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体制下宏观经济管理：需求过旺的根源

第二章　有效需求过旺的体制根源

第一节　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内在机制的表现

一、资本主义经济中频繁地出现了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

不论哪个国家哪一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希望能够实现和谐、稳定的经济增长，因为只有在和谐、稳定的经济增长中才能够取得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益与资源运作效益。但是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经济的增长总是非线性的，经济系统的运动总是非匀速的，所谓和谐、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终究是相对而言的。在经济运动中出现涨潮与落潮、扩张与收缩，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无法避免。

在漫长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几千年岁月里，经济起落往往是基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丰歉，风调雨顺则国泰民安，大旱三年，赤地千里便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在人们抗御旱、涝、虫、雹、冻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的时候，把自然灾害归之为天意或者说“天象示警”，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从机器生产出现并且不断地开拓机器工业产品的市场之后，经济的起落便不完全是气候变化或自然灾害所致了。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的经济周期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1]

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作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已经出现了经济波动的周期，并且扩展到欧洲大陆和远隔大洋的美国。当经济似乎正在蒸蒸日上的繁荣时刻，厂商们纷纷投资扩大了生产规模，却忽然发现商品渐渐找不到销路，存货逐渐堆积在仓库，资本周转困难，利润率急剧下降。于是，企业主缩小生产规模，解雇工人和缩短开工时间，而这样又使得工人收入下降和购买力下降，商品销售更加困难。于是，企业主不得不削价竞销，使竞争加剧，并使力量微弱的小企业主纷纷破产。在这时，许多企业主因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结果相互拖欠，引起整个经济中的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于是，人们放弃采用信用支付手段而追逐现金，对现金的需求急剧增加则造成了利息率上升，利息率上升和利润率下降导致股票、债券价格下跌，整个经济就这样出现了剧烈的动荡。这就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像在此以前的社会所表现的是由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生产不足和饥馑，而是表现为生产能力太大了，生产过剩了。当然，这种生产过剩危机是相对的过剩，一方面煤太多而另一方面穷人没有煤烧便是其写照。在此以后，随着企业主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和销毁存货，使得社会生产逐渐和下降了的社会消费水平及缩小了的市场容量相适应，便进入了萧条阶段。再以后，企业主开始更新设备和恢复生产能力，投资逐渐增多，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消费者购买力开始上升，便进入了复苏阶段。再往下去，市场不断扩充，吸引了新的投资，生产迅速增长，商业异常活跃，信用的扩展又推动了经济扩张，于是又再一次进入繁荣阶段，但新的危机又孕育在繁荣景象之中了。资本主义之船正是在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的波澜起伏中颠簸地向前航行。

到了20世纪初，相继发生了1900～1903年、1907年、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几次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那次经济危机，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4%，贸易总额下降了66%。尤其是美国，1932年的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48%，1933年的建筑业国民收入比1929年下降78．9%，制造业下降63．5%，交通运输业下降54．5%，商业下降59%。^[2]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的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学家们去认真探索导致经济危机即销售危机的深层原因。

二、商品经济中买和卖脱节、供给和需求失衡的一般性分析

经济学中的“危机”是有着特定含义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灾荒、瘟疫和战争造成了饥馑，生产不足使经济不能正常运转，但并未被称作“危机”。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得太多了，过剩了，才有了周期性地以生产过剩形式出现的销售危机。当然，这种过剩并不是超过了人们的绝对需要。马克思说过：“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绝对的需要有什么相干呢？它只是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系。”“如果生产过剩真的要到国民全体把最必要的欲望满足以后方能发生，那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直到今日的历史上，就不仅不能有一般的过剩生产出现，甚至不能有局部的过剩生产出现了。”^[3]但是，既然国民全体的最必要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而同时却出现了大量堆积的找不到销路的商品，这终究是一种悖理的荒唐现象。

那么，这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4]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商品经济的最一般最抽象的道理上讲，它是基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中买和卖的脱节。这也就是说，在实物交换的原始商品经济中卖者同时是买者，不会出现买和卖的脱节，然而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中，买和卖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在这时如果有一些企业在出卖了自己的商品之后，不接着进行购买，便会使得另一些企业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马克思指出，这是“恐慌的最抽象的形势”，它成为“恐慌的形式上的可能性”。^[5]从马克思这一分析出发，我们曾对商品经济中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的相互分离又相互交织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不间断的循环，同时这个循环又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的运动形式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联系的特点是都要借助于货币。货出去，钱进来；钱出去，货进来。商品运动伴之以相交织的货币运动。这种相互交织的运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是并存的，然而到分配和流通过程中却分离了，矛盾也由此而生。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说，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由于社会分工，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创造出具有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既有品种繁多的生产资料，又有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而作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则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这种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物化劳动消耗转移的价值C；另一部分是活劳动消耗新创造的价值V+m。当直接生产过程结束进入分配和流通领域时，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统一便转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统一，开始了商品和货币各自相对独立的运动，有着各不相同的而又犬牙交错地交织着的运动渠道。其具体表现是：当生产企业出售所生产的商品时，卖者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买者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是W—G和G—W的相向运动。然而当企业出售商品取得货币之后，对于社会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V和m，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支付来进行分配，要给企业职工发放工资，要向国家交纳税收，国家财政取得税收之后又要对所兴办的各项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拨款，各单位又向职工发放工资，这些分配、再分配过程都是以货币支付来进行的单向货币运动；再有企业和各个单位以及职工向银行存款、取款、借款、还款，也都是和商品运动脱离的单向货币运动。而职工得到工资、单位得到拨款、企业对留下的这部分利润，都要经过使用去购买商品，这时又成为商品和货币的相向运动。可见，没有中间这个阶段的货币支付或货币的单向运动，或者是这种运动遭到阻滞，后一阶段的商品和货币的相向运动也就无从出现，社会再生产也就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作为价值表现的货币，在单向的货币支付运动中经过复杂的分配、再分配过程，通过各种渠道所可能形成的各种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未必正好与在商品运动过程中所可能形成的社会商品实物可供量相等。再加上时滞和地区性差异，便有可能发生矛盾。所以，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中，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运动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的。一方面，商品运动是货币运动的物质基础，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货币交换的发展程度，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着货币购买力的总量和增长速度，商品的物质构成比例制约着货币购买力的分配与使用比例；另一方面，货币运动又对商品运动起着积极的反作用，商品只有经过货币购买，才能进入消费，变为现实的有用的物品，使商品的运动过程得以最后完成。货币量和商品可供量之间是否平衡，关系到是否会出现供大于求形成滞销或者供不应求形成脱销；货币资金的使用方向，关系到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比例结构和各部门的增长速度。如今社会主义经济仍旧是商品经济，仍旧存在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的分离，便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是在单向的货币支付运动过程中出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造成销售危机；或者是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过旺而造成资源短缺。^[6]但这一分析终究还只是从抽象的一般原理来分析产生销售危机或资源供给短缺的可能性，如何从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刻分析

早在100多年前，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普遍过剩的现象，指出它是私有制、竞争、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7]因为在这时候，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空前地扩大和加强了，整个社会经济已经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社会化大生产在客观上要求把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起来，然后才能够使社会再生产顺畅地进行下去。但是，社会的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们私人占有的，生产成果也是被他们私人占有的，马克思指出由于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这表现在：

1．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主义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从单个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它的生产是有组织的，它的管理是有效率的，它总是力图掌握市场信息使生产适应市场需要，总是力求采用先进技术和改进产品设计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生产来说却是无组织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各个企业都相互保持营业秘密，彼此封锁消息，“同行是冤家”，说明了它们彼此间的激烈竞争，互有联系的各个部门因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无法保持合理的比例。这时候，单个企业的生产有组织不仅不能减弱反而强化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每个企业越是改善生产的组织性，改进技术装备，力图使它们生产的商品有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质量，以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但这样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彼此间的竞争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企业家将采用更加复杂多样的竞争手段，这当然也会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日趋严重。

2．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表现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和外部竞争的压力，都促使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而高度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在新的合理基础上改进生产，可以有系统地将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应用于生产，这又使得不断扩大生产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的发展趋势。但与此并存的，却是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总是尽可能地相对压低劳动群众的收入，即职工收入的增长总是赶不上生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样就使得增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够全部卖出去，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矛盾，使得商品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的破坏。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的限制。”^[8]马克思的制度性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只是一种相对的过剩，即和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而言的过剩。

马克思的制度性分析，指出了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但是同时他又指出了从危机到萧条、复苏、繁荣的自我调节过程，并没有说危机便意味着崩溃和毁灭，^[9]而是分析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的物质基础，使之成为整个再生产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分析的深刻性，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他在危机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便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对危机的解说最精辟，胜过现有的各种解说。”^[10]但既然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特有经济现象，那么，逻辑的延伸必然会推导出：“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11]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便纷纷绕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这个最根本性的深层根源，而着眼于表层的制度和机制的分析。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比例失调的理论，熊彼特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和新旧产业的交替，用来说明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12]西蒙·库兹涅茨系统分析了生产的增长率与生产结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13]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需求不足的理论，凯恩斯分析了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机制性原因。由于本书的重点是探讨总量问题，本章的重点又在于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过旺的对比，寻找出现有效需求过旺的内在机制与对策，因此，以下将舍弃结构学派的论证而着重讨论凯恩斯学派的分析和主张。

四、凯恩斯学派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

从经济理论来说，凯恩斯经济学是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从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它所处的时代正是不断开拓殖民地、不断扩大市场的时代，同时又是货币经济还不那么发达的时代，这使得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经济发展给予了浪漫的热烈的讴歌，认为经济增长始终会是均衡的增长，各部门间的比例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进行的自我调节而安排得妥妥帖帖，认为供给的增长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这样说道：“所用以购买商品者，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以购买别人之产品者，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讲，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故设一国之生产力骤然增加一倍，则所有商品之供给量亦增加一倍，但购买力亦同时增加一倍。每个人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倍于往昔；每个人的购买量可以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所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①这种需求和供给共生共存的理论，所引申出的自然是不可能出现市场存货过多的现象，不会出现销售危机。二是思想仍然停留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直接物物交换的时代，构筑田园牧歌式的鲁宾逊·克鲁索的经济体系。在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似乎有没有货币都没有关系，如萨伊提出过一个重要命题说：“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②在萨伊这个命题中便见不到货币，他描述的只是在交换中买和卖的统一，当然看不到越来越依靠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这样，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基于绝对均衡和忽视货币这两个特点所构筑的理论大厦，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题，便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不相符了。

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是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场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的基本假定命题。凯恩斯说：“经典学派理论依存于下列三个假定：①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②严格意义的不自愿失业并不存在。③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意思是说，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种水准，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以上三个假定，实在是一而三，三而一。三者共存亡，任何一个在逻辑上必然蕴含其余两个。”③而凯恩斯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三个假定。凯恩斯认为，企业主在决定应该雇用多少工人时，是把取得最大利润作为决策准绳；在企业主的心目中，每一就业量有一最低预期收益，如果低于此数，企业主便会认为不值得提供这个就业量，这个最低预期收益可以称作这个就业量所生产产品的总供给价格。与此同时，假设技术、资源以及要素成本这三者都不变，那么一厂、一业以至整个工业的就业量，取决于企业主们从这个相应产量所能够提供的预期收益，那就是总需求价格。凯恩斯说：“令Z为雇用N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Z与N之关系，可写作Z=准（N），称之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用N人所能获得之收益，D与N之关系可写作D=f（N），称之为总需求函数。”^[14]“今设当N取某特定值时，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则雇主们见有利可图，必欲加雇人工，必要时不惜抬高价格，竞购生产原素，直至N之值，使Z与D相等而后止。故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盖在此，雇主们之预期利润达到最大量。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15]按照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假定，意味着不管就业量N采取什么样的数值。f（N）和准（N）总是相等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总是相等的，这也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同时，按照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恒等的假定，也意味着社会上并无阻挠充分就业的力量。而凯恩斯则认为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不可能恒等，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得就业量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说：“总需求函数之自变数为就业量，依变数为由此就业量所可预期获得之‘收益’。所谓‘收益’乃二量之和——其一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消费量；其二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投资量。”^[16]他先讨论影响消费量的各种因素。本来，“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里，人们把收入都用于消费，但这时也就没有投资和社会进步了。至于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则有两类：一类是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单位的改变、所得和净所得差别的改变、在计算净所得时没有考虑到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时间贴现率也就是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的交换比例的改变、财政政策的改变、还有个人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改变；另一类是主观因素，也就是人们不把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来消费的动机，这包括建立准备金以防不测之变，预防未来所得不像当前所得那样宽裕，享受利息及增殖，为了使以后开支可以逐渐增加，享受独立感及有能力感，获得从事投机或发展事业的本钱，遗留财产给后人，满足纯粹的吝啬欲。由于产生主观的和客观的动机的主要背景的变化是相当慢的，因此凯恩斯认为影响短期内消费量变动的主要因素是按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的变化，也就是人们收入越多，用之于直接消费的部分相对越少，由此构成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按照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人们的全部所得都是用来购买劳务和商品的。尽管人们会把自己的所得用掉一部分还储蓄一部分，但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当个人可以消费而不消费时，他们所储蓄下来的那一部分所得，经过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也同样都用来购买劳务和商品，与他自己消费所花掉的那一部分是完全一样的。但又是什么决定着投资呢？投资者从进行投资到生产出产品供应给市场，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产品可以供给消费者时，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大的代价？产品能够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投资者都无从确知，只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作若干预期。这种预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价格的预期，这一般是由生产企业为了安排产量而作的短期预期；另一类是对于未来报酬的预期，这一般是在投资购买生产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时所作的长期预期。凯恩斯认为短期预期虽然会影响生产量和就业量，但“任何时间之就业量，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决定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决定于过去某段时间以内的许多预期状态。虽然如此，过去预期之尚未充分展开其影响者，已定形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而雇主在作今日之决策时，必须参酌今日之资本设备；而且，过去的预期，只有已定形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始能影响今日之决策。”^[17]所以，价格虽然发生了升降变化以致影响到利润增减，企业主却不至于反映强烈到因短期预期逆转而停止生产，而短期预期好转也必须经过一段准备方能使就业量上升到新的水准。所以，凯恩斯认为短期预期可以略而不论，至于长期预期，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益和利率的对比。由于投资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人们为了稳妥一些，常常会高估风险；而且投资既有投资者或借者的风险，又有出资者或贷者的风险，于是借款者认为必须在预期收益与利率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差额方才值得借款，而贷放者认为又必须在实际利率和纯利率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差额方才值得贷放资本，这样，风险便被计算了两次而更加高估。并且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新技术的采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商品售价，会使得使用旧机器设备所得的利润也随之降低。而只要人们预测这种趋势可能出现，那么人们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便会递减。

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历来认为投资总是和储蓄相等的，因为在他们的均衡理论中存在着一组恒等式：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储蓄=所得-消费，因此也就很自然地会得出：储蓄=投资。与此同时，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历来把利率看作是使投资需求与储蓄意愿两者趋于均衡的因素。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利率是不是会自动调整到使对资本的总需求量恰好等于该利率下的资本总供给量呢？单纯从资本供需来看会有这种趋势，但凯恩斯认为，对货币的需求不单纯是投资的需要，除了交易动机和业务动机之外，还有着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人们总是偏爱灵活方便的现金，这就使得利率总是偏高。“在公众心目中，还有一个潜势力要持有现款；至于在何种程度以内，这个潜势力实现为真正持有现款，则须看金融当局愿意创造现款之条件如何而定。灵活偏好函数L2所概括者，实即此种潜势力。”^[18]灵活偏好函数L2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人们对于未来利率没有不合适不确定的感觉，灵活偏好函数等于零，这时候便会出现均衡状态；另一种是不论条件如何优厚，几乎仍没有人愿意把现款脱手，灵活偏好函数变成了一条直线，这时候就会出现金融危机。而在一般情况下，灵活偏好函数总是在零以上而又未构成一条上升直线，利率总是在较高的点上徘徊。这样，偏高的利率和递减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相结合，便会引起投资的不足。

多年来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用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假定构筑了均衡的经济体系，在他们的著作里从来没有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概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分析揭示了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根源；凯恩斯承认马克思早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概念，^[19]但是他回避了制度性的分析，而是从人们的行为机制角度特别是从企业主预期的角度，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是如何产生的。传统资产阶级在经济学中，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利率都是因变量，而凯恩斯却分析说这三者的决定虽然非常复杂，而且可以相互影响，但三者仍不失为自变量，也就是说三者中任何一个变数的数值，不能够从其余两个变数的数值中求得，但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则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就业量的下降，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周期波动。这样，凯恩斯承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得出的结论，但却是通过不相同的理论分析途径，主要是企业主和消费者的行为机制分析，得出相同的需求不足结论，并给自己的结论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

五、国家干预经济引起的新变化和经济学的新探索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生长起来的古典经济学信奉自由竞争会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认为让千千万万个人在市场上自由行动，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调节，将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至于国家政权的作用不过是维持秩序，充当资产阶级的看门人和守夜犬，在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至于马克思经济学，则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人富可敌国而另一些人却贫无立锥的奥秘所在，号召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在这个伟大的制度变革中，无产者所失去的只是身上的锁链但却夺得了整个世界。所以，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找不到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缓解经济危机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

由国家来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进行宏观经济的调节，这是凯恩斯倡导的。他这样倡导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而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正如他在给萧伯纳的信中所说，他研究的“乃是避免现行经济形态整个毁灭的唯一途径”。因此，凯恩斯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而不是超越它之外来出谋划策并且重建了经济理论。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有效需求不足是病情，乘数作用是药引子，而药方的精髓乃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所谓凯恩斯革命，从经济学上来说，是因为他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假定命题。然而从实践上来说，则在于他把国家引入了经济生活，开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纪元，自此以后，实际经济生活中无处不见国家的影子，宏观经济理论中不论哪一学派都要探讨国家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国家，已经不是处于经济之外而是处在经济之中了。

那么国家怎样来干预经济生活呢？凯恩斯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是有效需求的经常不足，因此他倡导的干预方法是：扩大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国家的财政力量通过对公共工程投资，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他说，国家的投资和支出会转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工人和资本家把这一收入再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消费，又转化为另一些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国家支出的增加可以导致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加，从而刺激生产，增加就业，只在到达生产能力充分利用的饱和点时（也就是所谓充分就业时），这种刺激作用才会停止。所以，国家财政扩大支出，一元钱能够起到几元钱的作用。这便是所谓“乘数作用”和“乘数理论”。国家和财政赤字之所以能够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正在于这种以乘数计算的反馈作用，增加了总需求，刺激了生产，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机会。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应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波浪式的发展，有起有伏，曾经一再出现经济萧条或者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就经历了7次经济危机，但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和财政赤字政策，一次又一次地渡过了经济危机。它减轻了经济衰退的破坏性，使得像1929～1933年那样的震撼全球的长时期的经济总危机始终没有再重演。可见，凯恩斯学说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和采用，并不是没有缘故的。

这样，国家便干预起经济生活，使得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使经济活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般为20%～30%；到了20世纪80年代，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达到50%左右，半个世纪里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国家已经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最重要的主体。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国家不仅通过财政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且因为拥有国家中央银行而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它还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段对工资和物价等进行干预，可以通过关税和许可证制度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干预。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有效需求经常不足，便有可能因为国家的过度干预和过分刺激，变为有效需求过旺。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随着国家干预的加强，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想使繁荣了的经济更加繁荣，从而使财政赤字成了很平常的事情。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1981年这36个预算年度中，有28个预算年度的预算有赤字，只有8个预算年度有盈余，预算赤字累计净额接近4500亿美元。英国从1951～1978年这28年间只有1962、1969、1970年预算有盈余，其余25年预算都有赤字，预算赤字累计净额达到409亿英镑。日本从1951～1976年这26年只有5年预算有盈余，其余21年预算都有赤字，预算赤字累计净额高达665亿美元。这样普遍地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在1961～1970年时，货币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5%，到了1974～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3%，而货币发行量年平均增长6．8%，消费品物价年平均上涨7．3%。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这样，流通中货币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英国超过21倍，联邦德国为4．9倍，法国为3倍，日本虽然竭力控制货币投放，也仍然达到2．5倍。至于物价则上升得更快，据联合国统计，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品价格年上升率1977年为8．4%，1978年为7．5%，1979年为9．9%。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涵含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家干预经济注入的有效需求过旺便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得一方面出现周期性的销售阻滞与生产波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恶果：首先，通货膨胀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租税，它会引起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使得靠工资过活的职员和工人、领退休金者和存款者普遍地受到损害，他们对于通过通货贬值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很难抵抗，实际生活水平降低了，从而遭到了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家庭主妇们的怨恨和咒骂。其次，通货膨胀使消费者为了保存币值而竞相抢购，形成对某些商品的需求特别大，制造了虚假繁荣，改变了各种商品与劳务的相对需求、相对供给和相对价格，扭曲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使投资趋向于可以短期获利的部门，不利于长远的合理发展，降低了经济效果，引起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从而也遭到资本家的不满。特别是经济发展停滞而物价仍旧持续上涨，使得通货膨胀成了“头号经济问题”。那时候经济学家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乃是20世纪的两个“经济大地震”，它们摇撼了各国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能否应付这第二个大灾难，将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前途与权力的均衡。

如今已经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这场“经济大地震”，有的国家还存在着“余震”式的轻度通货膨胀，而有的国家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则还被“快步小跑式”乃至“野马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所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怎样才能抑制通货膨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着各种学派的理论。如果说凯恩斯经济学是反危机的经济学，那么后来的新经济学探索是反通货膨胀经济学，其中每一学派的主张都有着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皇皇巨著。但面对困境也可以用简单明了的话来回答，那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有效需求过旺是政府造成的，因政府的扩张政策而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治理的办法也只能是由政府来压抑过旺的有效需求。

所以，制止通货膨胀的对策虽然有种种议论，实际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或者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平衡的乃至有盈余的预算；二是运用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和控制信用扩张，提高利息率，把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调整到适当的程度；三是对工资和物价加强管理，乃至实行冻结措施；以及上述三种方法的联合运用。但是，由于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同，往往会对经济目标优先次序的评价不同，对各种经济政策的效果评价不同，对各种经济措施以及应采取的步骤认识不同，再加上对统计资料的运用与解释不同，以及对各种不同的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使得人们对于反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而反通货膨胀从采取措施到见到成效，还有着时差。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长期现象时，更需长期的解决方案，要有忍受阵痛等待的韧性。但如果政府由于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现实的矛盾，无法执行韧性的长期紧缩的政策，便会使反通货膨胀措施无法见效。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编写的《1979～1980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中，便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没有找到有效地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1979年，各国政府在同通货膨胀作斗争方面更加侧重于货币政策。此外，侧重点从确定利率转向控制货币供应量，主要是由于紧缩银根的结果，实际利率大幅度提高了。这些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多大的抑制作用，它们对生产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效果，眼下还不清楚。从短期来说，如果政府不直接干预确定价格的过程，那么物价很可能多少还按目前的上涨速度上升，限制需求的结果可能更多地直接影响生产，而不是影响物价。”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短期前景是：“滞胀将继续下去，经济发展速度也许会下降，通货膨胀可能保持目前的速度或者更高。”“在近期，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可能保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前景可能使得更加难于单靠货币手段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各国政府可能不得不采用对价格与收入结构直接进行干预的措施。”这些分析对有的国家来说早已是历史的陈迹，对有的国家来说则尚是生活的现实；而从理论上来说，则表明了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救治有效需求不足，往往有可能因为刺激过头而造成有效需求过旺，而把过旺的需求压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少经济学家夸赞了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的成功，然而80年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增长最缓慢的10年，为遏制通货膨胀而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

第二节　有效需求过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内在机制的表现

一、自觉保持必要比例的可能性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计划万能论幻觉

任何社会形态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和生产资料分配都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决定着流通、分配和消费，而流通、分配和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各个环节又存在着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关系。如果破坏了必要的比例关系和互相依存的联系，社会再生产便无法正常进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对保持必要比例关系和互相依存的联系的要求也越高。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人们虽然能够在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集团内保持必要的合理的比例，却不能够使整个社会做到这一点。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是相互适应的，这为自觉地保持必要的合理的比例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这正是恩格斯所预言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0]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把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可能，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现实优越性，唱起热情的赞歌。例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就这样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例性是偶然的，经济是通过周期性危机循环地发展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济危机，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所规定比例的基础上不断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21]而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经济周期的理论，几乎在每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反复地加以渲染。

与此同时，在这些著作中还多方面地描绘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在各部门和经济区之间实行有计划的劳动分工，保证最合理地配置生产。”“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失业，资本家把失业当做保证自己企业得到廉价劳动力的手段，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没有失业现象，使社会的全部劳动力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社会免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大量浪费社会劳动的现象，它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节约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发掘增加生产的一切新泉源和新潜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②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一切被描绘得极其美好，似乎计划是万能的，什么都被安排得妥妥帖帖，只要按计划去做，便进入了最理想的境界。可见，计划万能论幻觉正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通病。

从理论分析来说，在这些论证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把可能性当成了现实性；二是混淆了比例性和均衡性。

其实，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社会主义经济是优越的，因为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要把客观的可能变成生活的现实，仍然是极其艰巨、极其复杂的。从主观方面说，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人类历史的新事物，人们要熟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有着一个学习认识和在实践中摸索经验的过程；何况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基础都比较落后，小生产思想和封建习惯势力还普遍存在，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去正确地认识客观。从客观方面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如何通过经济体制协调这些方面的利益关系，也会对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发生种种影响。因此，不能够把可能性等同于现实性。而在上述理论著作中却正是混淆了两者，以至于使得这些理论著作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说明现实，特别是：当因为主观失误和客观矛盾使得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能够发挥而出现了比例失调和周期波动时，这些理论便显得苍白无力。

再有，所谓比例是指再生产过程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互有联系的局部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在再生产过程中有无数个比例，计划工作无论搞得多么细致也不可能把所有比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可能性，也只是讲一些主要比例可以通过计划加以协调，而并不是所有比例都能够在事先加以安排。至于比例性则是一种质态，指的是互有联系的局部过程之间所必须保持的客观数量关系，但这种数量关系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在某一时期内什么样的具体比例最符合比例性的要求，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例性不能够脱离均衡，但比例性又不等同于均衡性，不论是市场结清的瓦尔拉斯均衡，还是市场不结清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包括剩余均衡或短缺均衡，所谓均衡都只是比例性在经济生活某一时点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市场均衡便是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某一时点内得到了协调，然而不论是市场均衡或者任何其他均衡都不是稳定的、变动的，从动态经济来说均衡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状态。所以，这些理论著作在赞颂计划经济优越性时，不仅把自觉保持必要的合理比例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混淆了，而且也把比例性和均衡性混淆了；这些著作把均衡作为新制度中自生的天然的现象，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都由此而不再出现，这就陷入与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相类似的天然均衡的泥淖了。

我们认为，既然保持合理比例的数量关系是在不断变动着的，而均衡只是比例性在经济生活某一时点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事物总是在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运动过程中发展着，而制度只是决定均衡的一种因素，尽管它是具有根本性的深层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由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循环过程仍然是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合了又分、分后又合的过程，在流通和分配环节仍然会出现影响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是肯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但不能把它夸大到天然均衡的地步。本书的其他各章将陆续展开关于影响均衡的其他各种因素的探讨，并对熨平高峰与低谷的对策进行探讨，以期对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动态的经济运动过程提高认识和更好地发扬自觉性，在相对的程度上力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二、频繁的经济波动与震荡启发人们思考

尽管长期以来经济学著作宣称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济周期，没有危机，但不论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都是既有和谐的稳定增长的发展阶段，也有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发展阶段。从我国来看，这种起伏波动还相当频繁。在我国，已经有不少人突破理论禁区，进行了关于经济周期的特征、成因、后果、对策的理论分析。^[22]

经济周期是与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反映经济周期的最有代表性的部门是工业部门。我国从1950～198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1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6%。与世界各国相比较，这个发展速度已称得上是高速增长。但是通观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化，便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高速增长和收缩停滞的不断重复交替中实现的，频繁的起伏波动使我国的经济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1953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发展已经有了8次周期性波动：第一次是1953～1957年，第二次是1958～1962年，第三次是1963～1968年，第四次是1969～1974年，第五次是1975～1976年，第六次是1977～1981年，第七次是1982～1986年，现在正处于第八次周期之中。从1953年以来的短短36年里就出现8次波动，波动的次数是多的；每次周期性波动的持续时间为2～6年，波动的时间是短的；周期波动从峰尖到谷底的落差，最高达63%（1958～1962年），最低为10．1%（1977～1981年），平均振幅达32．3%，这种周期波动的振幅是相当大的。我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在每一次高速增长之后，必然出现低速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从整个周期看反而减慢了工业增长速度。例如1958年和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54．8%和36．2%，但这样的高速度是难以为继的，1960年增长率下降为11．2%，1961年跌落到-38．2%，1962年生产继续下降，增长率为-16．6%，高低相抵之后，1958～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8%。

我国频繁的周期波动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效益下降，也造成工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导致结构失衡和总量失衡相互促进，使工业生产不断处于动荡状态之中。上马和下马、涨潮和落潮频繁地交替出现，使得企业刚刚为高速增长时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奔波和发愁时，却又回过头来又得为经济调整时所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市场销售额下降、冗余人员难以安排等而苦恼，而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难以达到了。

我国经济周期的频繁出现，证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虽然消除了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在经济制度上提供了合乎比例的发展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同于现实性。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比例和均衡。从我国前30年来说，频繁的政治路线斗争和稍伏又起的政治运动，使得正常的经济运行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左右，这是我国经济周期短而波幅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有别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但是，既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发展高低交替的经济周期，那就是说政治运动不是导致经济周期的唯一原因了，这便启发了人们对这种共同性的原因进行探索和思考。

三、对投资过度膨胀导致经济发展过热的内在机制分析：科尔内理论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性来考察，不论是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刺激了经济的高涨，还是社会总需求的收缩引起了经济的萧条，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波动相关联。由于各国在前一阶段都是实行勒紧裤带搞建设的政策，消费的相对稳定性很强，因而不论是从实际感受，还是从理论分析、统计证明来说，投资波动都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最直接原因，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

投资的增减变动会引起经济的高涨与萎缩，从投资的直接影响来说，是因为投资增加会促使建筑业的繁荣，也会使机器设备制造业、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等投资品生产部门因需求旺盛而增加生产；从投资的间接影响来说，则创造着总需求连续扩张的机制，具体表现为：投资增加—收入增加—消费增加—需求再扩张—再投资，还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价格上升—利润率提高—再投资。但通过投资膨胀刺激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以后，便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能源、原材料供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投入不足，逐渐会感受到资源不足的约束，经济生活中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二是过度扩张造成了比例关系失调，使得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些参量接近临界状态，如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积累率过高，投资效率猛降，生产资料价格剧涨，这些参量的临界变化对经济决策部门提出了必须进行调整紧缩的警告。于是，压缩投资规模便成为调整的最主要最直接措施，扩张为收缩所取代，与投资直接相关的建筑业、机器设备制造业、钢铁水泥工业从繁荣转入萧条，与投资间接相关的投资—收入—消费、投资—利润率—再投资的机制则在反方向上起迭加作用，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下降，这样，整个经济发展就进入低谷状态。

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过程来看，总需求过旺、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是导致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根本动因。这便和经常存在着总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了极鲜明的反差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曾为此而作了各种探索。其中，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运用了类似于凯恩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行为机制的方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的行为机制。他所著的《短缺经济学》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常见的商品短缺现象出发，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23]

商品短缺，本来是在价格受到控制、市场未能结清的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时所引起的商品紧张的常见现象。短缺是总需求过旺引起的，是总需求过旺的另一种表述方法。^[24]而社会总需求之所以过旺，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对投资如饥若渴的“投资饥渴症”。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投资本来是一种有风险的经济行为，资本家在进行投资时要考虑产品有没有市场，售价如何，利润率多大，那时候的利息率又有多大，从而作出种种预期，据以判断风险大小，决定是否投资。由于资本家预期的投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由此引起了投资不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大家都吃“大锅饭”，投资只会给争得投资的地区、部门、企业带来利益，却不会带来风险，处处无风险和人人不承担风险，使得四面八方都来争投资、争项目，形成强烈的扩张冲动、普遍的投资饥渴。这种“投资饥渴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贮备过多的生产原料和投资品的动机极其强烈，形成“囤积倾向”。推动厂商尽可能多地增加贮备的是一种很强的产量扩张冲动，因为短缺造成原料供给的不稳定，只有增加库存才能保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增长。其结果则造成流动资金呆滞，资金周转速度放慢，变相导致投资总额的扩大。②上报的投资项目总额经常超过国家投资能力所允许的范围，一再突破国家投资预算。投资分配是一场激烈的争夺，不论在各个主管部门之间、在各个企业之间以及在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多多争取投资额和投资项目的趋势，谁都想为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争得更多的投资份额。③为了争得投资，往往低估投资项目的投资值，使上级决策部门容易给予批准。等到项目批准建设上马以后，便不得不大量追加投资，造成投资超支而加剧投资品市场短缺，或者因为投资预算中留有缺口而造成建设不配套和建设周期过长，投资效率低下。④“投资饥渴症”约束了技术进步，因为各方面争投资造成的投资项目过多，不仅影响了投资效率，而且由于重大技术进步需要进行长期性的规模较大的投资，这些项目往往因为粥少僧多、投资品短缺而不能进行。⑤造成投资结构不合理。在投资饥渴的短缺经济中，投资品的短缺极其严重，由此诱导决策部门倾向把投资更多地用于生产投资品部门，造成不合理的结构倾斜。⑥造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自我膨胀。由于争投资，初期的投资分配偏重于主体工程，忽略配套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后为了配套就得追加投资，而追加投资又会造成新的投资膨胀，产生非规则的投资周期。基于这种种原因，科尔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25]这种“投资饥渴”是如此强烈，以致“对投资资源的需求几乎不可满足”，②“扩张冲动把投资需求推向无穷大”。^[27]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会产生如饥若渴的“投资饥渴症”呢？科尔内认为，这是基于国家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机关把基层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都管了起来，使企业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成了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在一切听命于上级的状况下，企业的经营、个人的活动，都很难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然而，尽管对企业管得很紧、很死，对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却是软的，财政、税收、信贷等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都是软的。“吃的‘大锅饭’，何必细算账”，它使企业对经营成果不承担责任，对资金需求没有自我约束机制。这种软预算约束正是造成数量冲动和囤积倾向行为的内在基础。这是因为，企业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之下，它的生存不取决于它的销售收益是否能弥补生产成本，即使出现了亏损，它可以求助于减免税收、财政补贴、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这时候，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并不依存于它是否能通过盈利从内部来积累，而在于它能否从国家争取到投资；这时候，企业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必考虑投入的相对成本和根据产品的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因为产品价格也是可以和国家讨价还价的。所以，企业不论在投资时还是在生产时，都不需要去考虑风险，因为它并不独立承担风险，去考虑风险完全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何况企业还不知道自己增加盈利之后是不是会被国家全部拿去，而亏损反正会由国家这个“慈父”来承担损失，再大的亏损也不会使企业破产。可见，科尔内所描述的这种软预算约束，还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讨论的国有制企业产权关系问题，由于国家和企业对于最终收益的权利和责任关系不明确，产生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现象，使企业并不真正承担经营责任。而这种软预算约束，使企业因为不真正承担责任而不去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或可盈利性，其结果，不论投资品的价格是怎样高，也不论投资预期利润是怎样低，都不会抑制投资需求。所以，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诱发了投资饥渴症的行为机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科尔内并没有说过他的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他们都不是从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来分析导致经济周期的深层原因，都在于从微观主体行为机制来分析引起需求不足或需求过旺的行为动机和它的实现过程。凯恩斯分析了在风险机制下，投资者对风险预期过高、偏好灵活而造成的投资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科尔内则是分析了不存在风险机制条件下，对投资的饥渴以及资金供给不受灵活偏好约束的软预算所造成的投资过旺和有效需求过旺。科尔内的这种行为机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总需求膨胀一再出现的原因，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快了还要求再加快，不断加大油门，直到受严重的资源约束而不得不进行调整，因而这种行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的行为机制完全不一样。科尔内说道：“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主不大愿意投资的时候，如何刺激投资以及国家如何进行更多的投资活动。主要由于投资不足，才引起总量需求不足。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刺激意图，因为存在着不断的自我刺激。”^[28]追求产量的增长和速度的突进使需求总量具有内在扩张趋势，它不断地拉大原有的供需缺口，又不断地产生新的扩张需求，从而使得需求过大和普遍的短缺，成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样，古典经济学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假定命题出发，构筑起了关于均衡的三个恒等式（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储蓄=所得-消费；储蓄=投资），在凯恩斯经济学和科尔内经济学中都变成了不等式。凯恩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这三个公式变为：所得-消费=储蓄，投资＜储蓄，投资+消费＜所得＜产品价值，这便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公式。科尔内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这三个公式变为：所得-消费=储蓄，投资＞储蓄，投资+消费＞所得＞产品价值，这便是有效需求过旺的公式。

科尔内分析的因有效需求过旺而造成的短缺经济，是因为存在着投资饥渴症，而投资饥渴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存在着软预算约束。这样，由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有效需求过旺，便是短缺经济的运行过程。(www.chuimin.cn)

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来作分析的紧运行论

在我国，不少经济学家也对我国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的需求膨胀和“过热”倾向进行过研究分析。其中，从更广的方面挖掘行为机制而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元同志主持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所写的《紧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一文。这篇文章描述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社会总需求始终大于总供给，始终处于紧的运行状态之中，经常见到的是紧平衡状态，而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总需求过度膨胀，以致将某些重要的短线资源耗竭，使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从而被迫进行调整。这是紧运行的失衡状态，也可以称作“资源耗竭型经济震荡”。作者认为：“紧运行是由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特征所决定的，它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作为紧运行充分条件或直接前提的，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具体形式，作为紧运行客观物质基础或必要条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29]

作者认为：解释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约束、需求超前增长的紧运行状态，必须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入手。我国的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在这种年轻的公有制经济中，有一些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突出的一点就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机制。“社会主义在解放人民群众的需求方面是任何私有制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在需求的抑制方面力量要弱得多，从而形成了解放需求与促进供给的不对称状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满足需求和增加供给之间由于缺乏高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联系的基础，二者往往难以协调。”②作者认为由经济制度推动的增长，“往往不是完全基于生产力水平的，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需求的产生往往并不囿于资源的约束，微观、中观甚至某些宏观方面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约束并不具有社会化的感受；其次，各利益主体对需求的传导和汇集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不对称；最后，资源在利益主体之间摩擦式的均衡配置中，有一部分低效和无效组合而进一步减少了有效供给。综合来说，在制度中对需求的抑制力是弱的，特别是在微观层次更是缺乏抑制需求的机制。在微观层次需求单向增长的倾向，使得宏观层次倍感需求增长的强大压力，而宏观层次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抑制多种盲目增长的需求，将需求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动力，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协调运行，至今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③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以及避免‘左’的思想干扰，只能有助于缓解紧运行的程度，使紧运行的正常状态（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紧平衡）不至于经常地向其非常态（需求膨胀）转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并保持在一定程度上的紧运行状态。”④

“紧运行”这个提法形象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并且对它的成因、机理和紧运行中的利益主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至于“紧运行”理论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科尔内的分析着眼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一般，而“紧运行”理论着眼于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特殊；也在于科尔内把企业这个微观基础的分析作为出发点，而“紧运行”理论则把居民这个利益主体的分析作为考察需求扩张的着重点，“公有制给劳动者和居民以平等地位，由这种平等导致的攀比是消费需求在宏观和微观上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因。国家考虑各方面的长远利益时，受到发展的全方位压力，是一切需求的最后集中者，经济上的赶超即是集中的结果”。①

第三节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约束需求过旺的种种议论

一、约束需求膨胀的改革目标和私有化不是改革的出路

社会主义经济为自觉地保持必要的合理比例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导致总需求过旺的行为机制，以致一再出现总需求膨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要促进机制的转变，以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和谐、稳定而健康地增长。

经济体制从传统模式向目标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并没有消除导致总需求膨胀的体制因素。相反，由于在传统体制下价格是受到严格管理的，总需求膨胀主要表现为商品短缺，不得不等待、排队、凭票凭证购买，消费者失去了选择自由，但通货膨胀毕竟是受抑制而表现得比较轻微；而在双重体制下，相当大部分的商品价格放开了，总需求膨胀所引起的供需失衡直接反映为价格的上升，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地干扰着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宁。这种困难不仅在我国出现，而且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出现。

面对困难，七嘴八舌地进行议论是很自然的。这种众说纷纭的议论不仅在我国有，在社会主义各国有，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同样有。凯恩斯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鼎盛一时，被称作挽救一代人的“地球上的上帝”，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困境时，却被人们看作贩卖通货膨胀毒品的江湖庸医。琼·罗宾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宣告了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破产，造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资本主义滞胀局面的出现，宣告了凯恩斯学说的破产，造成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萨缪尔森承认，凯恩斯学说对于治疗资本主义滞胀的癌症已经无能为力，并且提出说谁能够从理论上解答滞胀问题，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希克斯写了一本书，标题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由于当时经济学解说不了滞胀，使得经济学被称为“灰暗科学”或“忧郁科学”，说经济学家们“是在不坚固且狭窄的基础上，建立一座精密的大厦”。与此相对比，我国关于改革中经济学困境的议论不能算是多了。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除了朝着改革目标不断深化改革的主张外，还有着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困境和毛病都出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上，都是“放开”造成的，只有重新管起来，把权收上来，才能整顿好秩序，控制住通货膨胀；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出现的困难和毛病，靠整顿和治理是没有用的，他们说在公有制框架内，改革是改不下去了，或者说是走到尽头了，甚至认为公有制不过是马克思的空想，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30]

我们认为，尽管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某些困难，但社会主义本身还很年轻，从十月革命算起不过70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只不过进行了10年。从历史长河来看，这只是很短的时间，怎么能这么快就下结论，说什么只有过去那一套集中的行政管理办法才行，或者说什么社会主义怎么搞也不行了？10年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不能因为改革遇到了困难，便说改革的路已走到尽头。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是历史潮流，旧体制模式的弊端造成的恶果在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改革遇到某些困难便退回去，退回到僵化的旧体制模式去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道理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在此就不多说了。在这里，将着重讨论第二种倾向性意见，阐述我们的观点，那就是：私有化或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行不通，私有化不是改革的目标模式。由于本书的任务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作价值判断，我们不准备从价值观念上来议论短长。因此，我们将继续围绕本书所讨论的如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本章所讨论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对所谓的改革出路在于私有化这种倾向性意见提出不同的理论见解。

1．把私有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会在理论上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这是因为所谓私有化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制度上进行变革，即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进行变革。然而从生产方式来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间是能够相互适应的，由此为社会自觉协调必要的合理的比例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这个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别的学派的经济学对此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都不能够否定这个理论的客观真理性。

因此，当我们为了克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而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之后，如果因为公有制经济仍然出现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因为有效需求过旺困扰着人们，便又设想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那么一旦转变到私有制，私有化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又将重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将重现。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又得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显然，这将会在理论上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怪圈。而这正从理论上证明，把私有化作为改革目标的意见是不可取的。

2．克服“软预算约束”的矛盾，并不必须把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按照逻辑的推理，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再发生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既然是因为存在着投资饥渴症，而对投资之所以饥渴是因为存在着软预算约束。所以，克服软预算约束是消除需求膨胀内在机理的根本性措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道理应该说是对的。

但是，软预算约束并不是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然现象，因为公有制经济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财产关系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由此形成多种不同的经济机制。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体制下确实存在着软预算约束，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看，随着不同的改革措施使得预算约束有不同程度的硬化。我们还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公有制经济的经营机制看到，凡是实行企业化经营使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其预算约束相对来说是硬的。这表明私有化并不是使预算约束硬化的唯一途径，还可以有多种其他途径。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切断国家与企业联通的脐带，便是可以设想的一条实现预算约束硬化的途径。

3．探讨企业预算约束程度软硬时，不能够忽视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私有化可以克服“软预算约束”的矛盾，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一个凯恩斯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有效需求过旺的对比。然而，从单个企业来说，它们的预算约束的本性总是硬的，这种硬约束是天生的，过头的需求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当我们将两者进行对比时，必须注意到两者条件的差异。那就是说，当凯恩斯分析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效率、灵活偏好函数时，其中不存在国家的行为机制，国家这个条件是在分析行为机制时被排除在外的；而科尔内在分析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时，却引入了国家，国家“父爱”程度的不同，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有了不同程度的软化。所以，软预算约束并不是公有制企业内自生的机制，而是由国家的“父爱”这个条件的加入而引起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如果加入国家这个条件，情况也会发生变化。自从凯恩斯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实行以来，私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有不同程度的软化，这有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税收、信贷以及财政补贴等保护性措施的许多实例足资证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软预算约束来自国家“父爱”的性质。因此，即使对公有制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如果亏损企业还是不能倒闭，国家还是会通过减免税收以及其他种种措施来加以保护，那么企业的预算约束也还不能完全硬起来。而这种情况在我国的不少地方，在发展私有的个体经济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4．私有化并不是投资风险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前面我们讲到凯恩斯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不足，这和科尔内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确实有着鲜明的差别。所以会有这种差别，主要在于投资风险机制的有无。而所谓投资风险，则在于预期的资本收益的增减。但凯恩斯在分析时也指出：“一般而论，我们都有默契、遵守一条成规。这条成规之要旨是（实际上运用起来，当然没有如此简单）：除非我们有特殊理由预测未来会有改变，否则我们即假定现存状况将无定期继续下去……只要我们信赖这条成规会维持下去，则上述因循办法倒使我们经济体系有了相当连续性与稳定性。”“盖设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之存在，又设我们信赖这条成规会维持下去，则投资者很可自慰，认为他唯一所冒之险，乃是在近期未来，形势与情报确有真正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不会很大，至于其发生之或然性如何，他还可以自下判断。但如果这种成规仍为大家遵守，则只有这类改变才会影响其投资之价值，故他不必因为不知道10年以后其投资将值几何而闹得失眠……我相信世界上几个主要投资市场，都是根据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①因此，凯恩斯认为造成投资预期风险和投资不足的原因是：①投资者并不自己经理其业务的比例逐渐加大。②现有投资之利润变动。③市价的变动使市场一时受乐观情绪支配，一时又为悲观情绪所弥漫。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出现。这样，在凯恩斯的分析中就加进了一个新条件，即投资风险之所以会大到限制投资，不是以一般的私有化为条件，重要的是加进了职业投资者与投机者这个条件。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处处无风险和人人不承担风险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为此，需要形成风险责任机制，以约束微观经济单位对投资的如饥若渴的追逐。但这并不必然要求改公有制为私有化，尤其是不要求加进职业投资者与投机者这个条件。对于不要求加进后一条件的道理是不必多加说明的。但如果不加进后一个条件，预期的投资风险就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强烈了。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建立风险责任制以约束对投资的饥渴，始终是对微观经济而言的，对于国家政府这个宏观主体和地方政府这个中观主体并不适用，因为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向哪里投资和投资多少，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投资风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关于国家政府在多元化的政策目标中如何选择与如何配组政策目标，我们将在本书下篇中详细讨论，在此就不再展开。

总之，即使我们抽象掉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从凯恩斯经济学和科尔内经济学来作对比分析，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私有化并不是出路。这不仅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私有化经济并不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短缺经济，可以通过公有制经济的自我完善——改革，使这些缺陷得到克服。

二、国家经济作用的递增及国家经济作用的限制性陷阱

如何实现经济的和谐稳定增长这项课题研究要求系统考察经济理论的演变，在作这项探索中发现一个有趣的过程，这就是：在古典经济学“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均衡理论中是见不到国家的，这不仅是因为舍象了国家而且是因为不需要国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揭示了不均衡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在那里也见不到国家，或者说国家并未在社会化生产的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他认为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中，才会由社会（国家）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揭示有效需求不足时并未见到国家，然而阐述消费和投资的乘数作用以增加就业量时，则引入了国家政府的作为调节器使用的公共投资：传统政治经济学论证了国家通过计划自觉保持必要比例的可能性，却又陷入计划万能论幻觉；至于在科尔内经济学中，虽然也到处可以见到国家的影子，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短缺经济等无一不与国家有关，但科尔内所论证的不是国家组织经济的优越性而是揭示其缺陷。这一理论演变脉络，与实践中国家经济作用发展的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从自我求得均衡，到通过国家干预均衡，再到国家在均衡不均衡中起决定作用，正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重大演进。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在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时，需要看到国家的经济作用已经越来越大，国家的经济政策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是国家经济作用又有其限度，管得过多过死，会导致经济僵化，没有活力，而“父爱”过多也会引起需求过旺和投资饥渴。这用理论语言来概括，前者可以称作国·家·经·济·作·用·递·增·现·象·，后者可以称作国·家·经·济·作·用·限·制·性·陷·阱·。显然，只有兼顾这两者，才能找到前进的出路，这是比较各家经济学说后对面临的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所能作出的解题思路，当然这绝不是意味着已经解答了难题，否则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之所以会出现国家经济作用递增现象，是因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由于货币运动和商品运动的分离，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不会天然均衡、绝对均衡的，不稳定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着的。所以，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和市场万能论是一种幻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均衡论和计划万能论也是一种幻觉。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不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中都会出现震荡，它们都同样不是天生稳定的经济系统，而是不稳定的系统。因此，在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而且在不断运动着的大系统中，要消除震荡，变不稳定发展为相对稳定发展，就要加进新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存在着国家的经济作用递增的倾向。国家如何发挥它的经济作用，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有的经济政策可以消除震荡，有的经济政策有可能放大震荡，而有的经济政策本来可以消除震荡而在过分使用之后又会加大震荡，这又表明存在着国家经济作用的限制性陷阱。由于经济系统中发生震荡的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消除震荡的经济理论也将不断发展。任何经济理论的创新，都只能在经济实践不断出现新的震荡源的推动下产生。

三、双重体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变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方式，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较长，新的方生，旧的未死，两种体制同时存在。转轨阶段的双重体制，几乎表现在整个体制的一切方面，从企业体制、市场体制直至国家管理体制，无一幸免。

事情正是这样，企业有了逐步扩大的一部分经营自主权，但是仍未摆脱条条块块的各种行政干预，因此不得不一只眼睛盯住上级。国家开始打破原来靠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活动的做法，但又不能真正做到以间接控制为主，因此不得不时而用行政手段，时而搞市场协调。在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和运行上也是如此，计划的和市场的两种运行方式同时并存。特别是生产资料，一部分继续由国家以计划方式进行调拨，另一部分则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自行协作进而通过生产资料市场交换。农副产品的购销渠道和价格形成也相类似。由于集散的渠道不同，一种是固定的计划价格，另一种是浮动的市场价格，双重价格并存成为双重体制的一个突出标志。此外，在投资上，同样是一部分继续由国家财政无偿供给，另一部分由地方、企业自筹，还有银行贷款和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这种双重体制，从生产、流通到投资，范围越来越广泛，形式越来越多样，造成企业行为的双重化和国家宏观控制行为的双重化。这已经不限于原来所说的双重体制主要指一部分企业实行新体制，另一部分企业实行旧体制，而是已深入到企业内部；同一企业有一部分产品供销活动按新体制原则运行，另有一部分活动按旧体制原则运行，并且相互交织、有时不能明确地加以划分。

在改革过程中采取双重体制并存的渐进方式，有利于改革的及时起步和减轻震荡。但是，双重体制并存导致微观决策行为双重化，也导致宏观调控行为的双重化，这就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的摩擦。因此，认识双重体制下中观、微观主体行为有着哪些变化，地方政府、企业、个人是怎样决策、怎样活动的，由此对于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具有哪些新的特点，这不仅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以形成约束机制所必要的，也是探索我国双重体制下短缺产生的新特点所必要的。本书将在以下各章中有序地展开探讨。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5页。

[2]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9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世界经济统计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9页。

[5]同②，第611页。

[6]我们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存在买和卖脱节、供给和需求失衡的可能性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戴园晨所著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第二章“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6页）。

[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9]在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著作中，却正是曲解了马克思的分析而把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用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将自趋灭亡。

[10]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9页。

[11]《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5页。

[12]参见熊彼特：《商业周期》，麦克尧姆—希尔图书公司1939年版。

[13]参见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4页。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页。

[15]同①，第28页。

[16]同①，第79页。

[1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页。

[1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2～173页。

[19]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章《有效需求原则》。

[2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21]②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2页。

[22]参见刘树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林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23]参见卢中原：《改革呼唤出来的经济理论家》，《读书》1985年第3期。

[24]一般来说，有效供给相对不足时也会引起短缺，但在《短缺经济学》中对供给相对不足探讨较少。

[25]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27]同①，第200页。

[28]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29]②③④《紧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

[30]科尔内在1980年发表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可改革性，揭露传统体制的弊端是为了推进改革，但是1989年以后他却称自己过去是“天真的改革派”。1990年纽约W.W.诺顿公司出版了他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书中表明他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因屡遭挫折已经丧失了信心，认为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引入一些市场因素，不可能取得成功，从而主张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