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不难体会的和难以忘怀的江南是好地方。因为中原的故乡已被金人占领,回不去了。因为有这份“归思”,也就使得情绪更转为凄凉。今天,我们国家强大了,但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那里的不少老人怕也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的体会,但愿他们不要带着于右任老先生的遗憾离开人世,而这,也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希望。......
2023-12-02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如果不看重仕途经济,“人”字就可以大写了
中国古代的士人多很看重仕途经济,因为古代的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宗法社会从家庭的家长制发展为宗族的家长制,进而为整个国家的家长制,居于最上的皇帝将老百姓看成“子民”,又通过各级官员来治理,他们被称作“父母官”。虽然不少人都记住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却不太记得住“国以民为本”,民主、民主,民是做不了主的,只能求“青天大老爷”做主。若有幸遇着个清官、好官,还能喊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很大众化、农民化的口号,拼着不要头上的这顶乌纱为百姓做主。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却大有人在,官官相护当然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不就是为了能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境遇,或也想着要为官清正,为老百姓做主吗?反之,如果不想踏上仕途,又怎能实现从“经邦济世”到改善自身环境、条件的“经济”之愿呢?所以,千百年来,士人们几乎都是往做官的路上挤。像《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那样鄙视仕途经济,显然已是带有近代意识的理想人物,肩负着为封建社会挖墓的任务了。
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又有另一类人物,即事实上宁愿“游戏于污渎”也不想当官的庄子,和虚拟中的《楚辞》之渔父。《后汉书》开始为“逸民”立传,称道那些“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逸民、隐士。又将他们分成各种类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德,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后汉书·隐逸传》又说,西汉末,王莽篡政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而光武帝登位,“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但仍然是“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还是坚持隐逸生活。在东晋时代,又有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唐朝的隐士要比前代少,这与政治比较清明、士人普遍怀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有关,但唐代又以假隐士的“终南捷径”著称。宋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唐代更为宽广的仕进之路,所以隐士很少,终生隐居者可谓微乎其微。宋代的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很优待,一旦为官,就能得到很好的生活待遇。名相寇准在做官前生活很贫困,当了大官,就极力追求享受,宋祁与他的哥哥同中进士,也一路仕至高官,他生活奢侈,哥哥劝其不要忘记当年吃过的苦,他却说:当年吃苦,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吗?所以,宋人对仕途经济是很看重的。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仅是李太白一人的体会,也是众多士人的共同体验。但是,在“登龙门”之前,还常有“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的情况,心高气傲的人是很难因此而委屈自己的。而一旦为官,也难保一帆风顺,搞不好就要丢官受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许是因为北宋文人多“仲夏夜之梦”,不屑于仕途经济的很少,所以朱敦儒的《鹧鸪天·西都作》显得很抢眼。此词写道: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www.chuimin.cn)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搂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宋史·文苑传》),北宋时,隐居避世,靖康年间,钦宗将他召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自称“麋鹿之性”,“爵禄非所愿”,固辞而还山。此词堪称是他前期生活的写照。词以“我是清都山水郎”开局,就透露出傲岸之气,“清都”出于《列子·周穆王》:“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作者竟然宣称自己是天帝身边主管山水的侍从,所以连“疏狂”都是“天教分付”的。非但如此,“山水郎”还对下“曾批给雨支风券”,对上“累上留云借月章”,这一浪漫的“自我设计”将“疏狂”表现得极其生动。下片回到了现实,“诗万首,酒千觞”是自己诗酒风流的生活,“几曾著眼看侯王”则再度表现出极度自尊、自傲的“疏狂”本性。最后说,我连天上的玉楼金阙都懒得归去,更何况人间的官衙?还是在洛阳且插梅花以图一醉吧。
此词的“眼目”是“疏狂”两字,而最见光彩的是“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有了这样的傲骨,就不会为富贵、贫贱而烦心,能以高尚的志行、无垢的胸襟对待人生、社会。的确,在古代如果不看重仕途经济,“人”字就可以大写了,朱敦儒不是自封为“清都山水郎”了吗?在今天,有了这种精神,也就不会在权力、金钱面前低眉顺眼,丧失人格了。
有关人情不似春情薄— —宋词中的人生百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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