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管理：情势重述与探索回顾

第一章　绪　论

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走过了40年的光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10年多的改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无论前30年或近10年，在积聚丰富经验的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尽了曲折和艰辛。正像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40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失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因此，必须牢固地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为全党同志共同接受和认真贯彻执行”。现在作为党的决定，则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性进展。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界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紧迫任务。这本论著就是在几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总结、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本章的内容是对全书的综述，概括地表明我们的基本思路，特别是突出某些多少含有新意的看法和想法，希望得到关注此一问题的同志的指正。

第一节　情势的重述和探索的回顾

我国40年来，尤其是改革10多年来的成就，国内外的文献都有翔实的记录和生动的描述，这些无需再作系统的论证。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进展，不妨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前30年的总和。其中，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1．08万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1000多个；投入更新改造资金5470亿元，完成技术改造项目40．9万项。与1949年相比，煤、电、钢铁、纺织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增长以十几倍、几十倍计。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飞机、电子和石油化工等，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农业上，兴修水利，整治耕地，发展了农业机械化和乡镇企业，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铁路、公路、水运、空运能力和邮电通信等设施能力也有了迅速的增长。

二是在大规模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算起，到199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为8．7%，农业总产值为3．6%，工业总产值为11．7%；1990年同198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农业总产值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棉花和原煤、原油、电力、钢铁、机床、水泥以及纱、布和某些家用电器的产量都有不同倍数的大幅度增长，不少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各国同类产品产量的前列。

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尤其是近10年，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多。1990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0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比1980年增长68．1%和123．9%。全国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

重述这些人们熟悉的数字，肯定了我国40年来的经济情势是不断向上的，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真理。我们不仅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是如此，并且进行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忽视前进中的问题。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1949～ 1978年），经济是发展的，而动荡比较激烈；后10年（1979～1988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但也不是没有起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提出周期性波动的问题，说法不尽一致。一般认为，这种波动周期是5年左右一次，先后出现过8次：第一次是1953～1957年；第二次是1958～1962年，周期各为5年；第三次是1963～1968年，周期为6年；第四次是1969～ 1972年；第五次是1973～1976年，周期各为4年；第六次是1977～1981年；第七次是1982～1986年，周期各为5年；第八次是1986年以后，周期也在五六年之间，可能到1991年后渐趋正常。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有人认为是难免的，不同经济制度的各国都无例外。但是，我们必须加以区别。一种波动确实难免，有如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影响农业生产；由于重大工程的兴建和投产而影响增长速度；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加快发展步伐；由于国际市场的旺衰而导致产销畅滞等。历史资料表明，这种波动幅度有限。另一种波动其幅度比上述大得多，也不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产生，则不能认为是必然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其幅度比别国大得多。据计算，1953～1985年我国的波动系数（每年的增长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超过22个百分点，比美国高4．7倍，比日本高2．7倍，比联邦德国高3．4倍，比法国和英国高5．1倍，比前苏联高4倍。其中，1958～1962年达66．5个百分点，^[1]并且周而复始，始终未得到有效纠正。这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这样的经济波动也不像有人所说，有利于高速增长，或者是高速增长的客观规律即所谓“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或“高速度—低速度—高速度”的规律。相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和至今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或消极面，都与这种增长的大起大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首先，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速度和效益本来是统一的，但在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矛盾。它表现在：当追求高速增长时，往往只图产出，不计投入，以牺牲效益为代价；当速度被迫下降时，往往效益率先“滑坡”。几次三番的大起大落，使资源利用效率也随之起伏，甚至越来越低。例如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2年为71元，“一五”时期平均为32元，“二五”时期平均只1元，“三五”、“四五”、“五五”时期分别为26元、16元和24元，“六五”时期为41元。另如以产值、资金、成本、工资为基数的各种利润率和投资产出率，几乎都未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其次，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增长和比例协调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不仅使总量失衡，并且使结构失调。无论是过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近年来的“轻工业六个优先”，都使产业结构过度倾斜，进而成为制约稳定增长的障碍。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29%、48%和23%，1987年为29%、46%和25%，变化甚微，而在工、农业之间及其内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加工行业，相互脱节越来越明显；至于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等，同样存在无序现象。

再次，不利于实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应当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但在一味求快的扩张冲动下，容易侧重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基本建设排斥和替代更新改造，甚至蕃衍增长较快的低技术，使整个技术结构难以逐步升级。同时，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统治下，使产品不愁销路，也无助于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最后，不利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反，却会欲速不达或得而复失。每个波动周期都有其高峰和低谷。在高峰期，曾经出现过年增长率达到15%甚至超过20%的“奇迹”，令人兴奋不已。但是无法持久，随即“滑坡”，有时竟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两者相抵，平均增长率一般仅为高峰期的一半或更低，与原来的期望值相差很大。在一起一伏之间，损失严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改善程度与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不相称。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除了非经济因素外，根本的问题是：

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迟迟未得到及时的转换。我们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时，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只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特征是以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增加投入即提高积累率为主要手段，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这在工业化初期本来无可厚非，而且确实取得了积极效应，但是同时，逐步暴露了某些矛盾，例如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益、偏好工业而忽视农业、过多积累而抑制消费，等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先后转向采取所谓变通的或新的发展战略。我们不是没有觉察，但是对其惯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总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是高速度（而不是高效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以产值为中心。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进一步凝成了以产值增长速度高低作为评价标准的成绩机制并诱发攀比机制，更是积重难返。经久不衰的“产值热”，成为导致周期性大起大落不可抗拒的盲动力量。

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迟迟未得到及时的转换。一定的经济管理体制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起初只能大体上仿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这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部门，同样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其弊端则不断暴露，特别是变为两个“大锅饭”，导致“投资饥饿症”和“消费饥饿症”，从部门、地方到企业都热衷于扩张冲动，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初步改革，“投资饥饿症”没有治愈，“消费饥饿症”却从隐性转为显性。这种双重膨胀，来自改革处于双重体制并存阶段的某种错位即微观有所放活而宏观则更失控。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黏性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相结合，造成长期以来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总量上的失衡和结构上的失调，突出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环境经常是紧张的，无论在大起阶段或大落阶段，除非花很大力气，才有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宽松。

这些经济现象及其剖析和溯源，大家并不是没有认识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陈云也说过：“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2]“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3]根据这些精神，我们多年来探索过此一问题，现在略作回顾如下：

首先，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新的用语并着手研究这个新的课题时，我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战略几经变化，有比较正确的时候，也有重大失误的时候。当战略决策正确时，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而当战略决策失误时，经济发展就受挫折，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受到削弱。”^[4]回顾过去，我们肯定：“建国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等等”；同时，并不否认发生过一些挫折和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表现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超出了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一进一退，损失很大，耽误了时间。”^[5]总结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提出以下几点：①“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从过去常常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②“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上，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③“在处理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上，从过去的片面突出重点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抓重点、促平衡的发展战略”。④“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从过去的一味依靠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外延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地注意通过企业的整顿、改组和技术改造来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内含发展方式”。⑤“在物力和人力两种资源的开发上，从过去的只重视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转变为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资源并重的战略”。⑥“在对待内外关系的问题上，从过去的实际上的闭关自守转变为自力更生为主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⑦“适应于上述几个转变，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形式和过分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转变为坚持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并存，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新体制。”^[6]

其次，在总结“六五”时期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时，我们对经济建设，认为“六五”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期……但仍处于转变的初期，转变的自觉性不高，在执行中甚至有反复”，“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如农业和轻工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等，都同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有关”；而出现的失误和发生的问题，如投资过多、速度过快等，又同“传统发展战略继续发生作用相连”。①我们肯定：“六五”时期的前两年“抓了经济调整，收到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出现了有限的买方市场势头，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但是后来，增长速度实绩大大超过“保四（4%）争五（5%）”的计划，“表现为一种周期性：每次控制投资规模、压低速度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一次更大更猛的增长。”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它的系统性，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还有比例、结构、质量、效益等问题，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最后得出的概念是：“从这些情况看来，今后要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②

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认为“六五”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但是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当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微观放活与宏观控制的矛盾。迄今为止，微观放活不是过头了，而是不足，还要继续放活。可是在宏观控制方面，由于调节机制不健全……出现的问题也比较明显”。③在指出“六五”期间出现两次总需求过度膨胀的局面后，建议：“今后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必须与微观经济机制的改革互相配合，同步进行。在宏观经济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换过程中，在原有体制的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的情况下，仍须继续运用行政手段来维持经济活动的有秩序运行，尽力防止自发势力对经济活动的冲击。”④当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的看法是：“既不能轻率地照抄国外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式，也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原则上说，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有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的，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协调的经济体制。这种目标模式应能保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公有制占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⑤

再次，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我们作了进一步的理论研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包含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①对经济发展战略，“从根本和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还要继续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造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此外，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人口、劳动和消费问题”，“商品流通和财政金融问题”以及“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问题”，等等。②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一般地说，战略模式和体制模式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并提出“追求数量增长、强调重工业发展并以粗放方式为主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求高度集中的、主要依靠行政指令进行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而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目的、强调质量效益和以内涵方式为主的发展战略，则要求有较多的分散决策和主要依靠经济参数进行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从一方面看，“经验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要造成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才有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压力，这就要求相应改变过去的强速发展战略”。从另一方面看，“传统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比较稳定的有限买方市场的最终形成，也只有在彻底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及其内在的数量驱动和投资饥渴等痼疾，才有可能。”③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要选择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又要解决经过双重体制并存阶段向目标模式逐步转换的特殊道路问题。这个目标模式，包括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决策体系、经济利益体系、经济调节体系和经济组织体系，或者分为企业、市场和宏观管理三个层次，都不可能采取“一揽子”的办法，实现“一步到位”，那么，必须“分步走”，双轨制即新旧体制并存就是必要的过渡并需相当长的时间，同样不该急于求成。这不意味着改革的遥遥无期，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明确这点，就要下决心在宏观管理上尽力保持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我们赞成这样一种方案，就是“坚决压缩已经膨胀起来的投资规模，适当控制消费的增长，同时尽可能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生产，做到供给略大于需求，首先创造出买方市场的势头”，因为这样，“改革的步子可以快一些，企业活力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体系也可望逐步完成，双重体制的摩擦可以缩短时间。”^[7]

最后，对最近几年和当前改革的推进，我们设计过一种具体方案，其基本思路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的有机结合，指导思想是“双向协同，稳中求进”。这是针对1984年以来存在通货膨胀并且物价上涨过多的客观现实而言的。“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不完全是由于旧体制的作祟或者来自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摩擦，也同发展战略的具体执行和某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归根到底，则是“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依然存在……整个经济环境仍旧相当紧张”。所谓“双向协同”，“也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这是因为，只有“稳定经济，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并且只有“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8]

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改革的总体方针下，考虑到形势发展。我们曾在1988年主张在今后8年中，改革的步伐前后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前3年……只能着力推行那些有助于稳定经济的改革，采取‘稳中求进，以稳为主’的阶段性策略”；“后5年，仍要坚持长期稳定的方针，但阶段性策略的重点是由‘稳’转‘进’……改革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快一些”。^[9]换句话说，就是3年治理，5年转轨。在此期间，还要注意近、中、长期改革的衔接和统一。“近期（头3年）改革的措施不能为中期（8年中的5年）改革进展设置障碍……中期改革不能和长期目标相矛盾。”^[10]

自1988年秋党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以来，已经取得预期的初步成果，也出现意料中的一些问题，反映了几年累积起来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一时难以消除。为此，党中央又决定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者的关系是：治理整顿“为改革创造

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决不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的背离”；同时，治理整顿离不开深化改革的配合，“所以，随着浅层问题的逐一解决，深层问题的逐一暴露，有必要在继续坚持治理整顿的同时，逐步加大深化改革的分量”。①在“八五”计划制定过程中，加大改革分量的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和写这本书的背景、基础和新的起点。

第二节　产生短缺和供需失衡的原因

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特征之一，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就是短缺。这除了由于处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外，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反映了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失衡，即有效供给落后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求），表现为需求长、供给短，两者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缺口。这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现象，是值得研究的。人们往往直觉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社会主义则是需求过旺，供给不足。我们不妨就从这样的对比来探索产生短缺和供需失衡的根源何在。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生产过剩，并周期性地爆发为经济危机，马克思早已作了深刻的剖析。所谓生产过剩，决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了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这在个别商品是可能的，总体上却不是），而仅是一种相对过剩，即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使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工业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其原因是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家一味扩大生产，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劳动者的收入与生产的增长不相适应，或者叫做买和卖的脱节。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相抵触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实行膨胀政策，又增加了无法消除的通货膨胀。尽管西方国家采取了宏观调控的种种对策，生产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仍然始终存在，供需均衡也始终是相对的、不稳定的。这说明了它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非任何政策调整所能彻底解决。

这种周而复始的经济现象，困扰着资本家，也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感到惶惑。经过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终于产生了凯恩斯学说。这对古典经济学是一场革命或一次否定。凯恩斯承认了马克思早就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但是回避了制度根源，而是通过对企业主和消费者的行为机制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基于这样的推理，于是他认为，出路不是打碎这个旧世界，而是主张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避免现行经济形态整个毁灭”。凯恩斯和他的后继者开出的药方，无不投入国家干预这味主药。所不同的是，从扩大财政开支来刺激需求，进展到还要防止财政赤字过大、通货膨胀过快，在反危机的同时不得不也反通货膨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与其说是力争社会供需的相对均衡，不如说是努力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相互可以容忍的程度内，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得以有所缓解。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却是另一种现象：有效需求过旺、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即所谓短缺。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正是由于它抓住了这个也使我们困惑的课题。短缺经济理论对于传统的某些政治经济学观点，例如计划万能、自觉平衡等，同样是一种突破或创新。《短缺经济学》中的一系列论述和用语，特别是“投资饥饿症”、“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等，很快脍炙人口。但是，他只指出了这个现象，揭示了有效需求过旺导致短缺的宏观过程，却没有相应地提出或探索解决矛盾的某些可能的办法。我们认为，他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短缺确是痼疾，但并非不治之症。也就是说，这是具体体制问题，不是制度本身问题。从科尔内近期发表的文章看，他是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与短缺论相仿佛，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有人提出紧运行论，断定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解释这种现象，不仅来自需求超前增长，并且归因于现阶段经济不发达的资源约束，对短缺论有所补正。紧运行论并不否定可能的“紧平衡”，但是更常见的或许应当叫做“紧失衡”。这种理论实际上肯定了需求膨胀的短缺现象是难以扭转的，似乎宽松只是一种奢望。他们认为，虽然通过改革等措施，可以使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紧平衡不至于向需求膨胀转化，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紧运行状态。

我们承认经济短缺或紧运行是客观存在。但是之所以如此，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仅是来自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效应。因此，通过认真和慎重的改革，应当和能够给以校正，转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宽松局面。因此，我们必须从现行经济体制中寻找导致短缺或紧运行的原因。那么，就有必要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来穷根究源。

一、国家—地方政府

经济运行的主体，一般分为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显得特别重要。本来，自古到今，国家除了政治职能外，同时具有经济职能。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使国家在经济职能上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家为主体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如发展国有制、改造私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直接经营企业、调拨产品、配置资源、分配收入，等等。总之，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把政治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

关于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论述已多。我们在本书中，着重研究分权向地方倾斜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对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前30年，我国的改革围绕放权、收权做文章，没有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难陷阱。这10年的改革，分权向地方倾斜，大方向并不错，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利于把经济搞活。实践证明，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有利于掌握信息，准确决策，增收节支，使对生产和投资有更多的刺激，为经济发展增强了动力。10年改革推动10年建设，地方政府起到了中介、传递和放大、落实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仅仅行政分权或仅仅伴以有限的经济分权（向企业放权），仍旧不能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也是双重的：既是管理者或调控主体，又是所有者或利益主体。并且，由于它的特殊处境，更靠近企业，在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利益主体的身份往往会超过作为调控主体的身份，特别是在两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这表现在地方政府经济目标的多重性，例如居民利益和“父母官”的使命，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充分就业、社会福利等给以优先的关注；加上简单化的考绩机制，使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紊乱，不得不凝结到以经济增长速度（先是工业总产值，后是以工业总产值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标准甚至是“一美掩百丑”的单一标准。经济目标的多重化，导致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多重化：既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又要谋取地方的局部利益，还要在矛盾中追求地方政府长官的考绩利益。面对这些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关系很难处理恰当，经过多年探索，不得不乞灵于一个“包”字。地方包干，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但是，它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和行政权力，甚至演变为所谓“诸侯经济”。

从分权向地方政府倾斜到形成“诸侯经济”，在还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驱动和传统经济体制的约束下，不仅不能纠正过去的扩张冲动，并且进一步助长了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其轨迹是：①攀比速度，争座位，排名次，或分先后，或分快慢，谁也不甘落后。于是造成层层加码，先进地区强调基础好，后进地区强调要缩小差距，爆发了一场场“速度大战”。②扩大投资。这是实现高速增长的基本途径，因为速度越快越好与投资越多越好是完全合拍的。投资来源：一是向上要，争项目，多多益善；二是自己挤，千方百计搞资金；三是向下压，广泛搜罗。③扩大消费。这也有个攀比，并且是动员群众搞大生产和大建设的必要措施。④反控制。即对国家宏观调节或明或暗的抵抗，所谓“遇到红灯绕道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此相应，还带来区域封锁、结构趋同和自成体系以及种种短期行为。前几年的经济过热，责任不全在地方政府。但是，40年来每一次大起，都以向地方放权为条件；而每一次大落，又都以向地方收权为手段，绝非偶然的巧合。

在急于求成和大起大落中，地方政府扮演了“急先锋”和“替罪羊”的角色，不能完全推向行政分权这一改革的失当，更有相关的多种原因：除了分权本身的不够妥善外，还与这种分权着重刺激而欠约束、宏观控制弱化而中观调控未能跟上、统一市场发育迟缓而区域市场残缺不全等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二、企业

企业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从事生产、建设、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载体，企业行为对经济运行起着决定作用。以公有制尤其国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企业，有它特殊的性格。在我国传统的政企不分体制下，人们认为，国营企业隶属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如拨一拨才动一动的算盘珠。经过改革，在双重体制下，企业越来越显示了它的三重性：既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又是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实体，还是代表职工效益的社会单位。与这样的三位一体相适应，企业行为也有三重目标：①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它要面对主管部门，努力完成各项硬性的计划指标和不同弹性的其他任务。②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要面对市场，努力追逐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利效最大化。③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它要面对本企业的劳动者，努力谋求职工收入和福利的最大化。这反映了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在统一中有矛盾，导致企业行为的复杂动机。如何安排，取决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取决于市场的压力或吸引力，取决于职工的素质和结构以及企业领导人（企业家）的素质和类型。于是，在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企业行为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摇摆度。但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往往服从于最急迫的目标，造成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10年来的企业改革，经过放权让利和两步利改税，最后与农村相似，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与地方包干（以及部门包干）也是相匹配的。这些承包制的积极作用，在于一举打破了“大锅饭”，萌生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刺激机制，开始透露了生机和活力。尽管对企业承包制的得失、利弊和功过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是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改革，改总比不改好；同时，谁也不能肯定这就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有待继续完善，并且不排斥对其他改革方案例如股份制的再探索。问题归纳到一点：企业承包制唤醒了企业的刺激机制，却未赋予必要的、相对应的约束机制。只负盈、不负亏的软预算约束，无非是没有彻底打破的“大锅饭”；与此相应，“大锅饭”的另一规则是“抽肥补瘦”，这对被鞭打的快牛正是“硬约束”，也非保留不可了。

软约束和硬约束并存的“抽肥补瘦”，从低效益和高需求两方面导致供需失衡和短缺。这使企业行为带来投资和消费的高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产品产量，从而增加企业利润以及实现企业升级（例如从小型企业升为中型企业，从“县级”或“处级”企业升为“市级”或“司局级”企业），企业领导人可以不顾市场需求容量及其变化，全力以赴地向上级要拨款、向银行要贷款，搞基本建设的劲头谁也不比谁差；同时，为了谋求包括自己在内的职工利益并取得职工的拥护，在同行业中避免相形见绌，企业领导人也可以不顾生产成本的高低和企业利润的多少，持之以恒地增加工资、奖金和发放实物，甚至亏损企业亦不例外。但是在另一端，这使企业行为带来低效益即低供给，其表现很隐蔽。原来，即使在企业承包中实行企业留利或职工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仍旧没有与“大锅饭”的老传统真正决裂。这不仅表现在企业把提高经济效益寄托于高投入而可以不受低产出的惩罚，并且表现为企业领导人还能靠牺牲任期后的利益用拼设备等办法来保证任期内经济效益指标的实现。当前出现市场疲软和产品滞销，迫使有些企业在调整产品结构上花力气，但是不少企业也可以躺在国家身上我行我素，要求国营商业收购产品、国家银行增加信贷，因为它没有破产和关停的威胁（虽然已经颁布了《企业破产法》，提出要对一些不宜生存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当然也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在宏观上和客观上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对扩大需求有刺激而无约束，对增加供给却推动不足而障碍不少，于是，供需失衡就难以幸免，短缺也就难以缓解了。

三、个人

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都是消费者，多数又是生产者，同时是不同形式的所有者。革命，意味着人的解放，为人的全面发展开拓前景，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个人对参与劳动和参与分配的决策自主权不能不受到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生产关系的种种制约。平均主义的泛滥显示了它对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10年改革的一个划时代的成果就是对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初步唤醒和主体地位的初步确立。个人开始有了择业自由，虽然还是不充分的。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开始形成了两大块，通俗地说：一块是“铁饭碗”，一块是“泥饭碗”。对“铁饭碗”，不管有多少人谴责它，仍旧是令人向往的，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生活的保障。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越来越感到给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一个人以“铁饭碗”，是多么沉重的事。于是，也有人自愿或非自愿地选择了“泥饭碗”，从个体工商户到私营企业主及其雇用者以及各种各样临时工、某些合同工和所谓自由职业者。这是一种双轨的就业体制和分配体制。奇怪的是双轨运行带来了分配不公，两种人往往不同角度地羡慕他人、埋怨自己。这已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套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作辩解，还不得不费很多的口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人们安心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期待的是二三年一次或十几年一次的普遍调整工资，那么，经过10年改革，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人们既希望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又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攀比心理。攀比存在于“铁饭碗”和“泥饭碗”之间，也存在于“铁饭碗”内部，特别是企业之间，而不仅是同工种之间。这是10年来几经努力而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甚至一再向平均主义复归的某种独特的现象。攀比心理似乎是人之常情，但是成为攀比机制，就要从经济体制去找原因，不难从“铁饭碗”和“大锅饭”之间揭示其内在联系。因为攀比心理在其他不同制度的国家也同样存在，并可能成为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是在我国，由于平均主义的惯性以及与平均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分配无序原则，使人们增加收入的愿望除了靠勤奋劳动外，只能靠相互攀比来实现。

在攀比机制凌驾于按劳分配机制的驱动下，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并且不受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利润增加的束缚。相当多的企业竟出现这样的不成文法：不管本企业的生产是否发展、效益是否提高，只要别的企业增加了工资或福利，本单位也必须跟上；或者是不管哪一个人是否干得和别人一样多、一样好，只要别人得到好处，自己也少不了；甚至是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盈亏状况，不管个人的劳动和贡献，年复一年，工资和福利都必须逐步增长。企业是如此，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也不例外，相互攀比，相互抬高。于是，产生一系列不可逆转的效应：①工资侵蚀利润，使企业产品的工资含量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必要劳动（V）和剩余劳动（m）的界线模糊。②越来越高的期望值和越来越多的失落感。人们的生活越改善，越不满足，越觉得自己吃亏，所谓“举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③消费超前或消费早熟。这些现象累积起来，使个人可支配收入不可遏止地膨胀，由此带动消费需求和消费基金的膨胀，势头之猛，或许不逊于投资需求的膨胀。

以上从地方政府和企业、个人三者叙述了需求膨胀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与社会供给相对照，如果大体平衡，就不会出现严重的短缺了。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重体制下，与需求膨胀相平行，出现了供给不足，于是形成供需失衡。这种失衡，既显示在总量上，又显示在结构上，并且相互助长。

所谓供给，是指利用基本经济资源所能产出的数量，一般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计算社会总供给。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供需失衡表现为需大于供或供不应求，要从压缩需求和增加供给两方面来解决，并且似乎应当以后者为主，那才是积极的。但是，不止一次的经济调整都不得不以压缩需求为主。这是因为，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很高，弓弦绷得太紧，几乎到了极限，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人们不禁要问：取得这样的高速增长，为什么还会供给不足呢？答案除了要说明需求的增长比供给更快外，也要说明一下供给的实际情况。原来，我国的供给不足不是由于积累率低和增长速度低，而是在高积累率和高速增长的背后，潜伏着经济效益低即基本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率低的致命弱点。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能源产出率和综合要素产出率以及社会产品最终利用率都很低，并且长期以来进步不快，有的还有倒退。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资源浪费大，相当部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并未创造出应有的社会财富。因此，虽然看来增长速度很高，而实际的供给增长要低得多。何况，据检查，统计数字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水分”，包括质量低的次品、废品等，反映了名义供给和实际供给或有效供给之间有差额。

这是就总量而言，更突出的是在结构上；某些供给与需求不适应，同样不能形成有效供给，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的短缺程度。当前，我国处于从人均收入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过渡的阶段，广大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开始走向小康，消费需求并延伸为市场需求在结构上变化很大、很快。但是，由于习惯于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结构，所以在数量扩张中，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未能得到及时的调整，明显地与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相脱节。这样，结构失衡或比例失调进一步影响了供给的有效性，使短缺现象愈趋尖锐。这种结构性失调，除了消费品外，更深层的表现在农业与工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运输、通信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等都不够协调。治理整顿以来，需求总量得到初步控制，供需总量的失衡有所缓解，而结构性失调逐步暴露，例如商品的脱销和滞销并存，都说明了有效供给的确实不足和供需失衡的严重程度。

供需失衡形成短缺，由来已久，但近10年，改革度过了“蜜月”，随即遇到麻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涨过快，由前几年的一位数到1988年高达两位数，1989年仍然居高不下，1990年有所缓解，目前仍潜伏着重复上涨的隐患。其实，前后之间有继承性。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短缺，在冻结物价的条件下，表现为定额配给、凭票供应、排队抢购、有价无货和“开后门”等。而经过改革，进入双轨制，双重价格中的市场价、协作价都冻结不住了。同时，也由于存在双轨制，不能在物价的波动中把短缺“结清”，使社会供需实现新的平衡。这就是在双重体制下，短缺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换的一种特殊现象。对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经济学家论述很多，众说不一。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一种综合征，包括了财政赤字、成本推进、工资冲击、外汇逆差等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最基本的还是来自需求过旺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至于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会高达创纪录的两位数，则与改革的偏差即强调了微观放活而未同时做到宏观管好有关，以致需求膨胀和供需失衡的程度也是创纪录的。

通过上述种种现象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不宽松的现实。产生短缺和供需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的根源，除了体制原因外，还有经济发展战略即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已如前述。唯一的体制因素论和政策因素论是不完整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还有其他非经济的或自然的因素，例如农业的丰歉、投资的周期、技术的突破等。搞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才能探索到走出短缺、走向宽松的具体途径，并设计出相互配套的、有效的政策。

第三节　争取宽松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目标设计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常产生短缺、供需失衡和大起大落，其原因有二：一是政策失误；二是机制缺陷。政策失误是指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战略上，片面追求过大的建设规模和过高的增长速度；机制缺陷是指内在于传统的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促使总量膨胀的固有弊病。两者相互推动，形成我国经济过热过冷的周期性波动。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面，但是不能只看到此一面而忽视彼一面。我们着重分析了导致短缺和供需失衡的体制根源，并不否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没有失策。在1988年党中央决定治理整顿前，讨论如何走出困境，有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症结仅是机制缺陷，而不是政策抉择不当。果真如此，那就不必改变当时实际上执行的通货膨胀等导致经济过热的政策，也就无需实行治理整顿的应急措施了。我们认为，应当坚持采取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实行“稳中求进”的方针；同时，又不能局限于治理整顿，实现总供需平衡，还得在买方市场环境下加大改革分量。只有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对待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体制中蕴藏的不稳定因素，能否通过经济政策的改革而给予调节？一般地说，一定的经济体制为一定的经济政策服务，一定的经济政策又为一定的经济体制导向。两者比较，经济体制的黏性大，改革要有较长过程，可以说是属于“慢变量”；而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虽有相当的惯性，但主观能动性要大一些，也可以说是属于“快变量”。这不是说，仅有正确的政策就能保持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这是因为现行经济体制仍是一种膨胀机制，在经济过热强制降温后，仍会随时出现“反弹”。即使在治理整顿过程中，一遇到暂时的困难，各方面呼声高，稍为放松行政控制，也有重新出现总需求膨胀的危险。但是，如不调整政策，使短缺有所缓和，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改革就难以深入展开，最终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也难以打通。所以我们认为，争取由短缺转向宽松，重要的一招是通过政策的调节，使过旺的需求受到抑制，通货膨胀得以舒解，进而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里，有必要谈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干预经济活动方面的作用。这与资本主义不尽一致。最早，古典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国家只是外在于经济运行的一种力量。这是当时经济发展正处于强烈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特征。直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频繁的经济危机侵袭下结束，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范围渐广、程度渐深。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也无论标榜什么主义，都要实行某些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因为面对的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大经济，都需对宏观经济运行给予适当的管理和调节。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策调节的对象是公有制经济，调节的目的是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调节的手段既有间接的，又有直接的，其范围、程度和作用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显得更经常、更广泛也更有效。建国40年来，我国在不同的时期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有人认为：在遇到困难、需要调整时，威力很大，见效很快，而在转入正常以后，却往往陷于扩张冲动，失去自我控制。这正是从正负两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政策的能动作用及其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

水能载舟，又能覆舟。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导致需求膨胀、供需失衡和通货膨胀；采取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就会压缩需求，实现供需的相对平衡。这在世界各国不乏先例，在我国也非绝无仅有。这又从另一角度说明，短缺和紧运行只是一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产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和不可调控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漫长过程中，只要政策对头，就有可能控制需求，淡化短缺，进而争取向宽松转化。这种宽松，在扭转供给落后于需求的短缺之后，变为供给大于需求。当然，限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传统经济体制的黏性，只能达到“供给略大于需求”即有限的买方市场，而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调整是如此，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也是如此。当前出现所谓市场销售疲软，有人认为是结构性疲软，从总量看，也可以说是过渡性疲软，因为这是大起之后必有的大落，也是从需求过旺的卖方市场向有限的买方市场过渡所无法避免的“阵痛”。过去，有人认为买方市场只能出现于改革成功之后，不能出现于改革进展的过程之中，那也是否认了形成短缺不仅有体制因素，并且有政策因素。

争取有限的买方市场或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才能有序地推进改革，使改革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原来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短缺的情况下，利益调整的摩擦系数很高；实现了相对宽松，同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来促进利益格局的转换。这在改革初期固然如此，而随着改革的进展，国家更需要有充裕的财力、物力和外汇来保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改革的目标又包括了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否则，供需失衡，宏观调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市场难以发育，市场调节也受到很大限制。

——必须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才能开展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应当是市场主体即卖方的竞争，而不是买方的竞争。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如皇帝女儿不愁嫁，对提高技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没有压力，也不能唤醒其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出现的买方市场使企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按照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和开发新产品，开始启动了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机制，终于出现了各项经济效益指标顿然改观的新局面。

——必须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才能防止结构失衡，实现结构优化。社会供需的总量失衡，必然引起结构失调。这几年经济过热，市场需求结构混乱，是诱发盲目生产、盲目建设的主要原因，造成整个经济结构的畸形化，特别是加工行业过度发展，与基础产业的反差越来越大。当前出现有限的买方市场，使某些产品滞销、积压，暴露了矛盾，并为调整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指点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也可以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走向合理化、高度化，正是通过买方市场的卖方竞争和优胜劣汰来实现的。

——必须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才能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供需失衡形成短缺，导致大起之后必然大落，经济发展呈不稳定态。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比例协调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又需要有一定的储备才能保证。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强调了社会储备的必要，肯定“相对的过剩生产”，就是“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意思。这也就是“积极平衡，留有后备”，做到有备而无患，以便在经济增长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出现较大起伏时，可以及时进行紧缩或投放，适当调节其波幅。

有限的买方市场和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三种情况要加以区别：一是改革要求的前提；二是在改革过程中；三是作为改革的结果。我们不能要求先有买方市场才开始改革，但是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政策的调控，在改革过程中争取比较宽松的而不是始终紧张的经济环境。这种转换中的供需大体平衡，并不在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已达到圆满和稳定的状态，因此与目标模式的平衡有差异。重要的是必须在政策上为缓解短缺、走向宽松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利于改革的前进。同时，改革每前进一步，买方市场和宽松环境也就更加巩固，一步一步地逼近目标模式。

从短缺到宽松，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以及最后，应当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和目标，便于监测和调控。我们的目标设计集中为以下三项：

一、适度经济增长率

在经济政策的目标选择中，经济增长率或发展速度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争论颇多的问题。在传统观念里，大家热衷于追求所谓高速度，认为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和赶超资本主义的集中标志。这本来也不错，但是一旦陷入片面性，高速无边；越高越好，脱离国情和国力，就转化为无限制的扩张冲动，成为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极不稳定和大起大落的动因，并带来效益低下、结构恶化和科技停滞等一系列后果，走向了反面。总结经验，正视国情，择定适度增长率，并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端正政策目标，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

提出适度增长率，绝不是不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某些看法和做法有待再认识和再探索：①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速度？我国前30年用工农业总产值其实是以工业总产值为主体，不仅不包括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并且总产值这个指标本身就有很大缺陷，特别是物质消耗部分往往一再重复计算，容易含有水分。后来改用国民生产总值，但在具体计算上不够精确，相当部分实际上是推算或估算的。②计划增长率如何拟定？本来，应当在具体计算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以供销条件和生产能力为基础）和其他部门主要指标后，再综合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是“审时度势”，拍脑袋决定，而很难说出个所以然。③年度之间怎样掌握？习惯的是基数法，即按照报告期的实际增长速度，参照当时的具体状况，适当调整，或考虑到略留余地。但其结果，除遇到突出矛盾外，一般是水涨船高、居高不下，在年度之间有攀比。④地区之间怎样掌握？习惯的也是相互攀比，基础好的地区认为应当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基础差的地区认为应当赶超先进、缩小差距，结果都是层层加码，越抬越高。⑤如何检查考核？往往是强调提前和超额完成，仅着眼于单一的速度指标，很少全面观察，更没有设一道警戒线，于是，排名次，争座位，甚至号召参加“百亿元的城市俱乐部”等，成为一种考绩机制。在这种机制驱动下，订计划时压，统计时弄虚作假，都难以防止了。

必须树立适度增长的速度观念，例如，最高的速度并不等于最佳的速度；速度不能局限于一两年而要着眼于长期、持续；速度不是孤立的而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环节之间求得协调；速度要与效益、结构等统一起来，等等。其中一个具体问题是：到底以多大的增长率为适度？对此，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设计了若干数学模型进行计算是有益的。这里，我们运用经验数据，考虑一个通俗的设计，把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为指标的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划分为三个区间：①年增长率在5%以下，属于低速增长。②年增长率在10%以上，属于高速增长。③年增长率在5%～ 10%，属于适度增长。这样设计的理由和依据是：

1．我国40年来的平均年增长率（1952～1988年），社会总产值为8．8%，国民收入为6．9%，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有的年份或连续二三年超过10%，无一例外是过热的先兆。

2．参照世界上少数发展快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除少数年份超过10%外，一般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有时还低于5%。这是平稳的，既较持久，又较协调。(www.chuimin.cn)

3．从积累的可能看，当前把积累率定在25%～30%不算低了。进而按照长期来的积累产出率或资本系数计算，也在此区间内。积累率过高，就会产生种种矛盾。

4．从发展中的“瓶颈”产业特别是农业和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看，在现有规模（如10亿吨煤、6000万吨钢）的基础上，年增长率超过5%是不容易的，超过10%更无法办到。

有的同志对5%～10%的速度感到不过瘾，那是胃口吊高了后的错觉。其实，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增长率，7～10年就能翻一番，也能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明显的改善，并能基本上实现充分就业。至于财政收入，在提高效益后，同样能达到类似的增长率，可望收支平衡，留有后备。

二、适度投资率

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积累额的多少或积累率的高低及其积累效益。在积累基金中，固定资产投资占主导部分（流动资产的积累也是随固定资产而按一定比例增长的）。于是，研究经济增长和积累问题，自然地转向研究投资的规模及其投向和结构问题。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更显得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主要生长点，被称为投资主导型经济。

投资的作用，一方面增加社会供应，另一方面扩大社会需求。由于时滞的存在，总是扩大需求在前，增加供给在后；并且，扩大需求是绝对的，增加供给还有一个是否适合需求即供给是否有效的问题。所以，社会需求的变化，最直接的是受到投资的影响。投资需求成为社会需求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入大规模的建设阶段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投资的多少及其投资效益为转移。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以片面追求扩大投资规模或提高投资率和积累率为手段。40年来，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强调“以钢为纲”等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使投资规模无限扩大、投资率不断提高。近10年来，强调了发展轻纺等加工业，又使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瞠然落后，被迫增加这方面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投资饥饿症”不仅表现在企业和地方政府，更是举国一致的经济行为准则，起着极其强烈的共振效应。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单位投资规模的小型化、低技术化以及投资结构的失衡和投资效益的低下。

投资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事实作了否定的回答。因为投资形成的投资需求，必须以投资类设备和建筑材料等的相应供给为条件。同时，在全部投资中，约有1/3或更多一些将直接、间接地转化为工资等支出，也必然扩大消费需求。投资过多还破坏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往往以抑制人民生活的应有提高为代价。于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成为社会供需总量失衡前提下结构失调的主要标志。大起大落、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等，很大程度表现在投资和积累过多所引起的矛盾。经济调整总是从压缩投资规模、缩短基建战线入手，原因也在这里。

在历次的周期性波动中，研究适度的投资率或积累率，成为经济界的一个反复探索的热点。这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比例理论和综合平衡理论为依据，并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掌握这个适度的原则，一方面要看需要，因为投资不足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也不利于增加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要看可能，因为投资过度不仅无法实现，还会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的冲击。我国40年来，投资膨胀的频率及其危害远远超过投资不足。所以，确定适度投资率主要是从可能出发，防止超越国力。这个可能包括下述因素：①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快了，投资规模相应扩大。②积累率和投资在全部积累（包括流动资产积累）中所占比重。③现有固定资产存量和合理的折旧率。④利用外资的数量。⑤生产资料中投资品的供给以及施工能力。根据这些原则，大家参照经验数据，长期以来的共识是：①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25%～30%为宜，一般不宜超过30%。②积累基金中投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大致在7∶3左右。③固定资产积累中生产性投资的比重，约占7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较稳定的时期，一般符合上述投资率，而一旦超过，就会矛盾百出。这些应当是一群常数，把它稳定下来，经济增长也就适度了。否则，在经济形势看好时提高投资率，就会使经济运行状态恶化，再被迫降低投资率，必然造成起落过大。还要看到，与外国比，这样的投资率是较高的，又显示了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

三、适度消费率

确定了适度的投资率和以它为重点的积累率，本来也就自然地、相应地确定了适度的消费率。过去，积累率偏高，其另一极必然是消费率过低。但是，在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出现消费膨胀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扩大，问题要复杂得多。投资膨胀可以靠财政赤字、信贷赤字或内债和外债支撑，消费膨胀也可以消费早熟尤其是公费消费早熟等表现出来，两者是并存与相连的。如何调控消费需求，涉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刚性并含有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必须认真对待。

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一样，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经济概念，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它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其实，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额中，它占的份额成倍于积累。一般人的理解，往往对消费需求、消费基金、消费支出、消费水平等不加区别，我们在计算社会供需并进行平衡时，也习惯于把居民收入全部列为消费需求。这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前，城乡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出入是不大的，但是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有必要具体对待。消费，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支出，包括购买消费品和劳务，但不包括购买住房等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的广义消费，还包括了集团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其比重比西方国家大得多。消费需求，是指用于上述消费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消费基金，是指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使用于消费那部分。消费支出，是指已经实现的消费需求，不包括居民持有的手存现金和储蓄存款。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额，与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即收入水平不是一回事。这些概念又是相互联系的。从量上看，大致是：消费需求＞消费基金＞消费支出。搞清楚这些关系，才能正确地考虑适度消费率。

对我国当前的消费问题，流行着各种看法，其中之一是有没有出现所谓消费早熟。按照经济学的通常观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后者规定了前者的最大可能。除了消费信用膨胀或负债消费外，不会出现消费早熟。现在的解释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消费，形成超过国民经济成长阶段的消费格局，称为消费早熟或超前消费、过量消费。例如我国按人均国民收入，目前不过400美元左右，而高档消费品的普及程度则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可以认为是消费结构的非规范化，特别是城市居民在居住条件还很差又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节衣缩食以购买某些家用电器，并带有攀比心理，也不影响储蓄的增长，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在农村，情况大不相同。所以，如果说有消费早熟，主要是公费消费，表现为大规模地修建高标准的楼堂馆所，竞相购置高级的进口轿车以及还未杜绝的公费宴请、公费旅游等，与任何发达国家比都有过之无不及。这对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隐性收入，并成为分配不公的一个病灶。

考虑适度消费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所谓适度，不仅要与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相适应，更要与消费品生产和供给量相适应。这样，有必要采取以下两种指标：

Ⅰ消费率=消费基金/国民收入使用额

这是已被公认的计算方法。适度的最低限，一是居民个人消费的最低必要量，在保证温饱后要有逐步提高；二是社会公共消费的最低必要量，必须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国防部门、文教卫生和科研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适度的最高限是全部国民收入总额减去最低限度的包括投资和储备的积累额之后所能允许的最大消费额，但不能搞超分配。根据经验数据考虑，适度消费率应以70%左右为宜。

Ⅱ消费率=消费需求/国民生产总值

这样计算，除考虑了消费基金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要相互适应外，还考虑人民生活改善与消费品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货币购买力增长与商品可供量增长也要相互适应。这是为了探索不等于居民收入的消费需求的合理规模，并对社会总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与居民个人收入、居民个人收入与个人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与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与现实消费需求、现实消费需求与消费支出等诸环节进行调控。

在计算消费率是否适度和消费供需是否平衡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结余购买力”即历年积存下来的居民手存现金和储蓄存款。对此，长期被认为是“笼中虎”。我们认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温饱的解决，消费函数（消费支出/居民收入）逐步降低，储蓄将逐步增长，因而不能把历年滚存此数当作是潜在购买力。历史资料表明，除20世纪60年代初个别年份外，只要物价基本稳定、存款利率恰当（最好是较低的正利率），“笼中虎”不会冲出来，并且越养越肥，成为积累（通过信贷）的重要来源。

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消费率既定之后，宏观调控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来保证其实现。

第四节　走向稳定的政策选择

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确定目标后，能否实现，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政策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广义地说，政策包括目标政策和手段政策两个侧面，是相互统一的。选择高速扩张的目标政策，就要选择高速扩张的手段政策；选择稳定增长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也必须有相应的转换。所谓政策多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大起大落，反映在目标和手段上都不得不处于经常调整、时松时紧的状态。要求稳定增长，必须有稳定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给予保证。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依靠指令性计划，目标和手段浑然一体，宏观调控似乎容易到位，政策也似乎很简单。但是，这种指令性的直接调控仅是粗线条的，并不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不能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犹如强扭的瓜，不是矫枉过正，就是迅即反弹，难以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行。经济体制改革，循着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在计划指导下更好地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控，使国家的宏观目标与企业的微观行为统一起来。有人把区别于指令性计划的指导性计划叫做政策性计划，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一些国家的实践，难度很大，经常会出现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脱节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所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或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统一，不仅是中外经济理论界长期研讨、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也是各国实际工作部门长期实验、至今犹有困惑的一件难事。经济理论界先后出现过“板块论”、“渗透论”和近年来的“迭加论”等，众说纷纭。在我国，尽管不少人不赞成“板块论”，而现实生活中较清晰的还是指令性计划一块、市场调节一块，尽管大家都在寻求“有机结合”或“内在统一”的具体形式，总感到在贯彻执行中还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看来，至少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现阶段，“板块”是过渡性的客观存在。问题是不能把指令性计划搞得完全背离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不能把市场调节搞得完全脱离计划指导、完全放开不管。解开这个死结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统一或渗透的过程，从渗透到迭加，需要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统一计划，它在总体上只能是指导性的；这个指导性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又把市场机制推向全社会，成为统一市场。我们既要承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派生特征，还要承认一切经济活动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运行轨道，否则，社会否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兼容性、统一性和复合性。因此，在操作上，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宏观调控明确了目标；以计划为依据，运用以经济政策为主的多种手段，动员和组织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运行，使计划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发展得以持续、稳定、协调。

这种宏观调控体制，概括地说，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协调。不是计划万能，也不是市场万能，而是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既有计划经济、计划机制和计划调节的指导性和严肃性，又有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自动性和灵活性。这要创造各种条件，例如加强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和计划指导的权威性，理顺以价格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参数，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搞活企业，等等。还要为计划与市场搭好“桥”。这“桥”就是一套政策体系，其骨干是：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向来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首要工具，财政预算天生地带有指令性和计划性。国家要办的事，无不反映在财政预算上，并靠财政政策来给予调控和保证。增长过快、需求过旺，归根到底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只有政府才能使现实的需求超过自身的支付能力。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除了搞信用膨胀外，主要的政策手段就是搞财政赤字。西方政府为了刺激需求、刺激增长、几乎无例外地实行这种政策。我国长期以来，也有意无意地把财政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加速器”，或明或暗地采取或容忍赤字政策，其结果是需求更旺，而不是有效地增加供给。反周期性波动和反通货膨胀，就要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把它看作是调控经济运行的“稳定器”。由“加速器”变为“稳定器”，是服务于不同目标的两种有区别的财政政策。

但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困难的焦点往往又突出表现在对财政支出的需求超过了财政收入的供给，财政供需的缺口越来越大。近几年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越快，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越大，甚至财政收入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而实际上成为负增长。于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总额的比重也不断降低。人们有理由问：经济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巨额社会财富到哪里去了？这难以说清楚。可能是一半流失，一半浪费；或者是一半转到预算外，一半变为货不对路、质次价高的呆滞产品。如果不扣除物价因素，按现行价格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算低，仍旧与支出需求很不适应。这是在政府职能未有变化的情况下，日益暴露出了“小财政”与“大政府”的矛盾。无疑，这削弱了财政的调控力度。

克服财政困难成为比克服经济困难更直接、更紧迫的事；关心者众，议论者多。我们补充的建议是：

1．掌握周期平衡。大家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可取，至少不符合资源约束型的基本国情。所以，应当毫不动摇地奉行量入为出、不打赤字、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但是，一方面在实践中难以迅即消灭财政赤字，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年度平衡也有局限性。如果这是指每年财政收支都要各自平衡，那就会造成在经济增长快的年份支出过多而刺激需求，经济增长慢的年份收入过少而抑制供给，加剧供需的不平衡和增长的波动。我们考虑，能否把年度平衡改为周期平衡，就是在由于农业丰收和其他原因而经济增长较快、财政收入较多的年份，财政收支必须有盈余、留后备，以免经济增长过热；而在经济增长较慢、财政收入较少的年份，财政收支可以有点赤字、用点后备，以免经济增长受阻。这样，以丰补歉，把财政作为反周期波动的政策手段，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2．实行复式预算。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之处，主要是承担着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财源的职责。这或许是公有制经济的财政特征。于是，财政预算的范围也具有了两重性：既是政府经费收支，又是经济建设收支。换句话说，就是把“吃饭预算”和“建设预算”两本账合为一本账；“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混在一起，这不利于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近年来，不少人建议税利分流。与此相应，按照收入和支出的不同性质，分别编制政府经费收支预算（又分为中央级预算和地方级预算）、资本收支预算、融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有不同的来源和不相干扰的平衡范围，政府经费收支预算绝对不能打赤字，经济建设则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保持稳定的预算投资，防止随机的需求膨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常被认为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实有它相对独立的调控功能。如果说，财政政策主要是调控社会需求的总量，那么税收政策除了为财政组织收入外，着重于调控微观的经济活动，调控各部门、各单位、各经济成分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和利益关系，体现国家对不同产业的奖励或限制，实现多元化的计划目标。

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表现为征收不同的税种、税目、税率及其减免奖罚等不同的税收制度。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简化税制，合并税种，与“国民党万税”形成明显对照，而财政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的份额不断上升。这削弱了税收政策的调控功能。10年来的税制改革，趋向于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以适应从多方面组织收入并进行适当调控的需要。与外国比，税收还较少，调控作用还不够强劲，有待于进一步改革。针对议论中的若干热点，我们的看法是：

1．主体税种的选择。当今世界，英美税系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大陆税系以销售税或增值税为主体税。我国过去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主要是对企业而不是对个人征收。这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不高和管理水平较低是适应的。10年改革中，流转税类进一步分化，在不同环节上起调节作用；所得税类也有新的开征，首先形成对企业收入和利润的调节，其次对个人收入也有“微调”。但是，对按财产、收益、行为、资源的征收还不健全，应当逐步推进。有人认为，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逐步以直接税代替间接税、以所得税类代替流转税类，我们认为言之过早，还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为好。当然也要继续改革，例如取消过渡性的调节税，实行税利分流；建立调节性强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2.税收课征强度的确定。随着政府支出范围和数量的扩增，要求更多的财政收入，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成为一种共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需求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同样需要有一个“度”，超过了也不利于经济的搞活和稳定增长。西方国家流行过减税的理论和政策，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我国情况不同，又不等于能够从无限地增税来解决“小财政”和“大政府”的矛盾。可行的办法是在适当添置必要的税种后，尽快地稳定下来，确立健全的税收政策。同时，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加强征管工作上，努力减少以至基本消灭至今还较普遍和严重的偷漏税行为（国营企业也不例外），就能大量增加财政收入，发挥税收的调节机制。其中，正确运用减免税，废除一切变相的包税制，同样是积极导向。

3．分税制的设想。改进地方财政包干，进而代之以分税制，作为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一个方向，是大体上肯定了的。分税制的精髓在于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类税集中到中央，不再和地方挂钩，不再成为市场分割的因素。当前的疑虑，除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十几个财政补贴省、自治区实行分税制缺乏实际意义外，由于“诸侯经济”的存在，分税后有可能放松地方政府协助完成中央税的积极性。可行的办法或许是：作为一种过渡，在划定地方税种、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决策后，对中央税种实行分享制，即由中央和地方按税收收入进行比例分成；而进一步的目标，还是要在划分税制、税种上探索合理的方案。鉴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力不等和包干分成比例悬殊过大，可以先在上缴比例较大的个别省、市（包括省辖市和县级市）进行试点。

三、货币金融政策

随着宏观调控的逐步间接化，货币金融政策在政策体系中越来越占着重要位置，这在治理整顿强调必要的行政手段时也不例外，显示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与货币化、金融化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金融市场已经在艰难中崛起，银行已经不仅是国家的“账房”，货币发行量已经成为各级领导人进行经济决策时非关注不可的数据。如果说，财政政策的相关面涉及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5%左右，那么，货币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控的范围可能更大、更全。它直接、间接地联系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社会需求的总量消长和结构变化，社会供给的支撑以及收入、消费和积累、投资的实现，不妨认为是供需调控的一个总开关。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金融市场的发育毕竟是稚嫩的，专业银行成为金融企业刚刚起步，加上企业改革还未成功、生产要素市场残缺不全，特别是非经济的融资导向仍然强大，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同样面对着不少障碍。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货币金融政策提出以下意见：

1.掌握合理的货币发行量。这在理论抽象上似乎已经清楚。而在实际操作上还较模糊。近年来的两难是：放松一些，需求膨胀很快，供给未见增加；收紧一些，各方面喊困难，并出现“体外循环”、“三角债”和“市场疲软”等。有人设计一个公式：货币流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预期通货膨胀率。我们认为，这是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承认和纵容（并且与实际相复核，不无较大出入）。如果通货膨胀现象一时难以完全消灭，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操作，在当前情况下，似以货币流通增长率略少于后者之和的1～2个百分点为宜（暂不计算在货币化过程中，货币流通速度可能有所趋慢）。

2．重视信贷的调控功能。金融的调控工具，有人以美国为镜，强调运用再贴现率、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业务三者。这是不妨借鉴的。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差，传导机制很不完备，仅靠这些间接的调控工具，未必能够奏效。所以，一时还不能放弃直接的调控工具。特别是银行信贷，应当成为货币调控和金融调控的重要手段。这表明信贷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会导致信用膨胀，运用恰当能稳定经济运行。特别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自信贷的比重渐增，流通资金来自信贷的比重未减，更必须松紧适度、见机操作，求得活而不滥、管而不呆。

3．区别对待专业银行企业化。中央（人民）银行是金融调控主体，专业银行则应实行企业化，这是一度公认的看法。近年来的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专业银行不仅是金融的经营实体，同时是配合中央银行进行调控和贯彻执行货币金融政策的专业部门。仅强调企业化，以创利为主要目的，就会出现“储蓄大战”和“见富就贷”等偏向。能否把专业银行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以经营为主如工商银行；另一类以调控和执行政策为主如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规定有区别的业务重点和考核标准。总之，不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都应当把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分别管理。

4．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也议论已久，存在“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等不同组合的意见。过去“双松”，助长需求膨胀，后来“双紧”，属于应急性措施，并非长久之计。有人认为，当前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只要银行把住闸门，财政可以采取减税增支的放松政策，以免货币紧缩导致经济萎缩。这与西方某些国家不无相似。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财政还是不能搞赤字，也不能靠借债度日。如果需要实行“紧中有活”的政策，还是活在银行一头有利，因为信贷是有偿的，激励和约束共存，并且操作灵活，时效也快。

四、利息政策

在金融调控中，利息和计算利息的利息率（简称利率）是工具之一，和税率、汇率一起，成为与价格同位的市场信号。虽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计利息的事情还比比皆是（例如占用固定资产不缴纳使用费），但是在计算利息的场合（例如向银行借贷流动资金），人们的利息观念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利率对调控资金供需的功能，也在日益加大。近几年一再提高存款利率，有效地吸引和扩大了城乡居民储蓄。通过储蓄存款，增加了信贷来源，回笼了大量货币，紧缩了购买力，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实行拨款改贷款，同样起到了约束投资需求、端正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的积极作用（税前还贷则使这些作用有所抵消）。只是由于企业还是只负盈不负亏、资金供给制还未完全废止，对利率的反应还不是很灵敏，使利率效应受到相当限制。目前人们议论如何运用利率杠杆，值得注意的是：

1．低利率好还是高利率好？过去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理由是刺激生产建设、减轻企业负担并适当限制“不劳而获”，但是却扩大了资金需求、助长了盲目建设，也不利于讲究经济核算。后来有人主张高利率政策，理由是约束投资需求、动员社会资金、推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但是在平均资金利润率较低的今天，过高的利率就会超过企业的承担能力，甚至拉动物价上涨。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利率的形成和调整都是不确定的。理想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力争保持一定的正利率，但是，考虑到当前经济效益不佳，正利率也不宜过高，能有1%～2%就不错了。

2．固定利率还是差别利率？反对差别利率的理由是：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一样，不能搞二元化或多元化，那会使信号紊乱，影响利率的调控功能。但是在价格扭曲的今天，资金利润率难以平均化，单一的利率政策却会导致苦乐不均，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因此，需要差别对待，例如农业低、工业高，能源低、加工高，进而显示产业政策的导向。与此相应，需要采取一定的贴息补偿，不能把执行差别利率蒙受的损失全部推给银行。

五、收入分配政策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如何调控个人的收入分配和消费，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投资和积累的调控，因为这一部分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所占比重大于积累，并且随着改革的启动，其膨胀度也甚于积累。我国过去实行低工资、低消费和平均主义的政策，消费需求是被冻结的，一旦解冻，在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上，由于利益刚性、扩张显性和攀比惯性，很难加以有效约束。能否制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于能否避免需求的失控和实现经济的稳定，影响颇大。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反映了这项政策的无序和调控的不易。一方面，国营企业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工资调整和工资改革始终跳不出平均主义的圈圈；另一方面，其他所有制和其他领域的收入分配关系又很紊乱。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受到收入最大化的冲击都难以抵御，产生工资侵蚀利润、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总量超过消费品可供量等矛盾。调控之道，依靠计划管理会走回头路，依靠市场调节有可能成为脱缰之马。从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的要求考虑，我们认为：

1．正确理解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过去强调公平（其实是平均）而牺牲效率，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现在大家懂得要效率领先，却有人担忧会不会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公平和效率应当统一也可能统一，其结合点就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规则和环境。这才是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效率也就有了。至于一部分人靠巧取豪夺致富，属于违法乱纪，不是分配方式问题；还有一部分人的隐性收入过高，包括多占住房等，应当在推行廉政建设中解决，以免脱离群众、助长不正之风。

2．正确运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包括双重目标：一是调控收入分配总量，防止工资总额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二是调控结构，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防止收入悬殊。与直接调控相对照，这种间接调控比硬性规定一个工资总额或平均工资水平，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我国几年来推行以工资增长率和个人收入为计征对象的累进所得税，应当是有效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要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3．开放劳动市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完全是收入分配问题，但有联系。收入分配的调控有两种方式的选择：一是依靠计划机制；二是依靠市场机制。前者对劳动力要包下来，又不允许流动，不能彻底破除“铁饭碗”和“大锅饭”，必然是效率低下，也不公平。出路在于把市场机制引入劳动工资体制，开放劳动市场，在竞争中优化劳动组合，并对工资增长有约束效应。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隐蔽失业的公开化，或许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对策是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留少量的后备军，带来的积极效应将是长期以来求之未得的。

六、国际收支政策

前面所述，都以国内为限，不涉及对外开放。我国近10年来打破自我封闭，使宏观调控又增加了外部因素。有人认为，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对稳定增长不利。其实，关键全在善于调控。拿进出口来说，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对纠正供需失衡、扭转结构失调，应当有利无弊或利多弊少。利用外资也是这样，遑论引进技术了。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在国内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希望以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来弥补缺口，支持高速增长，造成对外汇的过旺需求。于是，被迫大量出口或大量利用外资，往往不讲效益、不择手段。由于进出口结构的反差太大，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结果是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的缺口，并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我们的建议是：

1．调整进出口结构，以有利于国内供需平衡和结构协调为目的，把长线产品作为出口的重点，把短线产品作为进口的重点，并严格奉行比较利益的原则，并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

2．利用外资、借用外债要适度。这在发展中国家已有充分的教训，我们应当引以为戒。适度与否，大家都沿用国际通行的“警戒线”。鉴于我国利用外资大多投向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农业等基础产业，耗资大、周期长、效益一般偏低，加上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和利用外资的效益不高，影响还债能力的再生。所以，似应采取低警戒线标准，例如每年还本付息的总额不超过当年创汇总额的15%。否则，有可能在还债高峰年对整个经济激发一股不利的冲击波。

3．慎重确定汇率。汇率不仅决定于两国的物价综合水平，更决定于双方的相互供需。我国由于对外汇的需求过大，导致实际汇率不断下降，而法定汇率往往落后，之间的差幅也有持续扩大之势。这不利于出口，也不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办法或许是在控制外汇需求的同时，使法定汇率逐步靠近实际汇率。这也有助于调节外汇供需，力争相对平衡。

上述种种，大多偏重于需求调控。还有供给调控，集中表现在产业政策上。产业政策是综合政策，着眼于长远，与需求调控着眼于中短期不同。治理整顿的近期效应说明：采取应急措施，达到控制需求、扭转过热是不太难的，但是在供需失衡有所缓解后，深层的结构失调暴露出来，调整结构就要难得多。治理整顿可以争取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而要使它巩固下来，不再向短缺复归，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塑造一个真正宽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这次调整，毛病出在结构的过度轻型化（这可说是“快变量”），基础产业成了“瓶颈”（这可说是“慢变量”），调整结构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一定要用更大的力气和更多的时间。这是因为，调整结构不仅是调整增量，更要调整存量；不仅是调整产品结构（所谓适应性调整），更要调整行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只有结构优化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才有可靠的保证。

各项政策手段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宏观决策一定要注意各项政策的配合和协调。这些政策虽有各自调控的不同领域，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利益的调控为内涵，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所以，只要把不同的政策目标协调起来，避免因目标期望值过高而出现大的矛盾，就能做到配合一致，从而提高整体效应，推动经济稳定而健康地发展。

【注释】

[1]参见程秀生等：《对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2]《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3]《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

[4]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5]同①，第21～22页。

[6]同①，第23～27页。

[7]刘国光：《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8]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9]同②，第65页。

[10]同②，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