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生态化发展的理论实践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社会生态化发展的理论先河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产生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态恶化批判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先河，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社会和自然内在统一的辩证思想，关于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破坏的总根源，共产主义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主张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查，把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等论述，为当代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1.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存的社会状况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国工业革命进展迅速，许多生产部门都已采用机器生产，德国虽稍稍落后于英法，但也已出现机器生产，出现了像莱茵区那样的工业发达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步显露并激化。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断发生，这种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队伍人数迅速扩大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程度也在迅速加剧。

2.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与批判资本主义新思潮多元兴起的文化环境

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大力推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其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而沾沾自喜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却日益尖锐，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在英、法、德各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而劳动人民生活却日益凄惨的现象，引起了资产阶级知识界先进分子的同情和思考，相继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卡贝、蒲鲁东、和路易·勃朗等为主要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他旨在改良社会的思潮，这些思潮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同程度的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改良社会现状的多种设想，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与前景的阐述。^［38］

3.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孕育诞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实践，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总结的同时，开始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对黑格尔哲学从崇拜、质疑、到批判、扬弃的转变，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1848年马克思完成《共产党宣言》，这是划时代的巨作，它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不仅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角度，质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传统工业文明是一个挑战自然、索取自然、无度消耗不可再生矿物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先河，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核心体系

1.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证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阐述比较集中的反映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其要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自然概念界定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马克思所说的自在自然指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指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指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尖锐批判黑格尔抽象的自然观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在人化自然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在驳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时写道：“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的自然观既否定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盲目敬畏，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把自然界作为作用对象、消费品、生产资料，作为服从人的需要的有用物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界相依相存的思想——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尽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关系，指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的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都表现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宽阔。从理论方面来说，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方面来说，自然物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换言之，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是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9］

人的劳动创造了属人的自然界——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的活动都是劳动，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又是人对对象的占有，对象和人的关系是属人的关系；而人的劳动是人改造自然为人所用的活动，是人创造的属人的人化自然界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做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40］因为人的劳动创造属人的自然界的过程，也就是自然界生成人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对自然界和人来说都是现实的历史过程。^［41］

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有在人的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是相互说明和相互印证的。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为例，说明实践已经验证把人、历史与自然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来说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现实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现实了的人本主义。”^［42］马克思这段话表达了一个道理，人的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的社会生活或者离开人与社会的关系考察人的自然属性都是对人生存完整性的割裂。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费尔巴哈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静止不变的，但是，人的劳动实践及其发展创造的人化自然界打破了他心目中的人与自然固定不变的和谐格局，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只能是动态的，不可能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感性世界的直观中，它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43］

2.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根本冲突并指出解决的路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状况质疑和批判的思想主要反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论著中。

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必然要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过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分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酿成生态危机。恩格斯进一步阐述：解决生态问题“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4］。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指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扩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5］。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进入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阶段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开始变为有机整体，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必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一体化。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世界问题。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46］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因而生态问题的发展路向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也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生态理论的世界趋向在现时代已得到了验证。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的范围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共产主义制度是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文明发展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也探讨了解决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彻底和解。共产主义能够消除各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灾难，因为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创建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7］。主张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的调节和控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到最终的解决。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突出特征(www.chuimin.cn)

1.鲜明的可持续发展诉求

西方传统哲学的伦理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是主体、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都是人的对象，都没有价值。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相反，主张停止一切改造自然的活动。这两种发展模式的极端偏颇性，会促使环境支持系统的退化甚至毁灭，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将社会看做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活的有机体，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社会生态环境的生存和再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其他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自然基础。这就表达出一种思想，即人与自然之间要进行持续的物质交换，只有使单纯的“人类中心论”和“极端生态中心”的发展模式向可持续的“生态中心论”模式转变，实现人类发展、生物进化与环境变迁的和谐与制约，才能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才能保证人、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2.浓郁的时代性烙印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愤而揭露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弊端，但是因为19世纪中期，世界性生态环境还没有出现根本恶化，生态系统还没有出现实质性危机，加上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内容中，生态危机矛盾不是很突出。工业革命的发生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但是机器大工业对环境的污染没有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人为的原始破坏上。

3.突出的实践性旨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因为被融入了实践因素，自然才成为了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

人类对于自然的实践尽管会给生态文明带来消极影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更多还是重视实践在生态文明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生态进化的过程中不管是生态文明的形成，还是生态危机的出现，实践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通过实践，社会才能在自然接受改造的过程中获得进步。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当代意义

1.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为全球生态和谐指出了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与私有财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造成人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身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外在性关系，社会与自然日益走向分裂，社会与自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内在的统一。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经济事实出发，指出“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8］。这一事实表明，工人的生产劳动与其劳动产品之间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9］。马克思分析考察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以及它的四个规定性，即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与自己的劳动、人与“人类生活”和人与人相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0］，并进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51］。共产主义社会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人向自身的复归，也是人向社会的复归，合乎人性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由合乎人性的人组成的社会，与自然也必然是内在一致的关系。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2］。

2.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思，为人类走向生态社会提供了思想源泉

马克思认为，随着对现存社会的扬弃而生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社会。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用的是“＝”号。曹孟勤先生认为，“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既不是统一于自然主义，也不是统一于人道主义，而是统一于人与自然关系自身的一致上”。自然主义把人统一于自然界，而人道主义则把自然界统一于人类社会，为了避免将人还原于自然存在物，也为了避免将自然界看做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子，马克思在对人、自然、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明确表示了一种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见解：自然在向人生成的同时，人也应该向自然生成，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53］。

在人类社会里，社会是由人（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不再是与自然世界分裂的人，而是与自然世界本质统一的人。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说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包含着浓郁的生态性质，为生态社会提供了本质规定。即：生态社会是在扬弃现代性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在社会的本质结构中，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本质统一的关系。进而言之，生态社会不仅包含人与人的关系，还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契合与辩证统一。

3.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弊端的揭露，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方向

面对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恩格斯早就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列举大量例证证明人类掠夺性盲目开发对生态平衡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告诫人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4］。马克思、恩格斯为解决人类生态失调问题指出的方向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一思想与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思想和清洁生产方式何其相似！

4.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停止剥削，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才能解决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将自觉地对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进行变革，对伦理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回归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状态，保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促使高能耗、高污染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通过生态危机转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掩饰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胜信念，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尤其重要。目前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离人类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还相当遥远，但它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5.关于生态发展世界趋向的分析，指引人类以国际化视角治理生态问题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是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因而生态社会的发展路向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也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发展的世界历史趋向的揭示，告诫我们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坚持生态治理的国际化，即生态治理要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如今的世界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的范围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这已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世界趋向的论断。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呈现出多元化和全球化特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单独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受影响的绝不只是这一个国家，生态治理不能分国界、分区域。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达成全球共识，需要全球共同爱护地球生物圈，关爱大地母亲，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从人类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