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城市预算过程的政治:从讲故事到构建理论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定性研究强调在还真实世界以原貌的过程中探寻问题背后的因果机制而非因果规律，这使得定性研究结果的呈现更像是在“讲故事”。[47]本书很大篇幅都是在“讲故事”。

1.定性研究方法^[41]:从“讲故事”到构建理论

作为一种讨论或对话的平台，定性研究方法承认自然主义的视角和对人类经验的解释性理解，坚持广泛收集多种资料并对其进行归纳和再现，以及相信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来获得解释性理解。但是，作为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两条研究途径之一，定性研究方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看做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对立面而存在。虽然现在这两种研究方法已被平等地视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途径，但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定量研究方法一直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怀着对“科学”的崇敬之情，社会科学一直都是小心而认真地回应着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每一次前进，秉持科学理性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当然地成为社会科学家们的首选。或者我们也可将这一过程理解为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一种成功尝试。但回归统计中对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明并没有成功地说服那些拒绝将科学视为权力、将科学的话语当做一种“元叙事”的人^[42]，以及那些基于后实证主义或批判主义或建构主义开始反思、批判定量研究方法的人。对于这些人而言，最有效的工具非定性研究方法莫属，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已经从定性研究方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动力。

在公共预算领域定性研究方法发挥着和定量研究方法同样重要的作用，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最初的渐进预算理论到政策过程预算理论，无不留下定性研究方法的印记。亦如公共预算学家鲁宾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预算涉及许多行动者的一系列活动，它适于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比如访谈和观察。^[43]

严格来说，定性研究并没有一组完全属于自己的明显范式和方法。定性研究者运用符号学、叙事、目录、对话、档案与音素分析，甚至统计、表格、图形和数字。此外，他们也利用和使用民族方法学、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扎根理论、解构主义、民族志、访问、心理分析、文化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方法与技术。^[44]而所有这些都能够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眼光和知识”^[45]，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可以有选择地采用其中的方法，将其作为应用于自身研究中的一种技术。上述之种种使得在两种情况下定性研究都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更大的空间，帮助其从广泛收集到的资料中捕捉到一些足以令人深思的问题，以及更大可能地提升研究者的“理论触觉”:其一是当某些现象至今还没有被切实地作过研究、提出研究问题，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哪些变量与此现象有关;其二是当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有关的一些概念并没有全被厘清，至少对某一群体，或某一个地方是如此时，或者概念间的关系没有被完全了解时。当然，定性研究方法也适用于当无法获取足够有效的数据用于统计估计和假设检验时。

对于中国公共预算研究来说，就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条件而言，定性研究方法以其在研究过程中的强互动性和开放性更有利于发现以及研究“真实”问题。而具体到本研究，定性研究方法也是最佳的选择。首先，从前文对有关文献的综述即可知，相关研究虽已就省会城市公共预算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过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显然并没有明确以预算过程为主题，更没有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框架，诸如预算参与者角色、策略、权力结构、预算环境等重要概念并没有被标明，而对诸如预算分配权、部门利益等已经提出的重要概念间的关系剖析也因为研究者的“前设”和“倾见”而显得并不充分。其次，本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深入到政府内部来进行探究，所以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进入实地，并通过对被研究者的访谈、观察来收集大部分研究资料。此外，要回答有关“怎样”或“如何”的问题，也需要从有关的具体过程、人们具体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来寻求答案。尽管其中也可能会涉及一些量化的数据，但对隐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作出解释显然更为重要。

定性研究方法对于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吸引力在于其对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上。定性研究强调在还真实世界以原貌的过程中探寻问题背后的因果机制而非因果规律，这使得定性研究结果的呈现更像是在“讲故事”。在既有的预算研究中，这一过程有时候会被界定为一种研究取向，甚至与理论构建的努力联系起来，被称为发展“描述性预算理论”:(www.chuimin.cn)

描述性预算理论在将来更具有发展的空间。描述理论是通过对公共部门活动进行详细的观察甚至参与的基础上得出的。描述取向的预算理论家将致力于描述发展趋势、事件顺序，从而推导出原因、识别一致性并关注地区多样性。^[46]

虽然，在准确获知预算文件并对其中数字加以正确计算的前提下，预算过程可能会是清晰明确的，但事实上有许多预算决策是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其他过程中进行的，甚至对于一些参与预算过程的主要行动者来说，他们都不能肯定自己完全清楚整个预算过程。在预算过程中，预算参与者和观察者看到了太多诸如以下的情形:本来看似充满许多难题与矛盾的预算，最后可能会以极快的速度被通过;本来看似没有太多的分歧，预算的编制过程反而需要借助最后期限的约束来加以实现，并在执行中通过追加、甚至某种形式的重复预算方式来进行调整。预算过程中这些不能被简单划归为“例外”或“意外”的现实，使我们需要在深入探究预算过程后用一种更为细腻而直接的方式来告知他人。

“讲故事”更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类属型和情景型。类属型主要使用分类的方法，将研究结果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归类，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描述说明。情景型则注重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或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47]

本书很大篇幅都是在“讲故事”。“故事”将按预算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即“党政首长”、“人大及其常设机构”、“财政局”、“支出部门”来分别讲述，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考虑到预算过程发生的时间序列以及事件间的逻辑关联。虽然笔者坚持认为研究会承载个人的价值倾向，但为了尽量不卷入仍旧“硝烟未尽”的关于“研究有无价值判断”的论战，本书将力图首先采取“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手法以使“故事”再现，不过依然需要承认的是“故事”所有情节的安排并非毫无“选择性”可言。

就如同定性研究在方法和范式上所呈现的多样性时常让学习和使用者困惑一样，有关定性研究最终是否需要构建理论的问题也常常让研究者举棋不定。对于大多数定性研究者来说，构建理论并非他们研究的最终目标。例如，持存在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就认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足以帮助研究者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策略和步骤，研究的目的是寻找人类生存的应用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理论。^[48]研究者从直接观察和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可以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生成性概念，不必去寻找或借用那些形式化的、绝对的理论。^[49]当然，定性研究中也有人热衷于建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根理论的倡导者们，他们认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建立能忠实反映社会现象的理论。^[50]理论可能存在不同层次的形式，如中层理论或宏大理论，实质理论或形式理论，但无论如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理论都非常重要，各种层次的理论对深入理解社会现象都是不可或缺的。^[51]本研究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相信，无限多样的“小叙事”并不能自然生成一副有关中国公共预算实践的完整“示意图”，说明叙事背后的学理意道同样也是讲故事者不应回避的任务^[52]。

省会城市预算过程的政治:从讲故事到构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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