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节后面部分将讨论这些障碍在儿童、青少年身上的诊断和治疗。抑郁症儿童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包括环境、基因、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早发型儿童抑郁症或心境恶劣会影响来访者一生,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儿童抑郁症量表是7~17岁儿童、青少年使用最广泛的抑郁评估工具。关于儿童抑郁症的针对性疗法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
2023-12-01
这部分列出了DSM-IV-TR中的两种进食障碍:神经性厌食症(AN)与神经性贪食症(BN),以及其余诊断为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第三种障碍暴食症(BED),包含在DSM的附录中,当前已被划分到其他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中(EDNOS)。
这部分集中讨论在青少年和成人中最有可能出现的进食障碍。其他基本出现在儿童身上的进食障碍,在第2章中有所描述。
障碍的描述
进食障碍是女人和女孩子当中出现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之一。据统计,神经性厌食症整体患病率为0.5%~3.7%;神经性贪食症为1%~4.2%。暴食症的发生率在0.7%~4%之间。有约2500万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符合暴食症的诊断标准。
这些障碍通常是慢性的,包括明显的功能损害和压力,涉及自杀意念的增加,会发生重复的、多重的复发,会导致严重的医学问题甚至死亡(Rivas-Vazquez,Rice&Kalman,2003;Stice,Burton&Shaw,2004)。大约10%患有厌食症的人由于这种障碍而死亡,这种障碍属于致死率最高的精神障碍,其中包括以抑郁为主的障碍(Costin,2007)。
1960年以来,进食障碍的发生率一直在提高,出现的年龄也越来越小。神经性厌食症出现的年龄一般在10~30岁之间;85%患有此种障碍的人,出现的年龄在13~20岁之间,但是9岁大小的儿童已经受其影响(Costin,2007)。神经性贪食症一般出现得较晚,通常起因于神经性厌食症,然后接近50%的案例又发展为暴食症。暴食症最常发生于成年早期到中期,在成人中的预计发生率为3%。大约8%符合肥胖标准的人也患有暴食症(Grilo,Sinha&O’Malley,2002)。
厌食症和贪食症都是年轻女性中最为常见的障碍。患神经性厌食症的女性是男性的10倍多(Grilo&Mitchell,2009),尽管也有报告显示,这些障碍在男性和较大年龄的女性中的发生率在增加。暴食症在男性和女性中的发生率是相当的,但是男性可能不符合暴饮暴食阶段之后的压力诊断标准(Hudson,Hiripi,Pope&Kessler,2007),男性也更有可能使用过度运动作为代偿行为(Anderson&Bulik,2003)。DSM-IV-TR中报告了暴食症的发生率,女性是男性的5倍。患有进食障碍的男性倾向于拥有比女性更加不同的模式,他们不倾向于寻找治疗,更有可能排除或忽视症状。这些男性的朋友和家人也可能将症状归因于其他原因(例如使用药物或者为了获得有型的肌肉而过度运动),而非认定其为一种进食障碍(Woodside,2004)。
神经性厌食症在欧裔美国女性中比在非裔美国女性中更为普遍(Hoek et al.,2005;Striegel-Moore et al.,2003),而暴食症在这两个群体中是相同的(Taylor,Caldewell,Baser,Faison&Jackson,2007)。
所有类型的进食问题,包括障碍性进食、饮食限制、清除行为和体重的反复起伏,其出现的概率不断增加,可能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和抑郁症状有关联(Johson,Cohen,Kotler,Kasen&Brook,2002)。其他进食障碍的早期预测包括童年的异食癖(预测神经性贪食症)、挑剔进食和进餐时的进食冲突(预测神经性厌食症)、性虐待或者身体忽视、低社会支持、低自尊和应对压力事件的回避风格(Jacobi et al.,2004)。许多患有进食障碍的人都有焦虑、抑郁的经历和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Johnson et al.,2002)。
Jacobi及其同事(2004)对320项进食障碍的纵向和横向研究进行了回顾,发现了神经性厌食症的以下预测性因素:强迫性神经症、完美主义和消极的自我评价。这项研究还发现,神经性贪食症的出现与如下因素有关:儿童期肥胖、父母的问题(包括酗酒和肥胖)、家庭对体重和身体形象持批评态度以及消极的自我评估。家族遗传和模式化的行为是进食障碍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患有进食障碍的母亲倾向于以不健康的方式处理孩子的饮食问题,如发展出奇特的喂食规律、使用食物作为奖励和惩罚的工具、利用食物来给予安抚、过度关注女儿的体重(Agras,Hammer&McNicholas,1999)。一些父母是控制性的且严格限制孩子的食物摄取,研究显示这些孩子更有可能在他们不饿的时候进食,找出被禁止的食物,当他们长大后会发展为完全的进食障碍(Birch,Fisher&Davison,2003)。始于童年的进食障碍特别难治疗。
1.神经性厌食症
据DSM-IV-TR描述,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拒绝保持常规体重。结果,体重达到或少于与其年龄身高相称的最低正常体重的85%。这种障碍的其他症状包括对于变胖的极大恐惧(即便重量不足)、扭曲的身体意象(即便体重不足但仍认为自己太重)、担忧失控以及女性中发生的闭经现象(至少三个连续的正常月经周期停经)。神经性厌食症一般会在患有进食障碍的家庭中出现(Keel&Striegel-Moore,2009)。双胞胎研究提出了一种厌食症的遗传成分,大概为56%(Bulik et al.,2006)。母亲或姐妹当中有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患病的可能性为其他人的12倍,患神经性贪食症的可能性为常人的4倍。最近的研究指出,这类特质有遗传倾向,如焦虑、完美主义、强迫思维和行为的特质。具有这些潜在遗传倾向的人也更易于患神经性厌食症。神经学的研究显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女性脑部多巴胺受体过度活跃,这种受体是调节愉悦感的(Kaye et al.,2005)。
除了瘦弱,神经性厌食症的常见生理症状还包括不耐冷、皮肤干燥、汗毛增加、低血压和浮肿(Costin,2007)。这种疾病还会导致新陈代谢的改变、钾流失和心脏功能损害,可能会致命。常见的与食物有关的类似强迫症的冲动,包括围绕暴食贪食的仪式化行为。患有AN的人也可能由于害怕被评价而担忧和回避在公共场所进食。
已经确认了两种类型的神经性厌食症。这种障碍限制类型的人(更为常见的类型)不会进行暴食或者清除,但是确实通过严格地限制进食量来保持低体重。暴食或清除类型的人习惯性地进行暴食和代偿行为(诸如自我引吐或者滥用泻药、利尿剂或灌肠),尽管他们暴食,但仍然符合厌食症的低体重标准。
共病障碍一般包括抑郁和焦虑。非自杀的自我伤害行为也常见于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身上。
2.神经性贪食症
尽管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生率似乎保持平稳,但在过去的20年中,神经性贪食症一直有上升的趋势(Stice&Bullick,2008)。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会有类似于神经性厌食症暴食或清除类型患者的行为,但是不完全符合那种障碍的所有标准,因为通常他们的体重会超过正常体重的85%。据DSM-IV-TR,神经性贪食症患者会有每周平均至少两次的暴食行为,通常伴有代偿行为(诸如自我引吐、禁食、使用泻药或过度运动),持续至少3个月,期间还有无法控制感。暴食会在任何地方进行,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期间这个人会平均消耗大约1500卡路里(Craighead,2002)。人们对自己的暴食有很多理由,包括(降序排列)紧张和焦虑、对食物的欲望、不开心、无法控制食欲、饥饿和失眠。进食障碍经常被认为是人们用来调节消极情绪的机制。
暴食的人拥有许多控制体重的方法,包括清除。清除行为一般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似乎在青少年女孩子中作为可接受的体重控制方式会得到一些支持。实际上,节食常常是发展出贪食症的先兆。自我引吐看似增加了自我控制感,减少了焦虑感,这些次级的获益一般会难以让这种行为消失。除了清除,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还使用许多其他代偿行为,包括禁食、过度运动、吐出食物与使用利尿剂、泻药和节食药物或者合用这些物质。
伴随自我引吐的生理标志,一般与暴食有关。这些标志包括腮腺肿大,这一点会使人产生像花栗鼠一样的外貌;手背上的伤疤(来自于引吐时手与牙齿的接触);慢性嘶哑;嘴唇干燥。清除的生理反应包括牙齿凹陷、珐琅质丧失、电解质不平衡、心脏和肾脏问题以及食道破裂。不断暴食和清除的长期结果包括闭经、贫血、脱水和急性心律节律紊乱。营养缺失还会增加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生殖问题、糖尿病和高胆固醇(Sagar,2005)。
3.暴食症
暴食症的模式为每周平均两天的无节制进食期,持续至少6个月,没有诊断贪食症所需的持续使用代偿行为。患有BED的人会在短期内消耗大量的食物,一直吃到他们撑得感觉不舒服,吃的时候感觉失控,对他们吃的食物感到愧疚和尴尬,经常独自进食,即便他们没有生理饥饿也会进食。BED可能是最常见的进食障碍,它会导致肥胖和与体重过重有关的健康风险。研究显示,过量进食受到两个变量的影响,既有遗传因素,又有环境因素,遗传的影响占到45%(Adan&Kaye,2011)。在进食上失去控制是BED的基本特征,但是过度进食而不报告、在进食上失去控制感的人就不符合BED的标准(Craighead,2002)。
研究显示,大部分暴食行为一般开始于心境的改变。人们报告暴食发生前有焦虑或紧张感,在放纵进食期间焦虑感得到缓解,最后焦虑感消失。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样的情感调节异常有双相特质(McElroy&Kotwal,2006)。放纵进食发生于常规进食的连续谱上,最不严重的形式为“被动过度进食”,中等程度的放纵进食以冲动或强迫过度进食为主,周期性的放纵进食是最为严重的(McElroy&Kotwal,2006)。
4.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
进食障碍多数在当前的DSM中被列入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Adan&Kaye,2011),这个诊断被用于除了厌食症和贪食症之外的每一种进食障碍(Fairburn,2007)。例如,清除障碍(没有代偿的纵食或其他行为)和夜间进食综合征都属于DSM-5中考虑纳入的,当前已经被列入EDNOS;男性进食障碍、暴食症、厌食症和贪食症临床症状不明显案例也都被归类到EDNOS;有超过50%因进食障碍而寻求治疗的人被列入EDNOS(Fairburn,2007)。
典型的来访者特征
进食的病理源于调节消极心境的努力,人们对这一点的了解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Stic et al.,2004)。据报告,进食提供了安慰,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消极感受中转移开。然而,正如大部分冲动控制障碍一样,行为完成之后,其实反而又会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连续的过程。据研究发现,抑郁症状可以成为暴食行为出现的预测因素。相反,暴食或暴食清除阶段之后,紧跟着便是羞耻感、内疚感和消极的影响,由此反而增加了抑郁的风险(Fairburn,2007)。
人们猜测,早期依恋问题也会导致进食障碍的发生。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或婴儿可能无法以健康的方式处理情绪,可能会使用食物作为应对方式。自我调节问题会继而产生诸如厌食症、贪食症、冲动性过度进食、焦虑和抑郁这样的症状(Zerbe,2008)。
1.神经性厌食症
低自尊、否认、羞耻、抑郁、与社交有关的问题、睡眠和性欲问题常见于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群中,其中具有强迫症的特征,特别是与全神贯注于食物有关(Costin,2007)。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常常为他们的家人做饭,但是因为他们对于体重增加有强烈的恐惧,而拒绝进食自己准备的饭菜。他们倾向于反对治疗,因为他们的障碍是自我协调的,他们一般不想改变自己的进食行为。
限制类型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共同的特点是依赖的、内向的、强迫的、顽固的、完美主义的、无性的和害羞的。他们低自尊且有无能感,一般来自于食物有重要作用的富裕家庭。他们一般还是行为良好的孩子,常常在维系家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是在纠结的家庭中,已经父母化了的孩子,表现得过度保护、束缚和过于约束。他们缺少自主性和清晰的自我认同感,孩童时期有进食问题,或者有一到多个家庭成员表现出一些类型的进食障碍(Bulik et al.,2006)。
2.神经性贪食症
大部分患有贪食症的人都报告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们易于焦虑、抑郁、意志消沉、自我批评和对他们的进食行为保密。暴食和清除类型的人一般会感觉羞耻、内疚、软弱无力和失去控制。由于这些感觉,贪食症的人会等待平均6年时间才去寻求治疗(Fairburn&Harrison,2003)。尽管他们通常在性方面是活跃的,但是他们也容易有性方面的困难,以及亲密关系方面的冲突。他们一般较为外向、较为情绪化、较少严苛、较多焦虑、较多内疚,以及比那些非习惯性暴食的进食障碍者更多地抑郁(Costin,2007)。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厌食症(2%)和没有进食障碍的人(2%),多重冲动型障碍(发生了如下内容中的三种:大量使用酒精、自杀企图、自残、重复入店行窃和无抑制的性)在诊断为贪食症的人当中更为常见(18%)(Nagata,Kawarada,Kirike&Iketani,2000)。Fischer、Smith和Anderson(2003)发现患有贪食症的人在冲动的紧迫感上得分更高,易于在面对消极情绪时鲁莽行事。
贪食行为不像限制食物摄入,通常是自我协调的,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在他们有暴食清除的需要时会体验到相当大的渴望和失望。因此,他们比那些患有限制类型神经性厌食症的人更有可能寻求治疗。
患有贪食症的人还特别有可能有患情绪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和肥胖的一级亲属(Jacobi et al.,2004)。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一般认为他们的家庭不够团结,不鼓励智力和娱乐活动、独立、自信、开放的情绪表达。这些家庭倾向于高批评性,特别是对于身体意象和体重,冲突水平较高。Lilenfeld等(1997)指出,一些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在冲动和情感不稳定性方面,可能其家族也有这样的模式。
3.暴食症
患有暴食症的人倾向于有较高的抑郁发病率以及与身体意象有关的自尊降低。他们还报告生活质量受损较为严重,特别是在职业生涯和性生活方面(Hudson et al.,2007;Wildes&Marcus,2009)。经常有肥胖带来的医疗难题,包括糖尿病以及其他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更高。冲动行为特质也可见于患有暴食症的人群,他们可能缺少深思熟虑,无法在行动之前考虑事情的后果(McElroy&Kotwal,2006)。
4.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
在这个障碍分类中,存在许多诊断的多样性。不典型的厌食症和贪食症,低于当前DSM-IV-TR诊断标准最低阈限的将被划分为EDNOS,如清除障碍、自我引吐、使用泻药或利尿剂和其他代偿行为,这些都会出现,但没有暴食行为。患有清除障碍的人害怕变胖,过度关注体型或体重(Keel&Striegel-Moore,2009)。
夜间进食障碍影响了近600万美国人,包括超过33%的病态肥胖者,也被列入未加标明的进食障碍。早上没有饥饿感,晚饭之后消耗超过一个人每日卡路里摄入总量一半以上的食物,干扰了睡觉或失眠。
其他精神障碍很有可能伴随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大部分患有这些障碍的人也有抑郁障碍为主的体验,许多已经符合焦虑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诊断标准(Johnson et al.,2002;Stice et al.,2004)。超过一半患有进食障碍的人伴有人格障碍(Rosenvinge et al.,2000)。患有进食障碍的人,尤其是那些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共病的人,其儿童期遭受性虐待的发生率高于平均值,女性当中发生率处于40%~70%之间,男性为10%(Costin,2007;Woodside,2004;Woodside et al.,2001)。患有贪食症的女性患有焦虑、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家族遗传的物质滥用的比率,一般也会高于普通人群(Grilo et al.,2002)。
评估
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都有生理损害,且有潜在的致死性。因此,治疗的第一步便是通过采集详细的病史和转介到内科医生那里进行检查,来评估来访者的进食行为和任何生理损害。Craighead(2002)建议,治疗师可以询问如下问题,作为对进食障碍者进行初始评估的组成部分。
·来访者此时接受治疗的动机处于什么水平?
·来访者愿意自我监控吗?
·对于仅仅暴食的来访者,他愿意在强调降低体重之前先减少暴食行为吗?来访者对非节食的干预感兴趣吗?
·来访者有没有其他有可能影响治疗选择或治疗时限的心理健康问题?
·暴食、清除或进食限制的功能是什么?
诸如进食和体重模式问卷修订版(QEWP-R)(Yanovski,1993)、进食障碍检查问卷第12版(EDEQ)(Fairburn&Cooper,1993),此类量表在对障碍的严重性进行准确评估方面非常有用。这些筛查具体进食障碍的自我陈述,为有问题的进食和节食行为与态度的频率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在确认可能患有进食障碍或问题的人时,是有效的工具(Craighead,2002;Grilo et al.,2002)。在确定症状的出现以及建立生活压力事件和症状之间的关系时,生活导图会有所帮助。建议其中包括的内容有来访者全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活事件、心境和自尊、人际关系和体重变化的回忆年表(包括一些代偿行为),既往史也应该囊括其中。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进食问题,有助于指出这种障碍的模式,并识别其一贯的、长久而起伏变化的过程。
在评估进食障碍时,其他有用的工具包括自我陈述进食行为、评估认知进程、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身体意象评估。由于进食和人格障碍共病的发生率高,应该对相关的人格特质和人格障碍进行仔细评估。
首选治疗师的特征
相对于对进食障碍进行的任何其他类型的干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的成功治疗有更大的影响(Maine,McGilley&Bunnell,2010)。患有进食障碍的人一般对否定或人际关系中的拒绝非常敏感,因此,他们在治疗中需要大量的支持和赞成,来帮助他们吐露一般羞于启齿的症状。如下的治疗师特征,对于与符合进食障碍标准的人创建积极的治疗联盟非常关键。
·持续共情
·行动中充满耐心,并拥有长远的视角
·为了控制而限制冲突(www.chuimin.cn)
·制定行为协议和合同
·挑战认知偏差
·在照顾与权威之间取得平衡
在McGilley和Szablewski(2010)所做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对治疗联盟的每个维度以及它对于进食障碍来访者的影响,所进行的全面而又杰出的讨论。Costin(2007)报告,在一开始她就会告诉来访者,斗争将会出现在来访者和进食障碍之间,而非存在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治疗师需要通过温和地鼓励来访者自控、独立和积极参与治疗,来处理这些来访者强烈的依赖需要。同时,治疗师也需要是结构化的,提供稳定性和持久性,设置界限来保护这些来访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住院。
治疗师在与进食障碍者工作的时候,应当提倡一种合作化的方式。如果人们相信能够达到一个目标,他们会更有改变的动力。研究已经显示,拥有积极的期待对于积极的治疗结果有预测作用(Arnkoff,Glass&Shapiro,2002)。因此,在治疗早期,治疗师应当尝试评估、讨论和培养来访者对于改善的期待,作为积极治疗联盟发展的一部分(Constantino,Arnow,Blasey&Agras,2005)。
治疗患有进食障碍的人,应当强调改变的准备程度和动机问题(Geller,Brown,Zaitsoff,Goodrich&Hastings,2003)。对于动机访谈和跨理论模型(Prochaska)的改变准备理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前面有关物质使用障碍治疗的部分。
由于患有进食障碍者很有可能同时患有至少一种其他精神障碍,因此治疗这些来访者的治疗师不仅需要对进食障碍有所了解,而且还要对可能出现的许多其他障碍有所知晓。对于计划有效的治疗,共病的评估必不可少。
干预策略
只有不到1/3患有进食障碍的人曾接受治疗。接受治疗的人当中,症状减轻的发生率为所有案例的40%~60%(Stice et al.,2004)。对进食障碍的有效干预应当聚焦于发展有效的治疗联盟、减少负面影响、改变进食行为、辨识激发行为的情境以及持续的改变动机(Maine,Davis&Shure,2008;McGilley&Szablewski,2010;Stice et al.,2004)。复发干预是任何障碍性进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纳入治疗当中。
1.多学科途径
与患有严重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的人一起工作时,多学科的途径效果最佳。治疗团队中包括内科医生、营养学家和精神卫生专家,这样能够监控障碍对病人健康的影响。暴露和反馈干预是治疗暴食与清除者的重要途径。在阻止或延后这些行为时,在多种环境中给他们同时呈现暴食前和清除的信号,可以强化治疗,当然这种途径还应当与其他治疗干预相结合。
2.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进食障碍已经被证实是有效的(Wilson,Grilo&Vitousek,2007)。在过去的10年中,CBT已经进行了改良,包括提高元认知的技术、降低对体重体型的过度评估。研究发现,治疗方式的个体化,强调保持障碍的变量,有助于治疗顽固型病人。例如,低自尊、完美主义、人际困难和情感调节异常的问题,伴随CBT治疗的进行,需要分别具体加以强调(Fairburn,Cooper,Shafran&Wilson,2008)。Grilo和Mitchell(2009)提出了一种CBT治疗进食障碍的模型,其中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进行进食障碍和治疗期待方面的心理教育,包括家庭作业、自我监控和逐渐正常化进食的途径。第二个阶段包括使用认知重构来识别、挑战和改变适应不良的思维。最后一个阶段包括复发预防和问题解决技巧,帮助来访者应对压力和将他们新发现的技巧应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3.辩证行为治疗
辩证行为治疗适用于暴食症,在治疗阻抗治疗的慢性进食障碍者和那些同时有边缘特征的人时证实是有效的,例如非自杀性的自我伤害行为和解离阶段(Craighead,2002)。由于DBT的目标是减少负面情绪,提高情绪调节异常的技能,因此它可能特别有助于那些有高负面情感、冲动和用进食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的人。
在一项对照研究中,DBT应用于BED(DBT-BED),比没有进行治疗的对照组更有成效。后来的随机对照试验将DBT治疗BED与主动对照团体治疗(ACGT)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均有效,DBT-BED治疗后的节食率为64%,而ACGT的为36%。研究还发现,在暴食和节食得以减少的速度方面,DBT-BED比ACGT更快,DBT-BED的脱落率更低(Safer,Robinson&Jo,2010)。Craighead(2002)绘制了一个治疗BED和神经性贪食症的模型,以帮助来访者辨识适应不良的循环,例如情绪化进食、非饥饿进食、限制性进食、忽视饱足线索和有计划的暴食。这个模型被用来设计治疗计划以适应来访者的具体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经常出现的激活点为不进餐然后变得特别饿,那么治疗师就会建议如何安排更高频次地进食低卡路里零食。
4.指南化治疗
1985年,Fairburn开发出了一套结构化的指南,其中描述了一种用认知行为的方法来治疗进食障碍。这个指南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那时起,基于CBT的指南开始变成更受欢迎的治疗神经性贪食症的方式(Fairburn,2007)。它描述的方式包括19次个体治疗,历经大约20周。这种方法强调问题解决,既是当下取向的,也是未来取向的。治疗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治疗方法、进食障碍和营养方面的信息。启动自我监控,教授调整行为的技术,努力重获健康的进食模式。第二阶段强调认知干预,期间帮助人们辨识、调整他们对进食、体重和体型功能不良的思维。第三阶段强调保持体重和预防复发。由Fairburn开发的治疗计划属于用来治疗进食障碍的典型计划。计划结合了认知和行为干预,对情感有一定关注,以结构化的形式呈现,既可以用于个体,也可以用于团体。
过去十几年,适用于每种进食障碍的指南化治疗已经激增。指南覆盖了治疗选择的所有范围:住院治疗、自助治疗、基于家庭的治疗、个体治疗、青少年身体意象扭曲等。Krautter和Lock(2004)进行了病人对基于指南治疗方式的态度调查,报告指出病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效的、可接受的治疗形式,但是有1/4的反馈认为更为个体化和家庭式的治疗会更有帮助。
5.人际心理治疗
人际心理治疗在治疗进食障碍方面也显示出其有效性,但是不如认知行为疗法有效,特别是在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的治疗方面(Wilson,Grilo&Vitousek,2007)。IPT主要强调,帮助人们辨识和调整当前的人际问题(例如,丧失和沟通问题)。
6.团体治疗
尽管在治疗进食障碍方面,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证实团体治疗优于个体治疗,但团体治疗仍然为这些来访者提供了很多益处,包括共同的支持、降低羞耻感、权力斗争的扩散、多重反馈来源、角色模型和实践人际技能的机会。同时,团体治疗师必须确保团体成员有足够的同理来成功参与到团体中,保证团体不鼓励竞争性的减体重。
7.跨诊断取向的方法
使用维度模型来看生命历程中的进食障碍,为治疗干预提供丰富的信息和新的可能性。像进食障碍这样的行为,如暴食、引吐、滥用泻药和利尿剂、禁食、低体重或低BMI(体重指数),都是可能在障碍性进食者身上发现的潜在行为,不论他们具体的进食障碍诊断是什么(Fairburn et al.,2008;Fairburn et al.,2009)。增强版认知行为疗法(CBT-E)由Fairburn等人(2008)开发,削弱了传统CBT的成分,更多关注行为而非思维记录和日志。同时,CBT-E集中于社会对瘦的典范、饮食限制和控制的过度崇尚,并认识到激发进食行为改变的情绪和环境变化。通过提供集中和广泛两种形式的治疗干预,能够使其特别适用于进食障碍,或者是其他问题,诸如自尊、情绪管理、完美主义或其他一个人挣扎其中的问题。尽管研究仍在继续,一项CBT-E治疗贪食症和未加标明进食障碍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集中和广泛干预两种都有效,集中式最有可能被使用,广泛的视角适用于伴随进食障碍的同时,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处理的人(Fairburn et al.,2009)。
8.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在治疗进食障碍方面,也许是有效的附加治疗,特别是对于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动力常常会导致障碍的发生(Wilson&Fairburn,2007)。进食障碍者的家庭成员常常在应对他们自己的情绪困扰,家庭治疗除了改善整体的家庭功能外,还可以帮助他们。进食障碍者还经常有从原生家庭中分离和个体化的问题,这些也会在家庭治疗中得到处理。
9.住院治疗
进食障碍者有时候需要住院治疗。住院治疗的基本目标是对严重体重低下者实施再喂养,并增加体重。对于诊断为暴食症或贪食症的患者,也有必要通过住院对过度暴食和清除行为进行控制(Costin,2007)。当有自杀企图、意念或威胁的案例发生,或是严重的焦虑或抑郁症状干扰了这个人正常的生活功能时,住院对于确保当事人的安全可能也很必要。如果当事人看起来并非处于即刻的危险当中,那么门诊治疗便足够了,只要采取方法重新获得正常体重,并停止其他自我伤害的行为就可以了。
10.互联网交流的方法
使用互联网来交流的进食障碍治疗干预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没有证实其效果的研究。Yager(2001)曾使用案例来说明电子邮件可以如何有效充当厌食症面对面治疗的补充方式。通过电子邮件与治疗师进行沟通的个案,一周进行几次,增加了治疗依从性,案例中报告了对治疗较高的满意度。Luce、Winzelberg、Zabinski和Osborne(2003)发现,互联网交流的方法可以被用于教育、预防、干预和维持治疗性的改变。互联网团体经常可以实现与面对面支持团体同样的目的,提供自我暴露的场所、信息,并提供直接的情感支持。互联网团体在减少社交疏离程度方面,其有效性已经被发现。然而,互联网必须谨慎使用,一些网站倡导障碍性进食,会使症状恶化。
11.药物
当前,没有专门针对进食障碍治疗的药物得到批准,各种药物对于症状的效果仍然需要研究。例如,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再普乐),已经被用于减少激越和焦虑的症状,以及增加厌食症者的体重。有限的研究显示,抗抑郁药能够治疗潜在的5-羟色胺调节异常、强迫症和抑郁症状(Rivas-Vazquez et al.,2003)。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氟西汀(百忧解)可以减少复发的频率(Kaye et al.,2005)。
抗抑郁药、抗惊厥药托吡酯(妥泰)和阿片类对抗剂,如盐酸纳曲酮(纳曲酮),发现可以减少与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有关的暴食行为,但是药物戒断后复发的可能性很高(Grilo et al.,2002;Rivas-Vazquez et al.,2003)。几项对贪食症治疗的研究和元分析显示,药物和心理治疗结合,比仅用任何一种方式,能产生“更稳健的效果”(Rivas-Vazquez et al.,2003)。由于停药后的高复发率,推荐认知行为疗法来帮助实现有效的行为转变(Mitchell,Agras&Wonderlich,2007)。
可以考虑将药物治疗,作为对进食障碍进行更为全面治疗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药物治疗应当谨慎使用,不应当习以为常地推荐给进食障碍者,除非有更为确切的研究支持。
对来访者面临的进食障碍和其他问题保持双重关注,似乎是促进治疗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治疗进食障碍时,持续时间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变量。通常持续4~6个月的长期治疗更有成效。有严重进食障碍的人可能需要至少一年的治疗时间。
预后
进食障碍的改善一般体现在暴食清除行为的减少和停止所有障碍性的进食模式上。遵循推荐指南的治疗,在进食模式方面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一般暴食和清除行为的下降率至少达到75%。预后几乎不能完全消除某种进食障碍。每种障碍的预后统计如下。
神经性厌食症有各种各样的过程,早期达到症状消除的患者最有可能完全从症状中恢复(Grilo&Mitchell,2009;Keel&Striegel-Moore,2009)。一般而言,44%的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通过治疗可以完全恢复,28%有明显改善,24%没有改善或有明显的损害,10%过早死于饥饿或自杀。大部分神经性厌食症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发展为贪食症,体重随之增加。
Fairburn及其同事(2000)报告,五年的跟踪发现,暴食症比贪食症的恢复率更高;贪食症群体中51%的患者进而发展为临床进食障碍,而这个数字在暴食症群体中仅为18%。
根据Wilson和Fairburn(2007)的研究,早期对治疗的反应是进食障碍积极预后的最佳预测。良好的预后还与如下因素有关。
·发病前功能良好
·积极的家庭环境
·来访者对饥饿的承认
·更高的成熟度(包括性心理的成熟)和自尊
·受教育程度高
·出现的年龄小
·体重减轻较少
·患病时间较短
·对障碍较少否认
·过度活泼
·没有共存的精神障碍
正如大部分其他冲动控制障碍一样,进食障碍的复发较为常见,一般被压力生活事件所激活。进而,即便人们不再完全符合进食障碍的诊断标准,许多人还会继续体验到烦躁不安的情绪,并进行不健康的进食。应当进行延伸治疗,通过跟进或支持性团体来阻止和处理挫折。跟进治疗还应当有助于减少家庭、社会和工作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在进食障碍被消除之后常常还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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