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学习障碍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儿童自身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学校、家庭、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据此,他为儿童提供不含人工合成色素和调味料的饮食疗法来治疗儿童的学习障碍。另外,家庭的不和睦、家长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婴幼儿长期患病等因素都会造成儿童的学习障碍。另外,儿童出现学习障碍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2023-07-02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生物学障碍。这种障碍无法预防,到目前为止也无法治愈。为了达到有效的治疗结果,早期诊断以及干预措施应该致力于症状管理以及对共病的诊断上,并且治疗要持续到症状消失为止。
DSM-IV-TR将ADHD划分为三种亚类型。
(1)多动-冲动为主型
(2)注意力障碍为主型
(3)混合型
将来会进一步细化这三种亚类型,或者以程度来划分,比如轻度、中度以及重度。这两个方面有助于ADHD的诊断和治疗。
病症的概述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估计,美国大概有540万儿童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Visser,2010)。50%的ADHD儿童都会寻求心理治疗,他们中多数人都伴随学习障碍、社交问题、低自尊以及抑郁障碍。37%的患者在他们一生中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问题(Anastopoulos&Farley,2003)。他们当中有5%~10%的人会逐渐患上较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同时10%~25%的人会逐步产生与物质相关的问题(Barkley,2006)。
大约有4%~8%的在校学生患有ADHD,这也使ADHD成为儿童期最普遍的神经生物学障碍(AACAP,2007a;Polanczyk&Rohde,2007)。其中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患此类障碍,男女患病比率为2.5∶1(Polanczyk,de Lima,Horta,Biederman&Rohde,2007),到成人期这个比率降为1.6∶1(Kessler,Adler,et al.,2005)。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现了ADHD,并对其进行过相关研究,比如日本、中国、土耳其、南美洲以及中东(Mash&Wolfe,2010)。通过对102项研究的回顾,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5.3%的儿童患有ADHD(Polanczyk et al.,2007)。对于南美洲以及非洲而言,这个比例偏高,而对于中东而言,这个比例则偏低(Nigg&Nikolas,2008)。有趣的是,西班牙裔的美国儿童比非西班牙裔的黑人及白人儿童患上ADHD的概率要低(Pastor&Reuben,2008)。
目前的研究表明,ADHD是一种神经生物学障碍,对大脑的神经回路功能有着消极的影响。而大脑神经回路影响着人类的注意力、认知控制以及决策制定。大脑化学物质代谢的不规律性直接导致了ADHD的行为模式。ADHD患者大脑皮层运动前区以及上前额叶区(直接负责大脑的执行功能以及脉冲控制)的活跃程度比正常人要低(Smith,Barkley&Shapiro,2006)。对时间知觉与行为控制进行的一项相关研究表明,小脑与这两者密切相关(Nigg&Nikolas,2008)。ADHD与遗传因素有很重要的关系,常常在某个家庭中发现好几个患者。对孪生子的研究表明,70%~80%的差异都是由遗传导致的(Nigg&Nikolas,2008)。
根据定义,ADHD的发病在儿童7岁以前,至少在两种以上的环境中(比如家庭和学校)都出现ADHD症状,并影响儿童的社交、学业以及职业功能。这类障碍的患者至少出现6种以上注意力不集中并伴随多动-冲动的症状,并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无法密切关注细节、很难集中注意力或者进行选择性注意、跟进指令的能力差、无法完成工作、无法组织任务、经常误放物品、经常受外界刺激影响而分心以及非常健忘。多动-冲动的特征更易察觉,所以多动-冲动型ADHD常常在儿童早期就能发现。多动-冲动包括如下行为:坐立不安、四处跑动、很难从事安静的活动、常像被马达推动般四处活动、经常说话过多、抢着回答以及打断别人。总的来说,相对正常人而言,ADHD患者容易冲动,有更多寻求新奇刺激的行为,而且控制力较差(Smith et al.,2006)。
ADHD可能具有双向原因。换句话说,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亲子关系产生不良影响(Murray&Johnston,2006);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他们的脾气、发育成熟度、语言以及沟通技能与早期抚养者培养儿童自制行为的能力存在交互作用。以上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让儿童更容易患上ADHD,也有可能帮助儿童成功地发展行为控制能力。如果儿童在学前阶段呈现类似于ADHD的冲动及反抗症状,而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年,那么在儿童中期或青春期也可能会继续出现这样的问题(Mash&Wolfe,2010)。即使这样,那些看起来有患ADHD风险的学步儿童有的却没有患上,有的学步儿童成功度过了有可能出现症状(如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发展阶段,但是在入学后却出现了注意力不良现象(Nigg&Nikolas,2008)。对ADHD的诊断与预后仍是不确定的,除非有明确的研究才能确定。目前,对学前儿童ADHD的诊断仍是十分具有争议的。
典型的来访者特征
正如前文提到的,目前儿童中ADHD的患病率为3%~7%。对性别差异进行的研究表明,男孩患者比女孩患者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以及对抗行为,同时,男孩患者会表现出更多的ADHD注意力障碍主型的症状。对ADHD发展阶段以及不同阶段对性别影响的研究表明,在学业与社交功能(Gaub&Carlson,1997)、执行功能与认知控制(Hinshaw,Klein&Abikoff,2007)、神经心理学的家族模式上(Doyle,Biederman,Seidman,Rske-Nielsen&Faraone,2005),男孩与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女孩比男孩更少表现出瓦解性行为。依据目前的诊断标准,导致某些患有ADHD的女孩没有被诊断出来。以后将会对此进行研究,并且还会研究其他性别差异的影响,如性别在不同成熟水平上的激素差异、外源性症状与内源性症状的性别差异。
ADHD治疗的多元模型研究是目前针对某种具体障碍所开展的最大的一项研究。关于MTA的研究表明,50%的ADHD患者都伴随DSM-IV-IR中描述的其他障碍,以对立违抗性障碍最为常见,其次是焦虑障碍与品行障碍。心境障碍以及抽动性障碍也常常伴随ADHD,但是目前对这些障碍之间关系的本质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共病障碍常常被ADHD所掩盖,但是这些共病仍然会对患者产生持续性的消极影响。比如,30%~50%的ADHD患者会共病抑郁或焦虑,这些障碍会增加患者物质滥用、自杀意念甚至自杀死亡的风险(Mash&Wolfe,2010)。共病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在ADHD治疗之后,它们也会作为群集问题的一部分持续影响个体。
症状的行为表现存在差异性,主要取决于症状出现的年龄以及ADHD的类型。3岁之前,ADHD的主要症状是扰乱家庭生活以及无法适应幼儿园环境。这些症状具体包括运动过度、到处乱爬、攻击行为以及破坏性行为。小学期儿童ADHD的主要症状是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是在完成一些持续时间长且又单调重复的任务时,注意力问题会更严重(这类儿童一般能够在一些简短的教育单元或者一些快节奏且多感官参与的任务中集中注意力)。其他症状包括冲动控制不良、焦躁不安以及过度活跃。儿童也常常会因为冲动而表现出一些不顺从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冲动行为对儿童很多方面的功能都有影响,这些影响会导致儿童社交关系不良以及学习困难。Barkley(2006)指出25%~40%的ADHD儿童都伴有学习障碍,并且这类患者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产生睡眠问题,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导致ADHD患儿社交技能缺乏以及低自尊。伴随着儿童的这些行为会产生家庭冲突和学校不适,进而会导致儿童持续性的学习困难,有30%~50%的ADHD儿童患者至少会留级一年,甚至有25%~36%的患儿无法毕业。
目前的研究表明,儿童在6岁前患上ADHD,则很可能在青春期时出现抑郁和自杀想法(CDC,2007)。同时,ADHD的症状有时会持续儿童的一生。30%~50%的患者在整个青春期以及成年期都会伴有ADHD症状(Barkley,2006)。这些症状也会常常发生改变,但是青春期一般都会出现过度活跃的症状,而青少年期则容易出现焦躁不安、不善于组织学校活动、不能单独完成作业并且容易出现高危行为(Cantwell,1996)。
ADHD青少年患者的很多问题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从而影响他们的智力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背景,进而导致这些患者的低就业率。他们会频繁地换工作,难以建立并维持关系,并且经常由于交通违章行为以及机动车车祸被指控(Barkley,2006)。成年患者的症状包括焦躁不安、冲动、注意力不良、注意持续时间短等。尽管很多成人ADHD患者在儿童期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诊断,但是已证实对成人ADHD的治疗在应对那些认知和行为症状上是有效的。在心理治疗的同时,会依据患者症状出现的频率与严重性以及行为检查表的诊断结果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药物治疗。
Hallowell与Ratey(1994)列出了成年ADHD的20条诊断标准,如果满足下面15条以上的标准,则具有临床上的意义:目标实现感差、难以对任务进行组织性思考、慢性拖延、难以完成多个同时进行的任务、经常说出一些不适当的语言、经常寻求高刺激、耐不住寂寞、注意力分散、具有创造力、在完成具有规律性的问题时总是遇到麻烦、抗挫折能力差、冲动、容易焦虑、没有安全感、情绪起伏大、焦躁不安、容易发生行为成瘾、具有由低自尊产生的慢性问题、错误的自我观察以及家族式的ADHD或者双相障碍。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来自同一家庭的成员ADHD患病率要偏高。Smith及其同事(2006)指出,ADHD儿童患者的一级亲属中有10%~35%的人也会出现ADHD症状,并通过双生子研究来表明ADHD具有基因遗传性。同时,研究也表明,ADHD患者的一级亲属出现抑郁、酒精滥用、行为相关问题以及反社会障碍的概率高于普通人(Doyle et al.,2005)。ADHD儿童患者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也常常患有ADHD,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慢性的家庭环境,父母不能对ADHD儿童患者进行他们需要的清晰性指导。此外,严重的行为问题会破坏父母与儿童的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因此,稳定的家庭环境、早期评估与治疗和父母培训都有利于长效的治疗效果。
评估
ADHD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儿童期障碍之一。为了努力给患者提供有保障的治疗措施,几个专业组织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来作为治疗师的指导原则,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会(AACAP,2007a)、美国医学协会(Goldman,Genel,Bezman,&Slanetz,1998)以及美国儿科学会(2001)。在评估方面,他们在以下几点建议上达成了共识:
·不管是评估还是诊断,都应包括医学以及神经病学检查。
·要了解患者的发展史应该筛查ADHD家族史、探讨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照顾者的心理与身体状况。
·应综合考虑父母、教师报告(包括访谈、等级评估以及行为报告)以及儿童的标准等级测验。
·评估时都应遵循DSM-IV-TR的标准,也包括共病状况的评估。
上面所提及的评估还应包括对儿童行为的临床观察。
对ADHD的诊断过程应该包括对行为、心理、教育以及医学的综合性评估,从而排除并明确生理、化学或者环境方面的致病因素(Barkley,2006)。儿童的认知和成就评估与父母和教师在行为等级量表中的评分给多种设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连续执行测验(CPT)是一种电脑测试,在测试中如果电脑屏幕上某个特定字母在另一个字母后出现,便要求儿童按下按钮。这种测试能够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维持注意力以及控制冲动的能力。连续执行测验有多种类型,如注意力多项参数测验(TOVA),能够帮助治疗师区分ADHD的亚类型(混合型、注意力障碍为主型以及多动-冲动为主型)。
行为量表能够评估儿童的注意类型。康纳斯行为检查表修订版(Conners,1997)包括简版和详版两种形式,也包括教师用表和父母用表,可用于测量儿童与青少年ADHD。ADHD最常用的评估系统是阿肯巴赫儿童行为量表以及儿童行为评价系统第2版(BASC-2;Reynolds&Kamphaus,2002),其中阿肯巴赫儿童行为量表包括父母用表、教师用表以及自评量表三种(Achenbach,1991)。这两种量表都是采用李克特式四级量表的设计形式来评估儿童的系列行为。ADHD成人自评量表是一种包括六个项目的自评问卷,这个问卷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主要用于筛查成人ADHD(Kessler,Adler,et al.,2005)。康纳斯行为量表的一个版本也可以用于测量成人ADHD(Kessler,Adler,et al.,2005),但这个版本的康纳斯量表主要用于医生检测药物的效果。CBCL以及BASC-2可用于评估更广泛的共病症状,比如抑郁、焦虑、非典型想法、问题行为以及退缩行为。同时,BASC-2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测量量表填写效度的方法,从而有利于评估注意力障碍为主型的ADHD。
核磁共振成像(MRI)以及正电子成像技术(PET)尽管不能提供结论性的诊断,但可以被用于研究ADHD患者的神经系统活动。初步的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出现明显大脑异常,那么可以依据大脑功能的直接评估来诊断ADHD。但是,当时这种评估过程仅仅是为了研究,并未运用到实践中。
ADHD诊断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对儿童的诊断主要依据教师或者父母报告,如果这些成人与儿童关系不好,则有可能误导评估。另一个原因是DSM诊断标准中提出,在诊断幼儿行为时,应与正常发展儿童的行为对比,并且要确定症状行为比正常行为出现的频率更高,性质也更严重,才能确定儿童患有ADHD。但这一点用于诊断儿童的ADHD时非常模糊,特别是学龄儿童。最近几年,被诊断为ADHD儿童的数量急剧增加,这就引发一个了问题:什么行为才算是正常发展的行为。
首选治疗师的特征(www.chuimin.cn)
儿童过度活跃行为常常会影响治疗联盟,正如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因此,治疗师必须要冷静且有耐心,避免进一步激发ADHD患者的这种兴奋行为。ADHD患者的情绪如果任意发泄,就会产生移情和反移情。为了更有效地治疗,治疗师必须明确自己的情绪问题,并要与患者的情绪问题区分开。
ADHD儿童患者在与人交往时常常会体验到消极情绪,特别是在与成人交往时更为如此,进而会导致他们的冲动行为和反抗行为,所以,儿童与治疗师建立信任关系并接纳这种治疗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通过结构化的治疗设置能够促进治疗的进展,而在这种结构化的设置中,治疗师应该设定清晰的时间以及安全界限。
与ADHD患者工作时,治疗师必须掌握ADHD相关的的神经病学以及遗传学知识。同时治疗师也应该对父母进行培训,让其了解ADHD,并且需要跟参与治疗的相关人员合作,比如老师、医生以及家庭成员。治疗师应该既能自如地运用行为管理策略,又能明确治疗设置和加强实施的界限;同时,治疗师还应该能够灵活地调整治疗方法,从而适应儿童个性化的需要。治疗师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儿童发展标准,从而能够帮助他通过对比来了解儿童的问题和儿童的行为是否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了进步。
干预策略
“多元化治疗策略”是治疗ADHD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兴奋剂治疗(药物治疗)、父母训练与咨询和目标行为课堂干预。对儿童进行的家庭咨询、儿童个体咨询(主要强调社交技能训练或者其他具体的需求)以及父母参与的支持性团体都是有效的辅助性治疗方法,这些能够满足家庭个性化的需求。多元化治疗策略的每种策略都会在后面部分进行简单阐述,而其他信息将会在瓦解性精神障碍中进行描述,并且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也会进行论述。
与ADHD儿童患者工作的治疗师主要靠行为疗法来减少儿童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用于ADHD患者的行为疗法的主要依据是操作性条件反射,通过正强化来塑造儿童的行为。ADHD患者更多表现出来的是行为问题,而不是认知或者技能问题,因此,在治疗中最常采用的方法是让儿童展示自己的认知,从而来增强儿童的注意以及动机水平。为了使治疗更有效,这种干预措施必须应用到儿童所有的生活环境中,比如学校、家庭以及治疗室,并且要坚持数月甚至数年(Smith et al.,2006)。这种治疗方式需要时间以及资源的支持,也需要对儿童进行教育、练习、鼓励、强化以及监控,同时还需要父母以及老师的配合。
1.父母管理培训
ADHD儿童患者的消极行为常常会破坏家庭体系,因此对儿童进行治疗时,也应包括父母管理培训,从而能够缓解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冲突。父母管理培训能够减轻父母的压力,增强父母的控制感以及自尊。同时这也是一项有效的预防措施,能够预防ADHD症状恶化而向共病障碍发展,如对立违抗性障碍(ODD)或者品行障碍(CD)(Anastopoulos&Farley,2003;Smith et al.,2006)。父母培训(PT)的类型非常多,一般都需要进行8~12次培训,适合4~12岁的儿童患者父母。
尽管父母培训的类型非常多,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帮助父母了解ADHD、提升社会胜任行为的意识并给予鼓励、培训自我评价策略、模仿良好的交往技能、提供持续性的奖赏以及后果惩罚(Anastopoulos&Farley,2003;Barkley,2006;Smith et al.,2006)。
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法之一是由Barkley创立的(Smith et al.,2006),这种方法通过培训父母与儿童沟通的方式及内容,从而使父母能最有效地处理儿童执行功能的缺陷。这种方法还包括帮助父母识别ADHD儿童患者如何发展成为对立违抗性障碍。Barkley为父母创立了一种应急管理技术培训,用于预防儿童向对立违抗性障碍发展。
由于每个患者的障碍发展阶段不同,父母管理培训对许多青少年患者并没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患者,治疗师需要调整治疗方法,比如采用问题解决或者亲子互动培训方式(Zisser&Eyberg,2010)。
2.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策略
父母、教师、学校咨询师以及治疗师之间进行持续而定期的沟通是多元化治疗策略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儿童取得进步的行为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加强。ADHD儿童患者在学校常常能够获得额外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通过与学校和家庭合作能够有效地促进治疗。在课堂环境下,原本要求学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安静而专注地坐在椅子上,但ADHD儿童患者却在课堂里往往出现破坏性行为。课堂干预一般采用行为技术,通常要求教师对儿童患者选择性地注意、忽视他们不恰当的行为、设定明确的规则、对儿童的进步进行奖励、记录儿童每天的进步、增加过渡时间以及安排适合儿童注意水平和能力水平的学业任务。对70个独立的学校干预项目的效果进行元分析的结果表明,课堂干预以及学业干预能够改善ADHD患者的表现以及行为,如果同时进行应急管理策略和同伴助教方式,将会取得最大的进步(Smith et al.,2006)。有效的应急管理策略应该包括代币奖励,不仅包括个体形式的,还应该包括全班群体形式的。
3.个体治疗
个体治疗有利于帮助患者应对学业压力、社交压力以及家庭压力。咨询师在工作时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备自信、共情、灵活、韧性以及不评价特征的榜样,儿童患者通过与治疗师的互动模仿,将这些特征转化为自己应对技能的一部分。治疗计划应该能够满足儿童个体需要并解决儿童低自尊、挫败感、沮丧、压力、共病的焦虑症以及心境障碍等问题。
个体治疗主要帮助患者改善沟通技能、识别非语言信息以及塑造适宜的行为。这种治疗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ADHD儿童患者社交技能的发展。
由于儿童和青少年ADHD患者在执行功能上存在缺陷,所以对他们进行学习技能培训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技能能够提高他们的日常行为,比如时间管理、控制愤怒、控制冲动以及通过自我说服的方法将消极信息转化为积极信息等。但对“社交技能训练”进行的研究却呈现出不同的结果(Smith et al.,2006),研究中的很多变量都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产生,比如ADHD的类型、并发状况、家长与教师的评价以及是否出现对立违抗性障碍等。Smith和其同事通过研究表明,将患有ADHD、对立违抗性障碍以及品行障碍的儿童一起治疗,将会恶化他们的消极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因此,并不推荐ADHD患者采取团体治疗方式。
4.药物治疗管理
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ADHD儿童患者使用药物治疗,但单独的药物治疗并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甚至某些儿童忌用药物治疗。研究指出,如果在ADHD治疗过程中,停用药物治疗或行为疗法,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退回到治疗前的水平(Greenhill&Ford,2002)。因为这样做会给患者带来焦虑,所以兴奋性药物不适合一些共病障碍的治疗,比如焦虑症、儿童期双相障碍,如果要使用这种药物、一定要经过慎重的考虑。
自1989年以来,使用精神兴奋性药物的ADHD患者增加了五倍(Greenhill&Ford,2002),并且精神兴奋性药物也成了大量研究的焦点。Smith和其同事(2006)认为对于ADHD症状兴奋性药物治疗是目前研究最充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最近的研究认为,集中性的行为疗法结合精神兴奋性药物治疗能较好地提高治疗效果。
多元化治疗策略(MTA)的研究、1998年国立卫生研究院(NTH)的总结性报告以及《麦克马斯特的证据——ADHD治疗的概述》提供了有关兴奋剂对ADHD症状治疗效果的令人信服的研究(Greenhill&Ford,2002)。接近200项有关精神兴奋剂(如利他林、安非他明或匹莫林)的研究表明,70%的患者对精神兴奋剂反应良好,相比之下,只有13%的患者对安慰剂反应良好(Greenhill&Ford,2002)。
这些有效的药物是通过刺激神经化学物质的产生,从而促进大脑功能。人们普遍误认为ADHD儿童过度敏感或过度细心,但是与此相反,有关神经发育的研究表明,ADHD患者其实是大脑唤醒水平低的问题。被建议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85%以上的人都被给开了利他林精神兴奋剂(Greenhill&Ford,2002)。利他林使用率最高,其次是左旋安非他命(迪西卷),再次是苯异妥因(匹莫林)。大约有80%的患者对这些药物当中的一种有良好反应(Greenhill&Ford,2002)。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3年证明了盐酸托莫西汀(择思达)对ADHD儿童以及成人患者都是有效的(Smith et al.,2006)。择思达并不是一种兴奋剂,因此也不存在药物滥用的危险。其他非兴奋剂有时也会用在ADHD患者身上,比如,三环抗抑郁药、丁螺环酮(布斯帕)、丁氨苯丙酮(安非他酮)以及抗高血压药物氯压定(可乐宁)和氯苯乙胍(胍法辛)。这些用于儿童患者身上的药物的安全性以及功效目前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
治疗师可能需要密切关注来访者对药物的反应,并及时与开处方的医生联系。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进行一些额外的研究,因为目前对药物治疗的成功尚未确定标准。有的人认为只要儿童ADHD的症状减少25%就算成功了,而有的人认为只有儿童在课堂上不再出现破坏行为才能停止使用药物。康纳斯教师等级量表的简版可用于测量儿童行为是否得到充分的改善。
兴奋剂治疗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并被证明是安全的。但是,目前并没有对儿童服用兴奋剂一年后的长期影响进行相关研究(Rapport&Moffitt,2002)。兴奋剂治疗ADHD产生的最为常见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患者失眠以及食欲下降。其他负面影响还包括腹痛、头痛以及头晕(Smith et al.,2006)。同时,药物治疗还会抑制儿童的身体发育,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更为如此。但如果停止使用药物,则很少再继续抑制儿童的身体发育,并且一般情况下,这种抑制会停止(Greenhill&Ford,2002)。不到1%的儿童会出现发声性抽动以及运动性抽动。如果ADHD患者曾经有过抽动障碍,那么使用药物治疗ADHD症状是不恰当的。兴奋剂对儿童和青少年具有同样的效用(Smith et al.,2006)。很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对学步儿童以及学龄前儿童服用精神兴奋剂效果的相关研究,并且对年幼儿童使用兴奋剂是否能促进其形成适宜行为一直都存在争议。
并不是所有的ADHD儿童患者对药物都有良好的反应。目前有迹象表明,如果儿童同时患有焦虑症,那么他们对利他林这种药物反应普遍不好,并且会出现更多的负面影响。Greenhill和Ford(2002)认为,如果儿童焦虑水平低、障碍不严重以及智商高,那么具有这类特征的儿童对药物反应良好。是否选择药物治疗取决于症状的严重程度、父母与儿童的选择及能力、家庭与学校处理儿童障碍的方法以及其他治疗形式的成功与否。
5.其他干预策略
其他治疗方法,包括社交技能训练、家庭治疗以及团体支持,这是多模式治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没有实践证明哪一种方法可以单独作为治疗ADHD的最佳方法,但这些方法都可以作为多模式治疗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而且在治疗时,可依据每个孩子和家庭的具体需求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法。
社交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社交技能训练项目通过训练儿童的行为来改善人际关系。该项目所训练的技能包括明确个人的空间、开始并维持谈话、设定界限、接受赞美并赞美他人。有关社交技能训练的研究是与其他研究相混合的,但这种方法是多模式治疗策略中有效的一部分。
家庭的支持性团体:许多在线的支持性团体都能提供大量的资料,并给家庭提供支持,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学会(www.chadd.org)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会(ADDA;www.add.org)。
预后
整合性疗法依然是ADHD儿童公认的治疗方法(Barkley,2006;Hinshaw et al.,2007)。较早期的研究表明,精神兴奋性药物作为多元模式治疗策略的一部分对于治疗是有益的(多元模式治疗策略包括父母及教师训练)(Carr,2009;Hinshaw et al.,2007)。
将来对于ADHD的研究需要致力于导致ADHD的生物、心理以及环境因素。早期干预方式强调预防、培养恢复能力以及父母与教师的培训,以此来减少儿童的冲动、对抗行为,让他们意识到环境中的社会性线索。研究表明在儿童症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早期干预措施能够改变ADHD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更少的ADHD儿童朝向破坏性行为障碍发展。破坏性行为障碍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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