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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迈进:理论与实践

【摘要】:第二节推进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艰巨性一、对人类文明进程历史惯性的超越生态文明是一个超越工业文明且具有建设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它跨越自然地理区域、社会文化模式,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建立生态化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

第二节 推进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艰巨性

一、对人类文明进程历史惯性的超越

生态文明是一个超越工业文明且具有建设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它跨越自然地理区域、社会文化模式,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建立生态化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生态社会谋求的是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社会是人类追求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既是一项功在当代的伟大事业,更是一座利在千秋的历史丰碑,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

人类社会的演进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进发,其中的推动力是一种社会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而生态社会是人类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通过主观反思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选择,所以说,生态社会是从工业社会向高一级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种飞跃是挣脱社会发展惯性,以人的理性思维的力量改变当代人单纯追逐利益本性去追求的理性社会形态,是一项及其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从历史趋势来说,人类走向生态社会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人类要走向生态社会又是对当代人类历史惯性进行的颠覆,需要人们基于理性思维的自我否定,需要超越自我的巨大力量的支撑。

生态文明概念从广义上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与当代社会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拜金主义横流,奢靡消费盛行的社会文化是对立的、冲突的。这需要当代的先进人群摒弃时下社会潮流,甚至放弃个人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去为大范围的外部性效益贡献。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也就是生态文明因子成长的过程。只有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二、对近现代文明观的全面反思

1.生态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

生态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人。人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构建生态社会,首先需要从转变人们的生态意识着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正如马克思所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建设生态社会,如果没有生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牵引、规范和约束,是难以实现的。

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在批判机械论世界观的基础上,吸纳当代整体论哲学思潮的主要观点,阐述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学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以及关于世界的存在、主体与客体、整体与部分、首要与次要等问题。[68]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自然观,只有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的生态哲学,当代人只有从形而上的高度去建构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才有可能通达自然或万物的内部秘境,进而体悟宇宙生化变易的真谛,为地球生态系统万物之生生奠定逻辑支撑,才能构建起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价值观基础。

2.对人类中心论的深刻反思

与其说环境问题是工业化的直接代价,还不如说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一种失败,这样说更确切。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畸形变化,“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控制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使实践活动变得极度偏激。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基本上抛弃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是辩证统一的正确思想,人们普遍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往往把经济增长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不考虑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承受能力、不考虑自然资源在质和量方面的延续性、不考虑经济活动将对资源环境带来什么影响。这种经济活动忽视了经济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动态平衡,一味对自然资源进行索取和掠夺性的开发,结果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基本生态过程和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对有用资源的不充分利用和浪费,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这种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来说是不公正的,就人类来讲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人类中心主义归根结底是人对自然界进行征服、剥削和压迫的逻辑。征服的逻辑源于并支撑着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原始地意味着暴力和毁灭。这种思想将人设定为地球的绝对中心和目的,把其他事物都当做实现人的中心地位的手段,所以,它的实现必然以消灭其他事物的独立性为前提,而其他事物的独立性的消灭也就是这个事物自身的毁灭;这个逻辑作用于人类内部,直接转变为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人就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人,因为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就不会消亡,在人类社会内部就不会诞生真正的爱和永久的和平。

生态哲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地球万物共有的家园,人类作为守护者和成全者的形象应该也必将代替现在的征服者和剥削者的形象。

要学会守护和成全,就必须改造人性,改造人类欲壑难填的生活方式,改造人类对于所有事物的征服态度。我国自荀子以来“人定胜天”的观念一直很有影响,甚至还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做豪迈的英雄气魄加以肯定。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把自然放到了人类的对立面。这种发展观造成取予不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多于对自然的反哺和回馈,这种发展观造成人类延续中代际间的不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所谓“吃祖宗饭,断子孙粮”。中国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改良和重构负有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不仅仅因为有广大的国土和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还因为国人的生活方式还保留了许多不合理的甚至是野蛮的因素,所以,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学会守护和成全对人类、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3.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支持

现代人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是“科学”,强调科学合理地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似乎如此就可以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其实不尽然。有一个真实故事流传广泛,20世纪初,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而大肆捕杀狼,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掉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旦减少,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福本来想“科学”合理地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这说明,所谓的科学地安排自然资源,有可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科学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也需要以此为前提。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平等地对待生命,道德地改造自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但不过分张扬人的主体性,因而在根本上符合、支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人类现在的发展必须同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为了未来的发展人类必须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自然生态能够容许的范围内,即限制在不威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复制能力的限度内,并凭借人类自身的实践能力,积极创造新的生态价值,使自然生态更优化,人的生活环境更美好。这也正是生态哲学的主旨: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从掠夺性占有和严重的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活动目的,要求人类自觉地把眼前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人类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更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概念中蕴涵着的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为干预自觉地控制在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发展”和“需求”要以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要保持各种陆地的和水体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生命支持系统以及相关过程的动态平衡,“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造成生态失衡,“发展”本身就会衰退,更谈不上可持续的发展。

4.推动国人生态价值观重构

生态哲学观认为,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类最大的幸福。人类以幸福为目的愿望是共同的,但人类对幸福的理解是多种多样。少数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能耗,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来保持自身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幸福的思想非常丰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人合一”、“知足常乐”、“修、齐、治、平”等等,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优秀的传统思想被当作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非主流思想否定了,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相当大,必须下大力气恢复,要以人性的返璞归真,实现人与自心的和谐,推动民众幸福观的重构。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境界,倡导以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为荣,以助人为乐为荣,使与环境和睦共处成为人类的福祉追求。

当代人生存方式的荒谬之处是,在征服的前提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对整个世界保持一种征服的态度。这种荒谬性正是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根源。生态哲学告诉人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迅速膨胀,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地球村命运的地步,因此,人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生活,必须从价值上反思,从根基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因为力量弱小,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对于伟大的自然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人类活动的疆域已经扩张到太空中,使昔日“大得似乎没有边际的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地球村”。甚至如波尔丁所说,地球对人类而言,犹如宇航员宇宙飞船,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如果再盲目而任性地生活,结局必然是毁灭性的。在地球村时代,地球对于人类来说已经太小,人类必须像宇航员爱护宇宙飞船那样爱护这个蓝色的星球。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要求人类必须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还很弱小的时代里延续下来的,已经不合时宜。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的顺利进展使人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属人世界,而人则成为这个世界的绝对中心。征服本身由于人类力量的增长而变得过时,因为征服意味着暴力和破坏,而相对于人的力量来说已经变得脆弱的地球无法再承受人类进一步的暴力和破坏。如果人类再对自然界采取征服的态度,那么,人类将丧失在茫茫宇宙中的唯一家园,而工业文明也将成为人类自取灭亡的方式。

5.引导人类学会守护和成全其他存在物

从征服走向守护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随着生态哲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人类征服的逻辑渐渐过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时机趋于成熟。如果人类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就会看到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更原始的关系:人不过是宇宙中诸多存在物中的一种;他与地球上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同一家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之外的存在物作为家园中的成员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人和这些家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和相互成全关系要比人对它们的征服、统治、利用更为根本。人类力量的真正强大应该是体现在对这种根本关系的实现中,在中国、全世界都需要一场人类学习守护和成全其他存在物的运动。如果人们不学会守护一棵树、一只飞鸟、一块土地,那么就不会真正地守护和成全人自身,所以,学会守护和成全是人类走向真正幸福的唯一道路。这种守护与成全需要人们世界观的根本性改变。生态哲学倡导人们净化心灵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和习惯。

如果人类只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味的掠取自然资源,征服其他存在物,以获取经济效益,那么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不断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没有前途的。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其结果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了,一些人的口袋鼓起来了,但是,空气变坏了,水变脏了,蓝天不见了,绿地不见了,生活环境变糟了,尤其是大多数人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应该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发展经济必须服从全体人民的幸福这个最高目的。

6.对现代文明观的反思与批判

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就出现了环境问题,但是环境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出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改造世界、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过程。但是,当人们享受着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幸福时,也遭受到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生态危机等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影响和危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可以说,就是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而盲目改造自然界所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并呈全球化趋势。人类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需求欲望,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依靠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被改造的自然界显现出明显的双向效应,一种是正效应,这是自然界对人的力量的确证,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种是负效应,这是自然界对人的过度行为的无情报复。这种报复是前所未有的,从空间上说,影响的不是个别地区、国家,而是整个地球;从时间上说,影响的不是几年或十几年,而是殃及子孙后代。这种空间、时间上跨度如此巨大的报复,决不是对人类的一般影响,而是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的任何一个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表象上看,引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的力量的强大,对自然世界的征服改造的破坏性活动造成的。其实,问题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而是引导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指导思想。更确切地说,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指导思想背后的哲学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因此,探寻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应该到传统的发展观中去寻找。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机的和整体性的发展。但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推崇的传统发展观是片面的,一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进入了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歧途,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二是传统的发展观和社会发展模式注重于已有成果的积累上,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人类的长远利益满足眼前利益,以至少数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和利益,吃子孙的“粮”断后代的“饭”。既造成了代内的不公平,更造成了代际的不公平。生态哲学对这种以环境为代价的物质文明的本质的揭露,必将有助于人类重构价值观,改变行为习惯,自觉性建设生态文明。

三、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1.人类文化发展阶段划分

人类文化其本质反映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留下的“人化”的痕迹,从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的适应角度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和生态文化[69],基本对应于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

第一阶段为自然文化:自然文化出现于远古时代。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以至于人类只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存,还没有创造出人工生态系统。以自然文化为特征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群居生活,具有朴素、平等和共产共用的自然性质——原始共产主义。在精神生活方面,由于人的力量在强有力的自然面前非常弱小,因此人类依赖自然、崇拜自然,把各种自然之物当作神灵敬拜,延伸出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信仰。自然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类自身力量的有限,迫使先民不得不“以自然为中心”形成自己的文化。这种自然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它只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屈从于自然力量的准文化”[70]。那时的人类生活,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具有一种“自然性”的特点。

第二阶段为人文文化:人文文化大约产生于一万年前,那时人类开始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那个时代的中心产业是农业,人类生存方式最明显的标志是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但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还没有超出自然本身的更新能力,虽然科学还主要是以经验的形式产生和发展,但是人文科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人文文化同过去重视自然的自然主义和自然文化的主要区别是重视人伦和人事。古代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主要就是人文文化的成就。

第三阶段为科学文化:起源于18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主要特征。科学文化首先在英国发生,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以工业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文化。科学文化以科学技术为真理评判的标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它纳入到价值评判体系,表现为一种科学技术的崇拜。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的“敬畏自然”、“依赖自然”转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对自然的巨大征服,人类大举向自然进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科学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人化的世界”。

第四阶段为生态文化:20世纪中期发端,八九十年代逐步形成。工业文明是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文明,是以损害自然价值来创造和实现文化价值,这导致了自然界的严重透支,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说,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文化的危机。现代西方文化对人类价值的极端追求,误导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传统的科学文化以“返自然”的形式达到了它的顶峰。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价值的重构,改变文化的支撑体系,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才能克服生态危机,使人类获得新生。生态文化应运而生。(www.chuimin.cn)

2.生态文化的演进及其概念解析

近百年来,人类与自然之间及人类社会本身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严重对立的地步,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表明人类的不合理活动正在使生态环境的退化趋向极致,同时也把人类自身置于危险的生存困境。面对科学文化的反自然特征与所引起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所造成的压力,人类开始对科学文化进行反思,质疑其合理性。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环球性的人口剧增、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的尖锐化,出于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变革、调适自己的文化,以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逐渐形成了生态文化。与此同时,以生态学和环境学为代表的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也为人类与自然的未来关系描绘了新的蓝图。基于这样的背景,生态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大文化的方向,成为构建生态社会的内在驱动力。

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是一种世界性或全人类性的文化。20世纪以来,人类在重视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系列的环境观念、生态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化科学成果,诸如生态伦理、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生态文学、生态艺术以及生态神学等,不仅表明生态学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也显示出生态文化现象正在全球蔓延。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适宜的生态状态,而生态文化既是这种状态的产物,又是维护这种状态的精神力量。

理论界对生态文化的内涵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广义的生态文化是一种生态文明观,是一种生态价值观,或者说是一种物化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思想,它反映人类新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这种定义下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含义大体相当,即人类对于生态问题的一切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和观念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包括物质的、政治(制度)的、精神(文化)的和社会(民俗的行为的)的四个层面。狭义的生态文化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

3.生态文化的组成部分

依据对生态文化的小概念及狭义的理解,生态文化可以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传媒、生态文艺、生态美学、生态宗教文化等形态。这些形态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生态文化体系。

第一,生态哲学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体系,是对传统哲学的革命。它既反对“反自然”的观念,又反对“自然主义”的观念,主张把“人与自然和谐”作为价值依归。

第二,生态伦理文化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所应采取行为的道德文化。传统伦理学只关注人类的福利,只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生态伦理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把道德研究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研究人对地球上生物和自然界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

第三,生态科技文化亦即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这里的“生态化”是要确立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意识,使科学技术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保护方向,亦即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运用生态学思维,把生态价值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

第四,生态教育文化落实到现代教育的实践中,就是一种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模式。要求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和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教育,都要重视和加强生态教育。

第五,生态文艺在生态文化中有独特之处和重要地位,它给人的生态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过程,能使生态文化表现得有血有肉,具有生动丰满的形态、内容及情感。

第六,生态美学是在当代生态观念启迪下新兴的一门跨学科性的美学应用学科。它以“生态美”范畴的确立为核心,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审美创造为目标,弘扬我国“天人和一”的自然本体意识,把我国传统美学以人的生命体验为核心的审美观与近代西方以人的对象化和审美形象观照为核心的审美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生态美”的范畴。

同时,生态宗教文化、生态传媒文化等也是生态文化内涵体系的要素。

4.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

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摒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或“人统治自然”的错误观念,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形成以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生态良心、生态责任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培养人们理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自觉和文化修养,建设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互惠互利为价值观基础的新文化,实现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拯救。其要旨如下:

(1)人与自然是相依相存的共同体,人类须立足自己的生态位

自然界的无数生物,为人而存在,人也为自然万物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互动共存的,一方面自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没有自然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为自然而存在,把维护自然的存在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人类维护自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良性生存。人与自然的这种互为目的,互为存在的状态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共同体。

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意义,一方面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即人具有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两重意义。[71]正如马克思所认为,不仅人本身的躯体是自然的,人还必须把自然界看成自己“无机的身体”,大地万物犹如人自身的手臂和天然粮仓,人必须依赖于它们才能活着。因此,人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与自然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自然的存在状态,决定着人生命的存在状态和质量。人只是整个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尽管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但不可能脱离整个生态大系统,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要以优化自然生态和建设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个生态大系统中,人类只有找准了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才能使人的生存和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和发展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使人类与整个自然系统成为共依共存的共同体,这就是生态文化所要求的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最美好的存在状态。

(2)生物与自然界同属一个生命网络,人类需承担“大自我”的责任

自然界无数的生物在自然中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再生能力与自我调节机制的“生命网络”。人作为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在自然生命复杂的生态网络中,生命形式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的复杂有序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替,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体。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人是生态网络中的关键点,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修复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网络的健康发展。人在生态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然的主宰,是主宰自然的自我。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指出,人类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即“生态的自我”的过程。这种“生态的自我”[72],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

生态系统的网络性要求人必须把自我利益与大自然中所有生命物种以及生态系统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提倡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人不能脱离生态网络,以自然主宰的身份追求自己的价值,而必须以生态网络中平等一员的身份追求自己的价值,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加强人这一网络点与其他网络点的联系与协同,促进生态网络系统的良性发展。

(3)摒弃工业化以来的天人对立观念,人类须致力于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以和谐为价值基础,为人类的和谐发展,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这种和谐本质上不同于远古时期以自然为中心的关系。远古文化也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它讲的和谐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和谐,而生态文化讲的是动态中的和谐。如果和谐处于静态之中,事物就不能获得全面发展。在生态文化看来,和谐是个过程,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更好地获得平衡。

第一,生态文化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依据。从生态文化的视觉看,人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以不否定自然存在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为前提的,即人必须承认自然的真实存在,人的生存发展同自然界其他存在物及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人类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必须兼顾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人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而不能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

第二,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生态文化致力于实现科技、伦理、哲学和教育等以和谐为价值基础的生态化,从而引起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将有助于结束人与自然分裂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

第三,生态文化强调动态和谐。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以“和谐”为价值观的文化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协调和优化,更强调以人的精神文化品格调整人类内部生态平衡,消除人与人的对抗,解决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我国现阶段生态文化的主要特征

生态文化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表现为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性质上、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时代,一方面是工业化成果累累,信息化过程日新月异,另一面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依然是中国人口的主体,社会的发展整体上处于自然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所以我国的生态文化具有独特特征,除了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特征还有深厚的基础以外,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的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在建设的生态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为目标,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前进方向的要求,包含着扬弃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弊端的、符合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的新文化成分的先进文化。

1.发源于生态危机的逼迫

当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的破坏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使对自然的保护、生态的稳定与平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使生态文化逐步得到发展。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规律,但它又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虽然对生态的持续发展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国家也制定了一定的生态保护政策,但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对生活的影响整体上还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在理论、观念和政策中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人对自然的胁迫达到了自然能够承受的极限,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引发了众多的生态问题并严重制约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并因而在文化观念中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生态文化随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2.本质上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

工业社会生态文化所围绕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人与自然如何融为一体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自然、保护生态,从根本上将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手段。如果没有自然环境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约,当代生态文化存在的基础就极其薄弱。所以,工业时代包括当代社会生态文化的本质还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建立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文化,具有很浓的实用主义色彩,与真诚地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甚至以自然为心灵皈依的传统生态文化观具有根本区别。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年之后,在科学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观基本要求的今天,对生态的破坏还仍然无法遏制,“人类中心主义”在社会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方面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3.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的基础相当脆弱

在当代社会,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由于人类在某些方面对自然“征服”过度所造成的。近代工业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使得自然、生态在本质上与人类心灵相分离。“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更多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相分离的现实提出的。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使国人从自然中获取了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是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逆转,传统的生态文化也逐步地变形,由真诚地贴近自然到不得已和虚假地“尊重”自然。如果这种方式在反复的强调和多次的重复中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并成为一种社会氛围,虽然也能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生态文化”,但其稳定性和持久性值得质疑。国人一旦自以为自然不再能对人类进行“惩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当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使人以为能造出适应于新生活的人化自然而不再依赖于原生生态环境的时候,这种“生态文化”就不再具有利益诉求的基础,因而就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