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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的人生百味:人情不似春情薄

【摘要】: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文学即人学”是曾被严加批判、又是改革开放后广为流行的一句话。“缘情”是对于“言志”的突破。欧阳修曾在《玉楼春》词中写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只限在“风与月”,而要看到“人生自是有情痴”对于感情的勇敢承认,而这正是“文学是人学”的体现。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

“文学即人学”是曾被严加批判、又是改革开放后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人性”与“人道主义”是忌语,“人学”讲“抽象的人性”,不讲阶级斗争,当然会横遭挞伐。(到了今天,因此说实为天经地义的朴素真理,经拨乱反正恢复原貌、以至于再作陈述时会没有一点激情,甚而流于空泛。)殊不知从理论上肯定文学即人学只是西方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结果,而这句话的传入我国还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学常被政教工具论所扭曲,其“人学”的价值得不到统治者的承认。举个例子讲,《诗经》中的《国风》不仅占了整部诗集中作品的大多数,而且其中相当多的是表现男女爱情的主题,可是因受汉儒解经的影响,却长期被曲解为“后妃之德”的教本,直到南宋的大儒朱熹才在《诗集传》中对自汉代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毛诗序》作了总批判,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在其名著《诗言志辩》中,对西晋陆机《文赋》所说的“诗缘情以绮靡”一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缘情”是对于“言志”的突破。在古老的《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而“言志”的“志”,其本意是记忆、记录、怀抱三义(闻一多的看法),而到了“诗言志”这句话中,就专指“怀抱”,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是与政教大事牢牢地挂上了钩。人是有感情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这就造就出最原始的诗歌,“诗缘情”一语只不过是承认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罢了。在我国长期的诗歌史中,“言志”的传统一直在继续着,“缘情”的传统也一直在发展着。到了唐朝中期,一种用新兴音乐“燕乐”伴奏的新诗体——词,开始兴盛,并向缘情的方向发展。隐士张志和、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都纷出新作,晚唐的温庭筠和韦庄更是大量作词,成为了“花间词派”的“鼻祖”和先导。经过五代时期、尤其是西蜀和南唐的继续开拓,到了宋代,词这种文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是“创调数百,列体盈千”,而且文人学士、高官大吏纷纷染指,造就出一代之盛。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由于从宋太祖以来就奉行优待文人的政策,出身贫寒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过去不为人重的商人子弟,都可以通过科考的途径踏上仕途,造就出宋代特有的合文士、学者与高官为一体的现象。在他们为官之前,是以较多的精力关注经史与诗文,在诗赋及策论上用功,以求仕进;而为官之后,则常有充当多种人生角色的现象,庙堂上进国策,当众人论经史,朋友间赠诗文,酒宴中作小词,并非一二人之所为。他们在正式场合不能表露的思想与感情,在被视为“小道”的词中就可以不必避忌,可以尽情地倾诉;他们正人君子的人生角色也许扮演得太累,在词中就可以彻底放松,真实地表现出并不那么高大的一面;他们甚至可以在词中暴露自己的隐情,表达对异性的赏玩、思恋或倾慕;伤离怨别、叹老嗟卑,生活中的不满与牢骚,都可以出于笔下,流播于酒宴与歌场。尽管宋朝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多的仕进机会,但仕途毕竟拥挤,又因国力不强,长期受迫于辽、夏、金、元,南宋时期更是丧失了几近一半的国土,“中州士女”的大量南迁,使北宋以来的冗官问题更为突出,士人的为官更为困难,以至于许多人奔走江湖,以谋衣食。所以那些长期沉抑下僚或终身布衣的文士,更是没有扮演多种人生角色的顾忌,也没有分散精力、多方“经营”的机会。他们倾全力于文学,专心致志地写词,作品中完全用不着掩真作伪、虚饰矫情,而是尽情地倾诉自己的身世之感、飘零之思、沦落之悲、家国之怨,还有那些人生不遇的遗憾,难以忘怀的爱情,绵绵不绝的思恋……(www.chuimin.cn)

在宋人的词中,我们看到的虽也有应歌、应社的无谓之作,酬酢、应景的无聊之篇,但主要的还是他们的真情实感、喜怒哀乐,摆脱了“教化”观的制约、功利目的的异化,所以不以追求“善”为最高目的,而是求真、求美,以其真感动人心,以其美悦人视听。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宋词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尽管在宋代视之为“小词”、“诗余”,地位远在经史、诗文、歌赋之下,后人论宋代文学却多首先取之,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更是将其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元之曲并论,作为宋朝的“一代之文学”。

欧阳修曾在《玉楼春》词中写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只限在“风与月”,而要看到“人生自是有情痴”对于感情的勇敢承认,而这正是“文学是人学”的体现。当然,宋词中所表现的感情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中的家长制造就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儿女婚姻的社会现象,才会在宋词中有那么多表现婚外情的作品,使得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绽放出苦涩多于甜蜜的诸多“野花”。生活中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但宋词的作者却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促,所以伤春悲秋,惧怕老之将至,常常缅怀青春少年时。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往往会有挫折,倾诉于笔下而为词,让我们看到了或忧惧、悲戚、烦恼,或坦荡、旷达、狷介、疏狂,性情发露,而多为本真之情。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也带来了宋词中情感表现的丰富性,既有志士对民族斗争中济世之愿失落的悲愤,又有宦游生活中对羁旅行役的厌倦,对于安定、平和生活的向往,更有在民族灾难中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的痛楚;当然,还有节序活动和丰富的民俗,温馨的亲情以及精神生活、闲情雅趣中的诸多快乐与伤感……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所造就的敏感的心灵所产生的感情,都体现出“人生自是有情痴”的总体精神。

的确,宋词称得上是“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尽管时间已过去了近千年,我们与祖先的精神纽带却是无法割断的,我们不仅在肌体上带着祖先的遗传基因,在精神、感情上同样如此,让我们借助宋词去了解宋人的生活,去一窥我们祖先的心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