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有关的障碍的评估和治疗

在寻求精神卫生和医疗帮助的人当中，25%存在患上酒精使用障碍的倾向（McCrady，2006）。酒精有关障碍的评估、诊断和治疗，对于成功治疗任何共病障碍来说都很关键。

障碍的描述

在美国，酒精有关的障碍代表了一个巨大且花费昂贵的健康问题：154万人患有单一的酒精使用障碍，另外还有33万人同时患有药物和酒精有关障碍。每年有接近两万人直接因使用酒精而死亡，其中包括25%的自杀者和50%的他杀者，以及很大比例因机动车和其他类型的事故而死亡的人。一份积极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5年中，大部分年轻群体的酒精使用已经有所下降或者保持稳定。

酒精是青少年期使用最为广泛的物质（Evans et al.，2005）。在高校中，有85%的学生报告到大二时都已经有过使用酒精的经历，那些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在成年之后发展成酒精依赖的风险增大。在滥用酒精的青少年中，30%~50%有ADHD或品行障碍的共病诊断（Flory，Milich，Lynam，Leukefeld&Clayton，2003）。研究者指出，潜藏在这些障碍之后的共同特质可能包括：缺少冲动控制、共同的基因和类似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添加剂，它们协同作用会引发更为有害的结果以及成年后的功能损害。研究已经指出，第一次使用酒精的年纪越早，越有可能发生如下各种问题：更为严重的物质有关的滥用、社交问题、共病障碍、犯罪活动和发展成为精神病（Carroll&Ball，2007）。

20~35岁之间的人最有可能发生酒精滥用。45岁之后开始饮酒的人极少，那些45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有时会在中年自发戒掉。男性与女性通常会有不同的酒精使用模式。过度使用酒精的女性更有可能独自饮酒，感觉羞愧并企图掩饰她们的饮酒行为；同时使用酒精与其他药物，患有抑郁、焦虑和失眠。与男性相比，女性的酒精问题开始得较晚但发展得更快，与有压力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Sullivan，Fama，Rosenbloom&Pfefferbaum，2002）。

一些种族群体比其他种族有更高的酒精问题发生率。例如，来自西班牙、美国印地安和因纽特文化的人，在有酒精问题的人中占据的比例超出其人口比例。高加索青少年的酒精使用率明显高出非裔美国人或者亚裔美国青年。在一些情况下，酒精消耗量可能是生物因素导致的结果。例如，作为亚洲裔后代，可能会保护自己以免发展成为酒精使用障碍者。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的后代中，55%的人拥有ALDH2*2等位基因，在不论任何时候使用酒精，都会产生不愉快的生理症状，比如恶心、脸红和心跳加速。带有ALDH2*2等位基因的人酒精依赖的可能性下降了1/5；带有两个ALDH2*2等位基因的人下降了1/9。他们使用其他物质或者吸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Eng，Luczak&Wall，2007）。

典型的来访者特征

滥用酒精的人前来寻求治疗常常并不是因为酒精的问题，而是诸如人际、工作和法律方面的困难，还有认知损害和健康问题。许多人有同时存在人格障碍或者使他们更易滥用酒精的、潜在的人格特质。例如，滥用酒精的人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的下列因素上得分较高：强迫、抑郁和反社会（Chanberlain&Jew，2005）。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心理测验的想象、智力、外向、被动、不稳定性、焦虑和人际孤立上得分也会较高（Meyer，1983）。

患有酒精有关障碍的人经常有潜在的焦虑和抑郁。当他们使用其他物质时，有时会使用酒精来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以便在社交情境中感到舒服一些。酒精也被用来缓解焦躁或抑郁，但这么做会事与愿违，因为酒精是一种镇静剂，常常导致抑郁症状的恶化。类似地，患有双相障碍的人经常会使用酒精降低躁狂或精神病性阶段的严重性（Laudet，Magura，Vogel&Knight，2004）。

治疗中有高达50%的男性同时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25%~30%的女性在发展成酒精使用障碍之前患有抑郁障碍（McCrady，2006）。

在青少年群体中，酒精使用和虐待常常与同伴群体行为相关。大多数前来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不相信他们有问题。在治疗中，80%的青少年通过青少年司法公正系统接受过法庭的传唤，其余的在父母或校方迫使下接受治疗。青少年对治疗的概念十分模糊，因为他们总有很多理由来继续他们的行为，不像有酒精问题的成年人，他们还没有体验到许多身体和经济上的行为后果。要想使治疗对这群人有成效，必须提早特别关注缺乏治疗动机这一点（Godley，Smith，Meyers&Godley，2009）。

与成年人类似，治疗中70%的青少年同时存在其他障碍，最常见的有品行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群体中约有1/4的人考虑过或尝试过自杀。在开始治疗之前，许多青少年都必须首先被转介，接受精神病评估或者为潜藏的创伤提供治疗（Godley et al.，2009）。

女性和酒精。在美国，酒精使用问题影响到约46万女性（Sullivan et al.，2002）。这些女性一般有需要处理的特定问题，比如关系和养育子女的问题、伴侣虐待、创伤史和阻碍治疗的因素（如经济、交通和照顾孩子）。她们通常在亲密关系方面有困难，饮酒模式还与她们生命中重要他人的模式有关。女性出现饮酒问题的年龄比男性要晚，常常是压力生活事件的反应，如离婚或家庭成员的死亡。滥用酒精的女性与仅仅滥用酒精的男性相比有更低的自尊、更严重的人格问题，遭受肝病、抑郁、身体或情感虐待以及酒精使用带来的认识缺损风险增加（Hommer，Momeman，Kaiser&Rawlings，2001）。在这些女性的生活中，创伤的发生率很高，其中包括强暴、乱伦和虐待，她们比男性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更高。不幸的是，她们寻求治疗的可能性却较小。一些证据显示，女性更善于掩饰她们的障碍，因此会避免或者延误获得帮助（Sullivan et al.，2002）。家庭责任、缺少主动权以及被羞辱伴随着滥用酒精的女性，成为她们寻求治疗的障碍。

女性代谢酒精的方式与男性不同，对酒精的毒性更加敏感（Lieber，2000）。研究显示，尽管女性比男性消耗的酒精较少，时间更短，但是女性滥用酒精的死亡率比男性高出一半至一倍。男性和女性之间明显的生理、社会和行为差异说明，治疗师应该照顾到女性的特殊需要，应该预期到其恢复更慢、认知损害更大、共病障碍的出现率更高（Sullivan et al.，2002）。因为女性在关注女性问题的治疗计划中表现良好，所以无论何时，一有可能，她们就会被介绍参与女性的支持性团体，如酒精成瘾者匿名团体和女性恢复团体。

评估

滥用酒精的人通常不止表现出酒精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给予多维评估，以决定酒精问题是否是核心困难，即通常在其他问题得到改善之前必须被关注的问题。在治疗酒精滥用障碍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评估问题的程度和严重性、当事人的改变动机和维持当前使用模式的社会和其他因素。

选择的测量方式应该是简明的、便于管理的，应该精确反映有没有酒精滥用的情况（Turcker et al.，2002）。四种口头自陈式检测表符合这些要求，可以被用作检查酒精问题，它们分别是酒精问题快速筛查问卷（RAPS4）（Cherpitel，2000）、密歇根嗜酒检测表（MAST）（Selzer，1971）、CAGE酒精滥用检测表（Buchsbaum，Buchanan，Centor，Schnoll&Lawton，1991；Mayfield，Mcleod&Hall，1974）和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AUDIT）（Saunders，Aasland，Babor，Delafuente&Grant，1993）。AUDIT的网络版本被发现拥有良好的整体信度，但是在酒精依赖分量表上的信度较低（E.T.Miller et al.，2002）。

动机也应当被评估，因为它是行为改变的一项重要因素。普若卡斯卡（Prochaska）及其同事（2010）开发出了一个五阶段模型（在第1章中有详细描述），其中每个阶段代表一种不同的动机准备程度，这五个阶段分别为：不考虑改变阶段、犹豫不决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将准备改变的阶段考虑在内，可以协助治疗师将治疗计划与来访者的动机水平进行匹配，决定是否将动机强化作为治疗进程中必要的步骤。将动机强化方法纳入治疗进程已经带来了更为积极的结构（McCrady，2006）。对于青少年和那些并非自愿寻求治疗的人，在他们可以主动参与治疗，将治疗作为激发自我兴趣的一部分之前，可能需要在价值观澄清、目标设定和选择理论方面给予额外的推进（Glasser，1990；Sampson，Stephens&Velasquez，2009）。

其他饮酒前自陈式测量（AWARE）（Miller&Harris，2000）和饮酒愿望问卷（DAQ）（Love，James&Willner，1998）也有助于预测一个人考虑是否使用酒精时，他的意图、愿望和从其体验到的负面影响中解脱出来的倾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Donvan（2007）的研究中看到，对酒精问题的筛查和诊断工具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首选治疗师的特征

正如所有物质使用障碍的治疗一样，治疗师与滥用酒精的人一起工作时应该采用一种基于优势的方式，积极地关注病人整体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而不是关注疾病或者成瘾症状（Donovan，2007）。治疗师的行为和治疗师与来访者关系的发展，可以带来较好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成效。具有共情的态度，可以发展出合作的方式来设定目标和治疗，更具灵活性的治疗师比为来访者设定目标并要求其服从治疗的治疗师，更有可能为来访者带来积极的治疗结果（Epstein&McCrady，2009）。治疗师应该提高乐观主义、承诺和责任感。真诚而又有同理心的治疗师看起来最适宜与这类人工作。面质和治疗师的自我暴露应该谨慎使用，但有时也可以方便促进并减少治疗的阻抗。然而，治疗师应该小心，不要将自己的经验强加在来访者身上。

知道何时去确认来访者的经验，何时不去确认，也是重要的技能（Koerner&Linehan，2008）。确认在改变行为或者处于戒断状态时来访者体验到的困难，是一种积极的、共情的、充满支持性的干预，它可以提升来访者的自尊，并改进治疗联盟。但是知道何时不去确认来访者的体验更具有挑战性。Koerner和Linehan指出，当来访者的意志力减退时，他们发展了被Ellis称作“无法忍受”的技能，治疗师必须用强化“是的，你可以”这样的干预方式来回应。通过利用来访者的复原力和过去的成功，加强与治疗目标一致的回应，治疗师可以帮助来访者调整他们的功能受损感，帮助面对自己讲过的目标带来的挑战。

在治疗中，治疗师应该对来访者会使用一些酒精有所准备，如果发生了，也不应该对治疗失去信心。同时，如果来访者喝醉酒后来治疗，治疗就不应该进行了。

干预策略

治疗成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治疗酒精使用障碍要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来激发人们改变的动机、处理酒精成瘾、减缓共病问题、修复家庭和社会的破裂状况、就复发对人们进行充分的教育。在有对照组实验中已一致证实有显著效果的治疗方法，提供了足够灵活性以便使治疗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法，看来更有可能得到最佳的效果（Donohue，Allen&LaPota，2009）。

DSM-IV-TR对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进行了区分。大多数以有害或者甚至危险的方式饮酒的人不符合酒精依赖的判断标准，因此必须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

滥用酒精，但是还没有达到依赖程度的人，通过信念、集中的干预而非基于戒断或者长期治疗，便可获得帮助。节制或控制饮酒，而非完全戒断，对有轻度或中度酒精问题的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首要目标（Donovan，2007；Epstein&McCrady，2009；Hester，Delaney&Campbell，2011）。

DiClemente（2003）指出，最好将实现戒断作为已经对酒精有所依赖的个体长期目标。由King和Tucker（2000）所做的一项研究，针对符合酒精依赖标准，但又不参与治疗，自发解决自己饮酒问题的人群，发现那些过度停止饮酒，而后适度饮酒的人，在发生变化时，平均尝试的次数达到5次；然而那些最终戒断的人，在适度饮酒上平均尝试的次数达到41次。很明显，适度饮酒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效。Sanchez-Craig及其同事（1995）报告，大部分人最终都选择适度饮酒，因为人们发现控制饮酒的观念比戒断更容易接受。

决定戒断还是保持自我规范，确定治疗目标是很重要的一步。最近在英国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筛选阶段的研究发现，对目标偏好最有预测力的因子为性别、饮酒模式、近期戒酒情况和饮酒的社会支持程度。尤其是，54%的参与者表现出偏好戒断，45.7%的人将不戒断作为他们偏好的治疗目标。那些更倾向于偏好戒断的人群包括：女性、失业者、有更严重的医学或心理学疾病问题的人、报告有严重饮酒问题的人、报告在饮酒方面有更少社会支持的人、对自己戒酒能力有更大自信的人以及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有更多担忧的人（Heather et al.，2010）。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对于治疗结果的差异进行了重点强调，来访者表达的意图和治疗目标（戒断VS非问题饮酒）对于治疗结果具有预测性（Adamson，Heather，Morton&Raistrick，2010）。换句话说，将戒断设定为治疗目标的研究参与者更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并在后续3个月的跟踪研究中保持下去，在后续12个月的跟踪研究中也几乎没有发生饮酒现象。将非问题饮酒设定为治疗目标的人实现戒断的可能性较小。作为次要考虑的方面，来访者的意图对于治疗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在治疗目标的设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到（Adamson et al.，2010）。笔者还建议，目标意图应该成为评估过程中的一部分，应该成为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合作关系的基础。

如果戒断成为目标，在确立目标以及感觉需要药物或酒精时，在具体化人们可以采取的步骤方面，协议会比较有用。动机、愿意改变的程度、自我效能感（人们在控制自身物质使用能力方面的信念）和对冲动和欲望的控制是关键因素，应该在治疗计划中有所强调（Marlatt&Witkiewitz，2007；Tucker et al.，2002）。

为患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人们进行治疗，一般遵循八个阶段：

（1）确认问题

（2）获取详细的病史

（3）决定治疗场所

（4）帮助人们激发改变的动机

（5）设置目标

（6）对发展应对机制提供教育和干预

（7）提供并行的家庭治疗和自助团体治疗(www.chuimin.cn)

（8）通过后续跟踪和复发干预保持改变的效果

酒精依赖的干预已经从密集的家庭护理和康复计划转变为简洁、多方面干预或者在更长一段时期内延伸的低密度治疗（Finney，Wibourne&Moos，2007）。由于缺乏支持家庭治疗计划有效性的证据，因此这么做可能实际上对无效的担忧会越来越多（Norcross，Koocher&Garofalo，2006），还有在看护管理方面的耗费也令人担忧。然而，较为密集的计划有时候反而适用于长久滥用酒精的患者，特别是有过治疗失败的历史。如果酒精使用量很高的话，戒断反应会很危险，住院可能是治疗中需要首先采取的步骤。即便没有显示需要住院，由于酒精损伤性的影响，医学检查也几乎总是需要的。

1.联合行为干预

治疗酒精使用障碍的方式有成百上千种。Hester和Miller（2003）回顾了47种不同的治疗模式，发现成功率最高的有动机增强、认知疗法和社交技能训练。效果最不明显的治疗包括教育片等影像方式、面质咨询、放松技术或者一线治疗中的12步计划（Springer，2009）。

研究显示，不同的方式联合，结合各种设置和治疗模式的联合治疗在治疗酒精依赖时比较有效。这样的干预性价比高，因为它们既减少了物质有关的问题，也减少了与此相关的开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联合研究项目发现，动机增强治疗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加上主动参与自助团体，与使用盐酸纳曲酮的药物治疗并行，治疗酒精依赖几乎可以使积极效果的发生率提升一倍（Anton et al.，2006）。这种干预方式的联合使用更有效地满足了个体的具体需要，在酒精相关障碍的治疗中有助于降低无效率和复发率（Donovan&Marlatt，2008）。

还有大量的治疗计划和联合方式是有效的。读者可以去参阅Springer和Rubin（2009）、McCrady（2006）的研究和其他更新的文献，来对酒精使用障碍治疗进行全面的了解。接下来会对构建有效的酒精治疗计划时，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的不同部分进行介绍。

2.认知行为疗法

研究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酒精和其他物质使用障碍方面，可以成为治疗的有效组成部分。近期有研究者对认知行为疗法成年人酒精和其他物质使用障碍的53项对照试验进行了元分析，发现CBT是有效的，包括各种类型的CBT，针对各种物质使用障碍，涉及各种各样的研究参与者。针对女性、大麻使用者和将CBT与不进行治疗进行对比时，CBT的治疗效果最为显著。

3.节制训练

Rotgers（2008）总结出了一套认知行为的节制训练方法，已经得到了实证支持。行为自我控制训练（BSCT）有四种治疗方法指导手册和一个计算机版本。那些在首次尝试中失败的人，之后更有可能考虑戒断。节制的方法允许以渐进的步骤，趋向自我关怀，人们通过选择对自己有用的方法，可以体验到能力的增加。由于研究是有关来访者偏好和节制结果的预测，安全的酒精使用指南也是需要的（Dauson et al.，2005；Heather，Adamson，Raistrick&Slegg，2010；Saladin&Santa Ana，2004；Sanchez-Craig，Wilkinson&Davila，1995）。节制训练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它为仅仅以戒除为目标的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基于实证的选择。

4.行为团体治疗

行为疗法通常以团体的形式进行，这样，参与者就可以适度地强化和面质彼此，扮演榜样角色，提供支持和信息来源。行为团体治疗可能包括放松训练、自信训练、角色扮演、压力管理、发展其他满足方式和提升应对技能。认知疗法包括认知重构，几乎总会成为综合治疗计划的一部分。

5.动机访谈

物质使用干预开始时，进行简短的动机访谈，会比没有进行动机访谈的对照组的戒断率提高一倍（Burke，Arkowitz&Menchola，2003）。动机访谈在降低法庭要求治疗的来访者的愤怒和敌意方面特别有帮助，在减少对治疗师的阻抗方面，比应对和社交技能训练更为有效。在家庭虐待和酒精使用同时发生的案例中，动机访谈能够降低愤怒水平，提高行为转变的意愿（Murphy&Maiuro，2009）。

6.社交技能训练

许多滥用酒精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也可以从问题解决和社交技能训练中获益。与同龄人相比，物质滥用的青少年在处理问题方面，缺少成熟的问题解决机制，他们中的大多数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青少年物质滥用者倾向于采用冲动的、轻率的和回避的问题解决方式（Jaffe&D’Zurilla，2003）。社交技能训练通过帮助人们认识和定义想法和感受，发起社交互动和用适宜的方式回应批评，来集中提高沟通技能和自信。训练常常安排在一个团体场所当中，用以促进互动、角色扮演和接受其他组员的反馈（Wagner&Austin，2009）。

青少年问题解决指导（GAPS）是一种为酒精和其他药物有关问题的个体提供的，简明的、五个阶段的、有指导手册的治疗计划（Wagner&Austin，2009）。GAPS将动机访谈、心理教育、认知行为疗法和自信或沟通技能训练组合成一种有效的计划，以帮助青少年认识和避免触发因素，应对压力，引导应对社交情境和学会为未来设定目标。GAPS只是针对酒精和其他药物有关问题进行问题解决干预，得到实证支持的一个例子（Bender，Springer&Kim，2006）。

7.药物

至今，仅有三种药物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作为酒精使用障碍的治疗药物，它们分别是盐酸纳曲酮、双硫醒和阿坎酸（Sewell&Petrakis，2011）。1995年，盐酸纳曲酮（ReVia）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可以作为一种针对酒精使用障碍的安全、有效的治疗辅助药物。研究显示，盐酸纳曲酮可以减缓酒精欲望和寻找酒精的行为，帮助服用它的人克制饮酒。盐酸纳曲酮与短期心理治疗和参与自助团体联合进行，已经被发现减少了障碍复发的次数和严重性（Donovan et al.，2008）。纳曲酮是注射形式的盐酸纳曲酮，每月注射一次，于2006年得到了FDA的批准。至今，使用得仍然较少，但是结果显示是有希望的，未来期待有更多相关的效果研究，以便让其成为一种选择，纳入酒精使用障碍的治疗中（Abraham&Roman，2010）。

有些时候，双硫醒（Antabuse）已经成为酒精使用障碍治疗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有酒精问题的人和过去保持节制饮酒努力失败的人。双硫醒是一种酒精拮抗剂。如果定期服用，饮酒时它会起到催吐的作用。尽管它的使用史已经超过40年，但对于其有效性的证明还很有限。在一项研究中，46%的参与者都中途退出了治疗。

与药物相关的不遵医嘱、较少的复发预防和严重反应的风险，说明应该谨慎使用安塔布司，特别是如下人群：抑郁患者、心脏病患者、高度紧张的人或其他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Williams，2005）。

阿坎酸（Campral）是第三种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治疗酒精依赖的药物。它于2005年在美国开始使用，但是还没有获得欧洲那样的认可。一项研究显示，阿坎酸在缓解戒断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不适症状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比安慰剂更好的效果（Kranzler，2006）。对于已经戒酒的人，阿坎酸可以作为综合复发预防计划的组成部分。

尽管像苯二氮卓类、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等各类药物，已经在与酒精使用相关的特定症状（如焦虑、抑郁、心境起伏、精神病和成瘾）上显示出缓释作用，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种药物的药效足以使人从酒精滥用中复原。

8.复发预防

复发预防是任何行为转变成功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助来访者认识和克服酒精成瘾的工具，应该被纳入治疗计划。欲望冲浪是一种基于认知，融入了正念和接纳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发之前，认识、应对和重置对酒精的欲望（Lloyd，2008）。

Marlatt和Gordon（1985）与Witkiewitz和Marlatt（2004）开发出一套综合的认知行为复发干预模型，通过识别高风险情境、改进应对技能、发展自我效能感、维持动机、减少负面因素和创建生活平衡，帮助人们降低复发的风险。提高复发预防计划的成功率，也可以由治疗师操作其他工具来实现，比如使用手机或电脑技术来满足来访者的恢复需求，或是协助他们以正念冥想作为应对技能（Brewer，Bowen，Smith，Marlatt&Potenza，2010）。

对一些人而言，特别是那些既被诊断为酒精使用障碍，又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控制饮酒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参加双重诊断患者戒瘾或戒酒匿名团体聚会，或是参加减少伤害支持性团体或许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9.环境和调养

对于将要成功实现目标的人，环境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大多数物质使用障碍那样，酒精滥用或依赖的治疗应该不仅限于物质使用，而且应关注因酒精滥用带来伤害或产生阻碍的环境。滥用酒精的女性一般需要如下方面的帮助：亲子技能、过去的身体和性虐待方面、社会支持系统、职业生涯咨询和低自尊感。治疗应当鼓励她们发展这些技能，以帮助她们构建有回报的、不饮酒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戒断早期的几个月中，一般会经历一个特别困难的阶段，期间他们挣扎着让自己适应节制。过渡性住所、日间治疗计划和其他后续或调养计划，能够协助他们从严重的酒精使用状况转换到自给自足和戒断的状态。

10.家庭治疗

有酒精滥用障碍的家庭一般会有不止一个人特别需要治疗。孩子可能正在遭受父母不一致和消极行为的影响，可能表现出情绪和行为障碍、较早使用酒精的情况，以及低自尊和迷茫的目标抱负。滥用酒精者的配偶或伴侣由于他们自己的依赖需要，有时会默许或间接地鼓励酒精使用。因此，治疗也应该强调家庭成员的需要，既治疗他们即时的问题，也帮助他们避免继续促发酒精使用障碍的模式。将家庭成员纳入治疗，还能提高可用的来访者饮酒信息的准确性。

11.12步计划

为了使治疗效果实现最大化，朋辈支持性团体应该成为多方面治疗计划的组成部分。参与配合常规治疗的12步计划与较大的治疗成功率相关（Anton et al.，2006；Spiegel&Fewell。2004）。酒精成瘾匿名者团体（AA）是使用最为广泛的12步计划。它的基本宗旨是酒精成瘾是一种渐进式的疾病，一旦一个人变成了一位“酒精成瘾者”，没有帮助他就会一直酒精成瘾，无法停止饮酒。目前，酒精成瘾匿名者团体在美国超过50000个。每个酒精成瘾匿名者团体都有它们自己的侧重和特点。人们参加让自己感觉最为舒适的团体很重要。

12.其他治疗计划

一些人因为12步计划强大的灵性成分而感觉不舒服，在治疗之前强调这一点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参加这样的计划或者决定参加其他的自助计划。理性恢复团体是基于艾利斯的合理情绪行疗法而开发的自助团体（Ellis&Tafrate，1997）。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团体，诸如快速恢复团体、生命环、非宗教清醒者组织（SOS）、适度管理、适度饮酒（ModerateDrinking.com）和恢复团体，这些酒精成瘾匿名者团体不强调宗教和灵性元素以及不坚持以戒酒为目标。

预后

治疗酒精使用障碍的长期效果基本上与个人的动机、戒断或控制目标、应对技能、社会支持和压力水平相关（Adamson et al.，2009；Oltmanns&Emery，2007）。这些因素显得比所提供的治疗形式（住院或门诊、个体或团体、自助或专业）还重要。其他与积极结果相关的因素包括增加治疗时长、发现酒精的替代物（如愉悦的活动、工作、新的关系或是参加灵性或自助团体）以及增加参加自助团体的频率。

即便如此，治疗师也应当注意，成功治疗冲动控制障碍是一个过程。治疗之后复发的可能性很大。在接受酒精使用治疗的人群当中，70%~90%的复发发生在治疗后的第一年，因此，复发预防是治疗中的关键部分。治疗师不应传递这样的信息：治疗失败是必然的。然而，治疗师和来访者又必须认识到，许多人在首次治疗之后无法保持长期的戒断，可能除了长期跟踪之外，还需要额外的治疗，特别是在第一年期间，对于患双重疾病的人尤其如此。因此，酒精使用障碍有所改善的预后良好，但是完全戒断的状况并不多，尽管约有20%的人确实实现了长期的节制，一些人甚至无须治疗（Schuckit，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