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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词典论:理论根源的探索

【摘要】:笔者于1999年6月从原工作单位烟台师院到山东大学参加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演讲会,当时《译学大词典》已经完稿,正在联系出版。2001年4月21-23日在青岛参加“全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发表在2002年第3期《山东外语教学》上。

“关于译学词典较为严肃的理论探讨,最早见于孙迎春《论综合型译学词典的编纂》(《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一期)。文章认为,译学词典的出现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合《译学大词典》的编纂实践,提出译学词典编纂的五项基本原则:描写性、综合性、理论性、实用性、开放性。最后讨论了综合性译学词典编纂中的实际问题,涉及正文编排、编纂宗旨、读者对象、附录设置以及释义方式。”(赵巍,2006:1.1)

笔者于1999年6月从原工作单位烟台师院到山东大学参加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演讲会,当时《译学大词典》已经完稿,正在联系出版。有幸与Nida先生对话,向他请教问题,并请他为《译学大词典》题词:Aspects of Translation can be helpfu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译事研究可得助于《译学面面观》(《译学大词典》))。同年11月应学科发展的呼唤调到山东大学外院工作,担任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带头人,参与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的申报、筹建工作,并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考虑译学词典由实践向理论发展,即其学术研究问题,于是就写了《论综合型译学词典的编纂》一文。2001年4月21-23日在青岛参加“全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发表在2002年第3期《山东外语教学》上。该文论述了四个问题:(1)关于建立翻译学;(2)译学词典情结;(3)译学词典的特点及其可能的贡献;(4)建立译学词典编纂学。本文旨在从这几个方面,说明译学词典的编纂对于译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人自2002年开始担任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以来,就觉得有了一种沉重的责任。

在青岛会议上,译学词典是话题之一,是不太重要的话题之一。当时有人提醒我,不要提“建立译学词典学”,要多做事。在后来的数年中,似乎一直有朋友在以不同的方式或明或暗地告诫我,对我很有帮助,我有条件地接受了。“做事”,不错,需要大量地做事,空喊口号无济于事;“不要提”却不一定,理论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预测,光担任事后诸葛恐怕不行。(www.chuimin.cn)

在已经有了一批译学词典的情况下,所要做的事,无非是拿出学术成果,进行理论建设。现在进行学术研究,和George Campbell(乔治·坎贝尔)与Alexander Fraser Tytler(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此二公当时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没有现在人人均可享受的信息与学术交流条件,也没有什么翻译研究杂志,各自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闭门钻研,在同一个国家于1789、1790两年接踵提出了内容相似的翻译三原则并发生争执。我们现在有学术组织、有博士硕士、有学术期刊、有出版机构、有网络手段,这就是学术发展迅速的可靠保障。一个子领域或者下属学科的确立,从萌动到基本达到目标,不再需要像其母域那样经过上千年或数百年的漫长时间,往往10年、20年就可以了。不过,她有赖于科学的分析、周密的计划和持续不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