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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预算过程的政治:资料收集与分析

【摘要】:通过此阶段对A市较为深入的调研工作,本文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使对研究问题的关注更进一步明确化。对此,本研究者力图通过进一步补充和收集有关实物资料来加以弥补。除访谈以外,本研究还辅之以另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实物分析。[57]本研究中所能搜集到的“实物”主要是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文字资料,且均是正式官方类资料。

2.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希望对省会城市预算过程,尤其是资金分配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中国特定的研究环境,本研究只能采用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方法——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场所和事件[53]——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分别从北部、中部和南部各选取了1个省会城市作为研究样本。[54]

从三市一般预算收支情况以及在省域中的综合地位来看,各研究样本在27个省会城市中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三市一般预算收支,或者说三市预算过程所分配的财政资金总量存在明显差异,2000年至2004年C市一般预算收支是A市三倍左右,而B市一般预算收支则是C市的三倍左右。三市基本上代表了27个省会城市中财政资源充裕、一般、较为紧张的三种情况。其次,从三市在省域中的重要性来看,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三个省会城市中B、C两个城市都属于副省级城市,其中C市的经济发展、财政资源丰裕程度以及其他各方面在全省可谓“一枝独大”,而B市,由于其所在省有一个计划单列市,两者在经济发展上不相上下,因此,相对减弱了该市在全省的首位性。与这两个城市不同的是,A市仅仅只是地级市,且由于所在省内还存在经济发展等其他方面可与之相抗衡的地级市,因此,其在省域内的首位性也相对较弱。

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本研究还借鉴了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方法。[55]所谓理论抽样,即一种为产生理论而收集材料的过程。分析者将材料收集、编码和材料分析结合起来,并决定下一步要收集什么材料和到哪里收集材料,以便在理论浮现过程中发展理论。[56]理论抽样的追求是理论代表性而非统计代表性。在此过程中,样本的选取是根据它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形成是否能够提供新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抽样也是一种目的性抽样。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2005年6月至7月,选取了北部某省首府A市。通过此阶段对A市较为深入的调研工作,本文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使对研究问题的关注更进一步明确化。其后,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初步整理、编码工作基础上,与相关研究文献汇整的概念性架构相比较,预算权力结构与预算参与者的行动间的动态关系以及预算过程依赖于这种动态关系而被不断建构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但是,作为指涉一些重要范畴的基础事件、行动等还不充分,概念、范畴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此外,很重要的是,被普遍认为对预算过程有决定性影响的财政资源稀缺程度无法通过A市一个样本得以充分反映,且A市本身财政资源情况在27个省会城市中居中下水平。基于上述考虑,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8月,又选择了南部的B市和中部的C市这两个省会城市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调研访谈。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开放式访谈并辅之以实物分析的方法来收集资料的。对A、B、C三个省会城市的调研访谈涉及相关部门21个(详见表1-1),受访官员都是其所在部门实际从事预算的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三市受访人数共计40余人。通过访谈,本研究收集到了非常丰富而且重要的原始资料,对于本研究所力图实现的扎根于真实世界的目标,意义重大。由于在中国的特定研究背景下,本研究问题较为敏感,因此,为了能够进入政府部门调查并建立信任关系,本文的研究者主要利用熟人关系进行调查,并在访谈之前或结束前向被访者承诺了不透露调查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和被访者的姓名。对于三市的访谈调研,最初计划采取与单个被访者进行访谈的方式,但是由于实际调研条件的限制,在一些部门采取了群体访谈的方式。由于对A、B两市的调研访谈是笔者随同两位访谈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展开的,因此,访谈均采用非结构式访谈。访谈均以一些“开放性问题”作为首发问题,如“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们部门进行部门预算改革的情况,如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哪些困难,有哪些成功之处”,访谈者希望借此形式为被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留下充分的空间。在对此问题的回答过程中,被访者不仅会提及(所在部门)部门预算改革的具体实施情况,还会讲到一些个人对改革的感受与评价,对此,访谈者一般都会“乘胜追击”进一步追问。尤其是对研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访谈者都非常注意采用“追问”的形式。同时,当受访者提到一个“本土概念”或需要进一步确认的概念时,访谈者也会引导其再次对这个概念的具体含意进行解释。针对群体访谈,访谈者也采取了特殊的访谈策略,主要是促进被访者积极参加讨论,将谈话的主动权交给参与者。在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后,先让被访者逐个介绍,然后再就大家共同提到的一些焦点问题,鼓励大家展开讨论。在后一环节中,访谈者会尽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有时也会就受访者所提出的观点,模拟性地提出一个竞争观点,以激起受访者的讨论兴趣。当然,由于对群体访谈的控制难度较个别访谈大,因此,难免会出现访谈内容的混杂。对此,本研究者力图通过进一步补充和收集有关实物资料来加以弥补。2005年8月初对C市的调研主要由笔者独立展开,根据前两次的调研访谈所掌握的初步资料以及初步的编码工作,访谈主要采取准结构式访谈,即按照提前准备的访谈提纲展开(详见附录1)。

表1-1 A、B、C三市受访部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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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市,市交警支队也是一级预算单位。

除访谈以外,本研究还辅之以另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实物分析(document analysis)。[57]本研究中所能搜集到的“实物”主要是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文字资料,且均是正式官方类资料。从所搜集的资料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七种:(www.chuimin.cn)

(1)与预算有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省会城市拥有所谓的“半立法权[58],因此,除了国家及省所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外,本研究还搜集了三个省会城市的相关法规,如《C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A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理条例》等;

(2)政府财政预决算情况的报告,如《关于2004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05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C市)等;

(3)政府及相关部门文件,如《市财政局关于公安局等六部门实行收支脱钩管理试点的通知》(C财综〔200×〕×号)等;

(4)预算操作性指南,如《2005年A市市级部门预算编制手册》、《B市市本级2006年部门预算编制指南》等;

(5)政府或部门相关领导在预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如“某同志在200×年市直部门预算控制数下达会上的讲话”等;

(6)政府领导信息,如主要领导分工、主要领导简历等;以及部门信息,如政府部门组成及各相关职能、财政局内设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等;

(7)关于财政预算的相关新闻报道,如2006年5月A市晚报关于该市启动财政绩效监督的新闻报道等。

上述实物资料的收集渠道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部分被访部门提供;其二是从政府及传媒组织向社会发布的相关信息检索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