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开发初期,前往美洲的移民无论是商人、自耕农、劳工、手艺工人,还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的学者,以及极少数为了重振家族的名门后裔,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到18世纪,英国人在美洲人口的增长,不再依赖移民的增加,而是由于定居者的家庭繁衍。大多数胡格诺派教徒到达新世界后继续以商人的身份经营原来的行业,他们十分反感英国人在美洲市场上的竞争。......
2023-12-02
劳动者构成了美洲殖民地的基础社会结构,这些人大多是根据一定期限的契约输入的半奴隶白人和被卖为奴的黑人。其中白人奴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按照契约定期充当佣工的人;一类是那些被诱骗拐卖而漂洋过海被卖作奴隶的人。这种可怕的交易经常发生,伦敦街头充满了被称作“幽灵”的绑匪,甚至乞丐听到“美洲”这个词也十分害怕,无数家庭被破坏,儿童随时随地可以买到。除了这两类人,还有数以千计被放逐的囚犯。无论是哪种来源,所有白人奴仆的命运全部一样,他们必须为主人帮佣5~7年,并且必须听从主人的使唤。当契约年限期满后,契约佣工可以从事他们有资格担任的任何职业,幸运的人成了独立手工业者,更多的人则陷入“贫穷白人”这个农村无产阶级的行列。
殖民地的创建人发现契约佣工供应不充足后,开始转向黑奴。清教徒和保王党人都曾设法迫使印第安人做他们的奴隶。黑奴制在1619年被引进詹姆斯敦后,只在沿海地区缓慢发展,弗吉尼亚只有300名非洲人,但在17世纪末,奴隶贸易的规模已十分巨大。资本家们将装运非洲人到新世界作为航运业的主要业务,是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1713年,英国规定英国和西班牙国王各分享贩卖黑奴的1/4利润。之后,每年约有2万名奴隶被装运过海。
在卑贱者的历史中,人身买卖的故事最为悲惨,非洲黑奴像牛群那样被赶进没有窗户的舱底圈栏,如果缺乏淡水、食物或发生瘟疫,他们常常被残暴的主人全部扔进海里。奴隶制满足了南部殖民地的需要,很快在北部也有了广泛发展。在革命前夕,黑人超过了50万。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殖民地,黑人数量甚至超过了白人;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的居民中,有1/5是黑人;每6名纽约人中有1名黑人。
当殖民地的经济结构逐渐稳固兴起时,一些自治机构也开始建立。殖民地大都拥有一个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投票人选出的平民议会,代议制议院由财产所有者选出。在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土地是选举权的基础,弗吉尼亚就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农场或市镇地产者才具备选举资格。此外,对选举权的各种限制将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在选举投票之外,很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公民也不参加投票。
活跃的财产所有者通过对议员资格的限制而提高自己在殖民地政治中的地位,在南卡罗来纳,议员必须拥有500英亩土地和10名奴隶,或者是价值1000英镑的土地、房屋或其他财产。通过这种方法,美洲各殖民地平民议会的控制权集中掌握在不动产所有者、商人和种植园主等有产者手中,这些人在抵制捐税方面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这些小议会刚开始时微不足道,地位逐渐上升后才有权征税、募兵、举债、发行通货、规定国王任命的官员的俸禄和任命同伦敦政府进行交涉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议会是殖民地人民表达对英国政府不满的实验室,也是律师们培养自己政治雄辩能力的学校。
当这些代表美洲农场主、种植园主和商人利益的议会向独立自主的议会迈进时,英王和英国议会便开始不断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设立王室或殖民地的总督就是做法之一。1624年解散了弗吉尼亚公司,1752年取消了佐治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13个殖民地中的8个殖民地成为国王直辖的殖民地,它们的行政部门由英王任命的总督掌握。
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选派的总督各种各样,但他们的阶级都一样——将政府看作是一种加官晋爵体制的统治阶级。在女王伊丽莎白的最后一届议会中,有59名不担任大主教和主教的上议院议员,而在18世纪初,这个数目已上升到了168名;1700~1760年,封了26名公爵、19名侯爵、71名伯爵、53名子爵和111名男爵。可以说,18世纪英国政治的基本性质就是如此,印度和美洲的许多职位不过是给求官者增加的任职机会而已。(www.chuimin.cn)
派往美洲各殖民地的皇家行政长官大多数是从冒险的英国政客、军人和律师中提拔,少数是从殖民地内比较温顺的官吏中提拔的。但无论出身如何,所有的总督在增加自己私产这件事上绝对中一致的。伴随英国行政长官而来的,还有成群意图猎取官职的人;大部分总督都任命他们的顾问或自己人在行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担任有利可图的职务。并且皇家总督还设立很多只领薪水而没有任务的挂名职位给贫穷的朋友。随便授予官职被当作是殖民地买卖的一部分,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谴责。
能力较强的皇家总督,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还会精心制定有利于英国统治阶级的行政政策,以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在马萨诸塞长期任职的弗朗西斯·伯纳德爵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经济政策十分简单:强制其美洲臣民只能从大不列颠购买它所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一切工业品和欧洲商品;管制美洲人的对外贸易,使贸易的利润最后可以集中到大不列颠或者被运用于促进帝国的事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最有利于大不列颠的目标。在政治方面,伯纳德总督认为各殖民地的参议会应仿照英国的上议院,由享有男爵和从男爵等头衔的富翁组成。
皇家总督重视行政工作中的薪给、报酬、土地赠予和其他特权收入,美洲地方议会议员对此却嗤之以鼻。这些议员掌握财权,他们常常在特许权、官职任命和其他作为金钱补助代价的照顾问题上争执不休,因此殖民地总督的日子并不好过,纽约的一位总督请求议会通过法案给他一笔为期5年的固定收入,议会便要求有权委任每位从这笔拨款中获得薪金的官员。在类似的这种冲突中,胜利者往往是美洲议会,因为财权是使国王屈服的强有力手段。没有议会的许可,就没有钱来支付薪金,没有拨款法令,最好的肥缺也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殖民地立法机关的这个平民部门反而成为这一领域的最高权威。在革命前夕,皇家总督和业主们的总督,就像当地议会门口的乞丐,已经无力通过法律程序来贯彻英国发给他们的训令,各殖民地的参议院也丧失了它们在立法上的大部分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在殖民地拥有行政管理经济资源和经验的统治阶级,需要两个事件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掌握军事艺术和具备在全大陆进行合作的能力。这两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出于自卫需要,各殖民地拥有一些自己挑选的军官和进行教练训导的地方部队。在英法为控制北美而进行的斗争中,殖民地居民几乎参加了每次冲突,这提供了士兵和给养。1689~1763年,他们四次参加了世界范围的帝国争霸斗争——威廉王之战、安妮女王之战、乔治王之战和七年战争。战争经历也使那些在利害关系上存在分歧和冲突的殖民地学会了合作的技巧,对印第安人的共同恐惧促成了1643年新英格兰联盟的建立,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康涅狄格和纽黑文为此建立了长达20年的攻守互助同盟。
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美洲已做好了准备,驻扎在美洲的英军军官行为傲慢,使得人民的憎恨不断积累。于是,当年在宾夕法尼亚旷野拯救布雷多克队伍的乔治·华盛顿,在20年后拔剑捍卫美洲革命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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