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舍勒对现象学课题域和研究视域的解释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a）解释胡塞尔和舍勒对现象学课题域的界划和对现象学研究视域的限定在现象学研究最初获得突破之际，其实际的工作所集中处理的是基本现象的规定，集中处理的是本质上具有理论特征的，准确地说即特殊的科学认识的意向式行为。在年鉴的第一卷上，发表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部。现象学的原本的成型、有关现象学课题域之界定与奠基问题的更为切当的解释，就是由上述这些属于胡塞尔和舍勒的问题所规定的。

a）解释胡塞尔和舍勒对现象学课题域的界划和对现象学研究视域的限定

在现象学研究最初获得突破之际，其实际的工作所集中处理的是基本现象的规定（与此同时，逻辑学和认识学说的对象就随着这一规定而一道被给出了），集中处理的是本质上具有理论特征的，准确地说即特殊的科学认识的意向式行为。然而在那时（特别是联系到这个问题：在根本上，行为如何能够通过概念获得表达？），还出现过对其他情感性行为加以描述的研究动向。现象学的早期研究在课题方面的探索意图，就在于对一个特定的局部领域的开掘；在最初的研究过程中，现象学并没有着手从原则上提出一个有关总的课题域本身的界定，虽然它也并不是没有进行过针对这一目标的考察。进一步，意向性、客观化行为的特性虽然着眼于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这两个主要方向而得到了探讨，但意向性根本枢机的这两个本质性的结构要素本身，却还没有获得充分明晰的廓清。

所有这些——领域的具体的拓展，关于现象学研究的领域上的特性和关于它与其他领域之界限的基本思考，关于意向性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的厘定——都是在下一个十年里（从《逻辑研究》出版之时算起，即1901年到1911年之间）进行的。与现象学之领域的不断增长的和更为丰富而纯粹的展开一起同时并进的，是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理论之成型。有关这一成型以及关于它的文献上的成果，我们将仅只做一非常简短的说明，其目的是为了对所谓的现象学文学的问题（人们曾一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而这种文学并不真正地存在。

在《逻辑研究》出版以后，胡塞尔的工作首先就专注于构建有关最广泛意义上的感知——不仅是感性的感知，而且是在各种不同的对象域中的源本的把捉这个意义上的感知——的现象学。这项研究刚好在一年之前——也就是在其初创的几乎25年之后——才达到结束，但尚未付诸发表。与他在哥廷根的新的教学活动相连，胡塞尔的工作还进一步转向了逻辑学的系统构造，转向了有关客观化认识尤其是有关判断的现象学。而这一逻辑学——尽管经过了一连串新而再新的向前冲击——也是未完成的。胡氏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一门关于特殊的实践行为（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相分野的实践行为）的现象学。在这一期间（1913-1914），一门所谓的先天价值公理体系在初次滥觞之后就陷入了停顿，而舍勒后来接过了这一工作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建树。

就在这一时期，柏格森在德国也逐渐地广为人知——而这件事也算是舍勒的一大功劳，他很早就了解到了柏格森的哲学及其意义并相应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舍勒还在德国发起了对柏氏著作的翻译。与柏格森在德国的声誉鹊起相伴随，在胡塞尔的工作中也出现了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这一研究是分成若干部分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发表出来的。^[1]

进一步，狄尔泰的影响也变得明显起来，而他的工作与现象学的研究倾向确实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狄尔泰的影响所及，导致胡塞尔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论的研究转离了以自然科学为取向的那些问题，而扩展到了对人文科学的特殊的对象属性的思考。而通过与马堡学派，首先是与那托普的《心理学导论》^[2]的分道扬镳，胡氏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它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方向规定。与心理学的决裂自然地无非就是与追问意识之结构这一研究路线的决裂（而人们把全部的行为，从而也把意向性的全部合成要素都归入了意识的领域）。所以，在现象学成型的期间，它的研究工作也同时囿于同时代哲学的眼界之内，然而，这一状况并没有继续维持下去，也未曾对现象学后来的提问方式产生影响。(www.chuimin.cn)

在1900年至1910年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一本现象学的出版物；但（现象学的）影响在哥廷根的较为狭窄的研究圈子里却愈发强烈。但是，胡塞尔于1902年在哥廷根数学学会所作的两个报告，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此之际，还发生了所谓的“李普斯学派的倾覆”事件，以致那时一批李普斯从前的学生来到了哥廷根。在那里，现象学家的圈子中讨论着一些基本的问题，而这些讨论就进一步形成了后来的出版物。就在那时的讨论中，胡塞尔把他的富有活力的研究的绝大部分都传播了出去，而许多后来以其他人名义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原本是属于他的成果。不过，对于现象学的研究工作而言，这种名义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无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当时所传播出来的东西，最终而言都是一回事。

胡塞尔首次在文献上的表达，是发表在《逻各斯》上的论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3]这篇论文具有一种纲领性的特征，但这并非一个存在于工作之前的纲领，而是以长达十年的研究为背景的、从研究本身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纲领。论文在哲学界唤起了一种近乎普遍的惊骇，而在现象学中则导向了这样的结果：它推动逐渐成长的年轻的研究者们去从事更为共通的和更为可靠的研究。这种团结导致了一个属于现象学研究自己的机构在1913年的创立，这就是《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它的第一卷就出版于1913年，至今又已出版了六卷，而最后一卷出版于1923年。它的头两卷包含了这样一些作者的论文——胡塞尔和舍勒、亥纳黑（Reinach）、朴芬德尔（Pfänder）和盖革尔（Geiger）。年鉴的更后来的卷期发表了朴芬德尔和盖革尔的著述，也发表了一些由学生们所完成的各种性质的著述。

在年鉴的第一卷上，发表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部。^[4]该书的第二部本来是紧接着第一部就已经完成了的，但是至今却尚未出版。^[5]

在年鉴的第二卷里，发表了第二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在第一卷里就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6]该书包含了很多章节的针对伦理学这个专门领域的基本的现象学式考察。还需要提到的是马克斯·舍勒的论文集，尤其是论文《论自我认识的偶像》^[7]，以及《论同感（Sympathegefüle）的现象学与理论》^[8]——该论文集在几年以前发行了第二版，不过出版质量较差。

现象学的原本的成型、有关现象学课题域之界定与奠基问题的更为切当的解释，就是由上述这些属于胡塞尔和舍勒的问题所规定的。因而，有关后来的现象学基本研究的分析，就应当持守于这样的两个问题范围之内。在现象学工作的具体成型的过程中，其研究的视域（Arbeitshorizonte）最初也是纯粹依照传统的学科来确定的，人们以现象学的方式在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法哲学这些学科中进行研究；现象学所探究的问题领域，依然属于传统哲学中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领域。进一步，在以意向性现象作为定准的基础上——就人们以现象学的方式区分出Intentio（意向行为）、Intentum（意向对象）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而言——就出现了现象学的三个总是相互倚持的研究方向：行为现象学、实事现象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Noesis”（意向行为）（特有的自身-指向的结构）和“Noema”（意向对象）（在意向中得到意指的实事）的名号下，在胡塞尔那里也出现了与此相同的区分。但是在胡氏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专门的相关项，因为这个相关项是连带地呈现于和包含于Noesis（意向行为）与Noema（意向对象）之中的。

胡塞尔、舍勒对现象学课题域和研究视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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