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社会的依据

第一节　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文明社会的依据

一、文明形态演进昭示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因为切入点不同，学者们关于人类文明阶段的划分各有侧重，但是人类社会在工业社会之后往哪里去的指向却是基本一致的。无论是以人为本，或者是生态社会，甚至共产主义，其最终的关怀诉求是一致的。回溯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离不开原始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体——自然系统，这就从本质上将人类社会文明与生态发展相关联，使得生态文明成为文明演进的必然，生态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形态进化的归宿。

1.崇拜敬畏自然的混沌性的原始文明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约100万年之久的采猎文明时期。这是建立在采集与狩猎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适应自然最原始的初级文明形态。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非常渺小，对自然的态度是恐惧、崇拜、敬畏，主要技术是石器、木器等，主要资源为天然食物，主要能源靠人力、薪材，生产模式是从手到口，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消费方式只有低水平食物，发展方式依靠天然食物资源。这是一种“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化，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恐惧、敬畏，崇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然文化——向往混沌的原始文化”^［62］的原始文明。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范围局限于个体、群体的聚集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产生的主要问题是食物短缺。

2.顺从并探索改造自然的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是建立在栽种与驯养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的基础上，形成顺应自然，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行动来改造自然的文明形态，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依附、顺从，崇尚人与自然自觉亲和的文化——经验主义的农业文化。^［63］人类对自然系统的改造始于已使用铁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活动第一次成为影响地球演变的重要力量。农业文明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决定了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也都是自然系统可降解、可同化的，这是一种顺应自然，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行为改造自然的文明形态。人对自然而言依然处于被动地位。作为人类社会最初的生产方式，农业文明产生并存在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业社会，以农耕牧渔的手工生产为特征，人类生存基本建立在“靠天吃饭”基础之上，往往表现出听天由命的无奈，人类展现的是“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追求。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由于生存需要，往往过度开发农业资源，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产生的问题是土地、森林等绿色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损毁。

3.以征服自然为标榜的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科技动力基础之上，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先进生产力、物质产品和生活方式，开始了物化自然的“统治自然”状态，并形成了征服、利用，崇尚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科技文化——崇尚“理性”的工业文化。^［64］

工业文明立足于人类的创造力和人类自身的单向度需求，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基本价值取向。在这种过度需求和人定胜天的非理性文化支撑的价值取向驱动之下，作为工业文明产物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也应运而生，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国家迎来了30年经济繁荣的美好时光，进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主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然而，就在人们为自己所取得的胜利骄傲，并尽情享受着由此创造的物质文明时，长久以来为人类提供各种生产、生活所需的原料和载体，默默承受着人类各种活动所造成破坏的地球，终因无法负荷沉重的压力，频频向人类发出了警告。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接踵而来。蓦然回首，人们发现，人类社会在急剧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已经笼罩在环境恶化的阴霾之中，那百花争艳、芳草萋萋的静谧田园不见了，那蓝天白云渐渐飘然离去，人口过剩、资源短缺、粮食紧张、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等接踵而来，地球母亲不堪重负，人类生存环境“黑云压城城欲摧”。

4.被迫回归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文明

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这是由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所引起的以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为主体的社会，它用网络技术、信息手段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性的世界危机和突如其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恐慌和思考，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功过是非。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波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尤其是“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未来带有普遍性的“全球性的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五大问题。其结论振聋发聩：如果全世界的工业化、人口、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问题按此趋势发展下去，增长的极限势必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份报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概念”。从而把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推向了极致，引发了人类对新的文明形态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无异于竭泽而渔，辉煌了三百年之久的工业文明使人类陷入难堪的境地：大自然百孔千疮，伤痕累累，越来越难以养育多子多孙的人类。过度的工业化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受到了伤害和冲击。这种异化现象的产生，深刻地暴露出了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被迫性的反思，最终得出一个公式：人类社会必须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方向发展，建立起另一种能够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长处的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就是生态文明，其本质是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共同进化。

人与地球共存亡的生态文明观念源于人类对生存环境快速持续恶化产生的危机意识，其特征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回归向适应、协调、天人和谐，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或成零增长，“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适度消费”成为社会时尚，主要技术为高新技术、清洁技术、信息技术，主要资源为智力和信息资源，主要能源为清洁的可替代能源，生产模式为智力、信息转化与再循环体系，主要产业活动为第三产业，消费方式为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式是追求可持续发展。

二、熵定律提供的历史逻辑依据

美国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熵定律”分析、寻找工业文明危机背后的原因。他的惊世之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提出统治人类两个多世纪的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行将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最普遍的宇宙定律“熵定律”。所谓熵定律，指的是热力学两条定律中的第二条定律，即“能量只能单向转化”，或“能量的转化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熵，是用来描述能量不可逆转化过程的物理学概念，可以简单地用物体吸收的热量与其温度之商来表示。熵是衡量宏观态有序程度的重要参量，一般而言，熵值愈大，对应的宏观态愈加无序。熵定律说明，能量只能不可逆地沿着一个方向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化。“总熵恒增加”意味着“能量贬值”，意味着可用能的减少，换言之，就是能量将从为人类可利用的状态到不可利用的状态，从有效的状态到无效的状态转化。里夫金等人运用熵定律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能源危机问题进行剖析，认为世界之所以出现各种危机，原因就是人类违背了熵定律，一味地追求高熵社会而与自然界为敌的结果。由此推演出人类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根据，并阐明生态文明的内在合理性，目的是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个巨系统同样要遵循客观世界系统的发展规律。根据“孤立系统熵增原理”，热量的传导是一个不可逆过程，热量不可能自动地从低温热源泵至高温热源。因此，孤立系统总是趋于熵增，以与环境平衡。由此可以推导出宇宙的“熵增原理”，在不可逆过程中，参与过程的所有物体的总熵恒定增加，假如人类束手无策消极等待，最终只能是宇宙“热寂”的到来，也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人类不会束手待毙，不会坐待宇宙“热寂”的到来。因为不可逆过程并非只是单调地走向“衰败”。宇宙的发展表明，物质运动的不可逆过程具有双重作用，从而形成了自然界在演化中的两个相反方向“进化和退化”，而正是这两个方向的辩证统一形成了自然界五彩缤纷的图景。

进化一般是指物质客体演化中由无序到有序、由低序到高序的趋势和过程；退化则相反。进化和退化这两种演化趋势在宇宙的运动中普遍存在，两者相互矛盾，相互包含、同存共生、互相交替，共同构成复杂纷纭的演化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进化和退化两个方向。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进化状态时，社会和经济能量在地域空间上将呈现有序的集中态势，产业的空间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趋于增强，人类社会的组织分化和协调程度越来越高，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相反，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退化状态时，社会系统与周围环境之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流将逐渐弱化，产业的空间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趋于减少，人类社会的组织分化和协调程度越来越低，乃至走向衰落破败。

人类社会的宏观运动在怎样的情况下走向进化？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呈现耗散结构，是物质运动走向进化的重要条件和根据。系统产生耗散结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系统的开放性，即系统内外环境之间要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流通，并且必须使系统从外部输入的负熵流绝对值大于系统内部的熵增加，从而使系统的熵逐步减少。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人类社会只要能够从外部环境得到足够的负熵流，只要内部的熵增加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人类社会将远离平衡态而表现出耗散结构系统的特征，并将朝着进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生活将依然丰富多彩，这就是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的熵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www.chuimin.cn)

三、可持续发展潮流昭示的现实必然性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性共同意识，从萌芽到成熟，却经历了一系列不寻常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呼吁人们在关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关注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很多关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成果纷纷诞生。由此揭开了人类反思传统发展观、追求与自然和谐生共的历史新时期。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揭示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揭露“杀虫剂”等化学农药破坏食物链和生物链的恶果，并试图寻找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出路，引发了人类对自身传统行为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迫使人们开始寻求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生态经济”时，以宇宙飞船作比喻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进行了阐述，对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开环”范式提出了批评。指出人们必须把逍遥自在的“牛仔经济学”，替换为限制自由的“宇宙飞船经济学”。波尔丁的新经济思想促发了随后几年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指出了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1970年，在美国举行的保护地球环境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地球环境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这场运动风起云涌，其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最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指出稀缺自然资源将制约直至最终将使发展停止，而达到增长的极限，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的马文·贝克评价《增长的极限》这本专著时说，“这本书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促使我思考地球的有限性以及以现有速度开发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65］，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前环境问题，探讨生态保护全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列入人类发展日程的标志，标志着人类环境时代的开始。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联合国要求该委员会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在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下该委员会将经过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首次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诞生。

1992年6月，在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进行了否定，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1992年，联合国世界首脑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人类应该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由此，可持续发展成为激荡在世界上空的最强音，开始广泛传播。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社会的思想基础。

200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作出决议，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并制定了行动计划。这应该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走向生态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四、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性特征

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宗旨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66］

生态文明的要旨在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是将矛盾着的各种关系逐步缓解，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进程，因此“和谐共生”成为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从本质而言，和谐共生的社会必须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建立在良性共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二是建立在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三是建立在良好的心理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由此构成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社会，才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良性状态。

2.自然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功能要求源于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生态环境破坏致使承载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母体承受巨大压力，生态危机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阻碍，也迫使人类开始反思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正是为缓解人类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的“黄色文明”、工业社会的“黑色文明”逐步向信息科技社会的“绿色文明”的和谐过渡。正因为如此，自然生态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所在。

3.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

如果说生态文明外在依存于自然生态，那么生态文明的核心则是精神文明，它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对待自然所呈现出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理念。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过度膨胀了人类的占有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盛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致使自然以报复的形式惩罚着人类的过度破坏行为。精神文明强调人类从理性出发，摒弃传统思维当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支配的错误，而采取更加尊重与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的理性思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等共处，因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

4.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成长根基

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在《什么是社会生态学》一书中指出：“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67］当代环境问题是由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是由全球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而不是简单或偶然的“个人价值取向”所为，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要求，从根本上是人类对传统社会发展形态的审视和反思，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