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思考：译学词典论

以上各家的见解，都十分强调实用性，全都用了“翻译词典”，而非“翻译学词典”，概念范畴均较狭，仅相当于笔者在《译学词典类型初议》一文中对单科型译学词典所区分的第二种——“实践型译典”之下的“译例词典”，这四种类型分别是“理论型、实践型、语言型、事物型”。（孙迎春，2003b）笔者以为，译学词典的定义应涵盖较大的领域，要将各种类型囊括在内，以为翻译和翻译研究者服务。笔者曾在《论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一文中尝试将译学词典的性质概括如下：

译学词典是译学知识工具书，它汇集译学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描写译学的历史和现状，解释各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译学的相关信息。（2002）

现在看来，这一定义还是不够宽泛，未将实践型译学词典包括进来，因此，参照以上各家识见，重新定义如下：

译学词典是译学工具书，知识类译学词典汇集译学理论概念及各种译学事物知识，按某种次序排列，描写译学的不同侧面或历史与现状，解释各词语所指称的概念和事物，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译学的相关信息；实践类译学词典提供源语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译法，或源语段落不同译家的不同译法，供翻译人员参考选用，或满足学者进行研究之需。

这样，各种译学词典就可以都包括进来了。按照上述定义，曾东京（2007:219-225）把《汉语熟语英译词典》（尹邦彦）当作译学词典评论很值得商榷。该词典释义的一般模式为：对于一个汉语熟语，首先是给出汉语拼音，其次是提供一至三种可能的译文，最后举出一至三个包括词目的例句及其翻译。算不算实践类译学词典，主要看是否提供了源语词句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译法。经翻阅可知，该词典提供两种以上例句及其翻译的词条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五分之一，因而可说它具有一定实践类译典的成分，但还不是译学词典。同类词典很多，我们可研究其中的译典成分，然均不宜归入译典范畴。仲伟合主编的《汉英口译新词速查》（2006）乍看书名很像译典，但从内容看来既无口译理论概念、名词术语，所收新词也都只是提供一个对译词，因而也不能归入译典范畴。史企曾主编的《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2006）则是完全符合实践类译学词典条件的，其最主要特征就是对所有词目都提供了多种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译法。知识类译典较好判断，兹不论。

以上对译学词典所作的界定，旨在揭示出它的本质和功能，强调其工具性，以便词典编纂者在词典编写的实际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行有所本，从而让世人看到多种多样高质量的译学词典。

笔者提议将这种新型的词典名之为译学词典，而不叫翻译词典，是基于如下考虑：

一般而言，词目和释义分别涉及两种语言的词典便是双语词典。“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黄建华，2001:128）所以，在词典学界双语词典又称翻译词典，但它与我们所说的译学词典性质与功能均不相同。双语词典的发展史，已经极其久远，在中国的唐宋年间，已有多位学者编出不同的《翻译名义集》（一为9世纪时编成的梵藏对照分类词语集，共收词语9000余条，1915年日本荻原云来据之编译成《梵汉对译佛教词典》；另一为宋代法云所编，七卷，64篇，“各篇开头均有总论，叙述大意，次出音译梵文，并一一举出异译、出处、解释”（林煌天，1997:183））和《一切经音义》（一为唐代僧人玄应撰，25卷，解释佛经音义，详注反切；一为同代另一僧人慧琳撰，一百卷，博引古代韵书、字书以解佛经的音义）。不过，中国单语词典的诞生要早得多。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一些学者的增补，最后成书于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于汉永元12年脱稿。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一般双语词典是最早出现的典种，几乎都是以拉丁语（亦有古希腊语、古斯拉夫语）为双语之一。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上层阶级即教士和高级文化人士使用拉丁语，而平民百姓则使用的是各种地方性语言，如英、法、德、俄等。这种双语现象要求人们在布道及传播经典著作内容之时，对拉丁疑难词语加以诠释。于是在8-11世纪之间，出现了20来种词集或词汇表（glossary），是为各国的原始词典。从14世纪末15世纪初开始，随着拉丁语逐渐失去官方语言地位和各国民族语言的兴起，各国交往日增，双语词典愈加蓬勃发展起来。仅1539年至1611年欧洲就印行了近200种双语词典。粗疏的词集渐渐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双语词典。近、现代以来，中外出版的双语词典已多得难以计数。

双语词典出现的历史既久，关于双语词典的研究成果自是十分丰硕，而且“双语词典学”已是一个常见的称谓。“据《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资料，至1989年为止，我国发表的关于双语词典的研究论文已达300余篇（含涉及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文章），而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最新统计，至1998年止，已逾1700篇”。（黄建华等，2001前言：1）国外探讨双语词典的论文，多得不知凡几。仅用英、法、德、俄等语言写作的论著便已十分可观。如D. T. Starnes（斯塔恩斯）的Renaissance Dictionaries English-Latin and Latin-English（《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拉、拉英词典》，1954年）；D. F. Robinson（鲁滨逊）三卷本的Manual for Bilingual Dictionaries（《双语词典指南》，1969年）；J. D. Anderson（安德森）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French，French-English Bilingual Dictionar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xicography（《英法、法英双语词典的进展：比较词典学研究》，1972年）；Ali M. Al-Kasimi（阿尔—卡西米）的Linguistics and Bilingual Dictionaries（《语言学与双语词典》，1977年）等等。

如上所述，双语词典的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硕，其本质特征是对译；而那种提供多种译文的双语词典，实际上已经偏离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不再以对译为务，但恰是这一部分双语词典，应当归入译学词典的范畴。

那么，译学词典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具有代表性、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译学词典，如我国的《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主编，1997，湖北教育出版社）、《译学大词典》（孙迎春主编，1999，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译学词典》（方梦之主编，200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外国的如Mark Shuttleworth与Moirs Cowie 1997年编纂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英国St. Jerome 出版公司）和Mona Baker 1998年编纂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英国Routledge出版公司），除方典外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可否说它们均系翻译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都已确定独立学科地位之际应运而生的产物？经过这些年的思考、酝酿，是时候对其性质做一些探究了。任何事物的性质或本质特征都不是那么容易洞悉的，因为遮蔽着它的外在现象太复杂，有时还会起误导作用。但螃蟹总得有人先去吃一吃，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鄙意认为，译学词典的本质特征在于运用形态各异的词条之特殊形式，通过词目释义和词条之间的内在联系，凸显翻译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综合性，为读者在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提供参考信息。“对译”只是部分语言型译学词典的特征。这是与双语词典迥异其趣的。译学词典与双语词典，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其间只有小部分的重叠。

译学词典的性质与翻译学概念的内涵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译学”一语很早以前曾被主要用于泛指译介活动，如“孙宝瑄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九日的《忘山庐日记》中即提到：‘今人长于译学者有二人：一严又陵，一林琴南。严长于论理，林长于叙事。皆驰名海内者也。’”（陈福康，1992:131）再如1939年出版的应溥泉《德诗汉译》一书，前面有著名维新派人士、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于同年1月撰写的序文，是一篇精彩的译论，序中说：“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域名编，日新月盛……”（同上，145）这两处的“译学”，显然主要不是指理论研究。在《当代翻译理论》的扉页，刘宓庆先生写道：“献给译学倡导者//先祖刘坤一先生（1830-1930）”。查刘坤一为清末湘军将领，先后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著有《刘坤一遗集》。刘先生倡导译学之时，应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那就更早了，显然也是指译介活动。

其实，“早在清初康熙十二年（1673），四译馆官员增补《四译馆则》时，于其‘选贮收考’一节中已多处出现‘译学’一词。如：‘暹罗百译馆官生俱绝，诚恐译学失传，移文收考，以备任用……’同时，还多处出现了‘译学人才’一词。但纵观《馆则》全文，关于此二词的概念并无明确的表述，当时对此认识尚处于混沌阶段。”（李亚舒、黎难秋：294）不错，在336年之前，我们的先辈并没有对“译学”与“译学人才”做出界定，那时的认识也肯定“处于混沌阶段”，但实在说来，这恐怕也是世界上关于“译学”与“译学人才”名词问世最早的记载了。当前英语中用作翻译学科名称的translation studies或translatology，都是最近才登场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www.chuimin.cn)

“翻译学”用于指翻译研究，或许始于1927年9月出版的蒋翼振编的《翻译学通论》。1933年林语堂在《语言学论丛》发表“论翻译”，第一部分的题目是“论译学无成规”，说该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替‘译学’画出一些规矩准绳来，或是要做些削足适履，强人以同的工夫。”（中国译协等，1984:259）林氏的译学，显然又是指译述活动，而非理论探讨。不但如此，对于规矩探讨式的研究，还流露出不屑之意。这是历史惯性使然，不到一定时间，就不可能有瓜熟蒂落的现象产生。董秋斯于1951年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确认了“翻译是一种科学”的命题（孙迎春，1999:673-674）。在他的研究中，“翻译学”是分成实践与理论两个部分的。1984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与《翻译通讯》编辑部出了一套“译学丛书”，这个“译学”专指译事研究。“译学丛书”影响很大，而后这种用法渐渐多了起来，但用“译学”一语泛指译事活动及其研究的仍时时可见。如《译学大词典》，以“译学”入词典之名，含1. 名词、术语、理论概念；2. 翻译的方法与技巧；3. 译文赏析；4. 译学名人；5. 学术著作选介；6. 著名译作选介；7. 汉英、英汉翻译实例；8. 翻译组织与刊物；9. 汉英术语对照表九个大的组成部分，其中2、3、4、6、7、8项都是贴近实践或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各种成分及译事一般知识、信息的，并不仅限于系统探讨翻译的理论方面。“译学”在这里是一个很广义的用法。

理论与实践是翻译学学科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杨自俭先生称赞马祖毅“编著的我国第一本《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对我国翻译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此书读完之后，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杨自俭序，见马祖毅，1998:IX-X）翻译史作为一种学术性著作，是译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两个部分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要述及，不能只顾一面，忽视另一面。

最狭义的“翻译学”，是指以应用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研究。Mary Snell-Hornby（玛丽·斯奈尔—霍恩比）说，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在德国，培养译者的机构在各大学纷纷问世，于是这个翻译理论便以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或translatology为名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科目。”（Snell-Hornby，2002:8）这一学科是由德国的莱比锡学派创立的，“……长期以来被毫不含糊地界定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凡是应用语言学的宗旨和方法，均照搬不误。”（同上，14）这种认识复制到我国，被语言学界所接受，而语言学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又比翻译学发展得早，语言学学术界泰斗如王德春等均持此见，故1992年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将“翻译学”定为“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也就不足为奇了。翻译学这门高层次的学问，虽成熟较晚，但近30年来有了迅猛的发展，译界对于这一学科的性质——“综合—开放型学科”——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国家技术监督局那个迟到的三级学科的定位，至今未变，已然落后于译学研究成果多年。

由上可见，“翻译学”一语的意义，由广至狭可排列如下：

（1）包括理论与实践在内的所有与翻译有关的行为、事物；

（2）指两种情况之一：

①主要指译事活动；
②仅指翻译研究；

（3）仅指从语言学或某一其他途径进行的系统性理论探讨及其成果；

（4）仅指从应用语言学途径进行的系统性理论探讨及其成果。

因此，“翻译学”是一个多义词，其多义性是在众多学者的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多种含义在使用的层次、广狭上有所不同。对于这样一个使用广泛的语词，学术界无法给它确立一个精确的、仅能在一个层次上使用的意义，并借以统一人们的认识，而只能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中阐明，这里所用的“翻译学”指什么，处于什么层次。如上所述，翻译学的确立与翻译实践的迅猛发展、大学纷纷设立翻译专业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最常用的“翻译学”概念，应当既包括系统的学科性理论研究，又涵盖专业性翻译技艺的训练及译事活动。也就是说，既指学术的分类，又指教学的科目，又指翻译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实现并继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促进译学的发展。当然，“翻译学”某些时候亦可仅指“形而上”的系统的理论探讨，但它仅涉及少数译学学者，故此不能试图以这一最高、较狭层次上的用法抹去其他层次的用法，因为那样不利于译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即使想这样做，欲以单一的内涵统一“翻译学”一语的使用，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理论之“毛”虽独具特点，有其全然不同于“皮”之处，但它毕竟须附着于“皮”之上。不然，存在尚不可能，又何谈发展？

谭载喜在《试论翻译学》（谭载喜，1988）一文中将翻译学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他认为应用翻译学主要研究如何把普通翻译学和特殊翻译学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编纂和机器翻译等，从微观上对翻译的目的、功能、标准、程序和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笔者大体上同意他的这种分法，但“翻译工具书编纂”应改为“译学工具书编纂”或“译学词典编纂”。因为，顾名思义，“翻译工具书”是用于翻译实践的工具书，而与翻译理论研究无关，这是不完全符合译学词典的编纂实际及译学词典的本质特征的。从目前已经问世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几种译学词典来看，都具有强调翻译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综合性的本质特征。

既然以“翻译学”作为学科名称，那么，一切与翻译研究相关的内容便都应涵盖在内；若取义过狭，便与译学实际不符，势必会妨碍译学学科的发展。当然，在进行微观性研究的时候，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给予系统性术语以适当的、精确的定义，以免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译学这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在最高的宏观层面上，我采用中国传统的译学概念，将一切与翻译研究相关的内容都涵盖在内，而翻译研究又必须以翻译实务为基础，故综合性译学词典不妨以研究类条目为统帅，带领起实务性条目，共同构成一个大的译学体系，充分体现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命题的精神。而且，因译学一名取义宏大，译学词典便应包括各种类型的译学工具书，不管它属实务类还是研究类，要尽行囊括在内。当然，处于核心地位、起统帅作用的，是理论研究性译学词典，以此为圆心，各类译学工具书按其学术性强弱，分层排列，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译学词典体系，将王克非（2003）所列的三类六种翻译工具书1. 人、地、事件、机构等专名词典；2. 翻译参考书；3. 翻译家词典；4. 翻译书目；5. 翻译研究类词典；6. 翻译研究书目、文摘，尽行囊括在内。上引之谭载喜分类法，第3类应用翻译学所追求的是理论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编纂和机器翻译等的结合，这种分法所反映的思想，当然与认为翻译学仅指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或更大一些，指翻译研究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将来的译学词典学，其实践部分以译学词典编纂为中心任务，其理论部分以译学词典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在翻译学和词典学两个领域都有一个位置的工具之学，其实践部分属应用翻译学，其理论部分属特殊翻译学。语言是隐喻性的。虽“译学”在中国原本就是一个翻译领域的大的类词，而“词典”却是由稍低的下义词上升为大的类词——高层上义词的。

或曰，既然你所说的“译学词典学”是一门工具之学，那还不如仍维持“翻译工具书”的称呼，而研究它的学问则可叫做“翻译工具书学”。这种意见笔者不能苟同，因为这种称谓既啰嗦，又有学术含量较低之嫌。译学词典的编纂，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辜正坤，见孙迎春，1999：序言二），如不在学术领域名称上恰如其分地传达其学术性，则很难引起重视，从而无人甘愿经年累月地从事词典编纂工作；而如果没有多种译学词典源源不断地问世，对其进行理论研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进而必然会影响译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还有人会说，以“词典”作统称，合适不合适？鄙意以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语言本具隐喻性，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都是正常现象。概念都是人用出来的。一个概念，你本不想那样用，有时却无意识地那样用了，如著名学者王克非在上引之文谈论第五种“翻译工具书”时，在“5. 翻译研究类词典”的标题之下，不仅评述了以“词典”命名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词典（1997）、《译学大词典》（1999），而且也介绍了以“百科全书”命名的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1995）、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以及尚未出版的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国际译学百科全书》）。请再注意《中国翻译》发表王克非文的栏目名称：“辞典编纂研究”。“辞典”与“词典”是通用的。这些说明，“词典”一语是可以用作高层上义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的权威辞书研究刊物《辞书研究》研究各种工具书。当然，在中国“辞书”原比“辞典”范围大，“手册”、“百科全书”等语词工具书均包括在内。词典学界为研究词典的学问取名为“词典学”，但研究的范围却并不仅限于词典。这个“词典学”相当于“辞书学”。

当然，这并不妨碍“词典”必要时在下义层面上的使用，语境会告诉人们一切。语言就是这样，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常用词免不了在不同层面上使用，并产生多种含义，你再采取各种方法加以规范，也无法只留一种含义，灭掉它种。如英语中的man一词，仅《英华大词典》里给出的意义就有：①［无冠词］男人，男子；人类．②成年男子；男子汉，大丈夫；相当人物，重要（著名）的人；个人，（某种）人；恰好的人，对手．③［古］家臣，从者，部下；仆人，雇工，工人；［pl］兵士，水兵；士兵．④丈夫；［方］情人．⑤（大学等的）出身者；学生．⑥［称呼］你，喂．⑦【象棋】棋子．⑧［用作不定代名词］人，谁（=one）。“译学”也可用于处在下义层面上的理论体系，如M. Shuttleworth 和M. Cowie所编写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包含400余个词目，就大体上限定在理论概念之内，虽也有少量的介绍翻译的组织、学派、事物等。在介绍理论体系方面，遵循的是多元互补、客观描写的原则，对各门各派的理论概念均加以介绍，而不是硬性树立一门，排斥其他学派。

以“译学词典”作为“译学工具书”的统称，能够增强人们对其重视程度，让人们认识到“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将来或可称作“译学词典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一提实践，一提工具就反感的学者，尤其需要提高认识。任何一门学科，它愈益发展，词典的编纂与研究便愈显得重要。将来以“译学词典学”作学科名称，优点有三：学术性强、简明扼要和响亮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