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研究家、名人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学家吴文藻吴文藻，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除了社会学专业课和有关的基础理论课外，吴文藻还选修了逻辑学、社会伦理学、英国宪政史、美国政治、福利经济学、生物学和化学等课程。这3项工作吴文藻一项一项地进行落实。这时，吴文藻已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先后派出一些研究生和助教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社会学家吴文藻

吴文藻（1901—1985），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江阴夏港镇人。

吴文藻父亲吴焕若在镇上与人合伙开小米店，家境并不好，父亲临死时还欠数百元的债务。从小天资聪明的吴文藻，5岁起到乡下的一所蒙学堂上学，后升入江阴城里的礼延学堂，高小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榜首，获“三优”奖。随后，考上了当时江苏省有名的南菁中学。1年后，又考上北京清华学堂继续攻读。清华学堂是现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官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一切免费。当时的学制是8年制，前3年是初中，后3年是高中，最后2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和教材也与美国相仿，教师也以美籍人或留美回国人员为多。吴文藻进清华学堂，插入初中二年级学习。

吴文藻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文藻毅然投入了清华学生的游行队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谴责中国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此后，他开始对各种社会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节省下来的钱订阅书报、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醒狮》、《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公闻周报》等，读了不少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章，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而确立了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

1923年8月17日，在清华学堂学业期满的吴文藻与同届学生一起赴美留学，从上海登上美国邮轮杰克逊号，启程前往美国西雅图。船上，吴文藻结识了燕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的谢婉莹（笔名冰心）。

由于在国内吴文藻已对社会思想发生了浓厚兴趣，因此一到美国，他便选择了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社会学系就读。

在达特默思学院，吴文藻开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说，其中尤以史帝华讲授的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国家的思想类型对他影响最大。除了社会学专业课和有关的基础理论课外，吴文藻还选修了逻辑学、社会伦理学、英国宪政史、美国政治、福利经济学、生物学和化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也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并听取了美共领袖福斯特等人的演讲。

1925年夏，吴文藻和冰心一同到康奈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两人经常一起交流畅谈，互诉衷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同年秋，吴文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升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学习了文明与社会、西方社会思想史、人口问题、社会立法、统计学以及法文、德文等课程，同时还选修了近代欧洲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思想史、伦理学等课程。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中的重镇，该派创始人博厄斯就是该系的系主任。吴文藻在听了博厄斯及女弟子本尼迪克特的演讲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学，吴文藻又到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上夜课，听人类学家戈登卫然讲解《人类学：〈原始文化〉导论》。他还多次到美国著名的自然博物馆人类学组实习参观，并参加该组织的讨论班。

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完第一年准备写硕士论文时，国内传来了大革命运动兴起、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他十分高兴，便以《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同时，吴文藻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与国家》的文章，参加了以清华同学居多的留美爱国组织“大江社”。1928年冬，吴文藻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撰写了以《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为题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和较高评价。吴文藻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还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近10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

20世纪30年代的吴文藻和冰心

吴文藻并不留恋美国的生活，论文通过后，立即收拾行装，取道欧洲，经苏联，于1929年2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吴文藻应聘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前，冰心已先期回国，在燕京大学教授一年级国文。1929年6月15日，吴文藻与冰心这对有情人结为伉俪。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还处于模仿照抄阶段，大学里开设的这些课程基本上用的都是外国教材，讲的都是外国事情，没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西洋社会思想史、家庭社会学、人类学3门课的教学工作时，首先对这3门课的教材进行了改革，用中文编写了教材，并在课堂上用汉语进行讲解，打破了以前用英文讲解的惯例。

在改革教学的过程中，吴文藻意识到，要想使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有较大的改观，就必须发动广大民族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共同创造出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式教学和研究方法。于是，他提出了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主张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这3项工作吴文藻一项一项地进行落实。(www.chuimin.cn)

吴文藻在对西方的学术思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选择用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国情，能取得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子。找到了理论框架后，吴文藻就开始着手组织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方案。所谓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这时，吴文藻已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先后派出一些研究生和助教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如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漷县调查乡村领袖冲突问题，派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调查宗族组织问题，派费孝通考察江苏省江村的农村经济问题，派黄华节到定县调查礼俗和社会组织问题等等，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对当时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国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吴文藻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研究风格的“独立的科学人才”。在教学中，他采取各种方法使学生掌握更多的基础知识，注意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吴文藻还对一些在本科学习时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安排学生到学术条件较好的欧美国家深造。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学和民族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和林耀华的《金翼》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迁昆明，吴文藻辞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职务，应熊庆来之邀，于1938年全家南迁昆明，赴云南大学执教。在云南，他负责用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然后同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1939年，吴文藻帮助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年，他又受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委托，在昆明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安排他的学生费孝通等人进站工作。吴文藻还与其他同行一起成立了云南人类学会。在云南期间，吴文藻不但亲自参加调查研究，还安排同仁和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他还撰写了《民主的意义》和《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范围》两篇学术论文。

由于国民党政府机构中有人暗中拆台，实地调查工作站很难维持下去。为了摆脱困境，吴文藻不得不在1940年底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他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又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这一期间，他参与了筹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推荐林耀华为社会学系代主任。他还参与发起和领导边政学会，并主持《边政公论》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写了著名的《边政学发凡》一文。

1943年2月至4月，吴文藻参加了以教育部次长顾一樵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1943年下半年，吴文藻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考察民族和宗教冲突问题，利用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由中、英、美、苏4国共管，4国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日本。中国政府派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民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1946年，吴文藻被委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

吴文藻在日本任职期间，主要职责是负责了解美军总部对日管制的政策和措施执行情况，了解战后日本的政局和战后重建情况，如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政党、财阀、工人运动、战后经济复兴计划等。在日期间，吴文藻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不满，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下定了与国民政府彻底决裂的决心。1950年，吴文藻在冰心的支持下，辞掉了驻日代表团的所有职务，脱离了国民政府。随后，他以新加坡《星槟日报》驻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留居1年，乘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去执教的机会，绕道香港，于1951年秋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在从日本到香港的船上，吴文藻把国民政府给他发的奖章都扔入了大海。

吴文藻、冰心夫妇驻日本期间在寓所前草坪留影

回国后，吴文藻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情欢迎，周恩来和邓颖超接见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勉励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吴文藻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吴文藻被安排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担任民族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为中国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制订了许多发展方略。他在1956年7月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第六届、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吴文藻被邀请去“鸣放”。他公开提出一些今天看来非常中肯的意见，如：“我们对英美的一些好东西没有学，倒学了苏联的一些坏东西。”于是，吴文藻很快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研究室主任职务，剥夺了教书的权力。“文革”中，他先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又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务农。他的才华被压抑了20多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

在20多年艰难的日子里，吴文藻仍然坚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如：校订了几种少数民族史志（即“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书名作的评价和资料摘编，审阅和修订《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多次为外交部提供有关边界问题的资料和意见，校订《不要再有战争》和《中印边境》等译稿，参加翻译并校订《六次危机》、《世界史》、《世界史纲》等书。

三中全会以后，年近八旬的吴文藻犹如老树春发，精神抖擞地工作。他相继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顾问。在一次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上，吴文藻发表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讲稿。他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贡献。”

步入生命晚年的吴文藻不顾自己患有心脏病和白内障等疾病，大量阅读和摘录中外文资料，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新进化论》等论文。他还参加了指导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工作。他认真辅导学生看书和写论文，并常常把学生召到家中单独面授，多次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会。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冰心和子女根据吴文藻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将存款3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奖学基金，同时还把珍藏多年的几百册图书捐献给国家。

2009年5月，在吴文藻的家乡，位于江阴夏港老街的吴文藻、冰心纪念馆建成开放。

江阴夏港吴文藻、冰心故居

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研究家、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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