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百题：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

20.贺兰山东麓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宁夏贺兰山东麓诸山口发现的大量岩画，与史前人类在贺兰山地区的活动关系密切。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贺兰山东麓及其以东地区，发现了灵武水洞沟、青铜峡鸽子山2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贺兰口、暖泉、金山林场、庙山湖、长流水、孟家湾、四眼井、小湖等10多处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主要是新石器文化的沉淀，同时伴随有成组大型精致的打制石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陶器残片的大量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贺兰山东麓先民们的生存环境、生产力水平、生活状况和文明进程，为贺兰山岩画的断代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现就几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作简要介绍。

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

水洞沟文化遗址（图40）位于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村，西距贺兰山50余公里。1920年，比利时神父绍特在水洞沟东边的黄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E.Licent）在水洞沟发现了5个旧石器地点，通过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一些破碎的动物化石。水洞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1960年、1963年、1980年、2003～2007年对水洞沟进行了4次系统的调查和发掘。调查除发现有几十件野牛、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普氏羚羊、鹿属、鸵鸟属等动物化石和大量石制品外，还发现了骨器和鸵鸟蛋皮制作的环形饰物。研究结果表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综合运用孢粉分析、C¹⁴测定、热释光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3万～1.5万年，属于独立的水洞沟文化体系。

图40　宁夏灵武水洞沟文化遗址

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图41）有3万多件，其原料以硅质灰岩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再次为砂岩、燧石、玛瑙等。石器分为大型石器和小型石器两种，大型石器占绝大多数。这些石器大部分用石片或长石片加工而成，以背向加工为主，也有向破裂面加工及错向、对向或交互加工的石器。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多，另外有端刮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砍斫器很少。骨器有用动物骨片磨制而成的骨锥。装饰品系鸵鸟蛋壳穿孔而成，边缘略加打磨。此外，在遗址里还发现了用火的痕迹，以及大量用火烧过的砾石。

图41　水洞沟出土的石制品

水洞沟出土的石制品中，用长石片（石叶）做成的石制品约占50%，因此，水洞沟文化是长石片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打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也有少量的砸击法，碰砧法只发现在个别形状较大的石制品中。常见的石核类型，有用来打出长石叶的石叶形石核和生产一般石片的普通石核，石叶形石核多为长方形、菱形。另外还有占石核总数约1/5的勒瓦娄哇石核，以盘状和长方形居多，其制作工具的加工方法仍以锤击法为主，并且无论器型大小均以直接打击法为主，在所制作的少部分精细工具中还使用了指垫法，中小石器中存在压制技术。工具中的尖状器、半圆形刮削器使用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的石片作为毛坯；长石片（石叶）则多为有使用痕迹的截断石片，它们大多数应该是为制造复合工具而特意加工的，另外一部分用作端刃刮器和直刃边刮器的毛坯。

在水洞沟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以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都可以和欧洲、西亚或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这种现象，为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所仅有。

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三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它对世界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铜峡鸽子山旧石器时代遗址

鸽子山为贺兰山东麓的一条支脉，位于宁夏青铜峡市西北20公里的蒋顶乡蒋西村西北。1984年，青铜峡市文管所在文物普查时，在鸽子山一带发现两面磨光的石斧及一些夹砂红陶和灰陶片。1990年6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区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并采集到了近400件打制石器和细石器。1993年、1995年、1996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内华达山地研究所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经放射性同位素测定，主要文化层的年代距今（12710±70）～（11620±70）年⁽¹⁾。前后几次的调查发掘，共采集和出土标本2500余件。其中有1989件普通打制石器，516件细石器，另外还有40余件磨制石器的成品或半成品。

经研究，贺兰山鸽子山遗址（图42）是“中国中石器时代的新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沙漠与草原过渡带的文化范畴，是我国少有的几处属于转型期的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

图42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文化遗址

在鸽子山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可分为普通石制品和细石器制品两大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细石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磨制石器也有一定数量，某些磨制石器的器型相对稳定，成为固定的类别。

鸽子山遗址的石制品类型趋向多样化，许多类器物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石制品的多样化不仅表现在石器的种类上，而且也表现在石器制作技术上，制作方法有锤击法和压剥法、直接和间接打法、硬锤和软锤制作并存等多种方法，砸击法则少见。同时，器物表面的修琢工艺与磨制工艺并存，表现出转型期的石器时代的特点。

鸽子山遗址的石制品中，普通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且多为小型石器；以刮削器为大宗，其次为尖状器。

刮削器有单直刃边刮器、双凸刃边刮器，单凸刃刮削器、双凸刃刮削器，多边刃刮削器、石刀、锯齿刃器、多刃刮削器等。

尖状器是贺兰山石器中最具有特点的典型器物。有单尖尖状器、双尖尖状器，双面单偏尖尖状器、双面单正尖尖状器，单面单尖尖状器、单面双尖尖状器、单面单尖刃器、双面尖状器、双面双尖尖状器等。其中的单面或两面通体修斫的尖状器很有特色，被考古界称为“贺兰山尖状器”（图43）。

图43　鸽子山遗址出土的“贺兰山尖状器”

在制作过程中，大多数尖状器选择了比较细致的石英岩，选材相对认真，许多石器的外形与其所用的毛坯非常接近。从很多标本器物底端背面留下来的石皮可以看出，原料是两端粗细差别较大的卵形砾石，第一个剥片的毛坯轮廓就已经接近成品，然后在这个剥片上进行修琢和刃部二次加工。标本P2517在制作时将一块片状石料的三棱尖刻意保留下来，石料两面的大部分进行了通体加工，在三棱尖的另一面作了小心翼翼的修理，保留了石皮的刃尖，非常规整，很适于使用，且有长期使用的痕迹，显示出制造者的高明之处。标本P2495的毛坯是一个横宽的蚌状大石片，制作者充分利用了石片近端的弧边和远端的直边制成双刃石刀。从标本保留的大面积石皮以及带石皮的类似刀把状的部分来看，他们为生产这件石刀进行选料时，目的性非常明确，因此选料也十分严格。

鸽子山遗址石器制作的原材料主要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绿灰岩、燧石、玛瑙等。制作石器的石英岩，其硬度多为摩氏6.5°～7°左右，但韧性相对较差，易于断裂或破损，一般不适合用来制作砍砸、抛射或突刺工具。但贺兰山石器的石英岩与普通脉石英不同，相对比较柔韧，硬度适中，不具层理或层理结构不强，打片相对容易，破裂面的方向和大小容易掌控。再加之白色半透明的原料居多，在掌握了软锤技术时，用这类原料可以制作出非常美观而且实用的石器，作为刮削分离动物的皮毛和骨肉的工具是非常适用的。假如用这类材料制作出形体较大的工具，用来挖掘松软的土壤或沙地里的粗大块茎和长根系的豆科植物则更为理想。

贺兰山贺兰口新石器时代遗址

(www.chuimin.cn)

图44　贺兰口沟内的“高窑子”山洞

近几年，在贺兰口岩画保护区先后发现了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中还有史前人类居住过的房址和洞穴。

在贺兰口沟内上距谷底19米的山坡上，有一块高6.5米、宽7米的巨石。巨石下面是一个山洞，当地农民称这个山洞为“高窑子”（图44）。山洞高约1.6米，面积约5平方米，洞顶有用烟熏过的痕迹。2001年6月16日，笔者带领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上山坡调查岩画时，在山洞内南侧发现了两件石器，一件是砍斫器，一件是小型磨棒，另外还发现了5片有细绳纹、方格纹的陶片，其中3片是红陶陶片，2片是灰陶陶片。在山洞周围的山石上发现有15组、40多幅岩画。这些岩画可能与短暂居住在“高窑子”洞穴中的史前人类有关。

2005年10月4日，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宁夏考古研究所钟侃研究员、王惠民研究员的指导下，在距岩画密集的贺兰口沟口约100米的南岸，对一片有明显房屋基址痕迹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对附近一处灰坑进行了清理。

房屋遗址（图45）距地表甚浅，东西排列为两间结构的居室，墙基用当地随处可见的卵石砌筑，宽约60厘米。每间房屋都略呈圆角正方形，边长3米左右，东向留有门道。在西边居室内的东南角，有一处用几块大卵石围砌的灶坑，石面呈黑色，有明显的用火痕迹。在灶坑前偏西处，有一块嵌入地表的平面卵石，其上凿刻有一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形图案，凿点密集，粗细不匀，系用石器通体垂直凿击成圆。这幅在居室内灶坑前的岩画，从平面构图分析，似为太阳图案。但为什么要在居室内灶坑前安放一块有太阳图形的岩画石，其文化含义尚待研究。在这块岩画石的南边，还发现有一块小型青灰砂岩磨石，约30厘米见方，石面中部略有凹陷，使用痕迹明显。

图45　贺兰口岩画保护区发现的史前人类居住遗址

在遗址地表浅层，发现了泥质红陶片改制而成的纺轮、泥质灰陶片改制而成的陶饼，以及138片1.5～4厘米的外表饰细绳纹、平行条纹、交叉绳纹、方格网纹、凹钉纹、附加堆纹、篮纹等泥质红陶、灰陶的盛器残片（图46）。另外，还发现了一件拇指盖大小的彩陶残片。

图46　贺兰口岩画保护区发现的陶器残片

图47　贺兰口岩画保护区出土的骨锥和骨片

从陶器残片的器型、陶质及纹饰看，它们与在沟内“高窑子”洞穴中发现的陶器残片同属一个类型，与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遗址上发现的陶器极为相似，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距今4100～3900年左右。

在距房屋遗址东北18米的一个灰坑里，经局部清理，出土了1件3.2厘米长的骨锥和1件长2.2厘米、宽1.8厘米、厚0.3厘米的骨片（图47），并伴有泥质红陶、灰陶的盛器残片，和遗址地表浅层出土的陶器残片属同一类型。骨锥锥尖有残断痕迹，骨片磨制而成，制作精细。因对其周围的灰土没有作C¹⁴年代测定，故骨器的产生时代尚不能确定。至于在灰坑中出土的长方形骨片，所为何用，也不得而知，需进行深入研究。

在遗址以东约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并采集到了2件砍斫器、5件刮削器、7件大中型石磨、2件石棒、1件两面剥片开刃的石刀等石器（图48）。由于这一地区为第四纪冲洪积砾石与风成沙堆积，黄土沉积层较薄，缺乏确切的地层关系，且标本数量较少，所以对其石器文化的面貌和特征还不能作全面描述。但从这些石器样品的制作技术上看，刮削器，尤其是两面剥片开刃的石刀，同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鸽子山出土的同类型石器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器物表面的修琢工艺，表现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转型期的石器时代特点，其文化内涵和渊源也较为明确。联系灵武水洞沟、青铜峡鸽子山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同类型石器的产生年代，贺兰口的石器，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

图48　贺兰口岩画保护区发现的石器

在贺兰山东麓发现的古人类居址以及采集、出土的石器和数量较大的陶器残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距今10000～4000年前后，贺兰口地区就有人类栖息、聚居。这些古人类居址以及石器和陶器残片、磨制骨器的发现，为贺兰口岩画的断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例证，对贺兰山岩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贺兰县暖泉新石器时代遗址

暖泉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贺兰县暖泉村南约3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坡地东缘。1960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多座房屋居室遗址。

这处四五千年以前的民居遗址，均为一个个单间结构的居室，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每间房屋都略呈圆角正方形，边长3米左右，约相当于现代住房的半间。房屋遗址距地表甚浅，门向东开，门前有一条狭长的门道，供居民出入。这说明古代人类在最初建房时已考虑到了朝阳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室内有充足的阳光，更适合人类生活。在正对门道的房址中心，有一座圆形的火膛，火膛的后壁，还安放着一口红色夹砂圆底陶罐，罐口沿装饰为锯齿纹，腹部为绳纹。从罐内残存的灰烬看，这个陶罐主要用于保存火种。火膛设在房址中央，这除了用于炊煮食物外，更可供室内取暖散热均匀和居中照明之用。在火膛旁边，有一副石质磨盘和磨棒，是用来碾磨充作食物的粮食或植物子实的用具。室内除有少量细石器外，无其他遗存。

暖泉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为我们了解贺兰山地区四五千年前的社会组织形态及先民的经济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些居室从结构及面积看，只能适用于对偶婚姻的小家庭使用，这说明当时以对偶婚姻为主要婚姻形态的家庭已经出现。室内文化层堆积甚薄和没有发现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则表明，当时的居民虽有定居，但只是短暂的，其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游牧生活。

贺兰县金山林场新石器时代遗址

金山林场位于贺兰县西北约40公里的贺兰山脚下。这里地域开阔，地势平坦，多裸露细沙和鹅卵石，地下多是黄沙土层。

1980年秋，林场职工打机井时，在一号机井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0.2～2米。在距地面深l.7米处发现石斧、石磨等石器和约4厘米厚的灰烬层。其中石斧长10厘米，宽4.5厘米，厚2.6厘米，通体磨制，斧首厚重，刃部锐利，有使用痕迹。石杵长22厘米，杵头圆形，杵柄略呈扁形，通体磨制光滑，头部有明显使用痕迹。石磨盘1件，由自然石块加工而成，外形似舌头，长41厘米，宽17～22厘米，高11.5厘米，石磨中央有使用过的痕迹，磨盘向内凹进2.6厘米，形成一个槽形。石磨棒1件，长5厘米，宽3.5厘米，厚2.7厘米，有使用痕迹。

此外，在金山林场西北侧的北四渠附近，发现有约2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厚约0.2～1米。地表上采集到一批石器，包括石斧、石锄、石锛、石凿和石箭头等，还散布有大量的细泥红陶、夹砂陶残片。从大量发现的遗物和大面积分布的情况分析，这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注释】

(1)中美联合考察队：《宁夏鸽子山盆地考古报告》，载钟侃、高星主编：《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