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探索萨满教之旅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关于萨满教与岩画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关心的话题之一。他认为岩画的制作是在萨满教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宗教行为，因此所有岩画都可以用萨满教加以解释。

33.萨满教与贺兰山岩画

萨满教（Shamanism）是以东亚、北亚为中心，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它产生于原始母系社会繁荣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已经衰落，因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氏族部落的巫师为“萨满”而得名。

任继愈先生在他主编的《宗教词典》中，对萨满教作过如下解释：“萨满教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各族间虽无共同经典、神名（近亲部落除外）和统一组织，但彼此有大致相同的几个基本特征。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神灵赐福、鬼魔布祸；氏族萨满神为保护族人，特在氏族内选派自己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并赋予特殊品格以通神，为本族消灾求福。有全氏族参加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随着原始公社的逐渐瓦解，不断增加与阶级分化相适应的新内容。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部。美洲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性质与萨满教类似。中国的满（17世纪前）、蒙古（13世纪以前）、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7世纪前）均曾普遍信仰，在东北地区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族中，也相当流行。”⁽¹⁾

萨满教一词传入西方，是从17世纪开始的。1692～1696年，沙皇彼得大帝派遣来中国使节团一行，在扈从者中有两名荷兰人，其中一个叫伊斯特，他是第一个把萨满教这一名称介绍到欧洲的人。随着这一名称的西传，不少外国人借探险、传教、旅行之名到黑龙江流域和其他地方对我国各民族萨满教情况进行猎奇性的考察、报道。从此以后，萨满教开始成为世界原始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从20世纪初开始，对萨满教的学术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国家，如俄、美、日、英、法、德等国的学者从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萨满教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据20世纪30年代统计，仅俄国民族学界所发表的有关萨满教研究著作就达650多种⁽²⁾。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关于萨满教与岩画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关心的话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克契纳（H.Kirchner）和纳尔（K.J.Narr）把萨满教与欧洲早期猎人艺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中发现了最早的萨满因素。克契纳将洞穴岩画中披着兽衣的人解释为正在跳神的萨满巫师形象⁽³⁾；而纳尔则认为萨满教中有关再生、丰产、迷狂术等观念与特征，早在欧洲洞穴岩画中便已被清晰地加以表现⁽⁴⁾。20世纪60年代中叶，德国学者劳梅尔（A.Lommel）出版了《早期猎人世界：巫医、萨满和艺人》《史前史与原始人》《萨满教：艺术的开端》三部著作，指出萨满教与岩画在起源、分布、传播等方面的一致性，认为两者只是形式上有区别。他认为岩画的制作是在萨满教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宗教行为，因此所有岩画都可以用萨满教加以解释。萨满教中的宇宙观、灵魂观、沟通天地的萨满巫师及其跳神时的迷狂体验与状态（ecstatic experience or trance dance）等一些主要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都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中找到对应的画面。作为德国萨满教艺术研究学派的代表，劳梅尔的观点对后来岩画和早期原始艺术的研究颇具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萨满教研究范围的拓宽，用萨满教解释岩画似乎成为研究岩画的主流，认为岩画是萨满服药后进入迷狂或半迷狂状态时创造的艺术产物，属于萨满教范畴的原始艺术形态，并进一步认为整个世界的古代文明都是萨满式的文明⁽⁵⁾。坎普贝尔（J.Campbell）认为，在法国拉斯科（Lascaux）、三兄弟（LesTroisFreres）、戈比娄（Gabillou）等洞穴中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中，至少有5种（或8种）艺术表现形式可视为萨满艺术的特征：

1.萨满的仪式舞蹈（或曰迷狂、跳神），如三兄弟和戈比娄洞穴岩画。

2.身上所穿戴的动物服饰，或曰装扮成动物形象，如拉斯科、三兄弟、戈比娄洞穴岩画。

3.进入迷狂状态的过程，如拉斯科洞穴岩画。

4.扮演成被猎获动物的主人，如三兄弟洞穴岩画。

5.主持入教式，如三兄弟洞穴岩画。

不明显的萨满艺术特征有：

6.对令牌法器的拥有（在拉斯科洞穴岩画中，人的旁边有一柄令牌，即一根棍，顶端有一只鸟。这在法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有发现）。

7.对具有魔力的亲友动物的控制，他的亲友动物会增强他对猎获动物的控制符咒（拉斯科洞穴岩画中的犀牛可能属于此例）。

8.与助手共同进行的动物祭献（如拉斯科洞穴岩画中被掏出内脏的野牛）。

下面，我们对坎普贝尔例举的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中表现萨满艺术特征的第二种，即“身上所穿戴的动物服饰，或曰装扮成动物形象的岩画”进行一次具体的分析和归纳。

穿戴动物服饰、装扮成动物形象的岩画，在三兄弟洞穴中有一幅很著名。在一群纷乱的动物形象中，有一个戴着野牛头面具而直立的人（图65）。H.布勒伊（H.Breuil）认为，这个戴着野牛头面具的人在手持“音乐之弓”（Musical bow）演奏、跳跃、舞蹈。

图65　三兄弟洞穴中的动物形象和装扮成动物的巫师(www.chuimin.cn)

有人认为，这是一名巫师，他在表演一种“祭礼中的具有符咒性质的舞蹈”（ritual incantatory dance）；又有人认为，这是史前人类在洞穴中举行“成人礼”仪式时留下的痕迹。

有相同意趣的岩画，在非洲也有发现。乔治·威廉·斯托（George William Stow）曾临摹过一幅非洲狩猎者伪装成鸵鸟的岩画（图66）。在这幅岩画中，一个裸露双腿的人伪装成鸵鸟，前面的5只鸵鸟都回过头来注视这个陌生的追随者，似乎在警觉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图66　非洲狩猎者伪装成鸵鸟的岩画

认真观察这两幅岩画，发现二者在构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装扮成野牛形象的人和伪装为鸵鸟的人都居于右侧，也就是在动物群的后面，有尾随或跟踪之意。两人手中都持着一张弓。这张弓，应是“狩猎之弓”，并不是布勒伊所理解的“音乐之弓”并且在“演奏”。三兄弟洞穴中这幅岩画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不可能有以“弓”引起振动而发声的乐器，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考古数据可以支持这种理解。而“狩猎之弓”即弓箭之“弓”的产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在动物群中，装扮成动物的人“对牛弹琴”，其目的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幅岩画中，在牛面人的前方，有一只向前奔跑的鹿，鹿身上并排有7个点，这些“点”应是“中的之点”，或者可看作是“目标之点”，这头鹿是伪装成野牛形象的狩猎者所要猎取的对象。无论是三兄弟洞穴岩画中纷乱奔跑的动物，还是非洲岩画中悠然前行的鸵鸟，都表现出对装扮成同类的人的警觉，这在三兄弟洞穴岩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戴着牛头面具且持弓直立的狩猎人前方，一头奔跑的野牛在回头张望，眼睛圆睁，流露出恐惧的神态。再分析一下引起动物警觉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被动物警觉的对象，尽管他们头戴面具，身披野牛或鸵鸟服饰，但还是露出了破绽，这破绽之处便是他们裸露的两条腿。

归纳上述两幅远隔万里之外的岩画在表现形式上的相同点，是很有意思的：两名穿戴动物服饰、装扮成动物形象的人，都尾随并靠近了动物，都手持“狩猎之弓”，都因赤裸着的两条腿而被动物识破，都因此而引起了动物的警觉。尽管这样，狩猎者获取猎物已是势在必得了。

这两幅岩画，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史前人类摹仿动物、装扮成动物形象进行狩猎活动的场景，而其所蕴涵的萨满巫术意旨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狩猎者模仿动物，目的是能够接近并成功捕杀猎物。在原始狩猎者盛行的巫术信念中，披上或穿戴上动物的皮毛，会在动物的皮毛与动物的原型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感巫术的联系，这种同类相生的巫术原理和狩猎者模仿动物是一致的。“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的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最后，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作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仪式。而任何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一旦成为仪式，它就把这种仪式信仰凝固化，使之成为世代相继的惯例。”

其次，狩猎者模仿猎物，戴上动物面具，披上兽皮，就会获得动物的灵魂，这就意味着狩猎者变成了动物的身体，具备了动物的性格，从而可以与动物的精灵相通。野兽的凶暴也一定会附着在自己身上，从而取得狩猎的胜利。

其三，如果猎物是狩猎者的图腾动物，那么，戴假面具、披动物皮毛，可以产生一种与图腾动物的认同感，并且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心理暗示：我们是同一种类，我与图腾如一，我就是图腾。

其四，在狩猎活动中，以戴假面具、披动物皮毛的方式，接近并捕杀动物，尤其是图腾动物，可以使动物的灵魂认不出自己来，从而获得图腾动物对自己的宽恕，以避免受其惩罚。所有这一切，无不充斥着萨满巫术的特征，是萨满文化现象在岩画界中的反映。

上述表现萨满艺术特征的岩画，不仅反映在欧洲洞穴岩画中，在贺兰山岩画中，这类具有萨满艺术特征的岩画也很多见，并且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注释】

(1)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930页。

(2)郑天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载《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1期。

(3)［德］H.克契纳（H. Kirchner）：Ein archaologischer betrag zur urge schixhtes Schamanismus.Anthropos 1952（XLVII）：PP.244～286.

(4)［德］K.J.纳尔（K.J. Narr）：Baenzeremoniell und Schamanismus in der Alteren Steinzeit Europas，Saeculum（Freibueg and Munich）. 1959（X）3:PP.233～273.

(5)坎普贝尔（J.Campbel）：The way of an imarpowers.London Times Books，1983.pp. 15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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