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推动北京大学建立考古学系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考古学家俞伟超俞伟超，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祖籍江阴，出生于上海。夏鼐委托21岁的俞伟超负责编写报告。俞伟超撰写的《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发表在《考古学报》1955年第2期，这篇报告是俞伟超的处女作。在动乱的岁月中，俞伟超的生活是惨淡的，他因为自杀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一再成为批判对象。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独立为考古学系，俞伟超是此事的主要促成者。

考古学家俞伟超

俞伟超（1933—2003），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江阴夏港人。

俞伟超祖籍江阴，出生于上海。父亲俞同芳是一位中医，抗日战争以前就在上海行医。母亲在上海办过一所同善小学。俞同芳曾自制一枚“夏港港上是我家”印章。受父亲影响，俞伟超自称“江阴旧人”。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上海读的，先后读过大夏、敬业和光华中学。在上海半西化的文化氛围下，俞伟超对欧洲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和歌剧兴趣浓厚。他自小资质聪颖，好读书，尤其偏好文史类书籍。

俞伟超像

中学毕业后，学医的姐姐建议他报考军医大学，以继承父业，但他却报考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1950年9月，俞伟超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北大，他是一个模范学生和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有良好的学术和民主气氛，俞伟超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齐思和、向达、杨人楩、周一良、张政烺、余逊、邵循正、裴文中、苏秉琦、阎文儒、宿白、安志敏等，受益匪浅。

1954年春，俞伟超参加了考古所组织的在宝鸡和西安地区的调查和试掘工作。此前，他曾参与整理了1953年考古所发掘的洛阳烧沟汉墓资料。这是俞伟超第一次接触汉代的实物史料。

1954年7月，俞伟超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的愿望是去中央美术学院从事艺术史研究，但是被夏鼐先生看中，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秋天，111名考古所培训班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去西安东部白鹿原发掘24座汉唐时期的墓葬。夏鼐委托21岁的俞伟超负责编写报告。俞伟超在写白鹿原发掘报告时，开始收集汉长安城的材料，并作实地调查，结果找到了阿房宫遗址。俞伟超撰写的《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发表在《考古学报》1955年第2期，这篇报告是俞伟超的处女作。

1957年2月，俞伟超重返北京大学，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同时做中国考古学理论奠基人苏秉琦教授的研究生。在苏先生的指导下，俞伟超参加了河北省临潼县北魏邺城的发掘，完成了邺城调查记，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还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晖观和临潼齐故城参加了发掘工作。

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展开了“人与物”的大讨论，苏秉琦根据学生们的要求，致力于建设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相统一的考古学理论。俞伟超受这次大讨论的影响，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探寻通过出土资料来阐明社会问题的考古学方法，自觉地把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探讨早期社会组织发展史。俞伟超开始研究青铜时代到两汉时期以里、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下层社会组织，并写了书稿。他还写了根据陶文来探讨汉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文章，如《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与高明合写）。

俞伟超研究生毕业后获副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于1961至1979年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讲师。1961年，他带领学生发掘了北京郊区的昌平雪山遗址。1962年赴湖北江陵太晖观发掘楚墓。1963—1966年他和学生参加了多家合作开展的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考古工作中止了6年。

“文革”中，33岁的俞伟超和很多正直、热情的学者一样，受到批斗，人格受到侮辱，情绪万般沮丧，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然而，他几次三番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死神却拒绝收留这位年轻的学者。他在宿舍的阳台上上吊，绳子断了；他把灯泡上的两根电线缠在食指上触电，两个食指被电断，人依然活着；他又去清华园火车站卧轨，却被驰来的火车铲出了铁轨。俞伟超在医院里昏迷了10天，终于又醒了过来。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他想了很多很多，从此对人生、对自己、对别人的态度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动乱的岁月中，俞伟超的生活是惨淡的，他因为自杀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一再成为批判对象。俞伟超从此不再后退，他说：“追求真理，勇于探索，不要怕孤独。你只要相信你是正确的就行了，即使悲剧在等着你。”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也复课了。俞伟超于1979年任副教授和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83年被评为正教授。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独立为考古学系，俞伟超是此事的主要促成者。他每年讲授战国秦汉考古、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古代文献目录学课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考古人才。

1979年，俞伟超带领师生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楚文化遗址的参观学习，又指导了前几年发掘的当阳赵家湖东周楚国墓葬资料的整理分类。1980年发掘了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遗存当阳季家湖，1982年指导了沙市周柒玉桥商代遗址的发掘。俞伟超综合分析了这些遗址的出土资料，就前楚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1981年，俞伟超促成了楚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这个研究会为鄂、湘、豫、皖四省楚文化分布区的研究者提供了研讨交流的机会。(www.chuimin.cn)

在南方工作的间隙，俞伟超还在西北地区进行发掘。1976年他代表北大在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开展多家合作的考古发掘工作。1979年带领同学发掘了青海大道上孙家寨的汉晋时期墓葬。1981年参加了青海循化苏志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墓地的发掘。1982年他指导了学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的发掘工作。

1983年至1984年，俞伟超受张光直的邀请，赴美国哈佛大学工作进修半年，从事美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这期间，俞伟超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两次演讲，其中的一个题目为《中国古代都城的阶段性问题》。

1985年5月，俞伟超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并入国家博物馆）工作。第一年他在考古部负责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1986年被任命为副馆长，1987年任馆长，直至1998年退休。

从1988年起，俞伟超着手调整中国历史博物馆自1959年建馆以来一直未变的通史陈列工作。为了在陈列中展出实物而不是省市博物馆的复制品，俞伟超跑遍整个中国，商调那些最能体现各个时期和地区最高文化发展水平的珍品来充实展览。没有资金的支持，只有国务院签署的公文，俞伟超凭借他和他的团队的威望，说服地方博物馆把他们的1000件珍宝长期借展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90年，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展览开展，获得广泛好评。1997年，六朝至清代的众多展品也公开展出。1959年的旧馆将古代社会划至1840年为止，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被彻底推翻。为了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新馆将原截止期1840年延至1911年，增加了70年的历史。

为了把中国考古学提升至国际水平，俞伟超做了3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一是在博物馆建立计算机研究室；二是成功创立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三是把航空摄影技术引进中国的考古调查。

俞伟超还组织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发掘工作。他们对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进行抢救性发掘。他们把班村定为一个多学科合作项目，试图探索和重建此区域人群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生态条件。他通过与科学院遗传所合作，在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将DNA技术用于分析班村发掘的出土资料。来自地质学、地理学、土壤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诸多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共同参与这一项目。南京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

1993年，长江三峡新大坝的修建将形成600公里长的淹没区。1994年，俞伟超被正式任命为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他不仅要负责考古遗迹的发掘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负责地上建筑的搬迁和保护工作。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才把淹没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延长至3年。在3年多时间里，年逾花甲的俞伟超跑遍了三峡库区的山山水水，指导整理出数千处古代遗迹、遗址档案，完成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随着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出台，资金缺口加大，俞伟超大胆地向国际社会谈到了这个问题，引起关注。1995年春天，俞伟超给邹家华副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窘况。4月30日，终于有1000万资金划了过来。于是，规划组补充了人员，工作全面展开。在淹没区内，经调查，年代在7000年左右及其以后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100多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古迹有50多处。在丰都县高家镇发掘出1500多件旧石器。在丰都县井水湾发掘出原始人在古代河滩地带打制石器的工场，这在世界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面对众多的文物古迹，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抢救性发掘。1998年，俞伟超退休后仍在密切关注着这项工作，长江三峡文物抢救工作仍在继续，它成为世界考古学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俞伟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三峡地区出土文物展，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表的文章多是对于这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

2000年4月俞伟超考察江阴高城墩遗址

俞伟超在繁忙的工作研究之余，对家乡江阴的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指导。2000年春，俞伟超专程来到江阴考察花山遗址，同时又到佘城进行了调查，指出花山与佘城有着必然的联系，极有可能为一处马桥文化城址，应予重视。2000年4月6日到7日，江阴市政府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主办“江阴高城墩暨佘城遗址全国考古研讨会”。俞伟超主持了研讨会，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高广仁、黄宣佩、牟永杭、徐湖平等专家、学者到会并参与了学术研讨。俞伟超在会上发言：“就高城墩而言，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江阴地区发现了一处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器墓地，丰富了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更重要的是这处‘高台墓地’与周边同类墓地（如寺墩遗址）似可成为良渚文化的另一重要区域。”由此，他提出良渚文化可能有不止一个中心的问题，这为研究良渚文化开拓了视野。

关于佘城城址，俞伟超认为，佘城30万平方米的规模，发生在青铜时代，显示当时的人类已基本进入文明时代。它是长江下游青铜时代唯一的一座古城，文化面貌大体相似于上海地区的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其遗存又包涵着周边诸考古学文化的因素，年代介于良渚之后、春秋之前，实质属于早期吴文化遗址。佘城遗存的发现，有着填补早期吴文化空白的意义。

2001年春，俞伟超对新发掘的江阴祁头山遗址进行了考察，并撰写《江阴祁头山遗存的多文化因素》一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第7版。文中提出：“江阴祁头山的遗存因其所含的多文化因素，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启示，自然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掘，以便扩大和加深对长江下游地区古文化的了解。”

由于常年吸烟，俞伟超于2001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癌。俞伟超先被安排在北京市郊小汤山疗养院接受治疗。2003年非典肆虐，俞伟超又移至广州附近的疗养院治疗。同年12月5日，俞伟超在广州逝世，终年70岁。俞伟超先生追思会于2004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文物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各界师友、学生参加了追思会。

俞伟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推动北京大学建立考古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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