978年为45．4%，1984年降至33．1%）；三不是靠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从事农、林、牧、渔、水各业的劳动者人数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比重1978年为70．7%，1984年降至64．2%），主要是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靠生产经营成果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场运行主体的确立，靠农贸市场的开放与消费者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及时通过市场向农民反馈而产生的刺激力等。问题是为什么同是处于改革期间的1985～1988年，农业生产却出现了滑坡？我们认为，这同计划调控弱化与市场机制的逆向调节作用是分不开的。计划调控弱化表现为，在国家投资计划的安排上，对农业未予以足够重视，农业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10．6%降到1984年的5%，又降到1987年的3．1%，1988年又有下降，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体制下，农民的短期行为严重，不肯为长期发展增加后劲进行多投入；同时，一些大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甚至以一村一乡为单位，都是难以完成的。而这种建设一次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但往往不为某个别单位所独占的活动，仅靠市场机制引导和调节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长期不进行这类投入或投入不足，那就无法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高速增长。市场机制的逆调节作用表现为，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偏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远不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收入多，因而弃农搞其他活动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危及农业发展。1989年上半年，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各级政府切实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各个部门支援农业的观念有所增强；轻工、化工、石化、机械、交通、铁路、商业、银行等部门克服各种困难，帮助农业发展；农业投入有所增加，1989年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累计投工35亿个，完成土石方42亿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750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3000多万亩，改造盐碱渍涝800多万亩，国家在压缩基建总规模的情况下，对农业的资金不仅未减，还有增加，农用生产资料中化肥、薄膜的计划安排数量也有增加；国家提高了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市场粮价大幅度上升，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这种由升到降，又由冷开始转热的变化，说明了在双重体制下，某种产业、某项产品的扩张与收缩，从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动，已不单是计划调节的结果，也不单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计划与市场共同调节、复合作用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战略指导思想失误、计划缺乏科学性以及计划内容不分巨细包容无遗，很难随供求变化及时修改的情况下，单靠计划调节并不一定就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合理化，然而重大的、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仅靠市场机制也达不到预期结果，特别是在计划调节弱化，价格、利率、税收等重要经济杠杆功能不强的情况下，市场调节作用一方面受到很大制约，另一方面逆向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如何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互结合得好，复合作用发挥得好，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这是难度很大但又必须深入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3.国家统一制定价格的范围缩小，地方、企业拥有一定限度的定价权，价格扭曲，价格双轨，引发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剧烈冲突，导致微观行为不受宏观政策约束，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加重了经济结构偏差。

由于改革后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而且追求本体利益的意识、行为越来越强烈，经济结构调整势必要涉及各个经济实体的利益。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利益调整，结构调整的过程也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结构调整的难点或核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问题。

应当说，国家运用各种宏观经济参数或经济杠杆，包括工资、奖金、成本、利息、税收、固定资产折旧、财政补贴等，都会程度不同地对各个经济主体利益起着影响和调节作用。但是，我们想着重强调的是价格这一因素，这是因为：一则价格这一经济杠杆对调节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从而对调整经济结构所起的作用是格外突出的；一则在双重体制下，价格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格外突出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指导生产，指导消费，有计划地调整重要经济结构，充分发挥价格分配的调节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支农产品的价格，对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有效供给不足的农副产品的更快增长，都起到了显著作用；改变棉织品和化纤织品比价，降低化纤织品的价格，对缓解棉花紧缺状况、刺激化纤织品生产以更好满足人们穿、用需求，改进轻纺工业内部结构，具有积极意义；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商品的要求，除由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之外，还实行浮动价、议价和农贸市场的自定价格，这对使生产结构更好地适应消费结构，改进产品结构，都是有益的。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价格关系远未理顺，这主要表现为应当鼓励发展的产业和“短线”产品，价格偏低，应当抑制发展的产业和“长线”产品，价格偏高。这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②上游产品（原材料）价格偏低，下游产品（加工制品）价格偏高。③一些高档耐用消费品价格、高级饭店及旅游服务价格偏高，能源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偏低。这样，就引诱一些地区和企业把资金投向价高利大的“长线”领域，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排挤“短线”领域的发展，于是便形成了“长线”越长、“短线”越短的态势，产业结构也随之更加失衡。

价格双轨的负效应越来越明显，它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一般来说，列入国家计划的产品特别是指令性计划的产品，都是满足社会需求所不可缺少的产品，但由于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原材料价格和产品价格不一样，如果国家不按计划内平价供应足够的原材料，而又要以计划内平价收购产品，企业就会感到吃亏，就没有积极性，而愿意生产计划外产品卖高价、获厚利。这种冲击国家计划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在干扰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实行。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计划外产品价格越是上涨，国家为了稳定物价越是不敢轻易调高计划内产品价格，于是双轨制之间的跨度越来越大，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双轨价格的负效应。这一“怪圈”不突破，经济结构调整也难以顺利进行。

三、经济结构轻型化趋势与发展后劲不足

在我们分析经济结构变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有一种趋势是值得严密注意的，这就是经济结构轻型化。从综合、概括的数据来考察，它一方面表现为轻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工农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见表6-4）。

表6-4

注：①按当年价格、新口径计算。②系全民所有制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9），第10、62页。

从表6-4中的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轻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2．4%提高到1988年的37．7%，提高了5．3个百分点，全民所有制单位轻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由5．8%提高到6．4%，提高了0．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非全民所有制单位这些年的投资多是用于轻工业项目，那么，全社会轻工业基建投资所占比重提高的幅度要更大。这种动态反映了经济结构轻型化的趋势。

下面，我们再选择几种代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主要产品，看看它们产量的增长变化情况（见表6-5）。

表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9），第26、27、40、41页。

从表6-5可见，代表轻工业产品的彩电和洗衣机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代表农业产品的粮、棉及代表重工业产品的煤、钢产量的增长速度：1988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增长29．3%，棉花增长91．8%，彩电增长2703倍，家用洗衣机增长26154倍，原煤增长53．2%，钢增长86．2%。虽然这些产品很难说具有完全的代表性和可比性，但是增长速度相差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出现轻型化趋势的看法。

这种经济结构轻型化趋势的形成取决于多种因素，我们认为，以下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

其一，消费早熟。“消费早熟”是一种形象说法，并非严密的经济学语言，它的意思相当于“超前消费”。不论叫“消费早熟”还是称“超前消费”，都是指离开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损害必要的积累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消费行为。对于近年来我国是否存在这种现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我们是肯定这种现象的存在的。应当看到，改革前后，我国对消费出现了由抑制到鼓励、由低层次需求到高层次需求的发展变化。近10年来，人民消费水平有显著提高，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还是历史上形成的“滞后消费”的欠债，有一定的部分是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这都属“适度消费”范围，不应一概谓为“超前消费”。但也不能否认，确有一部分消费相对于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是“超前”了，这主要表现在对一部分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追求和占有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表明：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量，1988年与1978年相比，洗衣机由0．2万台增加到1698．9万台，增加8493．5倍；电冰箱由2万台增加到733．5万台，增加365．8倍；电视机由55．1万台增加到2662．9万台，增加47．3倍；录音机由8万台增加到2110．3万台，增加262．8倍。^[14]这些耐用消费品数量10年来增加速度异乎寻常地快，势必要求和推动产品结构朝向轻型化倾斜。在这种强大推力下，国内一些地区和企业不顾经济、技术条件是否具备，争上这方面的生产线，甚至花大量外汇引进这方面的生产线。以彩电为例，各地竞相引进100余条生产线，关键零部件受控于国外，生产能力闲置造成浪费，这是超出当前国力、不符国情的做法。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彩电拥有量比我国少得多，即使比较发达的苏联，彩电的拥有量也不及我们。有的同志认为，超前消费前几年已在我国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例如，198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579元人民币，而目前城市职工家庭中电视机、电风扇、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已达到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1000美元时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的是，本来我们国家还比较穷，但却花不少外汇进口电视机129万台，录音机、收录机及组合音响168万台，家用洗衣机30116台，家用电冰箱440212台。^[16]这种超前消费或者说消费早熟的现象是不能否认的，它对经济结构轻型化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其二，利润导向。改革开放之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越来越强烈地支配着企业的行为。企业利润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应增加，因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利润最大化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资金投向的重要指示器。又由于我国在双重体制下，市场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价格既不符合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变化，因此，企业微观层次和地方政府中观层次在选择生产建设的发展方向时，只能按现行的扭曲了的价格体系来判断所能获得的利润多少，如果资金利润率高，就会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如果资金利润率低，则会产生较大的排斥力。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但从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这一指标来看，我国1987年轻工业是25．96元，重工业是17．03元，前者超过后者52．4%。这恐怕是很多地方和企业愿意发展轻工业，不愿意把资金投入重工业的重要原因。按行业分（限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数额最高的是烟草加工业，为192．65元；其次是石油加工业，为86．94元；再次是橡胶制品业，为36．21元；最少的是煤炭采选业，为-1．03元；次少的是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为7．90元。再次是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为9．32元。需要说明的是，像制造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等的消费品生产部门没有具体单独列出，估计这些部门的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不会低，而且是很高的。即使按上面所列几个行业的数字对比，也可看出把资金投向轻工业获利比较多，这就刺激和加剧了经济结构轻型化的趋势。

这种经济结构轻型化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它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生产发展后劲不足。这是因为：

1.经济结构轻型化排斥农业的发展。①由于国家财力有限，用于轻工业投资增加了，用于农业投资就要受到挤压。农业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10．6%降为1988年的2．9%，是与轻工业投资比重由5．8%增到6．4%相伴随而发生的。②经济结构轻型化也意味着农用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受到抑制，从而减弱了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③轻工业特别是一些耐用消费品工业产品畅销，利润很高，而农业则是投入不少，获利不多，这也是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的经济发展史一再深刻地告诫人们：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就会从根本上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2.经济结构轻型化排斥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好坏不仅对短期的社会生产具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且对长期的社会生产也起着深远的影响作用。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薄弱环节，虽然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能源、交通等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但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加强。现以煤炭开采、发电机组容量、炼钢、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等为例，看看10年来基建新增生产能力情况（见表6-6）。这些能源、交通、原材料的重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有些年份确实增长幅度很大，但10年中几乎都有3～5年是负增长；由于生产能力不能保持持续增长，因此也就很难保证生产发展后劲。

表6-6

注：*比前两年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9），第63、64页。

3.经济结构轻型化促使“长线”产品更长，资源约束更甚。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燃料、原料、材料资源等的严格约束。在这种资源约束下，轻工业要保持本身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大力发展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生产，这又会受到重工业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制约。只要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产值比重提高，轻工业对冶金产品和电力消耗的比重便将大幅度提高，比如日用机械制造业、日用金属品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会带来钢材、铜材、铝材消耗比重更大幅度的上升。这样，遇到的资源约束也就会更大，以资源约束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滞缓的可能性也就会更大。

【注释】

[1]［美］罗伯特·霍尔、约翰·泰勒：《宏观经济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同①，第115页。

[3]参见陈东琪、郭晋刚：《有效供给不足与低效增长》，1989年。

[4]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8页。

[7]参见李鹏：《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人民日报》1989年4月6日。

[8]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6、53页。

[9]参见《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89年3月1日。

[10]参见［日］香西泰：《高速增长的时代》，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1]参见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第六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管理课题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机制改革》，《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13]参见郭晋刚、陈东琪：《产业结构变动与短线制约》，1989年。

[1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5]参见魏杰：《消费政策应与国情相适应》，《经济日报》1989年8月11日。

[16]参见《中国统计摘要》（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