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恐惧症治疗方法，选择有效心理疗法

2023-12-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广场恐惧症，尤其是伴随惊恐发作的广场恐惧症，是恐惧症中寻求治疗最普遍的一种。广场恐惧症患者会远离感觉到危险的地方，寻求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场合。广场恐惧症高发于20多岁或30多岁，晚于其他形式的恐惧症。有时，广场恐惧症患者对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感到依赖和被支配。婚姻问题可能触发或加剧广场恐惧症，广场恐惧症能够起到巩固婚姻关系的作用。

广场恐惧症，尤其是伴随惊恐发作的广场恐惧症，是恐惧症中寻求治疗最普遍的一种。DSM-IV-TR中描述，95%的广场恐惧症伴随惊恐发作（此前已经进行过描述）。DSM-IV-TR将广场恐惧症定义为：“对一些场合或情境感到焦虑，在这些情境或场合之中难以逃离（或困窘），或在事件之中难以得到帮助，或预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惊恐发作，或出现类似惊恐症状。”这种疾病名称的意思是“广场恐惧”。

障碍的描述

广场恐惧症患者一般曾经历过失去控制的恐惧感和一定程度的惊恐发作症状（也就是发展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症状，例如，膀胱失去控制、胸痛或晕厥）。恐惧导致个体控制出行，可能拒绝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进入某些特定场合。那些离开具有一定困难的场合尤其如此（例如，汽车、隧道、大桥、超市收银台以及拥挤的地方）。暴露于恐惧的场合中往往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和身体焦虑，包括以下这些症状，如头昏、头晕、四肢无力、气短、耳鸣。广场恐惧症患者会远离感觉到危险的地方，寻求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场合。症状可能导致生活方式受到从轻度至严重程度的限制。严重时，患者会定义一个“安全区域”（通常是他们的家），并且不会离开这个区域（White&Barlow，2002）。广场恐惧症高发于20多岁或30多岁，晚于其他形式的恐惧症。

典型的来访者特征

广场恐惧症患者焦虑、忧惧、低自尊、社会适应能力差、警惕、关注健康问题并偶发强迫。抑郁、预期焦虑和消极也通常是该类疾患患者的特点，这些症状不仅会加剧疾病，同时也反映了患者承受着受限制的生活。医疗问题经常会被提出，此类疾病患者通常会认为其生活受限是由此引发的。

广场恐惧症患者可能会避免咖啡因、运动、性生活或其他可能引发身体感受类似于惊恐发作的活动。White和Barlow将这种情况定义为“感受性回避”（2002）。广场恐惧症患者还可能会发展出物质使用问题，因为他们试图借此降低焦虑水平，男性比女性更加喜欢进行此类的自我治疗（Eifert&Forsyth，2005）。广场恐惧症具有很多共病障碍，尤其是回避型人格障碍、依恋型人格障碍和表演型人格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分离性焦虑，也经常是广场恐惧症的共病障碍，广场恐惧症具有家族史（Meyer&Deitsch，1996）。

有时，广场恐惧症患者对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感到依赖和被支配。这个人就是通常所谓的“安全人”，与这个人在一起广场恐惧症患者会感到舒适，然而这个人通常会加剧患者的疾病。例如，一个男性的“安全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但是她可能暗中强化了他的恐惧，从而维持他对她的需要。婚姻问题可能触发或加剧广场恐惧症，广场恐惧症能够起到巩固婚姻关系的作用。

评估

对于所有焦虑障碍而言，压力都是最为普遍的触发因素（White&Barlow，2002）。患有经前焦虑障碍的女性，症状会表现得比较严重（White&Barlow，2002），而且往往会因咖啡因摄入造成恶化。一些量表有助于症状评估，例如贝克焦虑量表（Beck&Steer，1990）、广场恐惧症流动问卷（the Mobility Inventory for Agoraphobia）（Chambless，Caputo，Gracely，Jasin&Williams，1985）和广场恐惧症认知问卷（Chambless，Caputo，Bright&Gallagher，1984）。自杀风险也是需要进行评估的，广场恐惧症患者功能和生活质量损伤较为显著，具有自杀意念上升的趋势（Baker et al.，2002）。

首选治疗师的特征

支持、同情、接纳和共情是治疗焦虑障碍最为基本的要求（Eifert&Forsyth，2005），对广场恐惧症患者更是如此。鼓励和强化也有利于帮助来访者克服困难。治疗师提供结构性的、情境性的治疗，以及治疗初始能够被来访者所依靠，这些对于治疗都是很重要的。对恐惧症患者来说，治疗师的榜样作用往往具有积极效应。

干预策略(www.chuimin.cn)

White和Barlow（2002）进行的研究表明，治疗中发现的广场恐惧症往往是惊恐障碍的一部分。如果惊恐障碍得到治疗，那么广场恐惧症也会有所改善，同时其他共病障碍、心境障碍和人格障碍也会得到改善。惊恐-控制疗法（PCT）对伴随广场恐惧的惊恐障碍的治疗效果，在很多研究和一项元分析中都得到了很好阐述（Goldstein，de Beurs，Chambless，&Wilson，2000）。White和Barlow（2002）报告了超过25项临床对照研究，研究结果支持PCT对伴随广场恐惧的惊恐障碍的治疗效果。一项包括43项对照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与单独的认知疗法或药物治疗相比，PCT具有最大的主效应（0.88）（Barlow et al.，2002）。接近75%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症状和功能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65%的人能够将治疗效果维持两年以上（Barlow et al.，2002）。

许多替代性疗法也很有前景，但是如果希望取得像PCT一样的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感觉强化疗法将CBT中的惊恐和回避自我-学习模式整合到治疗之中，治疗会连续进行8天（White&Barlow，2002）。接纳与承诺疗法，此前曾经介绍过，是另外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当然，对于这些疗法都需要进行更多的有效性研究。

如果恐惧障碍不伴随惊恐发作，那么行为疗法结合认知疗法是最常见的选择（White&Barlow，2002）。暴露于恐惧情境之下，在咨询会谈或家庭作业中，都是治疗广场恐惧症的关键，基于这一点已经发展出很多扩展的治疗方式。为了减轻焦虑，来访者需要暴露足够的时间和次数，这一过程被称为“习惯化”（habituation）。习惯化过程可能导致来访者不配合治疗或仓促结束治疗，鉴于这种可能性，治疗需要谨慎的节奏和支持性的态度。

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2次等级治疗、自我-节奏暴露后，87%的来访者情况得以改善，其中96%的来访者能够将疗效保持两年以上，77%能够保持5年。复发的重要标志是“残留的广场恐惧症”，这提醒我们需要保证继续治疗，直至所有症状都消失为止（White&Barlow，2002）。

其他能够减轻焦虑症状的行为疗法包括放松和自信训练。认知疗法——使用思绪停止、消极观念重构和应对能力的积极自我-状态培养，也能够缓解症状，尤其是使用认知疗法结合暴露疗法的时候（Goldstein et al.，2000；White&Barlow，2002）。症状和暴露活动的日志对治疗具有辅助作用，能够用于评估和巩固治疗。技能训练也是CBT治疗的有效辅助手段。

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都能促进广场恐惧症的治疗。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广场恐惧症患者的家庭动力系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疾病会对整个家庭系统造成影响。White和Barlow（2002）报告了一项无对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将伴侣培训为广场恐惧症辅助治疗者，90%的患者情况得以改善。其他研究表明，这种方法的影响在后续4~9年中，持续上升。伴侣参与，无论是以家庭治疗的辅助治疗者，还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都能够促进沟通，让伴侣或其他重要人士明白成为患者的“安全人”实质上缓解了患者的症状，能够促进行为的修正，并在治疗结束后使治疗效果得以保持。支持并参与妻子康复过程的丈夫都报告夫妻关系更好了。团体治疗能够减少对“安全人”的依赖，团体可以为个体提供榜样示范作用和支持，也能让个体具有参与团体治疗、在治疗中和治疗后做行为练习的动力（White&Barlow，2002）。

尽管相关研究很少，但是广场恐惧症的自我指导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研究已经对治疗师在治疗中使用计算机辅助指导治疗和文本指导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结果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然而，有时有些广场恐惧症患者使用文本指导是没有效果的（White&Barlow，2002）。对于传统疗法的替代疗法，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在广场恐惧症治疗中，药物治疗经常结合心理治疗使用，尤其是用于减轻焦虑的药物。研究表明，虽然这样的结合治疗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停药后复发率很高。就长程治疗来看，单独的药物治疗与单独的CBT相比没有优势（White&Barlow，2002）。一些药物，如抗焦虑药物和苯二氮类药物可能会降低CBT的治疗效果，因为这些药物会暴露疗法中必需的焦虑情绪。此外，停药有可能造成复发。药物确实对广场恐惧症具有治疗的作用，尤其是伴随惊恐障碍时，但是单独的药物治疗显然逊色于暴露疗法，即使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疗法，药物治疗也要谨慎使用，也许只能用于严重或心理治疗无效的个案。

预后

虽然很多广场恐惧症患者仍然具有潜在的恐惧，但是治疗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有效治疗对共病焦虑和抑郁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有效治疗对酒精滥用也有效果（White&Barlow，2002）。复发的情况比较少，而且复发要比初发更好治疗。

广场恐惧症治疗方法，选择有效心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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