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大王薛福基-中国橡胶工业奠基人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橡胶大王薛福基薛福基，字德安。实业家，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中国橡胶工业的奠基人，被誉为“橡胶大王”。该股东斥责薛福基多管闲事。1928年10月30日，大中华橡胶厂在上海徐家汇建成投产，有炼胶、制底、鞋面机器5台，基本工83人，大部分是余芝卿、薛福基的同乡子弟。大中华橡胶厂开工后1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生胶价格暴跌，使大中华厂的生产成本稳定下降。

橡胶大王薛福基

薛福基（1894—1937），字德安。实业家，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中国橡胶工业的奠基人，被誉为“橡胶大王”。江阴青旸镇塘头桥人。

薛福基像

薛福基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薛荣梅，务农，为人勤劳朴实，母亲许氏，生有2子5女。薛福基从小活泼伶俐，7岁时入私塾读书，农忙时则休学，帮助父母收割稻麦和除草捉虫。他学习认真，悟性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父亲有意栽培他上学深造，无奈家庭经济窘迫，12岁那年便辍学在家，给亲戚放牛。

薛福基15岁时，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和昌盛批发所当学徒。和昌盛坐落在英租界东棋牌街（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是主要经销日货的华洋百货商号，俗称东洋庄。薛福基手脚勤快，做事利索，善于察言观色，主动迎合客户。商号经理尉迟松年不等他满师，就提前让他上柜，管理营销业务。

一天，薛福基发现和昌盛某大股东的内弟偷窃店内货物，于是报告尉迟松年。尉迟松年如实转告该股东。该股东斥责薛福基多管闲事。尉迟松年吩咐薛福基暂且忍耐，今后会推荐他到别处工作。

时隔不久，尉迟松年遇到好友、浙江鄞县人余芝卿，他当时在日本大阪设鸿茂祥进出口商行。尉迟松年向他推荐薛福基，说这青年精明能干，人才难得。余芝卿便带薛福基东渡日本。在日本大阪，薛福基刻苦攻读日语，不久便能会话和看书。他探索经营管理之道，取得成效。他向余芝卿出谋划策，建议改变经营方式，实行薄利多销，扩大营业范围，开辟新的渠道，得到采纳。不到3年，鸿茂祥商行扭亏为盈，余芝卿对薛很是信任，当有事外出时，全权委托薛福基主持店务。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大阪，薛福基工作之余总是抓紧看报、读书，有意识地结交工商界、新闻界的朋友。他目睹外货倾销，国民利权外溢，自己经营“东洋庄”不免问心有愧，觉得长此以往，亦无前途，在与各方人士的接触中，逐渐酝酿出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想法。在经营日制胶鞋的过程中，他发现胶鞋在国内南方各省有很好的销路，而且利润丰厚，每打胶鞋价格25元，每箱（20打）的经营收益近20元。1925年五卅惨案后，国内掀起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热潮，薛福基便积极说服余芝卿转营橡胶工业，回国投资开设工厂。经过反复商议，余芝卿答应调度资金8．2万元，委托薛福基负责筹办胶鞋厂。

薛福基首先选定日本的一家护膜厂为合作对象，并达成合作意向。然后租下徐家汇占地20多亩的锯板厂作厂址。稍后，日商退出合作，薛福基决定单独办厂。但是，双方关系仍未破裂，日本企业同意代办全套生产设备。薛福基一面在日本招聘技师，通过对应聘人员的考试，了解涂膜配方和上光技术，一面以重金秘密聘请日本武川护膜厂技师加藤芳藏为技术顾问。通过加藤的关系，薛仰清等三名技术工人得以到加藤弟弟开设的神户共立护膜厂继续实习，掌握了胶鞋制作的全部生产流程和关键技术。

上海的这家橡胶厂即将开工试产，开始有人拟厂名为上海橡胶厂，薛福基认为这个厂名不够大气，就提出改称为大中华橡胶厂，产品商标用“双钱”，同时，一并注册了“单钱”、“古钱”、“金钱”等商标。

1928年10月30日，大中华橡胶厂在上海徐家汇建成投产，有炼胶、制底、鞋面机器5台，基本工83人，大部分是余芝卿、薛福基的同乡子弟。开始时日产胶鞋1000多双，产品由鸿茂祥投资开设的鸿裕批发所和昌盛商号包销。所产胶鞋鞋面光洁，不粘、不脱、不裂，质量足以与日本产品“地铃”牌胶鞋相媲美。当时国内橡胶工业只有三四家小厂，大中华是第一家上规模的橡胶制品工厂。薛福基被任命为大中华橡胶厂经理。

办厂初期，由于国际市场生胶价惨跌，胶鞋销价稳定，企业连年获利。余芝卿考虑薛福基等人创业有功，就将该厂改为合股经营，赠送给薛福基股金1万元。

大中华橡胶厂开工后1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生胶价格暴跌，使大中华厂的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而国内抵制外货、倡用国货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国内胶鞋市场不断开拓，工厂年盈利达到20万元。于是，余芝卿决定吸收薛福基及其助手吴哲生入股，股本由8．2万元增为2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大中华特地在包装盒上印上“完全国货”字样，以“人人赞美、个个满意”为广告词，打响国货品牌。并积极参加各地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将自己摄制的反映胶鞋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各地放映，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工厂当年获利达到65万元。于是，该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先后买下了3家同业厂：交通橡胶厂、日商泰山护膜厂和春华橡胶厂。同时，还先后筹建碳酸钙厂、锌氧粉厂和硫油胶厂，此后又建帆布织染厂，为胶鞋、跑鞋提供鞋面布，实现了除生胶外大宗原辅料基本自给的夙愿，既保证原料供给，又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到抗战前夕，大中华厂已拥有数家橡胶制造厂、原料厂和机修厂，职工总数2860人。1934年，“大中华”收回了“鸿裕”和“昌盛”的包销权，成立了“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营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从1931年至1935年，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的胶鞋产量下降约一半，而大中华厂的胶鞋产量保持在年产600万双以上的水平。到1935年，大中华厂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二分之一以上。

薛福基是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他密切注意世界橡胶行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经常对市场供求情况进行考察调查。他决定，拨出专款20万元，筹备生产汽车轮胎。他通过一位日本友人的协助，掌握了生产设备和技术。1934年10月，大中华橡胶厂双钱牌汽车轮胎成功投产，质量达到标准，填补了国内一大空白。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生产的双钱牌轮胎(www.chuimin.cn)

双钱牌轮胎（包括自行车胎、黄包车胎、汽车轮胎）的问世，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轮胎制造技术上和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引起了他们的嫉恨。当时在我国市场上占总销售量最大的是英国邓禄普橡皮公司的老人头牌轮胎。英商趁双钱牌轮胎在市场上立足未稳之机，挟其雄厚资本，采取了凶狠的跌价倾销手段，以图扼杀“双钱”。同时，该外商将力车（人力车，自行车）胎的保用期由6个月延长至8个月，同“双钱”争夺市场。在这样的竞争局势下，薛福基执掌的“大中华”相应采取了便于客户购买的措施，如在外地批发所兼营零售，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请知名车行配合推销，宣布保用期比洋商多2个月，且可采用分期付款等方法。这样，“双钱”轮胎产品争得了一席之地。

邓禄普公司见经济压力不能奏效，便以双钱牌自行车胎的金钱形花纹与他们的老人头牌相似，控告大中华厂仿冒。商标局迁就外商，责令大中华厂停止生产。薛福基据理力争，要求重新审议。但商标局坚持原来的审定，大中华厂只得改铸花型模型。但英商变本加厉，进而要求大中华厂立即停用相似商标，缴回上市的车胎，并销毁有关的商标模型铸件。

薛福基为了生存，列举4点理由，并附呈5种车胎实物及商标花纹图样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提出诉愿。实业部经过审理，认为两方厂名、牌名中西文字各异，商标图形构造也有区别，撤销了商标局的审定，大中华厂取得转机，反败为胜。然而邓禄普公司又将黑状告到南京中央行政院，承办官员不敢得罪外商，竟不加细察地草率裁决，判大中华厂败诉。此后，大中华厂两次上诉申辩，均遭驳回。当时，日寇已发动侵华战争，沿海城市陆续沦陷，上海也早已成为孤岛，行政院远在重庆，鞭长莫及，大中华厂也不再理会这个裁定。但由于这一颠倒黑白的裁决，使大中华厂的业务和声誉都受到很大损害。抗战胜利后，看到大中华橡胶厂双钱牌轮胎仍然行销于市，邓禄普公司再次追查，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已再没有余力顾及于此。新中国成立后，英资邓禄普公司撤出中国市场，大中华橡胶厂与邓禄普公司之间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诉讼终于告一段落。

薛福基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和文化知识的重要。他体会到要使祖国富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他想到大中华橡胶厂要发展，迫切需要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商务人才。于是，他在1934年捐资10万银元，在家乡塘头桥购地18亩，建5楼5底的楼房两幢，平屋42间，建成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1935年9月校舍落成，正式招生开学。学校除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教职员寝室外，有图书馆、商店、体育场、实验室等，各项设施也陆续完善，为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学校建成以后，成立了校董会，薛福基自任主席校董，聘薛德焴、薛德炯、薛绍清、薛韵成、薛贡三、薛同德、薛仰清为校董，王绍曾为校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该校题写了“忠信勤俭”匾额作为校训，唐文治为学校撰写了校歌歌词，歌词为：“君山峦苍苍，澄江波洋洋，教泽吾人大吾乡。广厦千万间，宏辟东胶庠，莘莘学子来趋跄。好学智，力行仁，致我良知良。中学体，西学用，强我国民强。远望太平洋，今日争霸场。祝我汉帜远飞扬，中国万寿无疆！”

薛福基十分关心学校的基础建设以及教学工作和学生的生活，经常抽空来到学校，听取校长汇报，亲自为学校购置设备和仪器。1937年夏，经薛福基提议，在首届学生中挑选20名学生，利用暑期到上海大中华总厂和总公司见习。薛福基同学生们见面并讲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学生勤奋学习，掌握知识，为国家为企业多作贡献。他殷切期望家乡能出更多的栋梁之才。

以薛福基为首的大中华橡胶厂经营者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民族橡胶工业的发展。为了最终摆脱橡胶原料的对外依赖，建立独立自主的全能型橡胶企业，薛福基开始酝酿自办橡胶种植园。1936年，薛福基由恒信洋行华人经理蔡介忠陪同，赴南洋考察橡胶种植产业。在马来西亚，他参观了几处橡胶种植园，并将种植、割取、凝固、烟熏等过程摄成电影，回到上海后向全厂职工放映。

翌年，薛福基又带多人赴海南岛考察，准备购地自办橡胶园。在船上，巧遇海南行政公署专员黄强。经黄强专员介绍，薛福基与当地官员和12名县长接洽。最后，行政公署和当地主管机关同意划出2万亩土地辟为橡胶种植园场，只要大中华厂方每亩每年纳税2元，并将2万亩土地上的农民安排在橡胶园内就业，土地就可以长期使用，保安工作则由专员公署及所属县政府负责。优惠的条件为薛福基实现“橡胶托拉斯”梦想展示了诱人的前景，他准备向董事会汇报后再来海南正式签约。但是，这个方案和项目被战争打断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薛福基等人乘飞机返回上海。他一方面同有关方面配合生产制造防毒面具，一方面遣送员工回籍，并筹划工厂内迁，计划在湘潭设立轮胎厂。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大战爆发。8月14日，中国空军主动出击轰炸敌旗舰“出云号”。中日双方在外滩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战斗中，有两枚百余磅重的巨型炸弹坠落在闹市区“大世界”的游乐场门前，造成重大伤亡。薛福基的座车在赴总厂途中经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行至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附近时，被炸弹碎片击中。薛福基后脑受伤，随即被送至红十字会医院，经中西名医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31日下午3点逝世，年仅44岁。薛福基的逝世，对大中华橡胶厂是个沉重打击，也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重大损失。全厂职工同声哀悼，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校长王绍曾，特请挚友余姚人朱公束撰一挽联：

频年广厦宏开，遗爱常留黄歇浦；
后日神州底定，捷书同告放翁灵。

上海沦陷后，大中华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芝卿前往香港，注册成立“大中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上海的公司改为办事处，隶属在香港的总管理处。不几年，余芝卿悄然病逝。随着大中华橡胶厂几位创始人的先后去世，特别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打击，他们当年那个“橡胶托拉斯”的梦想终于破灭。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大中华厂双钱牌胶鞋和轮胎的生产再也没有达到过战前最鼎盛时期的水平。

薛福基曾与江阴马镇湖塘里人黄佩兰结为夫妻，没过几年，黄氏患病去世。1934年，薛福基续娶宜兴人朱君雅，但未生育。薛福基唯一的儿子薛联宝生于日本，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获聚合物化学博士学位。1957年进入美国菲利浦石油公司任职。薛福基生前将堂弟薛德孚之女薛嫕珍过继为女儿。薛嫕珍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曾在上海曙光医院任医师，后定居美国。

橡胶大王薛福基-中国橡胶工业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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