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的发展及历史启示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我们还是要认定，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翻译学在中国也已经建立。四则历史的惯性仍在起作用：中外历史上翻译的地位一般都不高，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不能以翻译入仕，只有明成祖和清朝等少数例外。《中国翻译》2005年第六期刊登了中国译协的一则启示，要在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成立两个全国性翻译研究资料中心，这说明随着翻译学的发展，文献学意识正逐渐成为译界的共识。

翻译学原是附着于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但随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加之学者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她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合乎事实的结论。不能认为在外国是这样，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只是把它定为一个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三级学科，每年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都没有给予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等等。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都是些反证，我们应当努力去改变它。但我们还是要认定，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翻译学在中国也已经建立。这是因为，（1）从学术的意义上说它已具备基本条件，深刻、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久已存在，且在不断发展。不能认为没有一种统一的系统理论就达不到标准，因为翻译学是人文社会学科，多元并存应视为常态，那种期待一种统一理论的心态只是幻想。（2）按Holmes 30多年前所作的描绘，现已基本构筑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结构，各层各点均不缺大项。尤其是形形色色译学词典的出现，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硬性标志。（3）译学词典作为译学话语的系统体现，其中包括学科术语的研究与归纳，译学术语词典已出多部，其中较有影响的三部（Shuttleworth，1997；Delisle，2004；方梦之，2004）。对于译学术语的要求，也要合乎译学实际，不能强求它像自然科学那样整齐划一。最大程度地追求规范，求同存异才是the best policy。（4）翻译研究学术机构林立，译学教育体制渐趋完备，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在中国也已具备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含博士后）的教育体制。（5）在许多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翻译学科的独立地位均已得到政府、教育系统和（或）全国性学术机构的承认。在中国目前承认的级别不高、不全面，但一方面要看到三级也是承认，三级定位不合事实应改变的是国家部门而不是学科事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只不过是反应慢的表象；况且，上海外国语大学已有一个二级学科的翻译学博士点，具有本科翻译专业的大学迄2007年也已增至了13个。本学科的特点没有经济、法律等学科那么迫人，但不能说明它在性质上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至于项目的设立，就更不应作为标准了，应当主要看成果，翻译学的成果不亚于那些有国家大量经费支持的人文学科，这是学科生命力的显现。如果自己一方面在大量出着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自己的学科是个独立学科，这不利于学科进一步的发展。

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困难。翻译学的复杂性首先植根于翻译的复杂性。翻译是难还是易？业内人士都说难，从严复（1898）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到Richards（1953）的“宇宙之最”说，这是翻译界乃至外语界的共识；业外人士都说易，那是一种几乎牢不可破的观念，都认定凡是学外语的都会翻译，有了不会的词查查词典就行了。其次是译者易得，找中外文都说得过去的并不太难。恰似水、阳光与空气，人须臾不能离，但因容易获得而失去了价值，什么时候遇到情况像上甘岭那样难以到手了情况才会有变；凡涉及洋人的所在，离了翻译寸步难行，但就是因其易得而颇不受重视。三则社会对于翻译的要求不高，除特殊场合外，一般能达到交际目的就完事大吉。四则历史的惯性仍在起作用：中外历史上翻译的地位一般都不高，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不能以翻译入仕，只有明成祖和清朝等少数例外。五则翻译研究具综合—开放性，涉及多种学科，理论基础、学科术语具多源性，没有人们期待而不合实际的那种单一性。

翻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和翻译学之间的关系，与翻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系相类似。其发展也会遇到重重的阻力，因为母学科的普遍心理可能会有并不明言却可察觉的抵触成分。一种人会觉得，搞什么译学词典，翻译研究没有译学词典的日子不是很好么？我做研究从未产生过要查它的愿望；第二种人可能会想，建立翻译学科需要一个具有单一性、封闭性的理论、术语体系，但这只有天才的理论家才能解决，眼帘之内的译学词典编纂者均无此能耐；第三种人好得多了，他们认为既然翻译学要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从完整性出发，翻译学词典是有必要的，发几篇文章做点研究也可以，但没有太大发展，怎么可能建成一个学术领域呢？

2004年11月初，在中国译协第5届理事会上，宋书生会长代表中国译协第4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题为“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开创译协工作的新局面”，其工作回顾的第一部分为“翻译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他谈到各类翻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和翻译讲座等学术研讨活动的特点时，总结了三点：“一是参加人数较多，社会影响较大；二是这类研讨会具有较浓厚的翻译学术气氛，会上发表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三是论文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涵盖了外事、科技、社科、文学艺术、民族语文、对外传播、经贸、法律、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翻译服务、词典编纂、翻译软件和机器翻译等领域。这些学术会议构成全国翻译学术研讨活动的主流，带动并促进了翻译学术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译界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在增强，翻译学，作为一门日趋成熟和发展的独立的人文社会学科正逐步成为译界的共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是应当感到庆幸的，因为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从无到有，踏上其荣耀而艰辛的路程并不算很久，却已经得到了译界上层的关注。

《中国翻译》2005年第六期刊登了中国译协的一则启示，要在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成立两个全国性翻译研究资料中心，这说明随着翻译学的发展，文献学意识正逐渐成为译界的共识。资料积累多了，必然要搞些索引以利查询，发表出来即是译典之一种。此外，山东大学申报“翻译学词典研究”，屡败屡战，终有所成，已由教育部批准为2005年人文社科项目。这是学界对译学词典研究的认可，也是对已有成果的肯定，应该成为译学词典研究的动力。(www.chuimin.cn)

再联系前几年的情形考虑一下，就会得到更多的启示。Mark Shuttleworth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04年由上海引入原版，2005年北京又出版了译本，然在此之前《中国翻译》就发表了两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一篇是张旭的《关于翻译研究术语汉译的讨论》，第4期，另一篇是谭载喜的《翻译研究词典的翻译原则与方法》，第6期。这种情形在其他领域大概是罕见的吧。

最值得欢欣的是，适值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之际，2008年8月4-7日，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1600余位口笔译工作者、研究者和业界有关人士汇聚一堂，围绕大会主题“翻译与多元文化”，就业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大会获得圆满成功。这是50年来世界翻译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行，也是中国翻译界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国际翻译界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绝佳平台。在“翻译与文化”、“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与培训”、“翻译服务与翻译技术”等12项大全主要议题中，第9项是“术语研究与译学词典研究”。这应当是本研究领域在世界翻译大会上的首次亮相，无疑是值得本领域开拓者和学者骄傲的事情。8月6日下午的“词典编撰”分论坛，在意大利学者Rosanna Masiola Rosini（罗莎娜·玛秀拉·罗西尼）女士的主持下，有三位学者先后发言，发言人及发言题目分别是：（1）Sun Yingchun（China）—On the Structure of Compilation and Study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孙迎春［中国］——论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的结构，见本书第三章）；（2）Anna Šebestov（Slovakia）—Processing of Terminology in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Slovak Language（DCSL）（安娜·瑟勃斯托夫［斯洛伐克］——《当代斯拉夫语词典》的术语处理）；（3）Gao Lei（China）—On the Ont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高雷［中国］——译学词典的本体论研究，见本书附录2［2］）。另外两篇列入发言计划而作者因故没有到场演讲的文章题目是：Zeng Dongjing & Wu Chunlan（China）—On Descriptivism and Prescriptivism of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曾东京&吴春兰［中国］——关于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与规定性，见本书附录2［1］）；Sofija Micic（Serbia）— A New Bilingual Dictionary for Medical Profession（索菲扎·米西克［塞尔维亚］——一部新双语医学词典）。三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的各国学者饶有兴趣地向发言人进行了提问，发言人和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探讨。在大会发行的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光盘版汉语论文集中，还包括如下学者的相关文章：赵巍——“关于传统译学术语系统”；史企曾——“创新之路：《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袁朝云——“基于信息论的译学词典编纂”；范敏、孙迎春——“篇章语言学观照下的译学词典研究”；孟臻——“译学词典与翻译教学”。在光盘版英语论文集中，包括如下学者的相关文章：Jiang Xia，Xu Luzhi —“On the Corpora-based General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蒋侠、许鲁之——基于数据库的综合性译学词典）。翻译学词典研究从此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若干的启示，足可让人领悟到些什么；我辈虽愚，却已分明觉出，译典编纂与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翻译学子领域，而且完全可以预见，虽仍存在种种困难，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她决计会克服一个个困难，不断汲取各种营养，从而渐渐成熟，并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① 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出版时未署名，坎贝尔见到该书后指控匿名作者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泰特勒立即写信给坎贝尔，声明不存在剽窃问题，因为在他的书稿告竣以前，他并未见过坎贝尔的著作。一般学者认为，两位学者在同一时间研究同一理论，确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果。而且，历史的见证表明，泰特勒著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坎贝尔的著作，因为他涉及的范围更广，研究的又是非宗教作品的翻译。

翻译学的发展及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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