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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概念史导论:科学对象域中的自然和历史

【摘要】:第一节作为科学对象域的自然和历史我们首先需要赢得有关本讲座课题内容和适合于这一课题的探索方式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就将通过对本讲座副标题即《关于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引论》所作的一种阐明而得以实现。人们把马克斯·韦伯的立场看作是怀疑的和无助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关于科学的神话式理解来为科学建立一种世界观,由此重新给科学和科学研究赋予意义。

第一节 作为科学对象域的自然和历史

我们首先需要赢得有关本讲座课题内容和适合于这一课题的探索方式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就将通过对本讲座副标题即《关于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引论》所作的一种阐明而得以实现。严格地讲,这一表述所意指的,是那种应当先行就已道明并得到界定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在本著中建立一门有关自然和历史的现象学,我们就要对那一开始就必须获得昭揭的东西加以探察。我们将经由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现象学的应有之义,来获知究竟什么是所谓的Prolegomena(引导)。

在说到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之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科学各自具有的对象域,它们分别由经验科学的两大主要学科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加以研究。我们习惯于并且乐于通过研究历史和自然的科学而去理解历史和自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恰好只是在历史和自然之为科学的专题对象这个限度以内,去了解历史和自然。然而这一点却并未获得决定:一个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是否也必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原本的课题域(Sachfeld),出自此课题域,科学的课题才得以塑造成型。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而这首先不意味着:关于历史性现实的历史学知识,可以见出在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所可能具有的对一个课题域的开显方式,很可能依然必定是对它的本质的一种锁闭,而如果它只想满足于它所专属的任务,那就必定是一种锁闭。在目前讨论的案例中,两个领域的分割就已经标明:一种原初和统一的课题联系依然处于障蔽之中,而通过对处于人类生存(Dasein)整体中的自然和历史的某种事后的拼接,是永远也不能重新赢得这一联系的。

上述分野是从科学那里产生出来的;而基于这里所说的对象领域,自然和历史则得到了等量齐观。但是,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则恰好应当开显出在科学式探询之先所显出的那种现实,而这样的一种现实就预先规定了现象学之所是:不是有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象学,也不是关于作为科学之对象的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而是有关历史和自然所秉有的原初的存在方式与枢机(Verfassung)的一种现象学式的开显。通过此一开显,才能为关于科学的理论开创一个地基,而这一科学论将首先根据前理论的经验来对科学的起源作出解释,其次将显明科学通达那已然既有的现实的探索方式,最后将规定在这样的一种探索中所生长起来的概念构造。由于某种程度上只有在逾越科学之际我们才能朝向现实(自然以及历史)推进,故而这一对于现实的前科学的、真正哲学式的开显,就当成为一种我所称作的生产性逻辑,这是一种对于诸科学之可能的对象域的先行的开显和概念的穿透。它不像传统的科学学说那样,为了对科学的结构加以研究,而去步一种偶然的、历史上已有的科学这种既定事实之后尘;相反,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它先行投入一门可能的科学的原初的课题域,并通过对此课题域所具有的存在枢机的开显而预制出这一科学之可能对象的根本结构。这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获得成型的那种本源逻辑的工作程序——虽然它还只是在一种相当狭窄的限度内成型的。而自此以后,逻辑的概念就走样变形,不再为人所理解了。因而,现象学就具有了如下任务:让那先于科学加工的课题域成为人们所能理解的,在此基础上,才可使现象学本身成为人们所能理解的。

经由关于现有科学的理论这一途径并不能朝向课题领域有所推进,这一点可由得到了合理理解的当今科学危机的意义予以表明。今天,人们在两重意义上谈论着一种科学的危机:首先,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他们正在丧失与科学的一种源本的关系。当人们回忆起那场由马克斯·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讨论,就会对科学及其意义真正地产生怀疑。人们把马克斯·韦伯的立场看作是怀疑的和无助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关于科学的神话式理解来为科学建立一种世界观,由此重新给科学和科学研究赋予意义。

而原本的危机则存在于科学本身之中,它表现在:各专门科学与它们所探究的实事之间的根本关系已经成为了问题。在与实事的根本关系变得不确定之际,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所探询的实事之根本结构加以先行思考的趋势,这就是说:要消除各门科学基本概念的不确定性,或者要根据关于实事的更源始的认识来确定这些基本概念。真正的科学进步仅仅发生在出现了危机的领域,而由于历史性的人文科学还尚未达到足以发生革命这种成熟程度,其中就不存在上述危机。

据此,今天所有科学的危机就都是植根于这样的一种倾向之中:它要以源本的方式重新赢取诸科学的各自的对象领域,亦即要推进到这些科学的研究必当纳入其课题范围的课题域之中。

在此普遍的危机中,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任务?什么东西应当获得完成——这种完成又怎样才是可能的?(www.chuimin.cn)

唯当我们对危机所具有的科学方法上的意义赢得了明白的见解,并且洞见到:要开辟出源初的课题领域,就需要一种与在具体科学本身当中所通行的那种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根本不同的全新的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借此上述危机才有可能被导向一条在科学上富有成果的和可以确定地加以驾驭的道路。在此危机中,科学的研究承担了某种哲学式的角色。正是在这个地方,科学说道:它需要一种源本的解释,而靠它自身却又无力办到。

如果要依照各专门科学的次序来简略地指明其中的困境(就像我们这里所随便列举的几门科学那样),那么,当今数学中的危机就最具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在强调的意义上将其称为基础性危机。在数学中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争论。在此争论中人们所追问的是:数学科学的基础是否就奠定在形式命题之上?简单地讲,上面的表述是说:从形式命题出发,作为公理系统的其余全部命题能够被演绎出来——这就是希尔伯特的立场。而与此相反的、主要受到了现象学影响的立场,则提出了如下问题:在最终的意义上,那最初既有的东西是否就是各种对象的特定的结构本身(在几何学中,连续统就先于例如微分分析和积分分析中的科学的探询),如布劳威尔和魏尔的学说所宣称的那样?所以,在表面上最为稳固的科学中,也出现了一种整个学科朝向新的、更本源的基础转移的趋势。

物理学中也通过相对论而出现了革命,而相对论的意义无非在于:要将自然所具有的不依赖于任何规定和探询而存在的源本的联系揭示出来。那自称为相对论的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相对性的理论,也就是一种关于通达条件和把捉方式的理论,对这种理论可以如此表述:在这一通过确定的时-空测量方式通达自然的过程中,依然可以保持运动规律的不变性。相对论不是要成为某种相对主义,相反,它原本的意图恰好就是:经由引力问题(而引力问题又被集中为物质问题)这一迂回之路去揭示自然之自在。

生物学中,人们同样进行着对生命的基本成分进行思考的尝试。人们试图摆脱那种将生命物当作躯体把握并借此机械地加以规定的成见。活力论也局限于上述成见之内,因为它试图用机械的概念来规定生命活能。如今人们还在努力去弄清“生命体”、“有机物”这一实体的含义,以图由此获得具体研究的指针

今天,人文科学由于追问历史的现实本身的问题而陷入了一种不安定状态。在文学史中我们听到温格尔的重要宣称:作为问题史的文学史。在这个领域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越过一种单纯的史学式-文学式-艺术式的描述,而推进到一种关于所描述的事态的历史。

神学也意欲通过一种信仰的更新,也就是通过更新与现实(这现实就是神学的主题)之间的根本干系,来推进到对于人的趋向上帝之存在的一种源初的解释,也就是推进到把有关人的基本问题从传统的教条体系中剥离出来。因为这个教条体系在根本上以一种哲学的体系和一套概念的东西为基础,根据其意义,这套哲学和概念既把关于人的问题也把关于上帝的问题,尤其是把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提到了首位。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打通那种与实事本身的源始的联系,各门科学都在奋力地开路前行。至于科学革命的实现过程所走过的步伐,在各门科学那里则是各不相同的,而这是因为被经验者与经验行为的存在方式在各门科学那里互不相同,因为事态(Sachverhalt)就存在于与人本身之间的特定的根本关系(Grundverhaltnis)之中,因为科学本身无非就是人(即此在)本身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可能性:在科学中,此在是在对自身处于其中的世界、对自己本身加以言述。据此,如果说科学并非一种偶然任意的大胆行为,它的权利并不是仅仅建基于它对流传至今的传统套路的遵循,而毋宁说,就其意义而言,科学的权利在于:它是基于人的此在而赢得它的存在可能性的,那么,决定性的问题以及上述危机由之而得到回应的契机就在于:在其被一种特定的科学式探问加以遮蔽之先,将我们所探究的实事本身纳入一种源初的经验之中。在此,我们仅限于在历史和自然这两个对象域去打通这种源初的经验,其目的就在于廓清这两个对象域的源初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