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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体温:建设性与精神性批评理论形态

【摘要】:“建设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的伦理核心,体现为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批评的话语风格和对批评本身的价值期许。在贺绍俊看来,批评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贺绍俊认为,两种批评方式都无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划等号。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乌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精神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着力阐扬的理论焦点。

  “建设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的伦理核心,体现为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批评的话语风格和对批评本身的价值期许。关于理论探索的建设性。从三人合着的《文学批评学》建构起文学批评的学科体系,到对铁凝创作个案的深度解读,再到近年来写作的《宏大叙述:从解构到重构》、《从政治、经济和艺术合力看国家文化形象》、《从精神性到典雅型》、《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等单篇论文,以及后文要专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贺绍俊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论自觉,力图在对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中,深度探索和集中阐释某个文学现象的基本规律,建构起当代文学批评的系统性。

  关于批评方式的建设性。贺绍俊的文字风格是温和文雅的,很少有疾言厉色,即使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论见解,也总是以一副诚恳探讨的姿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他认为,对话与交流是建设性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形态,批评家只有抛弃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与作家进行平等的对话,才能实现彼此的审美共振。批评不侧重于对作品的是非判断,而是要进行建设性的审美探寻,要能指出作品潜在的艺术价值。批评“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②

  关于批评效能的建设性。在贺绍俊看来,批评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有了这种预设的价值期许,文学批评才会赢得作家和读者的由衷尊重。贺绍俊的批评理念和话语风格,虽然少了些凌厉惊骇的锐气,也让他没能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但其坚守的姿态让人感佩。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有两种批评模式值得警惕。一种是摧毁式批评,批评家往往无视作家劳作成果,以轻率的否定让作家煞费苦心的努力化为泡影,这种破坏性的姿态犹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在嫩苗上驰马”。另一种是极端的誉评,或者说是献媚的批评和表扬至上的批评。贺绍俊认为,两种批评方式都无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划等号。因为这样的批评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丢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办到。而建设性的批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读文本、思考问题的。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乌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www.chuimin.cn)

  “精神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着力阐扬的理论焦点。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规模涌入,曾一度被视为精神威权的经典、英雄、理想、使命等内容,被充斥文坛的自由欲望所消解,由威权建构起来的精神圣殿也被摧毁。贺绍俊对此显得忧心忡忡,“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在摧毁精神的威权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③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重建精神家园方面突出体现在民族精神的重建上,对民族精神的关注与阐释,也是他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学术目标。一是因为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承载的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益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二是当代小说的精神容量经历了波浪型的起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为了摆脱过去僵化观念的束缚,一度热衷于形而下,作家们痴迷于故事性、技术性,或者原生态式地还原生活的写实性,大大淡薄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一文中,贺绍俊论述了文学的价值在于“无用之用,众用所基”,在于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当下的文学丰富性与贫困并存,“最大担忧在于文学精神的贫困”,“当代文学的精神贫困是多方面的, 在我看来, 在当下的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背景下, 当代文学尤其缺乏三种精神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 一种是批判精神, 一种是悲剧精神。”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在面对丰富而又新鲜的中国经验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逐渐重视故事背后的精神性追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带来小说艺术的突破,充分说明小说的文学性与精神性的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坠入形而下的层面。新世纪小说出现了可喜的反拨,开始从形而下回归到形而上,同时也由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小说相应地也注重起对精神内涵的追求。贺绍俊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如何坚守本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掘民族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