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百题：881幅人面像岩画调查统计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据笔者调查统计，已经记录在册的贺兰山人面像岩画共有881幅，其中分布在贺兰口沟口内外11.06平方公里保护区范围内的人面像岩画有715幅，占贺兰山人面像岩画总数的81.16%。人面像岩画，是指原始人类将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赋予人面形象而制作的岩画。关于人面像岩画的文化意义，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36.人面像岩画

在贺兰山岩画中，最能体现史前人类崇拜文化特质的岩画是人面像岩画。据笔者调查统计，已经记录在册的贺兰山人面像岩画共有881幅，其中分布在贺兰口沟口内外11.06平方公里保护区范围内的人面像岩画有715幅，占贺兰山人面像岩画总数的81.16%。在中国有岩画分布的20个省（区）、地区中，宁夏贺兰山遗存的人面像岩画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内蒙古阴山岩画。根据盖山林先生《阴山岩画》记录的图录统计，阴山地区人面像岩画一共有374幅。在内蒙古乌海市桌子山召烧沟岩画中，共记录人面像岩画193幅。

从世界范围讲，全世界有70个国家分布有岩画，而人面像岩画仅仅分布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它们是亚洲的中国、蒙古、韩国、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复活节岛。数据显示，在环太平洋有人面像岩画分布的1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人面像岩画分布最多的国家，而宁夏贺兰山又是中国人面像岩画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宁夏贺兰山，是全世界人面像岩画数量最多的地区！

人面像岩画，是指原始人类将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赋予人面形象而制作的岩画。在史前，人们想象或虚构的神和超自然存在物，都不会超出他们已经认识的东西。如果出于祭祀仪式的需要，必须设置一个或多个神灵鬼怪以及崇拜对象，人们往往会采取动物的形式或拟人的形式把它“创造”出来。在一般情况下，不管这些本不存在的神灵表现得多么凶恶、丑陋或者威猛、善良，它们总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祭祀场上，以接受人们对它们进行的祭祀和膜拜。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特征时说：“他们已给自己的宗教形象——所有各种精灵——赋予人的样子，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的低级阶段，还不知道塑像——所谓偶像。这是一种处在向多神教发展路程中的对大自然与自发力的崇拜。”⁽¹⁾岩画中的人面形象，就是史前人类“给自己的宗教形象——所有各种精灵——赋予人的样子”的人面像。

所谓“人面形象”，是指以人的面部特征为基本构图方式的岩画形象。这类岩画，通常有人的面部轮廓线，有眼、鼻、嘴等人的五官特征及用于装饰的头饰和发式。这种“人面形象”的岩画，绝大多数没有身体躯干，没有耳朵，只表现为一张人脸的形状，单独或者成片地分布在岩面上，很像一幅个体或集体的人物肖像画，故称此类岩画为“人面像岩画”。

人面像岩画的命名，曾在我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

最早记载人面像岩画的古文献是5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二”载：“江水又东经宜昌县北……江水又东经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菳，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²⁾在这段记载中，郦道元将长江西陵峡“人滩”巨石上的人面像称为“人面形”。

1985年8月，盖山林先生在《阴山岩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对阴山岩画中有“人面形象”的岩画运用了“人（兽）面”、“人面形”、“人（兽）面形”、“人面题材”、“人面纹样”、“人（兽）面纹样”、“类人面形”、“类人面图形”、“类人面纹样”、“类人面像”、“人头形”、“类人头形”、“类人头像”等10多种名称，当时还没有统一而固定的称谓。一年以后，盖山林先生的另外一部载有图录的《阴山岩画》在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盖山林先生正式将这类具有“人面形象”的岩画定名为“人面像岩画”，并在这类岩画图录的下面一一标注为“人面像”。

1991年9月，陈兆复教授的《中国岩画发现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陈兆复先生设“人面像”专节，对我国各地发现的人面像岩画进行了综合研究。从此以后，“人面像”即成为具有“人面形象”的岩画的专用名称，并被广泛运用在岩画研究中。

关于人面像岩画的文化意义，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E.阿纳蒂在给陈兆复著作《中国岩画发现史》所作的序中，专节论述了人面像岩画。他说：

“一个最古老的现象，就是围绕着太平洋沿岸，人面像岩画分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区。这些类似魔鬼的形象，有时长角以及其他动物的器官，在脑袋上，经常带着一圈光环，或者戴着一顶帽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大眼睛，一般是圆的，大得与脸庞不成比例。

在没有了解到中国领土上的人面像岩画以前，人们曾猜测，这些岩画是由一个采集、狩猎民族，或早期的耕作民族所作，描绘的是长着无所不见大眼睛的人兽祖先的神灵，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保护者的肖像。”⁽³⁾

E.阿纳蒂教授认为，人面像岩画所描绘的是“人兽祖先的神灵”，是“土地的保护者的肖像”。而美国的岩画研究学者则称其为“死神”（God of Death）⁽⁴⁾。

盖山林先生在《阴山岩画》中，专设“人（兽）面形岩画”一节，讨论了人面像岩画。他认为：“类人（兽）面纹样，乃是远古人类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画家注入到里面的思想涉及原始思维的许多领域，它绝不只限于表现某一种信仰。”“从它的意义来说，绝不是一种含义，其中至少有面具、天神、祖先神和头盖骨等。”⁽⁵⁾接着，盖山林先生进一步论述了人面像作为“面具、天神、祖先神和头盖骨”的文化意义。因篇幅有限，不再具引全文，仅撮其大要，就其观点概述如下：

他认为，相当一部分类人（兽）面纹样乃是阴山地区远古时代曾经广泛流行的面具的记录，它是人工模仿人脸（或兽面）做成的。在古代，面具是化身为精灵的一种手段，是神灵存在的体现。远古人类认为神灵就隐藏在面具中，人只要戴上面具，就可以改变人作为一般人类形态的存在，马上成为动物、精灵或死者的体现。

在类人（兽）面图形中，除了大批面具岩画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古代游牧人信仰的天神。这种岩画最大的特点，是在众头像之上或左右两侧，有一簇簇或一颗颗圆窝形的星星，以示众神像在繁星密布的苍穹。类人头形之旁出现星星，星星总是追逐类人面形，表明众神灵不是在人间，而是高居于人们无法接近的太空之中，天空中的神像，自然就是天神。从一些神像的形象看，在它们的头形轮廓外有许多刺芒状物，很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射线，以示太阳神的神圣灵光。部分类人（兽）面纹样，确实应当是太阳神的形象，而太阳神即天神之首。见于阴山的天神群像，大约就是古代游牧人敬祭天神的对象。

另一部分是祖先神像。这些类人头像的头顶，往往插着鹿角或羽毛，而鹿角和羽毛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只有部落酋长的首领人物，才有资格戴这些东西。因而，这些形象应是各氏族部落中的首领人物的头像。这是远古流行过的祖先崇拜留示给今人的历史脚印。

人类的祖先崇拜，是与灵魂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以灵魂永存为前提的。古人认为祖先的灵魂可以影响后人的祸福，可以使人免于饥饿、贫困、疾病，是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祖先崇拜，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的崇拜，表征着人类劳动经验的蓄积之抽象，表征着人类从屈服自然的世界观进到改造自然之世界观。

在阴山岩画的人（兽）面纹样中，还有一部分是对人的头盖（骷髅）的如实描绘，反映的是古代游牧人对头盖的崇拜和信仰。盖山林先生在例举了国内外一些有关信仰和崇拜头盖骨的事实后说明：古代人类对头骨的信仰和表现死者的礼仪用的面具一样，是广泛普及的社会现象。阴山岩画中骷髅形岩画的发现，表明在远古时代，内蒙古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和世界各地游牧部落一样，也存在着猎取人头骨并加工改造成面具、或者把它作为先祖灵魂的容器保存下来的原始习俗，存在着对人的头盖骨的信仰和对骷髅的崇拜。

盖山林先生关于人面像有“面具、天神、祖先神和头盖骨”多种文化含义的论述，在陈兆复先生的《中国岩画发现史》中，引入了“历史进程”的先后，他认为：“人面像与祭祀有关，与宗教信仰有关。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是由于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产生了对神的观念，并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最初出现的是动物神，后来逐渐演化成各种不同的神灵。”⁽⁶⁾

基于此，陈兆复先生把岩画中出现的人面像崇拜先后排序为动物神（狩猎神）崇拜、太阳神（天神）崇拜、祖先（神人同形）崇拜。他说：

“原始猎人所崇拜的动物神是狩猎神，其形状通常为动物的形象，在连云港、华安和阴山等地发现的无轮廓形和半轮廓形的人面像，有些可以被认为是动物神。岩画中的大多数动物面像，反映了原始人类对于动物所具有的超人力量的崇拜。

随着人类社会的畜牧业的发展，以及战胜动物的力量的增强，人类转而尊崇起畜牧的保护神，太阳、月亮、星星和天空便成为崇拜的对象，并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太阳。因为阳光可以使种子生长发芽，也可以使牧草枯萎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在畜牧业和农业发展以后，太阳渐渐地成为崇拜对象的原因。在阴山、连云港和其他许多岩画点，都发现大量的日、月、星辰的图像，就是这种观念变化的例证。在人面像的头顶上，我们经常发现放射线状的图案。这些放射线可以说是神人同形的太阳神像的基本特征。它们刻在人面的上方，像是一顶皇冠，也有刻在两边的，而且这些放射线与太阳、月亮、星星等天象有关。不仅最初的无轮廓型的人面像的四周，有许多短线和圆点，就连精心制作的全轮廓形和头饰形的人面像，周围也可以发现许多星星点点。广阔的天空，无垠的荒原，灿烂的星空是众神居住的地方，是太阳神居住的地方。

此后，天神又变成了人形，或许这种变化发生在父权制以后，那时出现了对祖先的崇拜，神的形状也就变成了完全是人的形状。从动物崇拜到天神崇拜，经历了崇拜形式的多样化的过渡阶段，出现半人半动物的形象。我国大部分全轮廓形和头饰形的人面像都是神人同形的。但是在贺兰口和海勃湾这两个地区神人同形的人面像岩画，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的形象。”⁽⁷⁾

2002年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陈兆复先生的《古代岩画》。在这本书中，陈兆复先生对人面像岩画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岩画人面像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既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及商周青铜器上的图案有关系，又与后世的面具一脉相承。它综合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诸多因素。”陈兆复先生把岩画中的太阳神与自然崇拜、眼睛人面像与生殖崇拜、鲸面像与祖先崇拜联系起来，把人面像岩画与商周青铜面具、西南少数民族中保留的巫傩面具联系起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⁸⁾。

E.阿纳蒂、盖山林、陈兆复对人面像岩画文化意义的阐释，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近几年来，尤其是从2000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在宁夏银川召开以来，宁夏贺兰山岩画，特别是银川境内贺兰山东麓14个山口的岩画得到了有效保护，持续几年不间断的岩画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贺兰山岩画记录在册的数量是10多年前的5.52倍。其中，为世人瞩目的贺兰山贺兰口人面像岩画的分布状况更为明晰，遗存数量更为准确。这就为我们对贺兰山人面像岩画在类型学的分类和排序、文化内涵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空间和有利条件。

图83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阴山岩画

图84　江苏省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

我们将宁夏贺兰山岩画中的881幅人面像从图形构成、风格特征上进行分类，并结合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374幅人面像（图83）、内蒙古桌子山岩画中的193幅人面像，以及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图84）、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台湾高雄万山岩画中的人面像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人面像岩画与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祭祀仪式和巫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早期人类崇拜文化的产物，尽管在不同区域、不同地区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文化传承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又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所用工具的不同、制作方法的不同而表现出构图形式上的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可以展现出早期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崇拜文化的面貌，表现了史前人类崇拜对象的多样性。

考虑到人面像所处的位置、体量的大小、构图的繁简、风格的异同、图像出现的频次等各种因素，认真分析人面像的表现形式、基本构成元素以及形象上的差异，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把人面像岩画分为自然崇拜类的人面像、生殖崇拜类的人面像、图腾崇拜类的人面像、神灵崇拜类的人面像、首领崇拜类的人面像、面具类的人面像六大类。生殖崇拜类的人面像和图腾崇拜类的人面像在本书第34题、第35题中已有论述，因此不再赘述，下面详细介绍其他四类。

一、自然崇拜类的人面像

自然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崇拜意识，是人类对自然力、自然现象及自然物的一种崇拜形式。人类的自然崇拜，不仅包括对太阳、月亮、星辰的崇拜，对日蚀、月蚀、四季更替、草木枯荣、彩霞长虹、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地动山摇等自然现象的崇拜，还包括对江河、湖海、土地、群山、水火、鸟兽、花草、树木等自然实体和生物体的崇拜。

原始社会初期，由于人们使用的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类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能力非常有限。人的生命活动，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人们维系生存的物质需求，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因此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现象和环境气候变化充满了敬畏感和神秘感。对那些能给人们带来恐惧和喜悦的自然变化，与人类生产活动与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能直接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现象，难以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说明，更不能正确对待，从而产生了恐惧感，逼迫人们将自然现象、自然物当作有无限生命力的、可感知人类饥饱冷暖的对象予以人格化或者神化的解释，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并将其作为崇拜的对象加以顶礼膜拜。

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与人类当时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认知世界的水平紧密相连，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无奈。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软弱无力，使他们采取信仰、崇拜、乞求的方式，以缓解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控制和侵害，其内核包含有远古人类对自然的抗争。

岩画作为史前人类祭祀活动的产物，存在着大量自然崇拜的图像和符号（图85）。在贺兰山岩画中，存在大量太阳、月亮、星辰、高山、流水、动物、植物等图形和符号，是原始人类通过凿刻岩画实现自然崇拜的生动反映。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用人面像岩画的形式，表现自然崇拜的文化内涵。史前人类将太阳、高山、树木等自然现象、自然物加以人格化的处理，赋予其人面的形象，凿刻在山壁之上，作为人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这类用人面形象表现自然现象、自然实体的岩画，被称为自然崇拜类的人面像岩画（图86）。这类人面像岩画，是原始人崇拜自然的最高体现。

图85　太阳、月亮、动植物自然崇拜类岩画

图86　自然崇拜类的人面像岩画

二、神灵崇拜类的人面像

在我国北方农村，至今还遗留着人类学家称为“接触巫术”的行为方式。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寺庙里供奉的各种塑像，是各种神灵的所在，用文化人的语言表述，那是“神灵的载体”，肉眼看不见的神灵，就附着在能够看得见的塑像上。表现神灵的塑像，就是神灵。因此，这些塑像是有生命的、有知觉的。谁祭拜了它，谁给它烧香磕头，谁给它贡献祭品，它都会牢记在“心”，并消灾赐福。“塑像”和“神灵”就这样画上了等号。

同样的道理，这类人面像岩画和塑像一样，也是神灵的载体。

“原始人关于神和超自然存在物所想象或虚构的任何东西，都是依据于他已有所认识的东西。当然，人也能把神想象为精神的力量，但人说不出这种神的形象。当必须表达这些神时，总要采取动物的形式或拟人的形式。”⁽⁹⁾

“人是按和自己类似的样子来想象神的；不管人把神描述成人还是兽，或者是二者的结合，神都不包含任何未知的因素。”⁽¹⁰⁾

三、首领崇拜类的人面像

在人面像岩画中，有一部分是首领崇拜类的人面像。(www.chuimin.cn)

所谓首领崇拜，是对本氏族已故的领袖人物、部落酋长、部落首领的崇拜。这些氏族部落的大人物，往往在本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有过巨大贡献，或者在氏族部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过重大决策。他们既是氏族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又是部落重要祭祀活动的主祭师；既是民族战争中的英雄和勇士，又是制作工具的能工巧匠和狩猎放牧的行家里手。这些英雄人物生前有功于本氏族，死后被氏族尊为神，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部落中，氏族首领、部落酋长往往又是氏族部落成员的长者、祖先。因此，首领崇拜也是祖先崇拜。为了追思这些已故首领、祖先的在天之灵，氏族首领的继位者总要将其形象凿刻在石壁上，供本氏族举行集体祭典活动时，进行隆重的崇拜仪式。这样，就产生了首领崇拜类的人面像岩画。

人类学田野调查材料显示，通常，氏族部落首领的头顶上，往往插着鹿角或羽毛。在古代，鹿角和羽毛是权力的象征，只有部落酋长或首领才有资格戴这些东西。郭沫若说：“古人当即插羽头上，而谓之皇。原始氏族之酋长头饰亦多如此，故于此可得皇字之初义，即是有羽饰的王冠。”⁽¹¹⁾因此，在头顶上插着鹿角或羽毛的人面像岩画，应是氏族部落首领的形象，这在贺兰山岩画中多有所见。

四、面具类的人面像

贺兰山岩画中的部分人面像岩画，是贺兰山地区远古时代曾经广泛流行的面具的真实记录和生动体现。我们称这类人面像岩画为面具类的人面像岩画。

在遥远的过去，面具几乎曾在所有的民族中存在过。在原始社会的宗教生活中，面具是人们化身精灵的一种手段，是人接近神灵或者替代神灵的一种方式。古人用不同材质制作出来的各种神态、各种表情的面具，是各种神灵鬼怪的物质载体。他们认为，神灵就隐藏在面具中。一个人只要戴上面具，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这副面具所代表的动物、神鬼或死者的化身，就会身不由己地与这些神灵鬼怪融为一体。T.戈伦堡在谈到巴西印地安人的信仰时，有这样一段论述：“这些神灵，隐藏在面具中，体现在那里，只要跳舞的人戴上那独特的面具，它就安稳地停留在这里。”⁽¹²⁾法塔进一步表述了面具的本质，他说：“人在面具里，成为新的存在。面具成为所体现的死者、精灵，或者是动物。那不是关于某些的作用的观念和表现，而是确有实感的化身。”⁽¹³⁾

同时，面具又是原始宗教或巫术活动的一种用品，是人们用于祭祀崇拜或巫师实施巫术时的辅助用具，当时的人们到祭祀场时总要戴着面具进行祭祀活动。例如内蒙古鄂温克族萨满要带着面具举行祭典活动，四川白马藏族人戴着面具在祭祀时舞蹈跳神、驱鬼祈福。又如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带的祖尼人，建有蒙面神巫社，在神殿里有100多种不同形象的蒙面神面具，代表不同的神，在宗教仪式上戴着面具装扮成神跳舞来祈福求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霍比人的宗教仪式中，有一类是戴着面具、穿着化妆衣服，扮成祖先和神祗接受人们的祭拜。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戴面具从事宗教巫术活动的记载。《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¹⁴⁾直到近现代，在我国藏族、蒙古族的宗教舞蹈——“羌姆”（跳神）舞中，头上仍戴着这种传统面具⁽¹⁵⁾。可见面具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习俗渊源远流长。

从形态上看，贺兰山岩画中面具类的人面像，总是和一些人类学文献、原始文化研究的著作中记载的面具有非常相似的造型。比如在贺兰口沟内北山壁上，有一幅核形人面像，与非洲新几内亚原始部族的面具造型极为相像（图87）。

而有些面具岩画，简直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能见到的面具的翻版。比如在贺兰口沟内南山壁上的一幅人面像（图88），头顶为一横线槽，下面是U字形的人面轮廓，双眼是两个黑洞，恰如面具上掏开的两个洞眼，以便戴上面具后可以透过洞眼往外看。更为有趣的是，在面具两侧，还刻画有戴面具的绳索。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是面具。类似这样极具面具特征的岩画，我们在贺兰山881幅人面像岩画中发现了21幅。

图87　类似非洲新几内亚原始部落的贺兰山核形人面像岩画

图88　贺兰山面具类人面像岩画

这些面具类的人面像岩画，由面具所体现的人脸形象及五官布局怪诞，造型奇特，极具抽象意味和图案化倾向。往往表现如后世戏剧跳加官、喇嘛跳鬼、萨满招魂、巫婆跳神时所戴面具的怪异形态。而头骨崇拜的骷髅头岩画亦应归为面具类的人面像岩画中（参见本书第45题）。

用于原始宗教活动或巫术活动中的面具，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2003～200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北省易县西南约12.5公里的北福地村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进行了两个年度的正式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房屋遗址和灰坑中，出土了很多刻陶面具。经C¹⁴测定，这些刻陶面具遗存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¹⁶⁾。

据统计，出土的面具或面饰陶片约占陶片总数的10%。两次发掘所得完整或基本完整者10余件。原料均为直腹盆片，以陶器腹部片为主，其次是陶器底片。陶质为夹云母红褐陶、灰褐陶、黑褐陶等，边缘有切割修整的痕迹。

刻陶面具与真人面部大小相近，一般长约10厘米，为平面浅浮雕造型。用减地法刻出凹块面与凸块面，以阴刻法勾勒出凹线条，将阴刻线与凹块面进行组合而形成图案，有人面、兽面等形象。

编号为F2：1的刻陶面具（图89）宽6.6～13.1厘米、高20.2厘米，利用直腹盆的口沿及腹片制作，左侧有整齐的切割痕迹。人面雕刻在沿下腹面，方向与口沿倒向垂直。用减地阳刻使陶面凹下去的块面构成椭圆形大眼眶，与阴刻弧形线条之间的凸弧线条成为眼眉。镂孔为眼睛，双眼斜立。弧形三角凸块面为鼻部，在鼻孔处镂刻两个小圆坑点。减地椭圆形凹下块面为口部，以中间凸起的块状表现舌部，舌中间又有阴刻交叉线条。额头一字并列3个穿孔，鼻下口两侧各有一个直径约0.5厘米的穿孔。这些穿孔很有可能是为拴系绳索而设，以便在戴面具时使用。

图89　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陶面具

北福地村遗址大量出土的刻陶面具，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对研究贺兰山面具岩画有着直接的参照意义。这些刻陶面具与面具岩画尽管所用材料不同（一个是陶片，一个是岩石），但制作技法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北福地刻陶面具中，有很多和面具岩画一样，都是用减地刻法刻出凹块面与凸块面，以阴刻法勾勒出凹线条，将阴刻线与凹块面进行组合而形成图案。不同的是，北福地刻陶面具是祭祀、巫术活动时佩戴在头上“装神弄鬼”的用具，面具额头和两腮部位并列的穿孔就是用来维系套头绳索的，而面具类的人面像岩画则是不可移动的。但二者的文化意义又是相同的，不论是刻陶面具，还是面具岩画，都是人们在原始宗教仪式或巫术活动中化身精灵、接近神灵，或者替代神灵的一种方式，都是各种神灵鬼怪的物质载体。

用不同材质制作的面具，萨满、巫师们佩戴后鬼魂附体、替代神灵，以实施宗教仪式或巫术活动，这是容易理解的。但面具岩画又是如何被他们用来完成角色的转换而从事宗教仪式或巫术活动的呢？

前苏联考古学家M.A.戴甫列特在《关于喇嘛教跳神面具的起源》一文中记载：“叶尼塞河萨彦深谷穆固尔—萨尔戈尔地方，在青铜时代有一处祭圣地……祭圣时，人们要在石崖旁进行祈祷，戴上面具跳起舞蹈。……这一祭圣地的某些岩石上有一些神秘的仪式参加者的‘祖像’——长小胡子的男子和不长小胡子的青年。前者帽饰复杂；后者面具式样较小，帽饰简单。”⁽¹⁷⁾

从这份田野调查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祭圣地的某些岩石上”的“祖像”，其实就是长胡子或不长胡子的“面具式样”的岩画。而在“祭圣地”石崖旁，是“戴上面具跳起舞蹈”进行祈祷活动的人。

这就告诉我们，古代有一种祭祀活动，是戴着面具，跳着舞蹈，在刻有“面具式样”岩画的“石崖旁”进行的。由此可以推想，远古时代，人们在贺兰山贺兰口的那些面具类人面像岩画旁边从事祭祀活动时，很可能如在俄罗斯叶尼塞河萨彦深谷穆固尔—萨尔戈尔地方的“祭圣地”一样，是戴着面具进行的。

祭祀活动中，戴在人们头上的“面具”和在石崖上象征“祖像”的岩画“面具”，是有相似之处的。巫师们一旦戴上“面具”，在刻有“面具”岩画的“祭圣地”进行祭祀或巫术活动时，他们头上所戴的“面具”和岩画“面具”之间会因两者之间的“相似率”而产生“同类相生”的“交感”作用。巫师戴上“面具”化身精灵或替代神灵后，就可以和岩画“面具”所象征的神灵鬼怪进行交流，从而在基于“相似率”而进行的“交感巫术”过程中，完成“通天地、近鬼神”的祭祀程序。

在古代，面具曾在几乎所有的民族中存在过，它在原始公社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或者用面具伪装成野兽，作为行猎的一种方法；或者用以恫吓敌人；或者与图腾崇拜的某种仪式有关，在原始公社，男人秘密结社活动时，面具是恐吓妇女和孩子的手段。阴山中大批面具岩画的发现，充分说明头戴面具的习俗，在遥远的古代也流传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中（图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