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忧患余生的今昔对比南宋政权到了后期,朝政非常腐败。由于贾似道谎报大捷,博得了宋理宗的欢心,遂被召入临安,入主朝政。此词用“听雨”为主线,分别贯穿起青年、壮年、老年三个生活断面,最后用“悲欢离合总无情”来总括,表明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2023-12-02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看穿名利才能看穿忧患
人生在世,有一样很难挣脱的羁绊,那就是名利。东汉的高士严光,谢绝了汉光武帝的挽留,不愿在京城为官,回到富春江钓鱼,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赢得了“云台争似钓台高”的赞叹——那些画像留在云台上的汉代功臣,还没有在钓台上钓鱼的严光那样高尚。即便如此,宋代竟然还有人写诗讥刺他:“一著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因为在作诗者看来,严光的所为,尽管不是求利,却仍有求名之嫌。
俗话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如果在儿童时代,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没有忧患,“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应是读书识字、渐知世事后的认识。有忧患,是缘于“有身”,因为“有身”就有“欲”,有欲就有不足。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是因为“欲”少、故能知足;但也因为不知足,才使人有为之奋斗的动力。所以,逐利求名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老子、庄子等道家人物,愤于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希望回到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原始社会中去;孔子则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热衷于聚敛财富的弟子,他极不以为然,号召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大概与接受古代哲人的教导有关,中国人似乎更重视“义”而不是“利”,这样也就影响了竞争性,使得长期以来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即便求名,也是要求得正直、清贫等好名声,都懂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似乎是无法回避的二律背反!物质的进步要付出精神的代价?生活的提高意味着道德的沉沦?当然,这是绝对化的看法。我们不想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忧患与名利的关系上来。人之所以有名利之心,是因为名利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既给予了精神愉悦、满足,又带来了物质需要、享受。但是,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今天除外,人们对出名是求之不得,因为名人在社会上能得到太多好处),猪壮了,要被杀,而人做了大官,出了大名,固能得到很多,但也免不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甚至是刀锯有加,黜陟有闻(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有“刀锯不加”、“黜陟不闻”语,此处反用之)。所以,古代的隐士自有其隐居的理由。
忧患与名利好像相伴而难分,这又是一个悖论!要解决矛盾,似乎在于将两者都看穿。张孝祥有一首《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写得好: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www.chuimin.cn)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此词并不是专讲对忧患与名利的认识,但很能给人以启发。
张孝祥有志于抗敌救国的大业,他的名篇《六州歌头》感慨“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大有抗金大事时不我待之意,“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更表现出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期待,曾使张浚为之罢席。但他自仕宦以来,因支持主战派,建议广开才路,固本培元,虽得高宗嘉许,却因朝中主和派掌权,被一再论罢。他写过《念奴娇·过洞庭》,有“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等句,在表现自己的高洁情怀同时,又不无“孤愤”之意。而这首《西江月》上片写三年后重来旧地,看到的是一片平静的景色,也反映出他心中的平静、坦然。尤其是下片,以富有哲理的语言表现自己的心态:“世路如今已惯”六字,尽管其后面包含着悲辛、幽愤,但“已惯”一出,遂将不平、失落都轻轻扫灭了,在无奈中得到感悟,也就能超然于世务之外,以悠然自得的态度,以静观的审美情趣,来面对大自然。即使是三塔寺这样“三塔虽在,四壁常空”(《重修三塔偈》,见《于湖文集》)的地方,在他看来,也有美丽的景色,“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我们可以不必计较张孝祥此词所写的具体事物,甚至也不必了解他的真实情怀,大自然可以淘洗人的灵魂,升华人的精神,但首先必须是人要有对世事的距离(当然不是逃避现实),在“进”而不得的情况下,不妨“退”而自宽。我们可以不去深究作者的人格和功业,只是能从他的这首词中认识到:看穿名利才能看穿忧患。这也许就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给我们的启发。
有关人情不似春情薄— —宋词中的人生百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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