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词典论：功用种种

主旨与功用处于译典编纂的两个端点，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行为要素。Christiane Nord（克里斯廷·诺德）写有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讲述了功能翻译理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三阶段历程。这个由Katharina Reiss（凯撒林娜·赖斯）开始、Christiane Nord煞尾的由三位女学者和一位男士掀起的功能译论浪潮，以“目的论”为旗帜，“试图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者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因而给德国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Nord：出版前言），也向世界译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译学词典与之一脉相承，目的性更加明确。

主旨即主要的意义、用意或目的，是编的一方必须考虑的；功用指功能、用途，所能发挥的有利于使用者的作用，可应用的方面或范围。一部词典，必须先有一个编纂的主旨，只有目的、意义明确，才能确定原则和方法，才能制定出编纂计划，按部就班地实施。主旨的产生，自然要考虑读者，就是说要有一个预想的读者群。词典的价值高低，即终端评价，就得看它的功用如何。功用直接与读者的词典使用相关，它可以标示词典的编纂主旨在什么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译学词典的功用，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考虑。

一般说词典的功用，多不必从宏观视角考虑，因为宏观视角具总体性，且与各种外部因素相关，在成熟已久的词典领域，是不必明言的。译学词典因产生的历史较短，受到关注和研究的时间更短，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入全面，因而首先需要从宏观角度加以考察。译学词典有多种功能，不是一般学术著作可以替代的，不少学者都撰文进行了探讨，可概括为如下一些方面：

（1）展示阵容成果

译典功用之一在于它的展览馆功能，即展示译学研究的强大阵容和重要成果。《中国翻译词典》记录了一千多位翻译家辛勤笔耕的翻译业绩和翻译观点，介绍的译学著作数以百计；《译学大词典》在“译学名人”部分介绍了近600余位译界著名人物，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并重，在“学术著作选介”部分介绍了650余种著作或文章（其中200余种为简介，400余种为索引），在“著名译作选介”部分介绍了330余种译作（其中60余种为索引），虽离全面尚有距离，但在为学者提供大量资料的同时，让译界以外的人士一观而觉其强大阵容和累累硕果。这种功能对于翻译学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学科需要得到学界的承认，须得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存在，相促进而发展。

（2）总结翻译经验

怎样才能促进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总结翻译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译学词典是由译事经验、译学理论积淀而成，里面所容纳的是古今中外成百上千译界人物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张今先生在1999年5月写给笔者的信中说：“……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纂一部《文学翻译大辞典》才是总结文学翻译经验的最好办法。”（孙迎春，2003:1）这里所谈的总结翻译经验，不是指通过对老一辈翻译家进行简单的采访和调查，将他们的感性经验搜集、记录下来，加以分类梳理，那样做得出的结果，当然需要，也很重要，但它并不就是科学的翻译理论。张今先生在同一封信中说：“中国学者往往缺乏理论思维。一位缺乏理论思维的学者，即令学富五车，如钱锺书先生，其工作，在本质上与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何异？”一位译学词典的编者，本身须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对译界的方方面面有深入、全面的了解，方能将已出版理论著作中的精华提取出来，以分门别类众多词条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实践型译典是译事经验的总结，理论型译典是理论研究经验的总结，综合型译典则兼顾各个方面。翻译的方法与技巧，是许多人研究的成果、经验的积累，收在译典里面，是因为它们既通过经验证明，又通过理论研究，是反映翻译性质和规律的操作规程。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主编Mona Baker邀请了Nida、Gentzler、Venuti、Toury、Shuttleworth、Bell等95位世界名人撰写词条。该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论，含81个条目，实即81篇具有历时、共时两个维度的专题探讨；第二部分是翻译史，介绍了世界上31种文化的翻译传统，如非洲、希腊、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条目内设有参见，除史实叙述外，条目内还包括“译者传记”和“进一步阅读”等项目。各条目在分别展示译学理论家思维成果的时候，似乎是将这些理论家聚集到了一起，请他们发表自己经长期思考、研究产生的见解，他们的见解自会有差异，甚至产生矛盾，但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读者将若干词条联系在一起考虑，自会发现些什么，触发自己的理论思维，从而有助于他们自己的理论研究。选词立目存在一个选择、扬弃的过程，实际上是站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进行理论总结。那些词条看似各自分离，没有规律，而实际上却反映着编者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水平，构成一个隐形理论系统。

（3）影响相关学科

充分表现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并对其他学科产生较大影响，这是译典的特殊功能，远非一般专著可以相比。杨自俭先生对学科成熟的标准，曾作过很详细的论述：“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要建设一个学科除上述指导思想外，还有5个问题或者说5条标准必须说明和参照。（1）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否清楚。（2）学科的性质是否明确。（3）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这一条还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并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等。（4）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5）是否有本学科的方法论。”（杨自俭：2000）应当说这5条标准所涉及的内容具有普遍性，实现的程度越大，便越能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在具体运用中也不能太机械。经过翻译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人们清楚地看到，翻译学科已不同程度地达到了所定各条标准。这里单说第（4）条。实际上，如果第一条所讲的对象和领域清楚了，第（2）条所讲的学科性质明确了，那么第（4）条所讲的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也就清楚了。由于翻译学的性质复杂，涉及方方面面，与若干相关学科既有实质性区别，又有剪不断的交叉联系，就不能简单从事，看它是否与其他学科界限分明，互不相涉。复杂的事物就要用复杂的眼光和心态来对待，若以简单事物的界限分明来要求，就会妨碍翻译学的发展。当然，即便是苛刻要求，翻译学也不会停止发展，乃至烟消云散，因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它，它自有一个运行的轨迹。

我们不仅要看到，翻译学与相关学科之间既有实质性区别，又有剪不断的交叉联系，更要看到，翻译学已经并将继续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译典学者Mark Shuttleworth对此所做的表述因生自译典编纂实践，故而透露出一种全面而准确的特性：“翻译可被视作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点，因此，许多其他学科对此表现出了应有的兴趣。从另一方面看，翻译研究不仅给本学科的专家们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使其他学科受益。例如，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之间，在知识、认识与方法的层面有着大量的相互渗透。正因为有知识领域的这种相互渗透，有人就提出应当把翻译研究称作一门‘交叉学科’（Snell-Hornby，1991；1994）。”（谭载喜，原序：XX）《译学大词典》在第一部分名词、术语、理论概念中收有“当代比较语言学”、“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对比语言学”、“翻译的风格论”、“翻译的美学观”、“翻译美学的范畴和任务”、“翻译学内部系统”、“翻译学外部系统”、“翻译学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话语语言学与翻译”、“交往即翻译”、“接受美学的合理因素”、“跨文化交际学”、“社会符号学途径”、“社会符号学与意义”、“社会语言学”、“审美心理学”、“剩余信息”、“文化学”、“文艺学途径”、“信息科学”、“修辞功能与手段”、“中西语言哲学观”、“翻译理论的综合性”等许多表现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词条，即令是一般文化人，也可一翻目录即得一粗浅“交叉”印象。交叉就不是单向的。译典之中，每个词条都有自己的词条名，每一条既具完整性而篇幅又很有限，较易吸引学界内外各种人士的目光。译学词典部头大、名称响、容易记、生效快，不经意间就会产生影响。

（4）规范译学话语

当代社会，知识爆炸，学科林立，一个学科装备有一套本学科趋同的学术用语十分必要。印象式、随意性的评论虽亦可能闪烁出思想的火花，但严肃的学术探讨却不能停留在随意描述印象、发放和观赏火花的阶段，它必须深入地探根寻源，遵循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得出深刻的结论，并让界内人士了解，这就要求大家对所涉及学科的基本概念有起码的共识。有了一定共识，大家就容易搞清问题的缘起、发展的脉络、争论的焦点、意欲得出何种结论，而不至于争了半天，最后发现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只是在一些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上存在差异，没有说到一块儿，研究仍在原地踏步。术语是学科话语的核心，是学术争鸣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大家都以其做工具，借以论说有价值的话题，而不再毫无意义地争论构成工具的一个个词语。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因其综合性、开放性、丰富性、复杂性，术语工作愈加显得艰巨。这也正是译典学者的一个用武之地。借助词典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帮助翻译学逐步建立一套学术用语，使术语规范化，从而有助于形形色色课题的探讨，是译学词典的天职。基本术语，一词一义，这是最为理想的。然就目前而言，一词多义、多解的现象普遍存在，往往也不好硬性规定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当所给出的解释在3个左右时，如果话中词语确系译学学术探讨所常用，我们可视同术语，或称之为准术语，因为其解数量在可控范围之内。若远远超出，则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术语，只能看作话题。譬如“翻译”，可视为永恒的话题，却不宜将其硬搞成一个标准的术语；混沌本无七窍，强行凿而出之，则新物出，混沌死。当然，如果混沌确实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须得寿终正寝了，那也没有办法，也要顺其自然。然既是话题，就没有固定的答案，人们可各抒己见。有朝一日人们在某一个话题上把话说完了，形成一个主流见解，记录下来，打磨打磨，这一话题就转化成了术语。(www.chuimin.cn)

术语规范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颇为复杂，操作起来难度甚大。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术语，它与名词、概念有什么区别。一般读者不加区别，对这三个词等量齐观，但词典研究却需要细细加以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对“术语”的解释为：“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174）既是学科用语就需具备如下条件：（1）意义单一，如求单一不得，也须在可控范围之内，如三个左右；（2）在学科范围内通用，而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用语。关于“名词”，《现汉》所提供的相关解释有两个：“①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如‘人、牛、水、友谊、团体、今天、中间、北京、孔子’。②（～儿）术语或近似术语的字眼（不限于语法上的名词）：化学～|新名词儿。”（同上：886）第二种解释等于或大于“术语”，那“大于”的理解，就无边无沿了，无须过多用墨；第一种则范围较小，仅包括人或事物的名称。对译学词典而言，重要的译学人、事、物须收入，如严复、罗塞塔石碑，尽管它们都不是术语。这是就译学词典的总体特别是综合性译学词典而言，若是性质单一的术语词典则须慎重。

概念与术语的关系更为难处，因为术语也是一种概念，而概念却不必尽为术语，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概念才具有术语的特征。《译学大词典》的第一个义类是“名词、术语、理论概念”，包括三个成分，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词语单出都无法涵盖这一部分的内容。按编者的本意，本部分以术语为核心，同时收入一些重要的译学名词和虽非术语却常使用的翻译理论概念。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悟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白纸等事物里抽出‘白’的概念。”（同上：404）可见，概念的范围比术语大得多。在翻译学范围内，笔者以为，如果一个词语能够反映译学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且又具有很高的使用率，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则代表这一理论概念的词语即可视为术语。除此以外，某些反映理论家对于译学深刻思维的词语，虽不具备术语的充分特征，却因其深刻性、前瞻性、代表性而有资格进入译学词典。Mark Shuttleworth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就是这样做的。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很好的术语词典，因为任何纯而又纯之物往往欠缺生命力。

“原则上，翻译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活动，自然会各自对翻译的方方面面自立名目，外加对西方译学术语译法不同与自创新名词，势必造成理解的混乱。译学概念无须丰茂多样，只需单一精当，故要统一定名。”（范芬、于薇薇）这里所说的概念如果换为术语，那么追求“单一精当”和“统一定名”并无不妥，但对于非术语的概念则无法这样要求。两位青年学者倡导“概念单一”，对五本词典就“翻译单位”所作的不同解释进行了分析，却也没有给出一个她们认为正确的单一定义，这说明结合译典编纂把名词、术语、概念问题研究透是很不容易的。良好的愿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翻译学范围内，够得上严格术语条件的词语恐怕只有一二百个，其数量的扩大只能慢慢来，只能慢慢从译学理论概念中产生。所以，译学词典中收入一些候选对象并无不妥，既可以反映译学的实际情况，又颇有助于规范译学话语。

（5）进行译事研究

译学词典本身是译事研究中产生的事物，而当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成为进行译事研究的一条途径、一种方法。以译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可称为译学词典编研，将来可望发展成为译学词典学。其实践部分以译典编纂为中心任务，其理论部分以译典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在翻译学和词典学两个领域都有一个位置的工具之学。虽说如此，其主要家园自当建在翻译学，而在词典学的位置可喻为别墅。在翻译学之内，其实践部分属应用翻译学，其理论部分属特殊翻译学。由上可见，此领域的跨学科性质特别明显，外面跨，里面也跨。

译典编研可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对译事研究作出贡献。从宏观方面说，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度。翻译是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研究中难免带出主观、片面的色彩，见仁见智，而译学词典编研则涵盖一切，以其特有的高度和客观性，通过不同类型的词典及研究，梳理各个流派，描写译学研究全貌。从微观方面说，译学的各个方面均可在译典编研框架下进行研究。譬如，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术语、翻译人物、翻译史实、译事知识、翻译论著、著名译作、翻译实例、翻译社团、出版机构等，无一不在眼帘之内。各个方面的内容，均有可能以词条的形式进入译典，而对于不同内容词目的释义，又会激发学者的深入钻研，乃至撰写论文论著。仅以术语释义而言，杨自俭在“关于博士教育和专科词典研究问题——《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序”中就谈到了8个须要注意的要素：（1）词源；（2）本义；（3）引申义；（4）词义演变史；（5）中外对比；（6）近义术语比较；（7）最新定义；（8）义项阐释。他对术语释义须含这些要素的理据一一举例进行了说明。（杨自俭：2006）由这8点可知，撰写术语释义就是进行理论研究，而且是最规范的理论研究，因为词典具有系统性，在撰写一个词目的释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词目放在整个术语系统中加以考虑。落笔成条，一个个条目给人们带去无尽的信息，启人心智，明人心扉，助人论说，论说之一部又会升华为词条进入词典，如此循环，生生不息。

（6）贮存译学资料

这一作用，可俗喻之为资料库功能。人类的智慧，译学的资料，如果没有地方贮藏，必然会大量流失。这贮藏的地方，当然可以是著作、杂志、网络，同时也不要忘了词典。有那么一种人，别的书不爱收藏，就爱收藏词典，乃至见词典必买。词典在这些人的眼中，不是简单的工具，实乃视之可以娱目、秀色可餐的艺术品。家里的东西堆积多了，找个收废品的处理，别的都可以出手，词典往往保留。另外，词典还不那么会受运动的冲击。“文革”后有一个名人，在入牛棚之前不是名人，入牛棚之后陪伴他的，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别的书他不是不想带，而是不许带。他在“牛棚”里无事可做，就去背词典，得到了无穷的乐趣，生命受到滋润他活了下来，出来后脑子里装的那些字词都活了，不想成名也难。

（7）检索译学知识

上面提到的那对青年女学者提出，译学词典除具备普通词典的一般性功能——检索功能；延伸补充；释疑解惑；勘误纠偏——之外，作为翻译学与词典学相结合的产物尚具备四种独特的功能，即统一定名；介绍概况；分类概括；提供参考。（范芬、于薇薇）面对一片混沌，一个人一个分法。我这里先是从宏观视角谈了译典的3种功能：（1）展示阵容成果；（2）总结翻译经验；（3）影响相关学科。又从微观视角谈了3种：（4）规范译学话语；（5）进行译事研究；（6）贮存译学资料。现在来谈最后一种——（7）检索译学知识。其实谈译典功能就是谈译典可用来做些什么，人们自然是各有各的看法。因为观点、立场不同，那看法也就会异彩纷呈。恰如评论《三国演义》，毛批、苏批之外现在又出了个易批，很受欢迎。中国人以《三国》自娱，日本人却有的用它指导经济，且很成功。“检索译学知识”放在最后，last but not least，之所以这样说，是以我观之，它是译典的本原功能，是最基本的。

范芬和于薇薇指出，检索“为词典的首要功能，以查检细节与细读要旨。”对于检索的要求是方便快捷，这就需要在目录呈现、词目编排、参见设置、索引提供等各方面加以协调，用多种手段实现同一目的。例如，假使正文以某种排检法编排，往往配置以不同的排检法索引，相辅相成。读者有了疑难问题，就会查阅词典以释疑解惑。从读者一方来说是目的，从词典一方来说是功能。编了词典是要发挥为读者释疑解惑的功能，这就要编纂科学，便于检索。读者查阅译学词典，一般不外查询如下7个方面的信息：（1）术语定义；（2）理论概念；（3）译学事物信息；（4）译学人物信息；（5）学科发展状况；（6）词句翻译参考；（7）学术思路打通与灵感激发等。从大的方面说，也就是知识查询和实践指导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